合起群沙也能变岩石
罗志群、邓金娣雕像
１９２５年５月的香港，正是台风欲来的季节。一个垂着两条小辫子，穿着蓝底白花衣裤的小姑娘罗大妹，正拉着她的哥哥罗福在街上走着，他们一面走，一面两边看，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显得又好奇又兴奋。
是这个小姑娘爱玩吗？还是这个小伙子好逛街呢？都不是！罗福是个海员，一年到头四海为家，走遍了半个地球，他才想在家里歇歇呢。而这位小妹妹，别瞧她才１３岁，已经像一个大人那样，挑水，煮饭，劈柴，缝衣服，天天都干着大人的活，还有什么心思去逛街呢。可是，每到哥哥回家，她却非要拉哥哥到街上不可。这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哥哥是她的老师，大街便是她的学校，每个店铺的招牌横额，每条柱子上的红色大字，都是她的课本。瞧，那个“乐心大茶楼”，不是她难得上一次的地方吗？“宝芝斋”，爸爸从海上生病回来，她不是经常给他在这个药铺捡药吗？“源泰押”，家里揭不起锅的时候，妈妈会带着她，拿衣服去押当一元几角的。
读着这些招牌，望着那好学的妹妹，想起了往事，哥哥不免摇摇头，皱皱眉，还暗暗叹着气哩。可是，当他拉着妹妹的手，转过德辅道中，走了十来间店子，他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了。他指着高楼上挂着的一个招牌，说：“大妹，考考你，这个招牌你能念出来吗？”
大妹抬头看了一下，便说：“能！这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对吗？”
“对！对！”罗福点着头说，“大妹，你只认识这招牌上的字，可不知道这个招牌的来历啊！”
罗大妹温柔地望着她的哥哥。罗福就兴致勃勃地给她讲了这招牌的故事。他说：“大妹啊，我们的爸爸是海员，我和你二哥都是海员，天天在海上行船。行船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船能行了，才能够在世界上把人从这里送到那里，把货物从这边运到那边。全世界的船上差不多都有中国海员。流血流汗都是我们中国海员。可是我们是最给人家看不起的，人家讥笑我们是水鸭子。但是我们这些水鸭子都给洋老板挣上百万家财呢。”
听到这里，罗大妹的眼睛红了起来。这个海员家庭的女儿，对海员特别亲切。连她身上穿的衣服选的也是像海水般蔚蓝像波浪般洁白的颜色。她想，可不是吗？我的爸爸在外国邮船上做了一辈子，不也是落得个贫病交加，死后没有分文，连自己的女儿想读书也没办法吗？
罗福这时却不叹气，不悲哀，还在一个劲地说下去：“大妹啊，时势不同了。以前我们海员只会各顾各，各顾各是顾不来的。只有联合起来，齐心合力，办好工会，以后，说起话也响亮些呢。三年前，我们就是这样把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会一成立，我们向资本家讲道理，提出要求，不许虐待工人，不许歧视中国工人。这样一来，资本家发怒了。他们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还勾结政府来镇压我们。我们挂上了工会的招牌，香港政府就派人来把我们的招牌拆了下来，要取缔我们的工会，还抓了我们的人呢。”
罗大妹一想到香港那些差人们：英国的、印度的……身材高大，凶神恶煞，耀武扬威，可真怕人呀！她连忙用手捂住了脸，嘴里叫着：“哎呦！哎呦！”
罗福笑了：“大妹，别给吓唬的那个样子。他们有钱有势有洋枪，我们也有一样犀利的武器呢。他们再凶也得靠我们双手做工，我们一罢工，船就寸步难行啊！这样，我们就实行罢工，开船的不开船，干活的不干活。连邮政、运输、银行、酒店、茶楼的工人都支持我们。大家一条心，都罢了工，不管政府、资本家怎样威逼利诱，就是坚持不开工。一直坚持了５６天，香港政府实在扛不住了，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们说：‘只要你们开工，你们提的条件，我们可以考虑，你们被抓了的人，我们可以放回去。我们拆下来的招牌给你们拿回去就是了。’”
说到这里，“啪”，不知是谁在罗大妹的背上打了一下，喊着说：“咱们海员那么威风的事，怎么不等我来就先讲了！”罗大妹头也不回便知道说话的是邓金娣。她的爸爸也是个海员，几年前才死去的。这女孩子比罗大妹只大两岁，却高出了半个头，瘦削的脸儿，剑眉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翘着的嘴唇，说起话来一阵风。和罗大妹的圆脸庞、温柔的杏眼、薄薄的嘴唇，以及那不紧不慢的语调，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大妹笑着反问她：“你怎么知道我以后不告诉你呢？”
邓金娣说：“谁等得你告诉？我跟在后面什么都听清楚了。你听得那么入神，才没有发现我。”她又在罗福的肩头拍了一下，说，“真够威风啊！”
罗福却笑着说：“这还算威风？更威风的还在后面呢。咱们海员对这些洋人说：说得那么轻巧！招牌你们从哪里拿下来的，就在哪里挂上去！招牌代表着我们海员工人，我们烧了大串炮仗，敲锣打鼓才挂上去的。你们拆除我们的招牌，就是侮辱了我们海员工人。你们要挂回招牌，也得烧炮仗，好好赔礼！”
罗大妹说：“那他们真的这样听话吗？”
罗福说：“这是复工条件，不答应我们就继续罢工呗。”他眉飞色舞地说，“哎呀，你们没有看见那一天！那英国总督亲自来主持挂牌典礼，两个英国帮办把招牌弄上去，一个帮办亲自把几丈长的炮仗点燃，那串炮仗从四楼垂到地上呢。街头挤满了人看热闹，除夕逛花市都没那架势，不但我们海员工人出了气，我们中国人都吐气扬眉啊！”
罗大妹和邓金娣的眼睛也跟着罗福的眼光，深情而又自豪地望着四楼上那个招牌。邓金娣拍着手说：“外国人常常笑我们一盘散沙，合起群来沙子都变成了岩石，变成了金呢。”
罗大妹却低着头深思说：“大哥，我们胜利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家里还是那么穷，你和二哥在船上还要受洋鬼子的气呢？”
这一问可把罗福问住了，刚才的兴致突然减低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只得叹了一口气说：“资本家、帝国主义说话常常不算数的。船开了，人复了工，他们就逐渐赖账了。唉！谁叫我们是个弱国，人又不齐心！要不，香港也不会落到英国人手上了。我们国家好像一块肥肉，帝国主义见了都要流口水，我们再不争气，他们就会瓜分了我们。所以，孙中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唉！跟你们这些小妹仔说有什么用啊！”
邓金娣听了，那一双圆圆的眼睛气得睁得更大更圆，气呼呼的。那罗大妹却有板有眼地瞪着哥哥说：“大哥，怎么左一句小妹仔，右一句小妹仔，小妹仔就是那么没有用？你是海员的儿子，我们也是海员的女儿呀。”
我有自己的名字——罗志群
一号风球还高高地挂在那里，台风三天还没有到来。
可是，悬在香港上空的更厉害的风暴却到来了。
这年５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打伤了工人十多名，激起了中国群众的愤怒。工人、学生和市民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５月３０日，当示威队伍走过公共租界的时候，英国巡捕房的兵士向他们开了枪，打死了１３人，还抓了十几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之后，上海全市工人罢了工，学生停课，商人罢市，很多人走上街头演讲，唤起市民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惩治凶手，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英帝国主义不顾群众反对，又悍然在南京路上向群众开枪，造成了更大的流血事件。帝国主义这些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卅运动”的浪潮一时席卷全国。香港也卷进这爱国的浪潮里了。
罗大妹和邓金娣，天天都请罗福给她们念报纸，听听事态的发展。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简称海员工会，带头和各工会向香港政府提出要求，支持上海罢工工人、要求政治平等和法律自由。但是香港政府态度强硬，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还禁止开会，拘捕工人。最后，罗福告诉罗大妹和邓金娣，工人决定罢工，不给香港政府干活了。
邓金娣说：“不干活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吃饭问题怎么办？”
罗福说：“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支持我们罢工工人。我们工人都回广州去。香港没有工人，连垃圾都没人倒，就会变成死港和臭港的。”
罗大妹说：“哥！我们是海员家属，罢工我们就最先回广州去。”
果然，省港大罢工就在６月１９日宣布开始了。罢工，像１２级台风，突然降临香港了。
这一天，海上波平如镜。本来这里是船只穿梭、货运频繁的海港。如今，每艘船都定住不动。只有那只来往广州、香港的泰山船，却挤满了乘客，把甲板也站满了。这都是要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啊。
这里面，就有罗大妹和邓金娣两家人。邓金娣高兴得拍起手来说：“罗大哥的话不错，我们工人合起群来力量大。这些船都给我们定身法定在那里了！”
罗大妹说：“可不是，英国也合群，日本打了我们英国就帮凶，可是他们怎么合群也敌不上我们人多又会做工呢。”
罗福听着她们说话，微微笑着说：“大妹，我们工人才叫合群，因为我们光明正大，互爱互助。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只能讲勾结，因为他们是自私龌龊、耍弄阴谋的。不过，帝国主义归帝国主义，人民归人民。帝国主义欺负我们，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都支持我们。我们收到电报，前天日本皇后船到了神户，中国海员上了岸实行罢工，日本的海员开会欢迎我们呢。”
泰山船是外国投资的船。船上的高级船员——大副和二副都是英国人。他们也在甲板上，中国话句句都听得懂。他们平常也向中国船员耀武扬威，这时，却闷声不响地在一面侧着头向他们凝视，一面侧着耳朵听他们说话。
汽笛嘟嘟响，白浪两边翻，轮船开行了。
邓金娣说：“罗大哥，等会儿船到了广州，我们该怎么样呢？”
罗福还没有回答，一个海员就豪迈地说：“唱个革命的歌曲呗。如今广州是革命的摇篮，孩子都会唱革命歌曲。我们一上岸，人家一定用革命歌曲来欢迎我们，我们就得唱首革命歌曲来回答呀。”
又是谁在说：“我们不会唱，谁来教一个？”
罗福站起来说：“我来！就唱个国民革命歌吧，我刚学会的。”
罗福站起来指挥，全体都高声唱起来：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罗大妹和邓金娣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场面，从没有这样纵声歌唱过。大家唱啊唱啊，那雄壮的歌声把船上的马达声、海上的波涛声都盖过了。一群爱追逐风浪的海鸥，展开了白色的翅膀，在轮船上空兜着圈子，上下滑翔，久久舍不得离开。
船到广州，靠岸了。那两个蓝眼睛、红胡子的大副和二副又到甲板上来，望着这一群人，望着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姑娘和她们身旁的指挥者——罗福哥哥，用不太纯熟的广东话说：“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罗福也有板有眼地回答：“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不出大家所料，革命激情洋溢的广州，正用轰轰烈烈的歌声、红红绿绿的标语迎接他们。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他们准备了宿舍，并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在报到处，一个青年学生给家属们填表。谁都知道，海员家庭的妇女和孩子，许多都是失学，不识字的。
那青年学生问：“你叫什么？”
邓金娣说：“我叫邓金娣，真金不怕红炉火的金。”然后，她又说，“我会写，我自己来。”她拿起了铅笔，小心翼翼地写下她最会写的三个字。
写过了，她把表格推到罗大妹面前，说：“大妹，到你了。”大妹是她的互助互教的同学。她的名字，也是她最会写的三个字哟。
罗大妹接过了纸，接过了铅笔，又把铅笔含在嘴里，然后，才写了一个“罗”字，又重新把铅笔含在嘴里，眨着眼睛，没下笔。
罗福说：“大妹，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吧。”
邓金娣在旁边嘻嘻的笑着：“我怕大妹乐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呢。”
罗大妹抬起头，望望邓金娣，又望望哥哥，说：“不，我不叫大妹，叫志群啦。志向的志，合群的群。哥哥，你给我写吧。”
至此，罗大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罗志群。
罗福说：“好名字！”他拿起笔来写了。罗志群全神贯注地望着，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能读书学习，好幸福啊
在广州，革命的日子真红火。罗志群的二哥哥罗基也罢工回来了。他是在另一条船上工作，到了地中海，接到了罢工的消息就回来的。罗家兄弟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大哥罗福到了农民讲习所当学员，二哥罗基参加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模范队。两个人离开宿舍，参加训练，去时是普通工人，回来时俨然是革命军人，穿上了灰色或黄色的军装，还打上脚绑，可神气呢。
罗志群问大哥干的什么，大哥说：农民讲习所讲革命的道理，毕了业他就要到农衬去，宣传革命道理，打倒土豪劣绅，让农民过好的生活。
罗志群问二哥干的什么，二哥说：现在工人罢工，封锁香港，抵制英国货，但是有些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的中国人就破坏罢工，一方面偷运粮食接济香港，一方面又偷运仇货（英国货）到国内，当纠察队的就是要维持秩序，缉拿私货和逮捕走狗的。
罗志群觉得斗争复杂起来了，许多人都盼望革命，大家过好的生活，可又有那么多的坏蛋，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来破坏革命。她多渴望自己也能当上一个女兵像大哥一样去打土豪劣绅，像二哥那样去追捕工贼和走狗啊！有一天，大哥放假回家，她偷偷地把大哥的脚绑拿来缠在脚上，被大哥发现了，她脸上一红，可是态度却很坚毅，说：“哥哥，我像不像一个女兵？难道我不能像一个兵那样，给大家做事吗？”
罗福并没有取笑她，却严肃地对她说：“妹妹呀，我们这次大罢工是中国共产领导的。党领导所有的人干革命。男的可以做革命工作，女的也可以做革命工作。大人可以做革命工作，小孩子一样可以做革命工作。我听见过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邓中夏同志说过，也在农民讲习所听许多老师讲过，革命是为了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后代，要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话今天我们听起来还寻常，可是当时，劳动人民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在苦水里泡大的罗志群听起来就比吃蜜糖还甜啊！
罗志群对她哥哥说：“哥，这我知道，我们现在住的是罢工工人宿舍，天天拿着饭票就去吃饭，我吃到嘴里心也不安啊。”
罗福说：“你要做事，事情多着哩。难道人人都得打脚绑、打鬼枪才算革命吗？你听共青团哥哥姊姊的话，一定有事干的。”
罗志群和邓金娣找到管理宿舍的共青团哥哥，问他该做些什么事。共青团哥哥说：“大家都住在宿舍，帮忙把宿舍里的孩子都组织起来，管理公共秩序和搞好卫生清洁吧。”
那时，罢工工人宿舍天天人来人往，常常是乱哄哄的。罗志群和邓金娣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之后，垃圾有人倒，桌椅有人抹。吃饭之前，桌子椅子放好，饭菜摆好，人们吃得多舒服啊！
罗志群和邓金娣把宿舍当自己的家一样，把工人家属当自己的亲人。哪个人病了，她们把饭菜特别弄好，送到宿舍去。哪个人的衣服破了，她们就给缝缝补补。她们成为大家疼爱的好女儿。
邓金娣的妈妈没有在工人宿舍住。她带着小儿子住在外面，找了一份缝衣的工作。她很想邓金娣回去帮帮她，多赚几个钱，常常叫弟弟来催金娣回去。催了几次，妈妈气了，叫弟弟问她：“到底这个家你要不要？”邓金娣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要！可那是小小的家，罢工工人宿舍才是大的家，它是我们劳动阶级和他们第二代的家！”
看来，这个大家庭真的对她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有一天，共青团哥哥对她们说：“来，罗志群和邓金娣，把小伙伴们带到一个地方来，保管你们都喜欢这个地方。”
罗志群和邓金娣带领孩子们集了队。跟着共青团哥哥走，到了一座小楼上。共青团哥哥说：“这是工会给我们安排的海员工人子弟学校。”他提高了嗓子，感情充沛地说：“同学们，我们工人流血流汗给别人创造了乐园，建筑了学校，但是工人自己的孩子们却被排挤在学校大门外，成了文盲，成了没知识的人。现在工会给我们设立了学校。白天，我们细佬哥在这个学校读书，晚上，大人到这里读书。这叫‘大佬哥和细佬哥一起学习’。从今天起，大家都是小学生了。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过细佬哥的生活呀。”
邓金娣紧紧地握着罗志群的手。她们亲如姊妹，同甘共苦了许多年，都快踏入少女的阶段了，可是，什么时候过过细佬哥的生活！读书，简直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这是一个狭小的课堂，设备十分简陋，椅子和书桌都不够用。邓金娣便对罗志群说：“志群，我们两人共用一张书桌，共用一本书吧，够了，够了！”
孩子们都坐好了，听共青团哥哥给他们上课。这些课真好，不但教识字，还教了许多从来没听过的道理：社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邓金娣和罗志群如饥似渴地听着课，真恨不得一口气把课本上的知识都啃下去。可是，叮当叮当铃声响了，要下课了。共青团哥哥对大家说：“大家出去做体操，锻炼身体吧。”
共青团哥哥教他们跑步、跳高，就像真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一样。原来，过孩子生活是那么愉快的。不过，他们的设备也像他们的课室一样，还不够格，简直连一点运动器材也没有。共青团哥哥领导着他们挖松了泥土，挑来了细沙，做好了一个沙池。造好了沙池没有跳高的木架。两个共青团哥哥面对面站着，分开拿着竹竿，让同学们跳过竹竿，跳高一点，举高一点。孩子们鼓足劲儿跳，跳过了，大家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摔倒了，自己也乐得哈哈大笑。
童年，可爱的童年，突然像燃烧着的炮仗一样，一下子在孩子们的心里开了花，乒乒乓乓响起来了。
邓金娣长得最高，跳得也最高。可是，不知怎的，比她矮三寸的罗志群也跳过了同样的高度，博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其实，邓金娣和罗志群过的是孩子的生活，可是她们的思想，却跃过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是不能用尺寸去衡量的。她们体会到的不只是童年的幸福，而是党和群众对第二代的深爱啊！
我们是将来的花
正当罗志群、邓金娣和工人子弟们在子弟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个青年人来到他们中间。这青年人名叫杨善集。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担任着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他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关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比童话还好听。他说：“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他们组织了少年先锋队（他把他们说成了童子军），佩着红领巾，打着小铜鼓，唱着队歌，常常给人家做好事，受人家称赞呢。”
罗志群说：“我们也可以学他们吗？”
杨善集同志说：“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先在海员子弟学校组织起来。大家都是劳动阶级的孩子，我们就叫作劳动童子团吧。我们也可以像苏联的孩子那样，打着小铜鼓，唱着歌出操。我就给你们写一首歌词。这首歌叫巴拉半之歌，因为，苏联叫铜鼓作巴拉半的呀。”
下面就是巴拉半之歌的歌词。
围着红领巾，
敲着巴拉半，
一！二！三！
敲响些，巴拉半！
—！二！三！
敲响些，巴拉半！
莫斯科童子军的铜鼓声，
莫斯科童子军的歌唱声，
吹过了海参崴，
吹到了广州城。
他们名叫童子军，
我们名叫童子团，
大家都是新世界的主人。
他们唱：
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永远预备好了。
我们是劳农的婴儿，
我们是将来的花，
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
同志们，
我们也来一齐大声唱。
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永远地预备好了。
我们是劳农的婴儿。
我们是将来的花。
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
孩子们当时还没有铜鼓呢。大家把洗脸盆和铜盆都拿出来，敲得叮叮当当响。这是多美的歌，多鼓舞人心的歌！罗志群又一次和邓金娣手握手。哎呦，要做将来的花，要做新世界的主人，这责任有多大，多光荣啊。
这样，劳动童子团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了。从海员工会再到金属工会、同德工会、广州洋务工会，许多工会也纷纷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了。工会还给孩子们做了统一的服装、红领巾、白衬衣或蓝衬衣和蓝短裤，衬衣上面缝着红色的“准备”两个字。
广州那时集队游行特别多，每到开什么纪念大会，或是游行示威的时候，走在队伍最前列的就是劳动童子团，然后才是学生军、工人和其他群众。劳动童子团一个个服装整齐，精神抖擞，拿着木棍像拿着枪的战士一样，威风凛凛。酷热的太阳在头上照着，他们不叫一声苦，淋漓的大雨洒在身上，他们连头都不低一低，唱着歌儿，敲着铜鼓，群众看见了，都竖起了大拇指说：“这真是我们英雄的第二代！有这样的第二代，中国有希望了！”
“四大金刚”中有我俩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劳动童子团参加了欢送北伐大军的队伍。罗志群回到宿舍里，气还没有喘过来。共青团哥哥把一包东西交给她。罗志群拆开一看，原来是大哥的脚绑。共青团哥哥沉痛地告诉她，这是大哥留给她的。大哥出发到农村宣传，给地主武装杀害了，永远不能再用这双脚绑了。
失去了哥哥，罗志群的心像撕碎了似的悲痛，和邓金娣一起抱头痛哭。可是她一想，为什么就这样脆弱呢？童子团的呼号不是“永远地预备着”吗？自己预备要做的工作还多呢。她要求共青团给她更多的工作干。哥哥是为宣传革命道理、解放群众而牺牲的。她自己也要努力向群众宣传，争取人人拥护革命。邓金娣也鼓励她积极地干，并且和她一起干。起初，她在群众面前说话还有点腼腆，后来，加强学习，就越来越理直气壮了。不久，她和邓金娣都被吸收到共青团里。而她们两人，又是广卅最出色的宣传员，是当时有名的宣传员“四大金刚”中的两个。
邓金娣的妈妈看见她的女儿出头露面去宣传，怕她受到反革命势力的迫害，便不断地叫弟弟催她回家。催一次，金娣拒绝一次，最后，妈妈着急了，和弟弟说，姐姐不回家，你就拼死拼活地硬拉她。弟弟听了妈妈的话，缠住他姐姐不放。邓金娣也气了，把她弟弟痛揍一顿，一面揍，一面说：“告诉妈，再别来纠缠我，难道她想我也像她那样，一辈子给别人做奴隶吗？”说着说着，她倒先哭了。弟弟也感动得流了泪，以后再不缠她了。
一年间，她们俩长大了，成为共青团员了，可是她们还没有脱离劳动童子团，而且是劳动童子团的积极分子。不久，共青团组织了劳动童子团的小领袖班，“领袖”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干部，她们都参加了训练班，地址就在一德路。
在领袖训练班里，小领袖们接受了严格而又有趣的训练，学习军事操练，学习打旗语，学习救护伤员。到领袖班结束了，罗志群和邓金娣把劳动童子团带到山上去军事野营，她们已经不只是一个体操教练，而且会做政治报告，既像队干部，又像辅导员了。
她们让孩子们尽量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他们在火车上、轮渡上推销当时的革命刊物：向导、红旗、新青年、政治周刊等。
她们又是最有力的推销员，每次她们动员人家捐钱支持罢工工人、支持北伐，态度那么真诚，语言那么动听，人们都热烈地把钱捐出来。
罗志群还会演戏。她常常参加演剧队，到街头演出，向群众宣传。
只是向城市群众宣传，罗志群感到还不够。她还要继承她哥哥的工作，到农村去宣传。可是怎么去法呢？有一次，有一个粤剧班要坐红船下乡演出了。罗志群恳求他们说：“请你们带我下乡去吧。我可以帮你们搬东西，做杂工。”
戏班的人问她：“那你会唱戏吗？”
她摇头说：“我不会唱戏，但是我会说话，我要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戏班把她带走了。每每到了戏班休息的时候，她就站出来对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罢工的正义性，吸引了许多人来倾听。
后来，人家知道她是谁，便说：“难怪她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原来是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呀。”
团结就是力量
劳动童子团的工作进展得很快。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海员工会劳动童子团正式成立，是广东省第一个正式命名的劳动童子团。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同志亲自主持了成立典礼。在这个成立大会上，海员工人给孩子和来宾们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工农之苦。罗志群参加了演出。她不但说得比唱得好，演得又比唱得更动人。爸爸苦难的一生和哥哥光荣的血，使她懂得工农之苦在哪里。
海员工会劳动童子团成立之后，其他行业的工会和农会的劳动童子团也纷纷成立。党又发出了号召，要成立劳动童子团的联合会。
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９日，是孩子们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广州的一间规模很大、座位很多的戏院——太平戏院里，广东省劳动童子团联合会举行成立典礼。参加这个成立典礼的既有广州市的劳动童子团，又有来自农村的劳动童子团，既有孩子参加，又有关心孩子的大人参加，一共有３０００人之多。
在会场的标语上，替儿童提出了基本要求：
要求制定童工保护法和儿童保护法！
要求设学校免费读书！
要求设儿童游乐场！
反对厂主虐待童工！
反对打骂儿童！
这一天，中国共产广东区委会领导人亲自参加和主持了这个大会。苏兆征同志给孩子们亲切而又严肃地讲了话，勉励他们当好革命接班人。然后，两个劳动童子团团员把一块红纸包着的木招牌扛到主席台上，苏兆征同志把红纸揭开，露出了金光闪闪的“劳动童子团联合会”几个大字。马上，礼堂外响起了乒乒乓乓的炮仗声，而礼堂内，比炮仗声音还要大的，是人们春雷似的掌声。两年来，太平戏院开过多少次的集会，哪一个集会比得上这次这么热闹，这么激动人心啊！
在掌声中，在炮仗声中，罗志群、邓金娣和几十个童子团的小领袖，雄赳赳地排着队走到主席台上。中国共产广东区委的一位负责人陈延年同志，给他们一个个系上了红领巾。这几十个小领袖，庄严地握着拳头，高高在头上举起，对领导同志行了一个劳动童子团的队礼。握紧拳头，意思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高举过头，意思就是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敬过礼，罗志群转身面向台下，那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啊。一个个精神抖擞的童子团员，胸前红色的“准备”二字和新佩上的红领巾互相辉映，像一朵朵刚燃起的火苗一样。他们手里拿着小红旗，小红旗上写着不同的口号：“准备着！”、“向前进！”、“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勇往直前！”他们手摇着红旗，嘴里叫着口号。口号声此起彼落。
邓金娣望着眼睛充满泪水的罗志群，说：“志群，志群，你看这是多可爱的一大群啊！”
船上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一直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长的罢工。它把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它唤醒了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到了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为了集中力量北伐，罢工委员会采取了新的策略，自动结束罢工，解除对香港的封锁。
罢工结束了，革命仍在进行。在罢工中成立的劳动童子团的工作仍在进行，仍在发展，早已不止广东一省，南方革命的城乡，也都纷纷成立劳动童子团了。
罢工取消，一部分海员到船上复工。那艘泰山号船又航行于香港广州之间啦。可是，我们的海员如今已是吐气扬眉的工人了。他们决定在船上成立海员工会的泰山船支部。
可是，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还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想用暴力来压制新事物。当中国海员们在船上布置了一个小礼堂，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照片挂在墙上的时候，香港殖民当局派了一个英国帮办来，把那些照片通通拿走了。
但是，中国海员如今是不好欺负的啊！他们打电话到香港政治总署抗议，声明如不把照片拿回来，中国海员就全体罢工。那帮办是个死要面子的纸老虎，想偷偷摸摸交回船上。但是，海员吸取了海员大罢工时的经验，警告他说：“不要随便交回来，从哪里拿的，挂回哪里。”那帮办只好照办了。
为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海员工会决定，把成立仪式改在香港举行。还请海员工会派出劳动童子团参加成立大会，让香港的群众看看海员工人第二代是怎样的。
罗志群代表劳动童子团接受了这个任务。她在童子团里宣读了工会的决定，让大家讨论。劳动童子团团员好像得到了动员令一样，认真讨论，组织了队伍，选举了罗志群和邓金娣做队长，坚决完成任务。
１９２７年２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罗志群和邓金娣把４０名劳动童子团团员带上泰山轮，随船到香港。
踏上泰山船，总让罗志群想到他的哥哥罗福。离开时，他有信心地跟那个洋大副说过“后会有期”，现在，哥哥牺牲了，她和邓金娣都长大了，那洋大副该认不得她了吧？她耳畔还记得哥哥指挥、领唱的革命歌声。这歌声已成为许多人的心声了。她明天也还要唱的，可洋人怎知道这样的变化呢？
准备打倒帝国主义
罗志群和邓金娣处处都记着劳动童子团的光荣任务。她们一刻也不闲着。上船之后，连睡也不肯睡，帮着海员们布置会场，门窗擦得透明；人家送来的银盾、银牌和镜架都擦得锃亮；鲜花、锦旗摆得花团锦簇；五彩电灯挂满了船内船外。泰山轮从下水到现在，哪有过这样的庄严、华丽，哪一处不闪耀着劳动童子团的集体主义精神啊！
天亮了，泰山船在香港三角码头停泊。参加成立大会的来宾陆续到了。英国香港当局很不放心，派了十几个警察来，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站在码头上，挡住了来宾上船的路。
罗志群望着泰山船工会支部的方叔叔，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严肃地质问那警察头子说：“你们来干什么的？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开大会吗？”
那警察头子狡猾地说：“我们就是来保护你们开会的。”
方叔叔说：“要保护，那就请你们站在一边保护吧！不要妨碍我们的来宾，不要妨碍我们劳动童子团的表演。”
警察讪讪地站到一边去了。来宾便纷纷上船，人多上不了就站在码头上。乒乒乓乓爆竹响，支部成立大会开始，讲过话之后，劳动童子团的操演便开始了。
罗志群和邓金娣带领着４０多个儿童团团员。他们服装整齐，步伐一致，胸前飘着红领巾，脚上打着脚绑，威风凛凛的走到码头上去，背着滔滔海浪，面对踊跃的人群，开始了军事操演。个个动作准确，变化灵敏。香港有童子军，香港也有过童子军的检阅，可是，他们怎能比得上这一群出巢的小虎啊！不但来宾为他们鼓掌，过路的也停下来为他们喝彩。三角码头顿时变得人山人海。站在旁边的英国警察也看得目瞪口呆了。有一个警察走到罗志群面前，用不纯正的中国话问她说：“我认得中国字。你们胸前的‘准备’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罗志群淡淡地回答说：“是准备打倒欺负我们的帝国主义。先生，你认识中国字，可并没有认识中国人呀。”
那警察讨个没趣，耸耸肩，摊开手，又跑到一旁“保护”去了。
喋血街头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久，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挫折。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疯狂地屠杀共产人、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４月１５日，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也跟着对共产人员和共青团员下毒手。许多罢工工人宿舍被封闭了，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了。
罗志群和邓金娣离港回到了广州，像许多共产人员和共青团员一样，她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像掉了队的雁儿一样。
她们每天穿大街、过小巷，寻找她们认识的党员和团员，而她们遇见的却常常是被押赴刑场、即将就义的同志。整个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里。
这是个考验人的时刻。革命在危急关头，一个共青团员，一个劳动童子团团员，该怎么办呢？
她们时刻都在想着：
“亲爱的党啊，您授给了我们红领巾，您培养了我们成为劳动童子团，委托我们做党的好助手——共青团员。现在您有灾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她们牢牢记得最关心劳动童子团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劳动童子团顾问邓中夏的话：每一个工人都要参加到战线上来，就是７岁的童工和孩子都要参加斗争，勇敢地向敌人进攻。这不是党最需要他们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吗？
她们是党的宣传员，她们是有名的“四大金刚”中的两个。现在，不是党最需要向群众宣传的时候吗？
这两个好姊妹、好战友就买了笔，买了纸，写起标语和传单来，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嘴脸。
她们装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手里挽着藤书包，书包里放一本很厚的英文字典，字典里夹着标语和传单，没有人瞧见的时候，她们就把传单撒开，或是把标语贴起来。
有一次，她们走上大新公司最高的一层楼，装着来看戏的，趁人们看戏看得入神的时候，就把传单像雪片般散到街上。
到了第三天，她们分头在街头街尾散发传单。罗志群散发完了，拐弯便走，可是，她发觉邓金娣没有跟上来，她怕邓金娣给警察发现，便回头去找她，想掩护她，可是，连她自己也落到警察的手里了。
警察们毒打这两个女孩子，要她们说出党的秘密，她们坚决不屈服。这样，反动派就悍然将这两个女孩子“游刑”，沿街押着毒打来示众。
广州的群众都记得这一天，一批凶神恶煞般的军警，押着一个１５岁、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子，用棍子打，用枪杆撞。她们鲜血淋漓地走过大街。
罗志群高声说：“大街是我们的。我们要宣传啊。”
两个小宣传员一直不停地宣传革命道理，高呼革命口号。反动派打得她们满口鲜血。她们用带着鲜血的口来宣传。她们的鲜血洒满了大街。她们的声音震动着四面八方。
最后，到了“天字码头”，反动派认为这是人最拥挤的，是最好的示众的地方，就要在这里枪毙她们了。
两个小姑娘毫无畏惧，敌人的子弹都上膛了。突然，她们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力量，跳出去，把军警的枪推开，高声叫着：“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她们还继续宣传，继续喊口号。
军警们一时呆了，当他们醒悟过来，便疯狂地向这两个女孩子开枪。
罗志群中弹倒在邓金娣身旁；邓金娣的口号喊得更响了。罗志群中了弹又起来喊口号。丧心病狂的敌人竟用木柴塞了她的口再枪毙她。旁人记得，反动军队在她身上开了两排枪。
敌人以为是将她们示众，谁知反是把他们丑恶的嘴脸和残暴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暴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
她们惨死的消息传到湖南，当时，湖南正在举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同志沉痛地为她们的壮烈牺牲讲了话。大家还为她们开了控诉大会。当时，劳动童子团都激发了义愤，在湖南和湖北，更多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参加到武装斗争的行列。
罗志群、邓金娣，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代红领巾，她们英勇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屈不挠地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