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也是历代帝王必读的为政教科书。为政者，就是治理邦国所实行的一切措施。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手段，多侧重于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期望明君贤相的出现，为天下国家带来太平盛世，这种“人治”的观念，支配了数千年的传统政治。尚书中记载了古代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它犹如一面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状况；又像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慢慢地叙述一个个关于圣王与暴君、成功与失败的古老故事。这些都成为我们今人观察国是的经验和裨益。
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
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
谨慎对待事件的开始时，也要考虑事件的终局，就不会被局面所困；不考虑它的终局，终困穷。勉你的所行，与四方诸国和睦相处。以便更好地保卫王室。与兄弟友爱，救济周围的百姓。……
曹操在官渡战胜了大军阀袁绍后，统一了北中国，势力日益强大。接着占领了荆州，起用善于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曹操军中有个名叫蒋干的人，与东吴都督周瑜有些旧交，向曹操请求去东吴劝降周瑜。蒋干到吴营，周瑜察知他的来意，便假造了一封蔡瑁、张允的投降信，信中声言：“不久将献上曹操的脑袋。”蒋干当即偷了这封假信，不辞而去。曹操见信，一怒之下杀掉了蔡瑁、张允，曹操后来察觉到是中了周瑜的反间计，非常后悔。因为，曹军大多是北方人，不惯乘船，渡江中战船摇荡不定，不少将士都得了病，熟知水战的蔡瑁、张允一死，更难训练水师。
周瑜派庞统假意暗投曹操，“献计”道：“把战船每３０只至５０只用铁环连锁成排，如此一来，不惯乘船的北方士兵就不怕水上颠簸了。”
曹操认为，假如敌人用火攻，就无法躲避了。庞统说：“用火攻须凭借风力，现在正是严冬腊月，一刮起风来，十之八九是西北风，咱们在北岸，东吴在南岸，他们用火攻，不是自己烧自己吗？”曹操中了庞统的连环计，将战船用铁锁联结起来。但由于没有内应，孙刘联军无法接近曹操的船只放火。
一天，周瑜召集将士们，叫他们准备三个月的粮草，一定要把曹军打回去。老将黄盖劝告周瑜还是归顺朝廷，两人争吵了起来。周瑜气得喝令将黄盖推出去斩了！将士们苦苦央求，请从宽处罚，周瑜便吩咐左右把黄盖重打五十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当场昏死过去。全军上下都暗暗叹息。
周瑜
第二天，黄盖就派心腹送信给曹操，说他受不了周瑜的气，准备投降曹操。曹操派人打探，听说黄盖确被周瑜打得死去活来，就眼巴巴等着他来投降。过了五六天，黄盖又去一信，说：“周瑜防备严密，一时脱不了身。这几天当中将有运粮船到，江面由我巡查，到时候船上插着青龙旗的就是粮船，也就是投归朝廷的船。”曹操大喜，但他哪里知道，这是黄盖的“苦肉计”。
黄盖骗取曹操的信任后，准备了几十只大船，船上装满了干草、芦苇，灌饱了膏油，上面盖着油布，船头插着青龙旗。一切布置停当，请周瑜检查。那天正刮着大风，水花直打到岸上来。周瑜看着看着，突然头晕眼花，差点倒下。回到营里，就病倒了。
在东吴游说孙刘联盟的诸葛亮这时前来探视，说：“我有药方，可以给您顺一顺气。”说完写了十六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说：“您既知我的病源，该怎么治，请赐教！”
诸葛亮说他有借风的法术，便叫人搭起法坛，故弄玄虚，祭天借风。其实诸葛亮懂得天文。此时阳气初动，会刮东南风。
果然，到了冬至那天，刮起东南风来了。黄盖又去了一封信给曹操，约定当晚带几十只粮船到北营投降。晚上黄盖率一队快船直扑曹营。曹操正端坐帅船静候佳音，忽听一声锣响，水面上刹时出现十几条火龙，“连环船”不能躲避，烧成一片火海。孙刘大军乘机全线出击，打垮了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曹操带了一些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赤壁之战后，曹操势力削弱。于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便形成了。
任何事情的成功是多方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计划某件事情时必须考虑完备，各方利益都要顾及，疏漏一方都可能造成重大损失。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是因他知识渊博，对主客观条件把握得很准确，所以才会节节胜利。曹操无力对抗蜀、吴联盟，才遭此一劫。在必要的情况下，弱势方的联合才能谋得各自的生存地位。因此适当的妥协是必要的，作为权宜之计也是可行的。若非蜀、吴当时的联合作战，三国鼎力未必能够形成。
一件事情，当制定好目标时，接下来就是实施了，在这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必须小心谨慎。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为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开始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哪怕只是小问题，一旦不注意，也有可能会累积成大祸患，最终导致失败。
同时，古人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说，要做成一件事业，即使完成了一大半，接近了成功，那更要谨慎，一旦达不到最后的目标，也只能算作半成品。不能满足于“差不多”，而是更要继续努力，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目的。
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
周穆王这样说：“伯冏！我不优于道德。继承先人处在大君的位置，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甚至半夜起来，也要想办法避免过失。”
公元前５５６年，晏婴的父亲、齐国大夫晏弱死去。当时，卿大夫的丧礼是非常隆重的，且不说小殓（为死者穿衣）、大殓（再次为死者穿衣并以尸入棺）、代哭（死者家属轮流哭丧守灵）、迁柩朝祖（将棺柩迁入祖庙停殡）这套繁文缛节，单就送葬规模来看就已十分惊人：送葬时，在前面和左右两侧牵引柩车的人成百上千，为使送葬队伍顺利通过，出殡前常常需要重新拓宽道路，甚至不惜拆除一些重要的建筑设施。
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丧仪，除能维护贵族的体面外毫无意义。
为矫正时弊，警醒世人，年轻的晏婴顶住流俗的压力，勇敢地对传统丧仪做了改革。
在停殡期间，晏婴身着粗布丧衣，脚穿草鞋，每日以粥代食，夜晚睡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下铺粗苫，头枕茅草。这种接近于士大夫阶层守丧规定的仪法连晏氏家臣也觉得过于俭苦，他劝告晏婴说：“您现在已继任为大夫，这样守丧不合您的身份。”晏婴回答说：“只有那些高居卿位的人才算得上大夫。像我这样刚刚继承父爵的人怎敢僭用大夫之礼？”
按照礼制规定，为晏弱送葬时应有遣车（装载随葬牲体的送葬车）五辆，晏婴却只安排了一辆；按规定灵柩下葬后主持丧礼者还要请参加典礼的宾客们聚会一番，举行烦琐的拜宾、送宾等仪式，晏婴减掉了这套程序，安葬完毕即刻返回家中，让送葬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去。
在祭祀制度方面，晏婴也做了大胆的改革。按当时的礼制规定，大夫一级贵族祭祖时应当采用以羊和猪为祭品的“少牢”之礼，而晏婴却自降一级，采用了只以猪为祭品的士级祭礼，而且故意同注重牲体肥壮的传统用牲习惯唱反调，只用一些病瘦的小豚充当牺牲。
对这种违背常情的做法，不但当时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就连后来某些儒家学者也未能看出其中的深意。有一次，孔子的弟子曾参和有若两人谈起晏婴的为人，曾参称许晏子知礼，有若说：“晏子办理父亲的丧事，仪法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说：“你哪知道晏子的良苦用心！当国家混乱无道时，一个君子是耻于礼仪完备的。国家奢侈成风，君子就应大力提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之处。”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句著名的治世格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做事情时，即使在顺利的时候，也要时时考虑到最坏的结果，才更有可能避免失败。这就像巴尔扎克说的：“一个商人不想到破产，就好比一个将军永远不预备吃败仗，只算得上半个商人。”凡是成功的人或企业，无不居安思危。比尔·盖茨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１８个月。”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也说：“我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可见这种思想的重要性。
无作聪明乱旧章
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
政策要不偏不倚，不要自作聪明，擅自改动前人的典章制度；仔细审察所见所闻，不要以书面的话来影响法度。
中国西汉末年，外戚王莽进行经济改革。为解决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王莽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９年），针对当时的土地和奴婢问题，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８人而土地超过一井（９００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由于地主官僚的反对，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一诏令，宣布王田皆可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予处治。这一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尝试失败。
王莽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５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而对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此项措施旨在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王莽无力控制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大商贾，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
居摄二年（７年），王莽曾加铸错刀、契刀、大钱３种钱币，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制铜炭，以防盗铸。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地皇元年（２０年），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此项法令民愤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加以改变，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便想方设法扰民。
王莽改制引起社会混乱，促使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新朝的斗争不断发生。更始元年（２３年），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改革要顺应客观规律，而故事中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如“王田制”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想法可能是好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其次改革如果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第三，如果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必将引起普遍不满。而如果改革遇到难处，再试图转移人民视线，而将矛盾转移，则必然到最后更加重了人民负担，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各位卿士们都要警戒呀：有大志才能立大功，能辛勤工作才能成大事业。
西晋时，范阳人祖逖，年轻时就有大志向，他和好朋友刘琨都是性格开朗、仗义好侠的志士。年轻时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都喜欢练武健身，决心报效祖国。当时，晋朝表面上还管辖着中原大地，但实际上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了。祖逖和刘琨一谈起国家局势，总是慷慨万分，常常聊到深夜。
后来，两个好朋友一起担任司州的主簿，祖逖与刘琨同寝，夜半时听到鸡鸣，他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令人厌恶的声音。”于是两个人一起起床舞剑。刘琨被祖逖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决心献身于祖国。一次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国家危难时刻，我经常‘枕戈待旦’（枕着兵器睡觉一直到天明），立志报国，常担心落在祖逖后边，不想他到底走到我的前头了！”
渡江以后，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担任军咨祭酒。祖逖住在京口，聚集起骁勇强健的壮士，对司马睿说：“晋朝的变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使臣下怨恨叛乱，而是皇亲宗室之间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样就使戎狄之人钻了空子，祸害遍及中原。现在晋朝的遗民遭到摧残伤害后，大家都想着自强奋发，大王您如果能够派遣将领率兵出师，派像我一样的人统领军队来光复中原，各地的英雄豪杰，一定会有闻风响应的人！”司马睿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他听了祖逖的话以后，就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铠甲和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
祖逖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桨发誓说：“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于是到淮阴驻扎，建造熔炉冶炼浇铸兵器，又招募了两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
北伐的形势十分严峻。黄河以南盘踞着不少豪强武装，阻遏祖逖北进，祖逖艰苦奋战，才打败自封为豫州刺史的张平等，冲破他们的封锁，占领谯城（今安徽亳州）。而自封为陈留太守的陈川叛归石勒，祖逖攻陈川，石勒则派石虎率大军５万南下，祖逖设奇兵打败石虎，接着又大败虎留守蓬陂坞的桃豹，攻取雍丘（今河南杞县）。
祖逖精于用兵，又善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化敌为友。当时豪强武装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相互攻战，他派人说明利害，进行调解，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指挥。他“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经过４年多的苦战，祖逖率领的北代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使石勒不敢挥兵南向。
陶侃（２５９—３３４年），字士行，鄱阳人，曾任荆州刺史、侍中、太尉等职，为晋朝一代名将。
陶侃身居高位，却能一生清廉俭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
陶侃的父亲名陶丹，为吴国的扬武将军，死得很早。陶侃的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由母亲湛氏抚育成人。他从小学习刻苦，事母至孝，名闻乡里。青年时代在浔阳县里任一名小官吏，养鱼的鱼塘也归他管理。有一次，大家把鱼池里捕起的鱼腌了一批分掉了。陶侃把分到的腌鱼兴冲冲地拿回家，交给母亲。他家境不好，不能经常吃到鱼肉荤腥。母亲问清鱼的来历，不仅没有任何喜色，反而沉下了脸。母亲把腌鱼封存起来，不准任何人动它，而且严厉地对陶侃说：“你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来，还面有喜色，为娘的很为你难过而担忧。你现在还是一名小小的官吏，就已拿东西回家，将来如果做了大官，不知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听了母亲一番话，陶侃连忙跪下认错，表示悔改。
陶侃勤于政务，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过问，信函往来，他也都自己动笔。有人来访，他也不厌其烦亲自接待。他清廉自洁，从不随意收受别人的礼品。有人送礼来，他都要问个一清二楚。如果是送礼人辛勤劳动所得，不论东西贵贱，他都非常高兴，以后还找机会加倍奉还；如果是非正当得来的东西，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加以斥责。不多久，陶侃就把广州治理得如当年的武昌一样，百姓安居乐业，无不称赞他的贤明。
虽然得到百姓的爱戴，但陶侃从不沾沾自喜。他谦恭近礼而又心思纤密。在武昌任上，他号召部下种柳。都尉夏施偷懒，悄悄地将官家已经种好的柳树移栽到自己的营前。
后来，陶侃的车驾经过此地，他突然命令停车，指着那些树说：“这不是武昌西门前的柳树吗，是谁偷种到这里来了？”夏施没有想到陶侃如此心细，连忙谢罪。陶侃十分爱惜光阴，认为浪费时间是一种犯罪。他经常对人说：“大禹王是一位圣人，爱惜寸阴；至于我们就得爱惜分阴了。岂能耽于安逸游乐，荒于醉酒，生无益于这个社会，死无闻于后人。”部下有空谈、喝酒、赌博而误事的，他常为之恼怒，就命人将酒器、赌具拿来，全部扔进大江，对为首的将领和官吏，更是严厉处罚。
有位古人说过：“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而现代人常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是什么？是理想、追求、抱负、胸襟、视野和境界。有一等胸襟者，才能成就一等大业；有大境界者，才能建立丰功伟业。我们很难成为伟人，但可以拥有伟人一样的胸襟。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可以用大境界的心态去做平凡的小事。
古又有名言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废于随。”因此，光有大的志向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勤于实践。对于管理者、官员来说，就是勤于政事。而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奋发有为。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光荣传统，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勤奋劳动、开拓创新，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发展新阶段，以勤奋劳动成为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主力军；在价值追求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转型期，以诚实劳动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我听说：“美政的光荣和芳香，传于天下，甚至能打动神明。五谷的美味并不是真正的香甜，真正能够发出香气的是美德。”
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年），宋代著名的学者，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该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你啊！”
周敦颐
有个上官推荐周敦颐，他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这里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处死。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持，周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回了家，打算弃官而去，说：“这样胡为，我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不干。”后来，王逵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是周敦颐舍官相救的结果。
周敦颐改任郴州桂阳县令后，政绩尤其显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对他说：“我想多读些书，怎么样？”周敦颐说：“你太老，自读已来不及了，请让我给您讲讲学。”两年后，李初平果然大有收获。周敦颐是诲人、助人而不倦的。
周敦颐被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高兴地说：“这是那位能弄清分宁县大疑案的人。我们南昌人，现在也有申诉冤屈的地方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黯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开始惴惴不安。经过周敦颐的“善政”教育，他们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开始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了。这都是周敦颐善政教育的结果。
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后，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极端信任他。部里的使者赵忭，被一些毁谤他的话（讲他独断专行等）所迷惑，对他的态度很严厉，周敦颐也不加解释，处之泰然。
后来，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赵忭是虔州的知州，赵忭与他接触多了，经过仔细观察，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赵忭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了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我算是了解你了。”
从上述选录的故事看，周敦颐是一个很能干且有一定政绩的官吏，他明察秋毫，善于判案；他也敢于坚持原则，秉公判案，甚至不惜开罪上司。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出周敦颐的特点。真正足以显示出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吏治特点的，应是这样的效果：“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问题的关键，即在周敦颐“善政”的建立。这“善政”显而易见是一种文化教养，是一种道德熏习的结果。任何治理，倘若单纯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那还是很不完善而且片面的，是一种强化的约束，依托于强制力量的治理。而在周敦颐的治理下，坏人们真正担忧的，乃是“玷污了清廉的政治”并以此为耻辱。这说明，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人们开始以自己能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决定自己是否应当做某件事。有着这样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的社会，才是治理成功的社会。对于罪犯来说，“知耻为勇”，既然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善政”，什么是“耻”，难道还会犯罪吗？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的可能，已被降到最低限度。
尔惟风，下民惟草
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图厥政，莫或不艰。
你是风，百姓是草，风行草上，草随风而动，这一点你一定要戒惧呀！
齐景公
春秋时，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摘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以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
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的臣子弦章说了一番。弦章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弦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些珍贵的东西。
战国时期，楚灵王喜欢有纤细腰身的人，正因为他这样，朝中的文官武将便纷纷唯恐自己腰肥体胖，而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减为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屏住呼吸，把腰带束紧，然后扶着墙壁站起来。虽然大家表面上没有多说什么，但心里却一直暗暗叫苦：唉，大王为什么要喜欢纤细的腰身呀！害得我们天天束紧腰带，连饭都不敢多吃。
大臣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身体也没有以前那样结实，甚至身体状况都很差，心里一直在叫苦，却不能明说。
邻国的国君听说了楚国君臣减肥束腰的事，便兴奋得两眼放光，因为这正是他们侵略楚国的好机会。大臣们的身体不健康，很难指挥好战斗。
这场战争开始了，邻国先派兵攻占楚国边陲城市，这使楚国丢了不少土地。当攻打到楚国首都的把守要塞时，邻国改用了持久战术，使楚国上下人心惶惶。后来，幸亏楚国的友好邻邦前来帮忙，打退了邻国的大军，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当战争结束后，楚王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便下令全民适当地强身健体。过了几年，楚国又渐渐繁荣起来，成为了一代强国。
人们常常用“尔惟风，下民惟草”与“上行下效”来形容上面的人喜欢怎么做，下面的人便也跟着怎么做。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吗？例如一家公司的主持人经常在外吃喝玩乐，不理业务，他的下属也跟着不务正事，这便是“上行下效”。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
治世之道有起有落，那么政治也必然随着人民的风俗习惯做适当的变革。
很久以前，有两兄弟置办了许多货物，准备外出去做买卖。走着走着，他们到了一个国家，这里的人都不穿衣服，因而被称作裸人国。
弟弟说：“这儿与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要想在这儿做好买卖可实在不容易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只要我们小心谨慎，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办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然而哥哥却不同意弟弟的看法，生气地说：“无论到什么地方，礼义不可不讲，德行不可不求。难道我们要光着身子与他们往来贸易吗？这可太伤风败俗了！”
弟弟说：“古人说得好，树正影不斜。虽然我们外在的形体服饰有所变化，但只要行为正直，也是戒律所允许的。”
哥哥说：“这样吧，你先去打探一下详情，然后派人告诉我。”于是弟弟先进入了裸人国。十多天后，弟弟派人告诉哥哥说，一定得按当地风俗习惯，不穿衣服，赤身裸体，才能办成事。
哥哥一听就火冒三丈，说：“赤身裸体，像畜生一样不知羞耻，这难道是君子应该做的吗？我绝不会这样做。”
在裸人国里，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大家都用麻油擦头，用白土在身上涂画各种图案，然后戴上各种装饰品，敲击着石头，男男女女手拉着手唱歌跳舞。
弟弟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愉快。裸人国中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都十分喜欢弟弟，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国王因此买下了他带去的全部货物，而且付给他十倍的价钱。
哥哥也坐着车子来做买卖。然而他满口仁义道德，指责裸人国的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引起国王及人民的愤怒，大家把他抓住狠狠揍了一顿，而且把他的全部财物都抢劫一空。若不是弟弟为他说情，恐怕连性命都难保。
兄弟二人准备动身回国时，裸人国的人都热情地跑来为弟弟送行，而对哥哥则骂不绝口。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一心想着发奋图强，他对谋士楼缓说：“我赵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国、林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部族。如果不发奋图强，加紧军事装备，武装国防军队，随时会被邻国偷袭过来。要发奋图强，就得采取军事改革措施。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宽袖口，干活打仗，都不太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穿皮靴子，行动方便灵活。我打算仿照胡服骑射
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你看怎么样？”谋士楼缓听了很赞成，他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饰，就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步兵，进攻冲锋缓慢，就是打败游牧族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马跑得快，很难追上他们；即使马拉战车，道路不好走，也追不上他们；但是，我军又不会骑马打仗。要想学习胡人的服饰，就得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有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只得再找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说：“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不决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改革而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赞成军事改革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身穿胡人的服装，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穿着胡服，都吓着了。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一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本民族的服装，岂不是丢脸吗！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对，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
赵武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成，对他反复地讲解改穿胡服、骑射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新式胡服。次日朝会上，文官武将一见老将赵成也穿起胡服来上朝了，都没有话说，只好改穿胡服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次年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队打败邻近的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几个游牧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收服了。赵国从此兴盛强大起来，可以对付当时的霸主国了。
第一个故事中讲的是“入乡随俗”，而第二个则证明了“政由俗革”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对于国家政策要灵活运用，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好政策。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政治与风俗之间，有互相促进又有互相制约的方面，而由制约产生的“矛盾”，如果能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考虑，则可以推进政策改革的进行。
政贵有恒
王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说：“……为政贵在有常，言辞应当体现精要，不宜好异。商地旧俗喜好侈靡，以巧辩为贤，余风至今没有断绝，您要多方考虑呀！”
周康王主政十二年后，在成周民众的面前册令毕公治理成周郊区。成周郊区居住的是周公旦搬迁来的旧朝殷商的旧民。周康王任命毕公时，说过一大番话。
首先，周康王盛赞毕公的辅政功绩。他说，文王和武王施大德于天下，灭亡了殷商。周公旦辅助先王周成王安定国家，劝说殷民搬迁到洛邑，使他们接近王室，容易受到训化。如果不褒奖善良，百姓就不听从劝告了。周康王用文王、武王的德政以及周公治政方式为引导，希望毕公按照前人的治政理念继续施行德政。他高度赞扬毕公的品德，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能够认真处理那些小事，辅助四代君王，对下属要求严格，没有人不恭听毕公的教诲。接着说：“你的功绩一直受到先王的重视，我是很敬仰你的成就的。”
周康王提出了自己施行德政的具体主张。他说：“我命令你继承周公的事业，识别善恶，在百姓中树立典型，表彰善良鞭挞罪恶，树立良好的风尚。对于那些不听训教的人，要标明他们农田的疆界，使他们有畏惧和羡慕的感觉。还有把郊野的分界标明，加固守备，以四海平安。”
这里，周康王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贵在保持政策的稳定，言论重在突出要点，不要喜好奇异。王权体制下的政策，因其家长制、官本位容易导致政策多变，因其需突出长官的权威必然会标新立异、八股成灾。
康王举殷商做例子继续说，商朝的风气柔弱，以狡辩为贤，现在余风未绝，你可要注意。周康王把社会风气作为治政的重要着眼点，同时要求规范治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注重务实。
周康王特别注重社会的道德风尚。他说：“我听说那些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很少顺从礼仪，用放荡欺凌道德，这实在是有悖天道。拒绝教化，贪慕奢华，这是万世不变的流俗。殷朝的士人，凭借过去的那些光荣，仗恃强大灭绝道义，穿着华丽。骄淫自大，终食恶果。虽然可以将他们骄淫之心收起来，但约束就困难。扶持他们富足，又能让他们得到教化，才能安享晚年。只有以德、以义治政，这是古代的大训。不听从古训，我们又能听从什么呢？”
周康王勉励毕公继承周公的治政理念，努力治理成周郊区。他说：“国家的安危，在于殷商的这些旧臣。要不刚不柔，德政才能施行。周公谨慎地开了个头，君陈在中间保持和谐，你要最后完成治殷的任务。三位保持共同的治理方针，用同一种方法治理政事，泽润万民，四方蛮夷依赖我们，我就能享受多福。你要治理好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享受无穷的声望。子孙后代按照你的治理方式治理国家，那么天下就安定了。不要说不行，就看你有没有这份心；不要说那地方人少，就看能不能把事办好。”
该篇讲话，体现出康王系统的治政理念，体现出康王成熟的治国手段。周康王区别于前人的地方，一是政贵有恒。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百姓才依赖政府。二是注重社会风气的引导。三是资富能训，看到让百姓富足的重要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
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大水弥漫接天，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山顶，漫没了丘陵，老百姓沉没陷落在洪水里。我乘坐四种运载工具，沿着山路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同伯益一起把新杀的鸟兽送给百姓们。我疏通了九州的河流，使它们流到四海；我又挖深了田间的大水沟，使它们流进大河。
宋仁宗时，雷简夫被派去雅州（今四川雅安）平定异族叛乱。雷简夫有谋略，很快智平叛乱，遂被任为雅州太守。雷简夫开发河道，发展生产，使这居川西僻地的雅州渐渐富裕起来。
这一年夏天，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巨雷劈山，把无数块大石头冲进河道。霎时，河道堵塞，河水上涨，漫过堤坎，冲向岸边农田、村庄，形势十分严重。雷简夫接到地方的报告，赶到现场时，人们已在那里清理河道中的落石。小石块好清理，手扒人传，送到岸上。中等的石块就用大绳拴住，岸上的人用力拖拉，把它拉到岸边，再弄上岸去。最后，河道中只剩下十数块大石块了，小的有半间房大，大的有几房屋大，最大的有半个院子那么大。这些大石块，任凭人怎么推拉，就像生了根一样，在河道中一动不动。
但是，对河道威胁最大的还是这些大石块，它们立在河道中，把水流挤得左冲右突，有的石块直把水流逼得横冲向堤岸，不弄掉这些大石块，河道的险情就排除不了，怎么办呢？众人合计了半天，有说把它们凿小了，搬上岸的，有说拴上大绳用几十头牛拉的，但最后都觉得不合适。这时，雷简夫沉思了半天，开口了，说：“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法子。在大石块下流处挖一大坑，坑大得足以容下石头，然后把大石块顺流推动，让它落在坑中，怎样？”大家一听，觉得是好办法，忙组织人在大石块下流处挖坑。挖够一个坑，就拴上大绳，将大石顺水拖去，石块一动，正好跌进坑中。如此炮制，不消半天工夫，那些大石块都被推拉进坑中，疏通了河道，排除了险情。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年），字文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机智故事。一天清早，不到１０岁的徐文长去私塾读书，走近村外那座石桥，远远看见桥堍围观了好些闲人，还听得河道里大大咧咧的争吵声，便疾步朝石桥奔去。挤进人群，钻出来站到桥墩边，吵骂声就清晰了：“前面的鸟船快让道，我们要赶路哪！”
“我过不了桥洞。”
“笨蛋，把稻草搬掉几层嘛！”
徐文长
“搬上河岸，过了桥又要搬上船，这样要耽搁多少工夫啊！”
“谁叫你装这么多？你晓得耽搁自己的工夫，就不怕耽搁旁人的工夫？”
吵到后来，骂娘的话也出来了，越骂越难听。徐文长见那只挡道的小船满载着稻草，恰好高出桥洞半尺光景，小船横竖过不了桥。后边大小船只排成了长蛇阵。船老大们高声怨怪，叫骂不绝。
岸上围观者见这么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便有几个好心的青年自告奋勇地跳下岸，对稻草船主人说：“哎，你不要怕麻烦，我们都来帮你搬上搬下就是。”船主也不好再硬撑下去，只得同意搬草。
可是当船主刚刚搬了两捆稻草甩给岸边的青年时，徐文长大声呼叫道：“不用搬，不用搬，我有好办法——往船舱里舀水，船重了吃水就深，稻草顶就会低于桥顶的嘛！”
众人异口同声说：“好办法，好办法。”稻草主人按照徐文长的办法去做，果然很快顺利地通过桥洞。阻碍消除了，一长串大小船只逶迤地划过桥洞。
又有一天，徐文长的伯父把两只小木桶装满水，然后领着徐文长同一群孩子走到一座又矮又小的竹桥边，对大家说：“谁能把这两桶水提过桥，我就送他一包礼物。”嘴里对小朋友说，眼睛却望着徐文长。
徐文长心里明白，说是考大家，其实是在难自己，因为这座竹桥桥身很软，有弹性，又贴近水面，人一走上去，桥身就会弯下去碰到水面。如若一手提着一个水桶走过桥，水不泼翻才怪呢。好久好久，小朋友没有一个吭声的。
徐文长说：“那我来试试吧。”说着，他脱去鞋子，用两根绳子系着小桶，将小桶置入竹桥旁边的水里，便走上竹桥，拖着小桶毫不费力地过了桥。小朋友们齐声喝彩。伯父不得不暗暗叫声“好”字，脑子里忽地又跳出一个主意，便说：“文长啊，我说话要算数，喏，这包礼物你来拿吧。”徐文长一看，只见伯父将那包礼物吊在一根长长的竹竿梢上，便笑嘻嘻地走上前去解开。
“慢！”伯父叫了一声，“你要拿礼物，必须遵守两个条件：第一，不能把竹竿横躺下来；第二，不能垫凳站高去拿。”
小朋友们顿时起了一阵小哄：“伯伯存心刁难人嘛！”
徐文长那对滴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便笑道：“我一定遵守伯父的条件。”说着，他就捏住竹竿，举着它走到一口水井旁边，再把竹竿慢慢从井口放下去，当竹竿梢放到和他齐身时，便顺手从竹竿梢上解下那包礼物。
“好！”小朋友们和徐文长的伯父禁不住都高声夸赞起来。
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用的是堵截的方法，虽然劳心劳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自己也被舜帝杀掉；而大禹治水则采用疏导的方法，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同样一件事，方式方法不同，结果也肯定不同。因为我们在为人处世中，遇到困境和矛盾时也要采取疏导的方法。
同时，我们遇到事情要多动脑筋，这样不仅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能不断地锻炼想象思维。画家徐渭小时候就是个很聪明的人，善于动脑筋，在不断的实践中锻炼了遇事就要动脑筋的好习惯。
故事中，雷简夫打破常规想办法，变向岸上“搬”石块为向水下“埋”石块，没费多少力就解决了常规法则不能解决的问题；徐文长使船下沉过桥以及提桶过矮桥，也都是由于多动脑筋得出的“妙招”。因此，一个问题出现时，按通常做法行不通时，换一个方式去思考，常常会柳暗花明、获得转机。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要死钻牛角尖，此路不通行彼路，就可以使问题顺利得以解决。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求得贤圣为师者可以称王天下，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就会灭亡；好问才能充实宽裕，刚愎自用是渺小的。
扁鹊是古代一位名医。有一天，他去见蔡桓侯。他仔细端详了蔡桓侯的气色以后，说：“大王，您得病了。现在病只在皮肤表层，赶快治，容易治好。”蔡桓侯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病，用不着你来治！”扁鹊走后，蔡桓侯对左右说：“这些当医生的，成天想给没病的人治病，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医术高明。”
过了十天，扁鹊再去看望蔡桓侯。他着急地说：“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去了。可得抓紧治疗啊！”蔡桓侯把头一歪：“我根本就没有病！你走吧！”扁鹊走后，蔡桓侯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去看望蔡桓侯。他看了看蔡桓侯的气色，焦急地说：“大王，您的病已经进入肠胃，不能再耽误了！”蔡桓侯连连摇头：“见鬼，我哪来的什么病！”扁鹊走后，蔡桓侯更不高兴了。
又过了十天，扁鹊再一次去看望蔡桓侯。他只看了一眼，掉头就走了。蔡桓侯心里好生纳闷，就派人去问扁鹊：“您去看望大王，为什么掉头就走呢？”扁鹊说：“有病不怕，只要治疗及时，一般的病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怕只怕有病说没病，不肯接受治疗。病在皮肤里，可以用热敷；病在肌肉里，可以用针灸；病到肠胃里，可以吃汤药。但是，现在大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病到这种程度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我也不敢再请求为大王治病了。”
果然，五天以后，蔡桓侯的病就突然发作了。他打发人赶快去请扁鹊，但是扁鹊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没过几天，蔡桓侯就病死了。
卫国大夫孔圉聪明好学，更难得的是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在孔圉死后，卫国国君为了让后代的人都能学习和发扬他好学的精神，因此特别赐给他一个“文公”的称号。后人就尊称他为孔文子。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卫国人，但是他却不认为孔圉配得上那样高的评价。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孔圉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还很多，凭什么赐给孔圉‘文公’的称号？”
孔子听了微笑说：“孔圉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地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羞耻，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并不会不恰当。”
经过孔子这样的解释，子贡终于服气了。
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而学习最可怕的就是不懂装懂，这种人，一辈子也学不到过硬的知识。因此，在追求学问之时，应该“多想、多问、多读、多写”，抓住中心，集中精力，一鼓作气，攻破一道又一道难题。只有这样，才能牢固地掌握真正的学问，才能在今后的竞争之中将自己的所学发挥得游刃有余。
以公灭私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命令发布了就一定要推行，不能违反。要出以公心，以消灭私情，这样百姓就会相信并服从于你。
蜀后主建兴六年（２２８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命令赵云、邓其为疑军，占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亲自率１０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今甘肃），任命参军马谡为前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当时其实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诸葛亮都没有用，因为马谡确实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奇才。他读了不少兵书，平时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找他谈起打仗的事来，他就谈个没完，也出过一些好主意。所以深得诸葛亮信任。
马谡到达街亭后，却没有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自信地说：“我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都得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接着又扬扬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制胜之秘诀。”王平再次谏阻：“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说：“丞相委任我为主将，部队指挥我负全责。如若兵败，我甘愿革职斩首，绝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义正词严：“我对主将负责，对丞相负责，对后斩马谡主负责，对蜀国百姓负责。最后恳请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马谡固执己见，将大军布于山上。
魏明帝曹睿得知蜀将马谡占领街亭，立即派骁勇善战，曾多次与蜀军交锋的蜀大军张郃领兵抗击，张郃进军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挥兵切断水源，掐断粮道，将马谡部围困于山上，然后纵火烧山。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不战自乱。张命令乘势进攻，蜀军大败。马谡失守街亭，战局骤变，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
诸葛亮总结此战失利的教训，痛心地说：“用马谡错矣。”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临刑前，马谡上书诸葛亮：“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这次我违背节度，招致兵败，军令难容，丞相将我斩首，以戒后人，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只是恳望丞相以后能照顾好我一家妻儿老小。这样我死后也就放心了。”诸葛亮看罢，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要斩掉曾为自己十分器重赏识的将领，心若刀绞；但若违背军法，免他一死，又将失去众人之心，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于是，他强忍悲痛，让马谡放心去，自己将收其儿为义子。而后，全军将士无不为之震惊。
马谡被推走了。诸葛亮拭干眼泪，又宣布一道命令：对力主良谋，临危不惧，英勇善战，化险为夷的副将王平加以褒奖，破格擢升为讨寇将军。善于自省的诸葛亮斩马谡，升王平之后，多次以用人不当为由，请求自贬三等，一品丞相为三品右将军，仍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刘禅，欲图中原，成就大业。
处理任何事情，尤其是管理者，都要出以公心而去掉个人的私情或恩怨。公私分明甚至大公无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推崇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一直在提倡，并且有比较好的传统和楷模。比如雷锋，比如焦裕禄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加快了现代企业建设的步伐，中国传统文明中“以公灭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美德以多种表彰形式得到充分的肯定，从而得以发扬光大，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
舍己从人
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舍弃自己的主观意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虐待鳏寡孤独的人，不废弃困苦贫穷的人。
明朝宰相严讷很重视教育，有一年他准备资助家乡建一座学堂，在规划地基时，自然要碰到民房拆迁问题，他告诫当地政府，一定合情合理地处理拆迁一事。由于处理得当，房屋地基规划进行得很顺利。眼看就要结束时，在地基边缘有一座破旧的民房，主管人查看时，见是一家卖果酒蔬菜的小店，就对户主说：“严宰相资助家乡盖学堂，你这房子正好在其范围内，需要拆迁，您出个价吧，亏不了你们家的。”
户主世代居住此处，恋根性自然很强，但他也从内心钦佩严讷的义举，心中矛盾又不能不说：“严大人为民着想，小民感激不尽。可我这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在我手中丢了又觉愧对列祖列宗，小民很为难啊！您就把俺的心事回严大人吧，望求得他的谅解。”这位户主语言婉转，但话中的意思很明确：他不会卖房的。主管人反反复复地解说，这户主只是一个劲地称赞严宰相，卖房的事却一字不吐。主管人又急怒不得，因为严宰相一再告诫不能对民粗鲁无礼。他只得回头向宰相禀报。
严讷听了汇报，想了想说：“他不肯卖就不必硬买。先动工兴建其他的房屋，这户人家我自有办法让他搬迁。”主管人磨破了嘴皮都未能说服这户人，听宰相如此说，甚觉好奇，便向他讨计。严讷说：“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工地需要的果酒蔬菜，全由这户人家去买，价格随他，而且咱们要预先付款。”
学堂如期动工，工地上热火朝天。几百号人的吃喝，全由那户人家采办，他家往日萧条的生意一下变得兴隆了！全家人倾巢出动，起五更睡半夜地忙，有时还忙不过来，只得雇人帮忙。学堂的地基还未打好，这家人就已赚了不少钱。他添置了许多新家具，大人孩子购买了新衣，主人乐得合不拢嘴。可有件事也着实为难了他，这便是满屋子储存着果酒蔬菜，连插脚之处都没有了。工地上的活还早着哪！照此看来，这小屋真是太狭小了！严讷已将这店主的心理掌握得一清二楚，他适时地派人去找店主：“店家呀，过两天我们工地还要增加几百人，以后你的生意会更加兴旺发达了！”
店主高兴得满面红光，但又非常歉意地说：“全仗严宰相的关照，我们才有今日的富足。宰相当初想买下这片地基，我却舍不下这破陋的小屋，为难了你们，也辜负了宰相的厚意，小民实在愧对啦！”店主主动让出小屋，严讷知后，忙吩咐主管人在附近找到一所宽敞的新屋卖于店主，那家人愉快地搬走了。这事传出后，人们纷纷赞誉严宰相的高尚官品，说他是个有智有谋，又能体谅百姓疾苦的好官。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争端，人们第一个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总不想让自己受到损失，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虑，这种想法只会让自己的问题不能顺利解决，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达成共识来解决双方问题。在上文中，经过严讷的一番努力，不仅使店主搬迁了，而且也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赞赏，这就是将心比心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