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０１
１８５３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毫无疑问，正是英国的大炮推动了这次的大爆发。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
００２
１８５７年，马克思在其著作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说道：“洪秀全创建的太平天国，是国际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强大的革命。古老而腐朽的中国，它的末日即将到来。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将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国度冉冉升起。”
００３
１８６２年６月，马克思在撰写的中国记事一文中，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转变，他指出：“太平军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腐朽对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惶恐还要厉害。即使太平天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任何任务了。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幻想中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００４
１８６１年，担任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因“健康受损”，请假回国疗养。根据他的推荐，英国暂派罗伯特·赫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１８６３年，赫德被正式委任此职。后来，罗伯特·赫德为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给他的好友、中国海关驻伦敦税务司金登干写信：“真的为李泰国感到可惜，他丢掉了一个多么光明而灿烂的未来！倘若他在１８６３年脚踏实地地干，他今天就会成为东方的俾斯麦！现在，是该我成就这一重任的时候了。”
００５
１８６５年，罗伯特·赫德在公开发表的局外旁观论一文中，把清政府说得是体无完肤：“在政治上，清政府尽职的人很少，营私的人很多。在财政上，清政府之官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在军事上，清政府的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只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在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００６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底，恭亲王建议光绪皇帝把德国贵族汉纳根召来，这位德国陆军工程师在１８８１年指导了旅顺口防御工事的修筑。皇帝同意聘请汉纳根担任中国陆军总教习，赋予其充足的资金和足够的权力，希望在一位西方将领的领导下，训练出另一支能扭转颓势的常胜军。但就在第二天，那些被自己极端仇外的情绪弄瞎了双眼的铁帽子们义愤填膺，苦苦说服光绪收回成命，放弃聘请洋人的计划。中国的皇帝总是这样优柔寡断。某天，一支十万大军（包括２５００名外国军官）被批准成立，第二天就被撤销，然后就是赔款。除了说清国皇帝软弱无能，窝囊成性，别无其他。”
００７
１８９７年，７４岁高龄的李鸿章在外国记者眼里，几乎是个“工作狂”。他带着一身病，在当时交通极不便的情况下，坚持访问欧美八国，到处展望“愿景”，说回来以后要这样干那样干，这般学那般学。在德期间，还有报道称：“李鸿章会见了德皇威廉二世，跑老远去视察克虏伯大炮。李鸿章专程从汉堡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前首相俾斯麦所在的小镇，两人密谈了很长时间，话题很敏感。以此可以窥见，倘若没有一定的抱负和一颗坚定的恒心，李鸿章是挺不过这次远行的。”
００８
１８９６年９月３日上午８时半，李鸿章在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及李鸿章是否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中国时，李鸿章如此回答：“清国办有几家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报纸编辑不像贵国的编辑一样讲真话，传递真信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清国报纸的发行量也没有贵国的报纸这么大。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００９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讲述：“１８９６年，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陪同李鸿章总督一起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总督权衡了再权衡，之后与俄国人订立了一份秘密协议，给予俄国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以阻挠日本人对同一地区的图谋。在谈判期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送给李鸿章５０万卢布的贿赂……从俄国出发，李鸿章又满世界周游了一年，会见了威廉皇帝、维多利亚女王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美国报纸把李鸿章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避免遭到对头的暗算，在旅游期间，李鸿章谨慎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即使是出席地方招待会上，他也从不吃任何东西，除非是自己的厨子为他做的，这些厨子他到哪儿都带着。”
０１０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日本神户记事报透露：“大岛号带来了‘一件非常贵重的礼品’——梁启超。比起康有为来，梁启超最多也就能称得上是‘非常贵重’了。康梁可算是博斯韦尔和约翰逊博士的中国副本：康有为表演，梁启超记录。一直以来，梁记者还只是个为康有为出谋划策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一只‘狈’（正如那个成语所暗示的），他想昂首阔步地前进，可自己的腿太短了。他缺乏康有为的攻击性，但善于通过自己的笔拐弯抹角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梁启超幸运地躲过了清廷的追杀，全凭日本人的鼎力相救，日本人的营救把他推到了世界舞台上，这使得他日后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杀伤力的抹黑宣传员，一位毒笔大师。他的主要靶子就是慈禧。”
０１１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作品龙夫人——慈禧故事中写道：“１８９９年３月，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斥慈禧、荣禄和刚毅三人是中国灭亡的设计师。他写道：‘有人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接着，又补充道：‘彼其愚迷，至死不悟。’他将一大堆赞颂之词给了光绪皇帝：‘天生圣人，以拯诸夏……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高级官员，包括维新派曾经的支持者张之洞总督，读过这份杂志也不免义愤填膺。张之洞警告总理衙门，他正在造谣生事，毒害百姓的头脑。当军机大臣刚毅拿了一本给慈禧，她气愤地将本子扔在地上。无论按什么标准，这都是大逆不道之罪。慈禧发表了一篇谕旨，悬赏捉拿康梁二人，‘不论死活’。”
０１２
德国八国联军统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在他的著作拳乱笔记中写道：“英国绝不会心甘情愿地看到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而日本也不乐意让德国独占山东。各国对英国占领长江流域也很不满。而美国，一向都是很反对瓜分中国的，他们注重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俄国方面，只要不阻挠它独占满洲，其他国家干什么都没意见。所以我相信，各国在争夺中国的地盘上，彼此之间利益犬牙交错，倘若操之过急去瓜分中国，不见得都能捞到什么好处。关于德国在山东吞并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中国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想想看，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取山东，则德国方面……战事一旦挑起，非至财政破产不可。陛下威廉二世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当然是为了扩充我们在山东的地盘，甚望能将该省大部分均置诸自己势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国’后我们应得之部。……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０１３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８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莫理循的电讯：“６月１３日那天，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也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爆发。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包括当地的基督徒等，在距皇宫两公里内遭到屠杀，城里最好的建筑被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结果也没能幸免。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勘察，尚无英国人受伤。因为电报线路被切断，莫理循为了这个稿子，花了二十两银子雇人把这条电讯稿送到了天津。”
０１４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０日，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莫理循千方百计发回的电讯：“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彻底切断。遭围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和我都被围困。”
０１５
１９０１年，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外关系”档案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周旋于各国列强之间，采取了‘和戎’的外交政策，想要以夷人制夷，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来互相牵制。对于李鸿章这套在各国列强中间公然玩弄指鹿为马的把戏，法国人和德国人犹为恼火，这也正是李的高明之处，况且美国人早在联军进京之前就已经默认了李鸿章的这套说法，并且早于７月３日时，美国国务卿就已经搞了个‘备忘录’在各国中‘循环照会’，申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对此事件的看法和立场，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其中突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一条。美国的立场已经很明确，英国也表示了最大的支持。”
０１６
英国作家麦肯齐在揭去面纱的东方中写道：“１９０２年的袁世凯正年富力强，还不到五十岁。他曾统领一支三千人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当地平乱。如今，这种局面也让他难以置信，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居然连一个只有四千万人口的日本国都消灭不了。他意识到，如果不像日本人那样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中国将难以重振雄风。”
０１７
袁世凯正是靠了严正的军纪，有错必究，决不偏袒，才造就了一支足以使袁世凯左右中国历史的军队。麦肯齐在揭去面纱的东方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位来自英国的高官与袁世凯一起检阅新军。有一名士兵没有向那位英国高官敬礼，正好被袁世凯看到了。他派一名副官把那个士兵叫到他面前，并吩咐军官：‘马上拉下去斩首示众！’那位高官吓了一跳，抗议道：‘这太过分了，他只是忘了向我行礼，哪能就此砍了一个人的头。’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我只能用这种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记住什么是纪律，所以我必须这么做。’那个士兵就这样失去了性命。不久之后在访问直隶新军时，无论离兵营和军官们有多远，他们（新军）都会马上立正和敬礼。显然，那个教训使他们长了记性，更多的是畏惧。”
０１８
英国作家麦肯齐在其作品揭去面纱的东方中这样写道：“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清廷发现庞大的直隶省受到了外国士兵的蹂躏和惩罚，而袁世凯治理下的山东省却没有受到八国联军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理所应当地被提拔回北京，从战略和政治角度上看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行省的直隶总督。在他训练有素的士兵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的影响力目前已十分大，号召力开始遍及整个中国。他首先大规模扩充了自己的新军，又从欧洲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枪支和大炮。与此同时，他发动了一场进行社会和市政改革的运动。”
０１９
英国记者莫理循在发给泰晤士报的一条电讯中这样写道：“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轿子里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幸亏被及时发现了，否则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将再也无法为革命作出贡献了。这枚炸弹却让袁的国际地位提升了许多，‘改革者袁世凯’成为西方舆论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
０２０
１９０７年，法国时代杂志的记者采访了孙逸仙博士，当时他正在河内，记者发回电讯说：“孙博士明确地说：他要不惜一切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０２１
美国纽约时报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报道：“光绪皇帝于下午５点过后去世。皇上去世的消息是由皇宫宣布的。皇太后自己的灵柩也已在宫内准备就绪。她的病情同样严重，并且，亲王于今天早上带给她的皇帝死讯导致了她精神崩溃。这种状况让她再也无法利用她和皇储之间的血缘关系来巩固她的权力了。按照大清体制，这种关系会极大地助长她的权势。在清国百姓中间，人们还和往常一样，鲜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悲伤的情绪。皇帝和皇太后的逝世，这件事对清国人并没有什么影响。清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安稳的、不受列强欺负的生活，根本不会为了这两个人的死而悲伤。”
０２２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同时报道：“大清国的慈禧皇太后已于当日下午２点驾崩。大清国的光绪皇帝刚刚于周六去世，两人死亡时间距离如此之近，甚至令人怀疑二人的死亡背后是否有谋杀。慈禧皇太后是大清国的独裁者，自１８６１年以来，她就把持着朝政，其间也有过大臣或皇室成员进行阻挠，但都没有成功，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起来反对她。北京市容已大变，所有带有红颜色的东西都一并被移走，取代以肃穆的蓝青色。慈禧与她的子民之间的接触甚少，清国百姓又不容易动情，但得知太后死讯，举国上下都为之哀伤。据说，慈禧太后能歌善舞，还会吟诗作赋，她天性幽默机灵，她所说的俏皮话常在宫廷内引起哄堂大笑。”
０２３
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时报上刊载了一篇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撰写的题目为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的文章，文中说：“袁世凯完全具备政治家应有的素养，而且他的性格也很有趣。清国政治最大的缺陷就是朝廷里能干的官员实在是少之又少，能委以重任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成了清廷的救命稻草，顾不及休息，整日操劳。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过度工作在所难免，清国铁腕袁世凯更是如此。”
０２４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说袁世凯是新旧思想的混合体：“他妻妾成群，仅儿子就有十七个。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另一方面，他沿着日本的路子向西方学习进行官方改革，这一巨大的功绩让他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还专门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英美国家去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他的这点做派很像是从李鸿章那里借鉴来的。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０２５
１９０９年，天津时闻报馆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著作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的谋略，实在是令人可惊又可畏，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是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的外交，的确有彪悍的手腕。”
０２６
１９１０年，美国纽约日报刊登了美国学者百森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１９０８年，满清皇室承诺成立代议制政府，他们保证在数年后建立代议制政府。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清廷组建了资政院，但它的实质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后来，人民极力要求成立真正的国会。这突如其来的请愿对清国皇室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们以各种理由搪塞和回避人民的这类请愿，由此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爆发后，举国各省市纷纷响应，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势如破竹，这足以表明大清帝国孱弱不堪，已趋于瓦解的边缘，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０２７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时局：“倘若不出现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将众望所归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接着，该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
０２８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在给驻华公使馆的一封信中说：“伍廷芳（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１８９６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加入革命运动的消息将会得到外国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办事稳重，且有见识，他对西方世界各种现代机构的深刻了解均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保证。这是一个有能力胜任他所接受的职务的再好不过的人选。”
０２９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在美国，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伍廷芳身上。卡耐基先生祝贺革命党人所取得的成就，而伍廷芳在写给卡耐基的公开信中说：“我们感谢您。我们为自由和获得一个好政府而奋斗。请您请求贵国政府承认我们。”卡耐基回电如下：“我国肯定是首批欢迎一个兄弟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０３０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英国星球报刊登了满人统治中国的历史简介，文章中这样报道：“自１９００年以后，皇室成员总是与各种危机相关联，似乎一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担心，如今的清皇室是否还有能力处理危机，并且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外界对皇室的信心日渐减少的一种证明。”
０３１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向外务大臣内田汇报说：“伍廷芳态度颇为傲慢，讲起话来更是喋喋不休，让人甚是讨厌。伍廷芳之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次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写信给外交大臣格雷就说：“伍廷芳秉性难移，还爱出风头，简直就是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
０３２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法国的求精报发表文章介绍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并刊登了他与欧洲革命同志的合影，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与西方交往颇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在一些画刊上出现；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参与的一些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活动更是经常性将他带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其实，早在１８９６年，英国的图画报在中国刚刚发生革命时，就预言孙中山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之前孙先生虽辗转国外到处筹钱，但还是没能从外国借到款，这让人们曾一度产生诸多抱怨，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
０３３
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孙中山在人们心中仍留有非常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好印象到底多少却很难说。根据我的了解，此次他尽管到处游说，但是没借到什么钱。一旦此事被传出去，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０３４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２日，英国泰晤士报的布拉姆给驻华记者莫理循写信声称，“读了伍廷芳在美国的讲话后，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他‘大叫驴’。”而莫理循回电转述了伍廷芳给英国驻北京武官乔治·柏来乐的印象，“一个纯粹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同时，还转述了袁世凯对伍廷芳的评价，袁世凯对莫理循说，伍廷芳是“真正的中国人”。
０３５
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这样写道：“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４日，孙中山先生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选袁世凯为新总统；２月１５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隆裕太后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２月１６日下午３时１５分，袁世凯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外务部大楼，让蔡为他剪辫子。袁世凯硕大的头颅一甩，将身后一条长辫子甩到面前。手握着辫稍，他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大声地说：‘把它给我剪了。’就在两天前，蔡廷斡秘书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向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诉说：‘袁世凯实在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等袁世凯的辫子一掉，他的秘书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蔡告诉他：‘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０３６
纽约时报记者在采访黄炎培后，向纽约时报发回电文，文中这样写道：“黄炎培说：‘袁世凯的记性绝好，非一般人能比得上，他从不会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他的精力永远是那么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０３７
１９１３年７月，纽约时报记者莫里循采访黎元洪后，发回电文：“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口吻藐视，在黎的眼中，孙中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家’。黎元洪这样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中山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经常到处宣讲，所以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０３８
１９１６年７月９日，袁世凯总统去世后不久，纽约时报的两位美国女记者韦尔和艾玛森采访了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先生，采访后发回电文如下：“伍先生表示，中国下一代人民的思想观念将有巨大改变，并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记者直接问他：‘您什么时候将再次访问美国呢？美国民众非常期待您的到来。’‘嗯，我现在不准备去，但一定会去的。’他神情严肃地回答，‘我告诉所有人，我会活到２００岁。嗯，也许１５０岁更好，因为我希望在２００岁前死去。不论怎么样，我都保证将在１９５９年再去美国。你们可要记住。到时候我能在美国看到你们吗？你们会在纽约、芝加哥还是旧金山呢？’我们调皮地说，会在旧金山码头欢迎他。他听后和善地笑了起来。”
０３９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美国时代周刊以新总统为题报道了中国的选举：“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在分外严肃的国会大厅里，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街上巡逻的士兵比以往多了一份警觉，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举行过，但出席的国会议员没有达到选举总统法定的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３８名新增加的议员的到来，人数早已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的热烈欢迎。一共有５９０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总统的选举终于在１０月５日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在提前已收受的每票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元的贿赂下，议员们都选择了曹锟，他以５９３票中的４８０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华民国新总统。曹总督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少性格魅力，缺乏政治才能；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如果他不是采用贿赂的方式当上了总统，恐怕他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将不会如此重要了。”
０４０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１０月１０日，早上７时４５分，北京的天空一片晴朗，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的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被装点得喜庆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前醒目地站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场面甚是气派。至于民众的反应，各家报社争相报道的也是不尽相同。有的说人民都在热烈欢呼，也有的报道说，没有听到他们的欢呼声。曹锟刚步入总统府，那些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在毕恭毕敬地等候了。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完毕后三鞠躬，退下。
０４１
美国纽约时报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５日宣称，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已去世。然而在１９２４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先生却乘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０４２
１９２４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当选美国第３１任总统后，曾亲自写信诚邀晚清外交家唐绍仪：“欢迎到美国一游，与旧友重叙和观赏敝国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在胡佛出版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唐绍仪，胡佛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深谋远虑，极具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０４３
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在他的对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１９２６年与１９２７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了。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一起用了早餐。他喝酒比以往的时候更加厉害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看上去很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北伐军猛攻武昌，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登上武昌城头，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０４４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７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这样一个细节：“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一张传单，内容是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一组漫画。风格有点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一共是三幅，第一幅画的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第二幅画的是臃肿的约翰牛（指英国人），穿着硬邦邦的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奋力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是，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
０４５
１９２７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徐州府，距北京４００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随后，在整齐而嘹亮的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长得魁梧健壮，特别是身高超过常人，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威风八面，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在１４个月之前，冯玉祥被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为了保存实力，撤退到了蒙古，在那里安营扎寨。随即，他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还有装备和军火，这让他能够东山再起。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０４６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作品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写道：“蒋介石的下野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到１９２７年的８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７月２５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８月１２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掉总司令之职，并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令他非常尴尬和恼火，这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之后，在８月１３日，蒋发表了引退声明。”
０４７
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其出版的中国大革命见闻（１９２５—１９２７）：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中这样写道：“１９２８年初春，我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梅特罗波尔’旅馆，她住在鲍罗廷的隔壁房间。鲍罗廷请我陪同宋庆龄观光莫斯科。当我来到她的住所时，见她满脸泪痕。宋庆龄强忍悲切对我表示感谢，请求我改日再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茫然地离开了，只是后来才悟出，我去看她的那天，恰好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３月１２日。”
０４８
１９２７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见到宋庆龄后，这样赞叹：“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
０４９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赞美宋庆龄：“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而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海伦·斯诺则这样赞美宋庆龄：“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连新西兰记者贝特兰都透露：“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宋庆龄女士。”
０５０
京津泰晤士报、美国联合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样评价宋美龄：“她又勇敢又漂亮。在我眼里，宋庆龄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宋庆龄。她很讲究，很爱干净，她是个上海小姐，却是革命的。”
０５１
１９２８年７月２日，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报道：“１９１３年，冯（玉祥）少校在美以美会的亚斯理堂参加穆德的布道会后，报名参加了教会查经班。此后，他又让自己的５００名手下全部加入了基督教。１９１５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当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严格按照圣经的要求做人，正义凛然地反对吸烟、酗酒、鸦片和嫖娼。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
０５２
１９２８年７月２日，美国时代周刊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讲述了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中国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时掀开了。各方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人们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相关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短期访问北京，一同参加那里的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
０５３
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２日，美国时代周刊以新元首为题报道了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消息中这样写道：“上周，蒋介石元帅再次当选中国主席，此次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参与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五次大会选举产生。从上周的情况看，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的军队最近‘在福建、湖南、江西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２万政府军’。蒋许诺将派遣２０万军队清剿红军。”
０５４
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队北上讨蒋，宁粤之战爆发。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时代周刊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和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派别林立的政府们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对外。就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也不示弱，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他们之间的指责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南京和广州双方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一项协定。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待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
０５５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提到了“中村事件”（１９３１年６月，日军参谋部大卫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６月２６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文中这样表述：“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日益贫困却渴望和平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是挥着军刀的日本军。一年多来，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于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就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意义。中村大尉就这样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
０５６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５日，美国时代周刊以部长被打为标题，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表现：“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很明显，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地区，中国军队和人民死伤无数。流血无疑就是战争。对一批批爱国的青年学生来说，因自己的祖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在北平、上海、南京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中国外交软弱而无所作为，指望国联出面干预终成了泡影。中国民众尤其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火气冲冲地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声讨的是那位‘该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０５７
１９３１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因为‘九·一八’事变来临而改变。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在一次重大的国民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全力抗日，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一种姿态。蒋心里清楚，中国的军队和武器与日本相比悬殊很大。１９３１年，在他看来，中日交战，中国胜算不大。然而３０００名学生在南京聚会，他们大多都是热血青年，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甚至是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０５８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７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宣称，他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而非南京。他们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猛烈抨击蒋委员长以及他统治的政府，并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蔡廷锴将军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队殊死保卫上海。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智囊人物’——陈友仁，他可是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正是他的出现使得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戎装上阵对付福建。”
０５９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７日，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陈友仁：“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而坚强的陈，与列宁颇有几分相似。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曾经在伦敦酒吧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在中国，大多数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陈先生也就很少磕磕绊绊地讲中文了。他暴躁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先生发生争执，此后，愤怒至极的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０６０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１９３４年，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约翰·杜勒斯来中国访问，他倒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表示赞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抵达了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之前，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曾遇到过他，他坚定地认为，以中国现在的处境，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更是不现实的。只有将中共这个后患解决了，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对抗日本。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
０６１
美国记者、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毛泽东：“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红军医生，在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患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是像那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们所谣传的那样。尽管他经常烟不离手，满屋子都飘着烟味，但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在那段艰苦的长征岁月里，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一种能代替烟叶的植物来。”
０６２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日，张学良答应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海伦·斯诺是张学良那时候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想通过海伦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在每日先驱报发表言论，暗示蒋介石，当下的形势必须得“遵从民意”一致抗日，否则“亿万人民永远不会允许”，国民政府也就“无法生存”。
０６３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这样描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凌晨：“在京西饭店爆发的事件令我毫无准备，尽管我和红军之前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始我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我隐隐感到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窗外远远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西京饭店里居住着蒋介石的大批高级官员，自然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当我从走廊里听到嘈杂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紧张得几乎要蹦出来了；紧接着又听到有人使劲踹门和玻璃在地板上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０６４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报道：“这一天正是北洋大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然而西安事变却让这里一片混乱。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手握枪支，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他们只是拳脚相加，并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
０６５
美国记者阿班就西安事变的发展做了跟踪报道，并在他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中这样记述：“接下的两周呈现出好势头，可谓是好戏连连，最终结果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这时也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英雄气概，飞抵西安，参加一次次重要的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毫发未损，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角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０６６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美商大陆报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中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成解决。”
０６７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召见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向她阐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声明虽说红军与他们的政治见解有分歧，但在国难面前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残害同胞，危害中华民族。
０６８
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期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西安的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军政官员的采访，及时详尽地用英文向国外广播了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两将军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全世界，澄清了“蒋介石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言，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表示：“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０６９
西安事变发生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受斯诺夫妇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和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公开表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各位国际友人，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发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和将士一致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绝不是因为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０７０
西安事变后，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对此这样评论：“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这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即西安事变，是一种不幸。这只能说明，苏联的民众没有获得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苏联的人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取得全面的胜利。”
０７１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形难以知晓。南京和上海谣言四起，众说纷纭。一家外国电台竟然爆出消息：“张学良已告知电台，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于是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东亚今后的命运将掌握在蒋夫人和她哥哥宋子文以及她姐夫孔祥熙博士他们的手里。”
０７２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拿出苏联的消息报说：“一直以来，我是希望能与苏联取得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４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的抗日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如此态度，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
０７３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２０分钟后，这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一木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日本驻华北总领事森岛守人在他的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里描述了七七事变当天的情形：“据事后判明，该名士兵只不过是出自生理上的要求而离开了队伍片刻，但是部队却仍提出了要开进宛平县城搜寻的要求。当地驻军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要求等，实在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０７４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历史和哲学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乎常人，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即使每天工作到深夜都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高层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对中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送给了他几本哲学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像获得珍宝一样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阅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不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常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到华南山林中做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０７５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正在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当时，我很好奇。有一次我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也这样做过。”
０７６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伦敦通电：“上海战区，华军猛烈抵抗，并能按预定的计划作有秩序的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令世人感到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表社论：“华军之英勇抵抗使得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这两次中日大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华军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的顽强奋战，对于整个中国的战事意义非凡。”
０７７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伦敦路透社电讯：“淞沪战事，在世界各地都好评如潮，本社对于此次作战，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继谓日军欲使华军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证明中国的军队如钢铁长城一般，兵力绝非薄弱之辈。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目前，华军武装未齐备，训练也未足，虽如此，他们仍能以他们的方式抵抗先进的现代化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各处发生影响。”
０７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８日，路透社伦敦电讯：“中国军人在沪与敌的浴血奋战，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力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
０７９
重庆美国新闻处秘书史蒂芬通过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共产人接触并进行采访，将对中国共产人的印象发回美国国内：“很幸运，我有不少机会接触到共产人，并和他们交谈。我和他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周恩来将军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尤其是他那双深炯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还有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讲话的语速不是很快，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欢迎我，并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
０８０
１９３７年底，王公达（乔治·ＫＴＷａｎｇ）加入美籍后，受美国合众社派遣，作为随军记者返回中国，遍赴抗日各战区深入采访。１９３８年２月，王公达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其间，他向毛泽东提出了９个问题：包括国共合作的前景、第八路军的战况、中国抗战的力量、中国抗战的前途、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打算、共产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的内涵、对目前中央政府的态度、对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领导情况和对美国的感想。毛泽东针对他的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背景和战争的进程，指出“日本的弱点逐渐暴露了出来，中国的力量则逐渐加强起来，日本必将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最后，毛泽东对抗战形势作了异常清醒而又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所以，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
０８１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声讨蒋介石，宋子文为了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在声明中，宋子文明确提出：“起初我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的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如今同盟已逐渐成为国内政党的工作，现在它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报纸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字，我很遗憾，我必须离开它。”
０８２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这样写道：“蒋夫人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她丈夫的妻子；我们看见的是一位才华横溢、诡计多端、故意迷惑人而非常勇敢，但又十分腐败的变色龙一般的女人。她十分清楚自己身上的每一个优点，并使用得恰到好处。她是蒋介石与美国人耍手腕的主要工具。蒋介石和宋美龄向来是很会伪装的，但骗不了杜鲁门的眼睛，他十分鄙视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一次，杜鲁门对他的传记作者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以及宋氏家族都是小偷，每一个人都是。蒋介石将我给他们的３５０亿美元中的７５亿据为己有。’”
０８３
１９４０年３月底，“宋氏三姊妹”从香港联袂飞往战时首都重庆。这是霭龄、庆龄首次踏足“陪都”，三姊妹一道走访了医院，视察了防空设施、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巡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通过美国ＮＢＣ广播网全面向美国现场转播她们的演讲。宋庆龄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宋霭龄说：“中国各将领间，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同时，非常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关注与支持”。宋美龄则巧妙地说：“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也希望得到公平的对待。中国人民为了正义，更为了不当亡国奴，已经经过了近三年的流血奋战，表达了中国人齐心协力，坚决抵抗强敌的决心。”
０８４
１９４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重庆市民赠送卷轴，赞颂说：“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０８５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这样写道：“１９４３年，宋美龄乘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回国，但是途中为了减轻飞跃驼峰时的载重，她的行李在阿萨姆必须转移到其他飞机上，根据当时在战争新闻处中国办事处工作的作家毕克的说法：行李搬运是在机场的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进行，负责搬运的美国大兵不小心摔了一只箱子。箱子裂开，瞬时，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全是化妆品、内衣和足够蒋夫人撑过战时的一大堆美食零嘴。美国大兵气炸了，因为此时正是驼峰运补最吃紧的一段时候，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载运作战物资到中国而牺牲性命。士兵把他们搬运的箱子统统打开，把每一件貂皮大衣、琳琅的首饰、罕见的挂钟丢到地上踢来踢去，然后才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抬上飞机。”
０８６
１９４３年，中国抗战已坚持６年，进入了最为艰难的僵持阶段。外国记者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其中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美联社的斯坦以及时代周刊的爱泼斯坦等人，他们集体采访了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董必武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自１９３７年战争爆发后，我们所做的事没有哪一件是违反了三民主义的。任何一个人到当地去调查都能亲眼看到。”
０８７
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时，丘吉尔夫人提及自己耿耿于怀的一段往事：“１９４３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请她第二天到白宫与丘吉尔一道用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直接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她才会赴约。午饭终于没有吃成。后来，罗斯福的夫人对丘吉尔的夫人说，宋美龄是‘一个伟大的人，她勇敢地接受世界上最前沿的战斗’。”
０８８
一个美国记者这样报道宋美龄：“二战期间，蒋夫人经常前往机场鼓励中国的飞行员，而那个机场是日军主要攻击的目标。这是一种展示她所有生活的决心的方式。”
０８９
１９４４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他的著作北行漫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晋绥前线的见闻，文中这样描述：“过去有人告诉我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热爱八路军。我要用我的笔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用相机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的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尽早粉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０９０
１９４４年底，周恩来在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返回重庆，他在机场与夫人吻别。一名美国驻华记者报道说：这是“在公众场合见到的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名外国记者想为难周恩来，他提问道：“你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人？”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人。”
０９１
１９４４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写的一封信中，无奈地抱怨了蒋介石的检查制度，让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１９４４年底，福尔曼回国后，急不可耐地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在书中写道：“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０９２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香港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报道：“在机场迎接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当毛泽东面露微笑，大踏步走下扶梯时，鞋底还是崭新的，这显然是他的新装。”
０９３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前往延安，与所有那些中国共产人见面后，在他的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我钦佩一个事实，即他们正试图为贫困的中国人做些事情。”
０９４
１９４５年，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处于封锁之下的中共圣地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１万多个窑洞，他在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这里有一个由美国官兵组成的小兵营，存在仅４年，但创造了一项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共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的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
０９５
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威廉·格雷报道：“中国的内战时好时坏，这种现象不是一次二次了。现在局势严重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马歇尔自赴中国以后，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还没有出现广大的美国人认为的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明确表示，妥协即使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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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南京各界大约有５０００人士，在中山陵举行隆重的国都还都典礼。当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还都南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世界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重庆对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将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对重庆的重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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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报道中国中这样写道：“１９４６年，我曾亲眼目睹毛泽东在机场迎接马歇尔的情景。在延安逗留期间，我很庆幸能有机会更多接触到中共的高层领袖。我经常与朱德一同打乒乓球，但输多赢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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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２月初，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共进晚餐，他在报道中国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很简陋，家具非常简单，他身上穿着的是一条打着补丁的旧蓝衣裤，很显然，他的衣服很少，一直在反复清洗。他的鞋子也磨损了，松散地打着结。话匣子一打开，毛泽东和我就谈了两个小时。毛对中国的前途有着高度的自信，我们促膝而谈，中间有黄华做翻译，聊得热火朝天。我说，晚餐很不错。毛告诉我，鱼是来自５０英里以外的小溪。我打趣说，共产人的生活很好呀，有天然的美食享受。毛看着我，笑着说，罗德里克先生，因为你是我们邀请的客人。在平日里，我们不像这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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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０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南京政府今日宣布，冯玉祥去年被派赴美考察水利，任务已经结束，着令其在年前返国，此令由驻美中国大使馆传达予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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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年底，冯玉祥回国，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次日，华侨日报和美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布了题目为为被召回国事招待报界会议的消息，消息称：“冯玉祥发表重要声明，指出蒋介石此举违反行政手续。当时冯夫人不在纽约，闻讯后，急书一封短信鼓励丈夫说：‘玉祥，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了。老蒋召你回国，这一切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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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２月，美国生活杂志报道：“中共的军队颇具传奇色彩，几乎完全是一支神秘之师。十年的国共战争，他们一直以幽灵般的游击战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抗，看似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但十年之后，毛泽东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