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文学艺术
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和造型的艺术”，可简单概括为“语言艺术”。它不但可以形象地描绘出人物的肖像、衣饰、表情等外在的东西，还深层次地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心理活动等内在的东西。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文学是最富于表现力的一种艺术。
先秦文学
先秦寓言
先秦寓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它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只是作为著述论据存在的状况，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体裁；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关键作用。不少先秦寓言故事，实际上都是上古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拟人化手法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同上古神话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都存有明显的由神话改编的痕迹。另外，先秦寓言有具体形象描绘、有简单故事情节、有富于个性的对话，这些都直接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里记载的许多民间寓言故事，可谓汉魏之际杂事小说的胚芽，《庄子》里许多寓言记叙的鬼怪异事，实可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鼻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后代小说的兴起便是对先秦寓言的推陈出新。
先秦寓言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大约出现于同一时期，两者风格不同，却价值相当。它们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可谓双峰并峙，遥相媲美。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思想文化上，呈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里将“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诸家。诸子散文指的就是这些学者的语录、文章。
诸子的著述，不少已经失传，保存到现在的，主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诸子的著述在论说文的发展上都体现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水准。在文风上，它们各具特色。《论语》言简意深，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等语句，都是带有哲理性的格言警句。《墨子》文辞朴实而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如《公输》篇，从浅显的事例入手，运用类比、推理等手法论证自己的结论，使对方没有丝毫回避的余地，只能就范认输。《孟子》的特点是明白流畅而善辩，如《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在论辩中先撒下罗网，然后请君入瓮，接着穷追猛打，时擒时纵，处处先发制人。读来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庄子》汪洋恣肆，善于大量地运用寓言故事阐述事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论语》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是大圣人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录，由孔子的门徒和再传弟子所辑成。
《论语》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论语》是理论文的萌芽，又是语录体的典范。它在文章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首先，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许多形象生动、含义深刻的格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准确精炼，耐人寻味。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描写了子路等四人谈话的神态与内心世界；《微子》篇写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然的态度，都很具体生动。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有较大的影响。
南宋以后，《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必读课本。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学大师。由于时代的不同，孟子的思想和主张都比孔子更积极明朗，更富于战斗性。《孟子》就是记录孟子言行的著作。
《孟子》的文章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文体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文章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对于所厌恶的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揭露讽刺，如写齐宣王的虚伪：“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孟子讽刺的对象多为愚蠢贪心的统治者和虚伪的文人，辩论方法灵活多样，使讽刺的对象无法招架。其次，孟子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趣味盎然，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等，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使读者增强印象，加深理解。
《孟子》中大量的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另外，《孟子》的语言幽默风趣，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又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得多，尤其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唐宋以后的古文家，几乎无人不专心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散文家。名周，战国时宋国人。做过漆园吏，相传楚王用千金礼聘为相，遭他拒绝。他主张顺应自然，不与世争，逍遥无为于天地间，希望人类社会绝圣弃智，退回到清静的太古，并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
《庄子》的散文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论说文字真有“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感，常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匠石挥斤、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承蜩老人等。这些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这些想象奇特的寓言故事看上去似乎很怪诞，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庄子》的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在其寓言故事里，对人物声音笑貌、身份气概的描写，往往只有简单的几笔，但却十分鲜明生动。如《盗跖》中写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写孔子：“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人物的生动形象如在目前。后代的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颇受他的影响；诗人李白、陶渊明、嵇康、阮籍等也都受到庄子的很大影响。《庄子》散文的独特风格，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左传》
作为一部史书，《左传》对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对人们研究春秋时代的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左传》中表现出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对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暴露以及对殉葬制度的否定等，都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左传》更是一部杰作的文学作品。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都是描写战争的典范。这些战争，过程很复杂，历时也较长，但作者总能将战前的准备、谋划、部署，战斗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胜败的原因、人事的处理等叙述得有条有理，紧凑生动。战斗中一些小插曲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
《左传》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很生动。子产的善于辞令、敢做敢为；华元的懦弱无能、待人宽厚；子玉的骄横；公子弃疾的阴险；郑庄公的伪善，无不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左传》文字精炼有力，在叙事的过程中，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或该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僖公三十三年描写先轸的怒而忘形，成公二年描写高固的勇而过分，语言精炼，人物栩栩如生。
总之，《左传》无论在语言、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较大。
《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间的诗歌作品，共305篇，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编订成书。当时，人们称它为《诗》或《诗三百》，汉代统治者把它奉为经典，故称《诗经》。
《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风即“国风”，大都是从15个诸侯国采集来的民歌；雅是宴礼乐歌，大多是周王室及贵族作品；颂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天地的宗庙祭祀乐歌。在表现手法上，《诗经》全面运用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所谓赋，是用铺叙其事或用直接抒写的手法进行创作；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手法进行创作；兴是用托物起兴的手法进行创作。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诗经》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不仅如此，《诗经》的艺术技巧一直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学习典范，比如其常用的比拟、夸张、烘托、对比等修辞手法；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前句入韵后再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等主要押韵格式。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二千多年来，它一直流泽和灌溉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我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18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目前，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楚辞》
《楚辞》是在《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公元前4世纪诞生在我国南方的楚国。《楚辞》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楚地民歌、音乐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
《楚辞》的作者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伟大诗人之一，每年端午节，人们都要举行赛龙舟等活动纪念他。20世纪50年代，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人用血和泪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品德和遭遇，倾诉了他对楚国命运的关怀和坚持理想的决心。他在诗中驾起玉龙，乘上彩车，在月神、风神和太阳神的护卫下，神游天上，追求理想。屈原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全诗曲折变化，和谐完美，词章瑰丽，广泛运用比兴手法。诗人以香草象征自己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妒贤等等，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诗人驰骋想象，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与自然现象编织成瑰丽多彩、奇特无比的幻想境界，表现自己追求理想的精神，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特色，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古代的六艺
六艺之说有二：（一）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二）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也。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艺”为“艺能”之意，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书法；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
“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和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及学科的程度而教育有所别。“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六艺”服务于阶级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秦汉文学
乐府诗
乐府，本义是音乐机关。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汉武帝。乐府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乐工、谱曲、组织歌乐表演，并大量收集民歌、编写歌辞。乐府机关所收集、谱曲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也简称乐府。
汉代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及思想感情，其中有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如《病妇吟》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还有对残酷的战争和繁重的徭役的揭露，如《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描写一个老兵长期服兵役的苦难。也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抗议。
汉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点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宗旨所决定的。诗中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形式灵活多样。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描写，也有的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看到当时社会生活图画，它是汉代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一部国别史。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前460~前220）的史事。《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谋臣策士攻城略地的策划，纵横捭阖的说辞，反映了各诸侯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文笔恣肆生动，酣畅淋漓。雄辩的论说，刻骨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无不各尽其妙地构成了《战国策》语言的独特风格。苏秦、张仪、陈轸等人的游说辞，司马错的论伐蜀、淳于髡的滑稽、邹忌的讽齐王等，在语言的运用上都非常突出。《战国策》的每一段文章都几乎是一篇完整的故事，如苏秦连横说秦惠王、冯谖客孟尝君、秦宣太后爱魏丑夫等。书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深刻而具体的，写英雄，则气势磅礴，旁若无人；画小丑，则丑态百出，面目可憎。如荆轲在刺杀秦王的生死关头，却是谈笑自若，对答如流，不把不可一世的秦王放在眼里，他的慷慨激昂、英勇机智不能不叫人钦佩。而苏秦则是另一种形象。当他游说不成而回家时，“赢滕履断，负书担橐，形容枯槁，状有归（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活脱脱一副丧家之犬的形象。此外，《战国策》中多用寓言小故事，如“献不死之药”、“狐假虎威”、“骥遇伯乐”等，都写得短小精巧，寓意深刻。
《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间写成。记事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首尾达三千年左右。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干五百字。内分“本纪”十二篇，按帝王世序和年代记述政治上重大事件和帝王事迹；“表”十篇，用表格谱列历代史实；“书”八篇，分别叙述礼乐、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三十篇，主要是诸侯、王的史实记载；“列传”七十篇，主要记载官吏、名人及一部分下层人物的事迹。
《史记》取材广泛，除参考《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百家书以外，还注重实地考察资料的使用，构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生动鲜明，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和性格特点。《史记》无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给予了后世以无穷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它是历代“通史”和“正史”的典范，特别是它的体裁形式，一直被《汉书》以后的一切正史所沿用。在文学方面，传记文学的形式、体裁及文笔对后世散文乃至小说等文学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全诗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多字。写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刘兰芝受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压迫而致死的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长诗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就使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全诗语言生动自然，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它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经典力作。
唐宋文学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生活在唐高宗至武则天当政期间，他们以诗文“齐名天下”，这时正是初唐时期，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当时的文坛受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几乎到了“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地步。宫廷诗人上官仪作诗以“绮错婉媚为本”，不外是些专写纸醉金迷的宫廷诗和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形式上追求华丽、婉媚。这种诗竟风靡一时。王、杨、卢、骆的诗歌创作不为时流所左右，他们的诗与形式主义的“上官体”相比，另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从题材来说，突破了宫廷诗和应制诗的束缚，接触了一些社会现实，如将士的戍边，士子的宦游，上层社会的奢侈，弃妇、宫娥的痛苦等等。从思想性来说，“四杰”的诗比起应时娱乐的“上官体”严肃得多。他们诗歌所反映的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遭受打击排挤的无限感慨，是以前形式主义诗歌所没有的。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他们都在五言律诗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经过他们的手开始定型化了；他们反对“以繁词为贵”，强调诗歌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准确生动。总之，王、杨、卢、骆是初唐时期文坛上的四颗明星，是声律和风骨兼备的唐诗的开创者。所以闻一多称之为“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
王维“诗中有画”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王维的诗保留下来的有四百多首，大致可以看出他前期后期诗风的不同。像盛唐许多诗人一样，他前期也写了一些关于游侠、边塞的诗；后期的大量山水田园诗的思想意义并不大，主要是写隐居终南的闲情逸致的生活。诗中渗透着他对隐居生活的情趣。
王维的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特别善于描写自然景物，既能概括地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正因为他观察自然的艺术本领很高，所以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例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人描写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浣纱归来的女孩在竹林里的笑声，小渔船缓缓地穿过荷花的动态，这一切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好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又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给人以丰富新鲜的感受。再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人写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声，深林里一缕照到青苔上的斜阳，像一幅鲜明的画面，给人以无比清幽的美感。所以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确说出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诗仙”李白
李白，字太白，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城（前苏联的托克马克城），5岁时随父亲迁居到四川彰明县。他生长在富商家庭，读书作诗，轻财爱侠，青年以后喜欢旅行，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他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四十二岁那年，通过朋友推荐，他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初进长安城，就去拜访当时文坛的名人贺知章，拿出新作《蜀道难》来请教。据说贺知章读完这篇作品，完全被这首长诗折服了，惊叹诗人的出众才华，并称诗人为天上下凡的仙人，即“谪仙”。从此李白的诗名更广泛地传播开了。
李白之所以被人称为“谪仙”、“诗仙”，主要是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自己轻视世俗、飘逸洒脱的形象。他一生写了近千首诗，其中很多表现了诗人的远大理想，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官场腐败的憎恶，爱憎极为鲜明。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现了他的自信和豪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心高志大和自尊。“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蔑视。他用蔑视世俗、飘逸洒脱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就给人一种绝世超凡、如处仙界的印象。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还因为他在悲愤孤寂之时追求成仙得道，求得精神的暂时寄托，这也给李白的诗歌增加了超脱的色彩。
李白诗歌中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借助非现实的幻想，来表现诗人那喷薄欲出的激情，在《蜀道难》等名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高度浪漫的表现手法，超越天外的意境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博得后人广泛的赞誉。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成为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面镜子。他的这类脍炙人口的诗歌很多，如《兵车行》反映了朝廷扩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丽人行》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地指出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概括。再如《春望》等诗表现了诗人对战乱的憎恨和对家破人亡的悲痛。“三吏”、“三别”等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广大农村的祸害。
杜甫大量的诗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杜甫善于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从普遍现象中概括出本质，塑造出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寄寓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在他的笔下，京城、山村、战场、旅途等等环境无不逼真如画。他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气氛渲染及对话等表现手法，并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人的语言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典雅的文学语言、质朴的民间口语都被加以恰当地运用。在诗歌体裁方面，他各体兼善，尤擅律诗。总之，杜甫的诗歌创作不仅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称杜甫的诗为“诗史”，是“千古绝唱”，称誉杜甫是“诗学宗师”、“诗圣”。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下邦（陕西渭南县）。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使他接近了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起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讽喻、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在这四类诗中，最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是讽喻诗。“讽喻”的意思就是通过描述某件事物来说明一个道理，使人明白，带有讽谏之意。诗人写作讽喻诗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某些典型事件揭露弊政，使当权者有所认识，从而改善政治。讽喻诗中，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最著名。讽喻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最大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疾苦，并表示极大同情。如在《杜陵叟》中表示了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也是诗人对不平社会的愤怒鞭挞。诗人曾一语道破人民疾苦的根源：“一人荒乐万人愁！”因此，讽喻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及弊政的揭露。另外，讽喻诗主题专一，事件典型。一首诗只写一件事，启发人们以小见大，联系到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诗还在题目下加了小序，点明题意，如《卖炭翁》的小序说“苦宫市也”。《杜陵叟》从千万个受剥削的农夫中选取杜陵县一个老头子的遭遇来揭露官吏的横征暴敛，诗的小序说：“伤农夫之困也。”讽喻诗语言通俗，平易近人。这种“意深词浅，思苦言甘”的语言风格使得白居易的诗广泛流传。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上说：自京城至江西，三四千里之间，乡校、佛寺、旅馆、舟船之中都题有他的诗，市民、和尚、寡妇、处女也常常吟咏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讽喻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柳宗元的寓言文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青年时期就显露出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才华。他的寓言文和游记特别受到后人的称赞。
柳宗元寓言文的内容主要是针砭社会弊病，隐晦地抨击当权者，对自己受迫害、被排挤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三戒》、《负蝂传》、《罴说》、《愚溪对》等是其寓言文的代表作。《三戒》由序文和“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个故事组成。“临江之麇”写麋依恃主人的宠爱，终被野犬所食。“黔之驴”写驴子这个庞然大物虚有其表，毫无本领，终被小老虎吃掉。“永某氏之鼠”写老鼠利用主人因犯忌而对其宽容姑息，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一旦换了主人，老鼠终被消灭净尽。《三戒》并不是泛泛地设喻戒人的趣味作品，文中的麋鹿、驴子、老鼠正是当时依仗权势、自以为是、外强中干、肆意作恶的官僚及其帮凶的写照。《三戒》的讽刺艺术是很高明的。作者善于塑造鲜明的形象，并通过形象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往往使用先扬后抑的笔法让讽刺对象出尽洋相，使其显得可笑可悲。柳宗元的寓言文比起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片断来，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动人，表现手法多样，所以在文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一生写了七百多首诗，其中有乐府诗一百首左右。在他的乐府诗中，以民歌调名为题的，如《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历来脍炙人口。
从诗的内容上说，这批诗反映了当时社会，尤其是民间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的描绘了山地、乡村、水上人民的风俗与劳动生活，有的表现了男女之间纯真、热烈的爱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竹枝词》第十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一语双关，用天气的“晴”与“不晴”谐情郎的“有情”与“无情”，表现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复杂心情。这类诗歌为人们研究中唐的民情风俗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另外，这类乐府诗中有的还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斗争中深沉的思想和积愤。从形式上说，这些诗歌摆脱了文人诗的书卷气，具有民歌刚健清新的特色。诗中大量使用民歌中常见的比兴手法、章法及谐音双关等，使诗歌情趣盎然，意味无穷，音韵和谐，琅琅上口，给人以高度的音乐美感。
苏轼的豪放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的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词有三百多首，与诗相比，他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诸如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诗人所惯用的题材，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唱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等英雄人物形象，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其中流露的“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掩盖不了诗中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一心要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想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再转向现实，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词在语言上改变了花间派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句入词，并适当地运用某些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内容，有时甚至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表现了作者豪迈奔放的感情和坦率开朗的胸怀，在词坛上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简称“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个散文作家，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王安石、曾巩。明代初年，朱右选韩、柳、欧阳等人之文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即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唐宋文亦仅取“八家”。稍后，茅坤本朱、唐之说，选辑“八家”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颇为流行，“唐宋八大家”之名亦广为传诵。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德宗、宪宗两朝出现了某种转机，有识之士以为中兴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贞革新”，诗坛上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散文领域则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一是“文以载道”，其“道”的含义除儒家伦理外，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因素；二是反对“骈四骊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
他的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单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学扩展到一切应用文领域，与骈体文形成全面对抗的形势，开创一代文风，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妇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有较高成就，《永州八记》最为著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已被搬上了荧屏。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沦》、《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
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
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名，贬范到饶州。右司谏高若讷依附吕夷简，诋诮范仲淹。欧阳修写信给高，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大义凛然，痛诋范仲淹的反对派。揭露高若讷以“三疑而后决”，断定高若讷“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流畅，义正词严，咄咄逼人。高见信后恼羞成怒，上报宰相和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他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
浓郁的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写景叙事，在叙事写景中抒情。全文用说明旬，而旬式结构多变，于不变中求变，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是我国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对后代改革者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他的散文以拗折峭劲著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洁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
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
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
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位。
“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洵称老苏，轼称大苏，辙称小苏。其中以苏轼的成就为最高，在北宋诗、词、文的各方面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1009年，死于1066年。由于欧阳修的推许，以文章著名于世。他在文章中主张抵抗辽的攻掠，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政治特权均有所不满。为文语言明白畅达，笔力雄健。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1036年，死于1101年。幼年受母亲的熏陶。公元1057年，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大为赏识，说“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又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王安石变法，他有不同政见，要求到外地做官。司马光尽变新法，改行旧法，他又主张“不可尽改”，又不容于朝廷，出知杭、颍二州。哲宗时再用新党，他又成为打击对象，贬到英州、惠州、琼州（今海南省琼州）。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他遇赦北上，病逝于江苏常州。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灾多难。但他并不颓唐，更不绝望。他重视现实，关心现实，建身立法，都尊重实际。他还关心人民疾苦，多为人民做好事。如在杭州任内兴水利、浚西湖、筑苏堤，至今被传为佳话。他又善于自我解脱，身处逆境，能泰然处之。
苏轼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不仅是一个诗、词、文兼擅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
首先，他在词史上有开创性的功绩。他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于婉约派，另标新风，形成豪放派，以刚健之气震撼了北宋词坛。《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历史以抒怀，壮志豪情，一气奔纵，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其次，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前后两篇《赤壁赋》有较好的体现。
再次，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外，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李白之后，诗人中唯苏轼的豪放最为突出。“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无一不显示出一种豪迈、奔放、雄伟的气势。
小苏——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生于公元1039年，死于1112年。文学上的成就不及父兄，其散文亦自成一家。
唐诗和宋词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唐诗的创作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48900首唐诗和2300多位诗人的名字。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他们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唐诗一直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许多诗歌连儿童都能背诵，如《静夜思》、《春夜喜雨》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唐诗名句，经常被人们引用。唐诗的普及读本《唐诗三百首》深受中外读者欢迎。
唐代诗歌不仅达到了我国诗歌史的顶峰，而且也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奇珍异宝。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词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词是有了乐谱以后，按谱而填的。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或叫词牌，如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念奴娇》等。由于配乐的不同，每首词的句数、字数、平仄、押韵等都有一定的格式。词和诗分章、文分段的叫法不一样，每段叫一“片”，即音乐奏过了一遍，就像现在的歌曲，一首曲子、歌词分几段一样。最常见的词分为两段，上片、下片，又叫上阕、下阕。
词在宋代的繁荣是空前绝后的。仅从现存的词集来看，词人有200多位，词牌就达870多个，词作数量之庞大就可想而知了。宋初词坛基本上沿袭了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只有范仲淹和张先的词透露了词风转变的趋向。到了柳永，词风有了转变，他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善于吸取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而真正使词风转变的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北宋中叶的苏轼。苏轼“以诗为词”，并把词看作同诗一样具有言志咏怀的作用，解放了词的内容和形式，创立了“豪放派”。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以周邦彦等人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又使词风走上了“婉约派”的回头路。然而由于他们精通音律，对词的音律的创造和发展确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果说宋朝是词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真正标志宋词发展最高峰的则是南宋辛弃疾的词。他和陆游并肩站在南宋文坛，高唱爱国主义的战歌，成为光照千古的“双子星座”。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现存的《稼轩词》有词作620余首，居两宋词人之冠。他的词有慷慨激昂的爱国精神的抒发，有淳朴、宁静的农村生活的吟咏，也有湖光山色的描绘，而爱国思想则如一根红线贯串于他的全部作品中。在词的艺术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轼豪放的词风，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运用范围（诗、散文、骚文、民间口语尽可入词中），他的作品在唐宋词中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成就。
南宋中叶以后兴起的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或称“风雅词派”），对后世词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词格律精严，琢句精工，音调谐婉，却是沿着婉约派词人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而越走越远。至此，词逐渐走向了衰落，尽管元、明、清代也出现过一些较有名气的词人，但终因摹拟前人之词风而未能使词坛再兴。
唐宋传奇
“传奇”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晚唐，当时的小说家裴铏把自己写的一部小说集，定名为《传奇》。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这是唐代第一次采用“传奇”这一词语。
由于裴铏的《传奇》在唐人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加上“传奇”这一名称简明浅显地概括了唐人小说“传写奇事”这一特色，到宋以后，人们就把这种体裁的唐宋小说，统称为“传奇”了。这种提法最初见于宋代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其中谈到：北宋时，范仲淹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当时尹师鲁读了，批评说：“传奇体耳！”这说明在北宋初年，“传奇”已经成为一种文体的总称。把唐宋小说称为“传奇”，这是“传奇”的第二个含义，也被称为唐宋传奇。
唐宋传奇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说唱文学和戏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艺术上创造出许多生动美丽的人物与故事，成了后世戏曲作家汲取题材的宝库，所以宋元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等，因内容与唐宋传奇有密切的关系，也有时被称为“传奇”。
“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到明清时期专指以唱南曲为主的一种戏曲形式。“传奇”戏继承了宋元南戏的体制并有所发展，并吸取了北曲杂剧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内容比较完整、曲调更加丰富的长出戏曲，并移用了“传奇”这一名称。
著名“传奇”作品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其中以《牡丹亭》的成就最为突出。作品通过名门宦族之女杜丽娘因情生梦，与柳梦梅梦中相会，因梦而病，由病而死，最后又因情死而复生，最终与柳梦梅结成了伉俪。作品通过这一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
由于“传奇”具有上述种种含义，容易混淆，人们就常常用“唐宋传奇”来指唐宋短篇小说，而用“明清传奇”来指明清戏曲。
元、明、清文学
元代杂剧
杂剧，是戏曲的一种，一般专指元代戏剧。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下，融汇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
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还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系列下层被压迫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勇敢不屈的反抗斗争。少数作品表达了作者和人民的美好愿望，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是其主流，而少数优秀作品的现实主义又往往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杂剧的语言是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就的，具有质朴自然、生动活泼的特点。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始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戏曲艺术形式。它的组织形式有一定的惯例。在结构上一般是一本四折演一完整的故事，只有个别是一本五折、六折或多本连演。每本戏只有一个主角，男主角称正末，女主角称正旦，次要角色还有净、丑、副净、副末等。
元杂剧的特点是：剧作家多是较为贫困的知识分子，和下层劳动人民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情调、思想感情和愿望；元杂剧所反映的生活面要比以前的戏剧来得广泛深入，上自最高的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广泛地出现于作家笔下；元杂剧不仅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而且还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某些本质的事物，如劳动人民进行的种种反抗、抨击嘲笑了统治阶级及其帮凶爪牙的凶残，体现了较为进步的政治理想。
元杂剧通常由四个套曲或四折组成，杂剧的唱词几乎完全是由一个角色从头唱到底，剧中的几个角色往往由一个演员扮演；音乐曲调主要由北方民歌、西北少数民族乐曲组成，规定每折只能用同一个宫调中十支以上的曲子组成一套，配合动作、舞蹈、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剧情进展；其唱词要求严格而又富于变化，曲文多采用当时北方人的口语，通俗、朴素、生动自然，生活气息浓厚。
随着历史的发展，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逐渐衰微了，但它的历史作用并未随之消失。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将永远占有光辉的一页。
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历史小说，它是明、清长篇历史小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由元末明初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戏曲、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再创作而成。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和封建统治者残酷屠杀人民的凶残本性。
《三国演义》将古代战争描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由于作者善于从战略的眼光分析各个战役，所以对各个战役的描写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小说重点描写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战役。比如彝陵之战是蜀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因此作者泼墨如水，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而对一些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战争则惜墨如金，一笔带过。在几个大战役之间又穿插几个小战役的描写，使战争的场面奔泻千里而又起伏萦回，百态千姿。作者还善于把握各个战役的特点，根据战争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写法，如官渡之战，袁、曹兵力悬殊，曹军处于劣势，又是远征，急于速战，因此突出粮食问题，着重描写曹操如何善于用人、用计，火烧袁军粮仓，出奇制胜。作者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还善于处理斗智斗勇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从而把战争表现得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小说描写了四百多个人物，长期以来脍炙人口的不下几十个，这些人物描写得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如曹操既奸诈阴险，又有雄才大略；关羽忠义勇武，而又恃才骄傲；张飞粗豪直率，又有精细之处；孔明足智多谋，鞠躬尽瘁；周瑜机智果敢，但又气量狭窄……这些都使小说增色不少。《三国演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它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四大名著之《水浒传》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它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施耐庵、罗贯中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的塑造了起义英雄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解珍、解宝等光辉形象，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主要在于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使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并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各自的个性。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小说中安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富于生动性和曲折性。小说的语言成就也极为突出。它是从话本发展而来的，作者又在人民口语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书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水浒传》家喻户晓，深受人民的喜爱，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四大名著之《西游记》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长篇小说，它写了孙悟空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吴承恩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众多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人民群众最喜爱的形象。孙悟空有一身好本领。他经过十年漂洋过海的艰苦磨炼和七年拜师学艺。学得了七十二变，手拿金箍棒，所向无敌。他不但本领高强，而且敢于斗争，不畏神权，不怕妖魔。敢于战胜一切困难。他入龙宫，把四海龙王吓得战战兢兢他闯地府，使十殿冥王胆颤心惊；他大闹天宫，甚至连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遇妖必斗，遇魔必诛，不畏艰险，除恶务尽。他不但敢于斗争，还善于斗争。任何妖魔鬼怪，不管是化成美女的白骨精、化为佛祖的黄眉童子，还是变为道士的虎力大仙，都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几百年来，孙悟空一直是人们喜爱的艺术形象。
四大名著之《红楼梦》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所写的长篇小说。今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小说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以荣、宁二府为代表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灭亡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从而对封建社会作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艺术成就方面，作者纯熟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在广泛深入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以精雕细琢的工夫，描绘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个。其中着力刻画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尤二姐等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高度的典型意义。这些人物血肉饱满，各有特色。有的人物虽寥寥数笔，也给人以深刻印象。作品结构宏伟严整，情节波澜起伏、千头万绪，却组织得周密有致、跌宕多姿。作品语言优美生动、洗炼新颖，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或长或短，或文或野，无不恰合人物的身份与口吻。《红楼梦》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第一流的作品。对它的研究，早在国内外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称为“红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