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基础就是由周礼奠定的。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明的开端。早期的礼较为简单粗糙，但礼作为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制约，在客观上是必须的。社会变革只能以新的制约代替旧的束缚生产力的制约，如果取消或削弱制约，社会就将陷入混乱，甚至引起历史的倒退。
孝子之养老也
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
曾子说：“孝子奉养年老的父母，就是要使父母心情舒畅，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所闻悦耳、所见悦目，睡眠起居安适，尽心尽力供应父母喜爱的饮食。”
东汉姜诗，是一位非常孝顺父母的人，他的妻子庞氏也很孝顺。婆婆愿意吃鲜美的鱼，又爱喝六七里路以外的江水，庞氏就去很远的地方挑水，无怨无悔。
有一次在取水的半路遇到大风，回来迟了，婆婆口渴，姜诗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妻子赶出了家门。庞氏毫无怨悔，但又不想离开这个家，就到邻居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在邻居家还关心婆婆和丈夫。她用纺织得来的钱，买一些东西，让邻居送给婆婆吃，而且不让邻居说出来。婆婆觉得奇怪，问邻居：“你为什么经常送这么好的东西给我吃，以前怎么没有呢？”后来，邻居把一切告诉了庞氏的婆婆，婆婆很感动，便将庞氏接回来。庞氏回家后，更加孝敬婆婆。
东汉姜诗
有一次，姜诗的儿子不幸在外面被水淹死了，他跟庞氏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就编了个理由对母亲说孩子出外求学去了，不能回家。后来，夫妻二人对母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在他家的旁边竟然涌出一口泉水，而且泉水的味道就跟江水一样甜美，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自水中跃出。庞氏每天把鲤鱼做给婆婆吃，同时还请邻居一起分享。
姜诗居住的地方曾经有盗贼八次经过，他们不仅不抢他家的东西，而且还拿一些东西送给姜诗。姜诗并没有留下，而是把东西都埋掉了。姜诗又做到了“见得思义”，不食不义之食。
孝行能感动天地。儿子孝顺父母，远不如媳妇孝敬父母，因为媳妇会影响儿子。中国有句谚语：儿子未结婚之前是娘的儿子，可是儿子娶媳妇之后，那就变成了妻子的“儿子”。这说明结婚之后，儿子能否孝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媳妇，所以古时候的人对待婚姻非常慎重。女儿出嫁前，三天不熄灯，父母要叮嘱女儿如何保持家风，相夫教子，孝养公婆。
最大的孝是“尊亲”。要使人们因为“有这样的好儿子”而尊敬其父母，儿子必然是有极高品德或对人民有重大贡献的人。古今中外的伟人志士、盛德高行，想必绝大多数都为他们的父母带来光荣与尊敬，可惜史书上直接的记载不多，但有两件小事也可玩味。
晋朝有个裴秀，自幼好学，八岁能写文章，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十来岁就很有名声。他父亲裴潜任尚书令，叔父裴徽是大名士，家里经常宾朋满座，而来客必定也同时拜访这位少年。
裴秀的生母出身低微，连个正式的“妾”都算不上，嫡母仍把她当丫头使唤，叫她伺候筵席，端菜送饭。客人知道是裴秀生母，全都起立避席，口称不敢当。秀母说：“我如此微贱，诸位是看在小儿面上吧。”嫡母知道后也觉得不好意思，从此对秀母礼遇有加。这在魏晋极重门第身份的时代是很难得的。
无独有偶，明末的张溥，生母金氏也是个“通房丫头”。张溥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爱国文人，主持联合大江南北各文社，统一为“复社”，声气之广遍天下。过往造请的宾客门生，都要同时拜问潘（嫡母）、金二母安否，潘氏自然也就很看重金氏。那时候，要从根本上改变一夫多妻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使身为婢妾的母亲免遭更痛苦的作践，得到一点做人的尊严，全亏有个争气的儿子！而后人多把尊亲理解为儿子要中举做官，官越大，越能“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但那未必是曾子的本意。齐国曾要聘曾子为卿，曾子因父母年老，不忍远离，辞而不就。裴秀当时还是少年，而张溥一生没有正式做过官。
这是发生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一个村庄的真实故事。
“噢……咳咳……”，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晚饭的时候，徐庄镇机关干部尹彦文和家人在一起吃饭，他的父亲突然咳嗽起来，然后放下饭碗，转过脸去，用手捂住嘴，沉闷地干咳了几声，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儿子和儿媳说：“你看，我吃饭吃呛了。”然后，他起身拿了衣服回村子里的老宅院休息。
尹彦文的妻子借债办了一个养猪场。白天，父亲帮着他们拌料、喂猪，帮着干些零零碎碎的杂活。晚上，爷几个在养猪场里吃完饭，再回家睡觉。吃过饭后，鲁南地区下起了２００４年的第一场雪，尹老汉“咯吱咯吱”地踩着雪回去了。
半夜里，尹彦文的妻子告诉丈夫：“唉，咱爹咳嗽好几天了，不是吃饭吃呛了，怕是有其他的病吧。”尹彦文说：“是他气管炎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时尹彦文起身穿了衣服，蹬上鞋，又随手拿了大衣披在身上，媳妇问他：“这么晚了，你要到哪里去？”尹彦文说：“你自个儿先睡，我去村里看看咱爹。”外面的风很大，尹彦文把手插进大衣筒里，跺了跺脚，向村子里走去。一路上，尹彦文在想，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直住在村子深处的那座房子里，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成人，现在自己争气，媳妇也很能干，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父亲应该很满足了。
尹彦文走到房子前面的那棵老槐树下，又听到父亲剧烈的咳嗽声。咳嗽了一会儿后就渐渐地平息了，像是睡着了。尹彦文想陪伴父亲待一会儿，刚想叫门，但又怕吵醒了父亲，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生觉，就不打扰他了。于是决定在门口站一会儿。
尹彦文想起母亲刚去世的时候，有人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看着两个孩子，叹了一口气说：“还是我一个人拉扯他们吧！”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姐姐出嫁了，自己也结了婚，老父亲倒只剩下一个人了。那年快过年了，人家都准备着年货，还要预备一些油炸食品。父亲外出打工没有回来，他和姐姐就在村口等父亲。一天，父亲披着一身雪花回来的时候，看见两个孩子待在大树下，他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别人家油炸年货，父亲不会做，盐粒没有化开，菜刚放到锅里，就啪啪地乱响，溅起大片大片的油花，炸的菜半生不熟。父亲怕浪费就都吃了，结果加上风寒，落下了气管炎的毛病，这几年倒是不犯了。
自从办了养猪场，他又跟着自己整天忙活，却又经常瞒着病情，怕自己为他操心。想到这里，尹彦文不忍打扰父亲，就站在门口听父亲睡觉。过了一会儿，父亲又咳嗽起来，不知怎的，一阵比一阵厉害。那一声声的咳嗽像是锤子敲打在儿子的心上：“一、二、三……”尹彦文在心里默数着。咳嗽了一阵，父亲才好一些，尹彦文的心也稍稍安宁一些。不一会儿，父亲的咳嗽声再度响起：“五十、五十一、五十三……”尹彦文数着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的脚冻木了，就在雪地里轻轻地走一走。当他数到第一百九十声的时候，不知不觉天快亮了。不一会儿，父亲起床了，尹彦文推开了门，问父亲：“爹，您一夜睡得还好吧？”父亲笑了笑说：“好，我一觉睡到大天亮。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尹彦文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对父亲说：“爹，今天咱什么都不干，我陪您去县人民医院看病。”
其实，孝顺的子女不一定非要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也不一定非要给父母奢华安逸的生活，只要多回家看看，帮他们泡一杯茶，做一顿饭，时常陪父母聊聊天，让他们不觉得孤单，他们就会很满足了。因为父母永远都是无私的，他们的要求并不多。
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先天的，用不着多说；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后天的，饶是明确要求，大力提倡，只说孝不说慈，人们还是爱子女胜过爱父母。这段两千年前的话，至今读来仍然不乏生命力。
尽量让年迈的父母吃得好些，无疑是子女的孝心，但也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父母都是爱子女的，他们如果知道子女是在勒紧裤带、超常劳动或借债，能安心吃酒肉吗？使父母不安，又养什么志呢？说实在的，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父母和子女在精神上的沟通与慰藉，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
为人子之礼
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
做儿子的礼节：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凉快；晚上服侍父母安寝，早晨向父母问安。与平辈人相处，则不争。
在父系社会中，父子关系是一切人伦关系的核心。虽然有夫妇才有父子，但夫妇之间只有“义”，可以离异，父子之间才是“亲”，
周文王
不能割断。从“亲亲”上说，有了父子，才能上承祖祢，下及孙曾，旁系兄弟，连合宗族。君臣是父子关系在政权上的运用，朋友则是兄弟关系在社会上的延伸，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来。而从根本上巩固这个核心的，是儿子对父母的“孝”。
周人极重视孝。周文王还在做世子时，每天早中晚三次到父亲王季的寝宫门外，向宫内值班的小臣询问今天父王是否安康。听说安康无恙，就高兴；若小臣说大王有点不舒服，文王就会面带忧色，路都走不平稳，待王季饮食正常，才随之恢复常态。内侍上膳时，文王先察看饭菜的冷热；撤膳时，关心父王吃了多少，并吩咐这一顿的饭菜下顿不得再上。内侍答应遵命，文王才退回自己的住处。后来周武王做世子，也像文王一样。文王有病，武王日夜侍候，连冠带都不敢脱。文王吃一顿饭，武王也吃一次；文王再吃，武王也才再吃。直到十二天后，文王痊愈，武王才休息。这一套做法，后世概括为“问安视膳”，成为贵族子弟尤其是皇子王孙侍奉父母的正规礼数。
公元前１６７年，临淄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过多久，淳于意便辞了职，当起了医生。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反而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汉文帝像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要被押解到长安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儿子，以至于遇到急难的时候，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几个女儿都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去长安，家里人再三劝阻也没有用。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道：“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次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残废了；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到官府为奴为婢，希望能换父亲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读完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让他们受罚之后，也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了一个办法，改施肉刑为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就这样，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肉刑，缇萦救了自己的父亲。
我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尊敬老人更是传统美德，但从众多成年人不知道自己父母生日的这件“小事”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传统美德正在悄悄失传。要知道，一个连自己父母生日也记不清或不去记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非常孝敬父母的。所幸的是，现代人还没有完全丧失孝道，曾经被中国各大报刊和网站反复转载的“刘霆背母上大学”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霆是浙江林学院一年级学生，与别的大学生不同的是，他不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而是在校外租下一间小屋与罹患尿毒症的母亲同住。刘霆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照顾母亲。他说：“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我自然要力所能及地回报。”
刘霆依靠勤工俭学的收入来照顾自己的母亲。他在大学食堂里打扫卫生，除了有收入外，每日三餐还可以免费。他把免费的饭菜留下一半，带回去给卧病在床的母亲吃。为了节省费用，这个十九岁的大学生还学会了如何打针、量血压和电疗。天气好的时候，他会背着母亲到楼下晒太阳。
在刘霆所在的学校，他背着母亲上大学的故事人人皆知。一个同学说：“好久没感动得流泪了，没想到这样的事就在自己身边。”
孝心的力量是感染人的，因为它能充实自己生命的立足点，导引生命之旅的方向，同时它也代表着人间温情和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品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感恩和尽孝的人，即使他再优秀，也不能算是一个有品德的人。
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天经地义，是人类最为根本首要的品行。它告诉我们。尽孝是为人子女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判断一个人本性善恶的最基本的一个品行。
孝敬父母、侍奉父母是每个人应具有的素养，但这句话强调得有些过分了，甚至要求人放弃自己的社会工作，放弃为国尽忠为民出力的机会，而早晚与父母相伴，这就有些“愚孝”了。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
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诗经说：“友爱的兄弟，彼此宽容谦让。不和的兄弟，互相伤害对方。”
唐李华名篇吊古战场文就说：“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礼记中提及兄弟之处虽不少，但单独阐述的却几乎没有，一般都附着于父子，父兄并举，孝悌并举。这是由于有父子才有兄弟，血缘之近，仅次于父子，正如经文所说父子是躯干，那么兄弟就是四肢。
魏末晋初时山东临沂的王祥，因早年丧母，父亲再娶，继母朱氏心肠恶毒，在王祥父亲面前讲王祥的坏话，其父慢慢不喜欢他，但王祥不管继母怎样说，还是尽心行孝。为满足继母欲食鲜鱼的欲望，王祥解衣卧冰求鲤，冰破裂，双鲤跃出，王祥喜得之，持归供母。卧冰求鲤为二十四孝之一，用身体的热融化冰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可能的。王祥卧冰求鲤有理想的神化，只当教育人的故事罢了。但王祥在历史书上，是确有其人的。王祥王览“兄孝弟恭”的故事同样感人。
王祥卧冰求鲤
继母生的儿子叫王览，与他的母亲不同，他甚爱其兄，非常敬重哥哥对自己母亲的孝心。王览还在小时候，每次看到母亲棒打哥哥时，便抱住哥哥让母亲一起打，他的母亲怕打着自己的儿子，只能无奈放下棍棒。长大后，兄弟二人都娶亲成了家，每当朱氏惩罚王祥的妻子时，王览的妻子也会要求与嫂子一同受罚。朱氏看到这种情形，也就不罚王祥的妻子了。
一天，朱氏准备了毒酒让王祥喝，她想毒死王祥，把家产留给自己的儿子独享。王览早就看在眼里，一把夺下这杯毒酒，要自己喝。朱氏慌了，急忙抢下儿子的酒杯，将酒泼在地上。这个恶毒的继母想：“儿子和儿媳对王祥夫妻都好，又何必要对王祥夫妇不好呢？”从此以后，朱氏对王祥夫妇慢慢好起来。
王祥与王览在历史书上，是确有其人的。史书上记载了他们兄弟二人“兄孝弟恭”的事迹。当时的徐州刺史吕虔仰羡王祥的孝名，聘请王祥做别驾的官。别驾职权甚大，相当于副刺史。当时民间歌唱说：“海沂久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后来，王祥又相继做了魏国的太尉和晋朝的太保，活到九十四岁的高寿。
汉朝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哥哥叫赵孝，弟弟叫赵礼，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十分友爱。
有一年，由于年景不好，粮食减产欠收，天下饥荒，社会就动荡不安了。一伙强盗就占据了宜秋山，四处抢掠。一天，强盗突然闯入赵孝所在的村子，进行抢掠，村中百姓都慌忙逃命。因为赶上灾年，并且村子早已被各路强盗劫掠多次了，所以村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了。这时赵氏兄弟两人正在家中，一伙强盗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想搜刮粮食钱财，然而赵家已经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油水，没有一点粮食。兄弟俩一看强盗冲进来了，他俩岁数都不大，就吓得直往门外跑，因为弟弟赵礼弱小跑得比较慢，强盗一把就抓住了赵礼，因为饥荒严重，饥饿早已使盗贼失去了理智和人性，强盗竟然想把被抓的赵礼吃掉。
哥哥赵孝是先跑出来的，回头一看弟弟没有跟上来，四处询问，得知弟弟被坏人掳去，便立即只身跑到了强盗的据点。正见到五花大绑的弟弟被系在树上，树下已经支起了一口铁锅，锅中的水也已经沸腾了。见此情形，赵孝跪在凶恶的强盗面前，哀求着说：“我弟弟有病，身体瘦弱，身上也没有多少肉，他的肉自然也不好吃，你们还是把他放了，由我替他，我身体好，我身体胖，你们就吃我吧。”这就是哥哥赵孝争着顶替弟弟去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和赵孝的这番话，当场的强盗们一时都愣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他们哪里见过有这样甘愿送死的人。这时只见弟弟赵礼忙在旁边喊道：“是我被你们抓住的，我如果被你们吃了，那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哥哥已经跑了，他有什么罪过呢？没有吃我哥哥的道理！应该吃我！”听罢此言，赵孝扑向弟弟，兄弟俩抱成一团痛哭。
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强盗，看到赵氏兄弟互相争死的场面，也被这兄弟俩的友爱之情震慑了，他们那早已抛弃的良知此刻也被这人间手足的深情唤醒了，甚至有几个强盗都流下了眼泪，后来强盗的首领吩咐放了两兄弟，不得为难他俩，让他们回了村子。
这件事情后来被当朝皇帝知道了，不仅下令褒奖他们，而且封了兄弟二人一定的官职，还下诏书将昭示天下，他们以德感化强盗的善行义举，是兄友弟恭的最好典范，让全国的百姓效仿学习。
曹植
但是兄弟间争权夺利并不因德教的推行而停止，有些统治者从反面接受“教训”，变得更乖觉也更凶残了，兄弟是对权力的最大威胁，与其等你来杀我或我的子孙，不如我先杀了你以绝后患。
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首先毒死嫡弟任城王曹彰，又策划除掉另一嫡弟东阿王曹植。曹植是曹操的小儿子，从小就才华出众，以文学著名，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因此文帝特别忌恨他。曹丕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他担心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害死他。这样，曹植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变成了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有一次，曹丕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作不成就将行以大法。曹植知道哥哥是存心要害自己，又伤心又愤怒。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努力地想着。果然，他就在七步之内作了一首诗，并当场念了出来：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植吟出了一首“煮豆燃萁”的七步诗。曹丕听后，勾起了手足之情，他深感羞愧。文帝虽然放弃了杀弟的念头，但仍贬爵徙封、严加监视，更不肯加以任用，曹植最终抑郁而死。后人，由此赞美才思敏捷者为“七步之才”。但曹植和其兄曹丕之间“煮豆燃萁”的故事，在历史的天空中不断上演，留给了世人沉重的思考。
兄弟关系的“人义”准则是“兄良弟弟（悌）”，左传又有“兄爱弟敬”、“兄友弟共（恭）”的提法，意思都是一样的——兄长要爱护弟弟，弟弟应敬奉兄长。在礼制上，父子讲尊卑，兄弟论长幼。平时长兄可以代父管教诸弟；父若早亡，诸弟更必须“事兄如父”。但兄弟是平辈，“悌”的约束力没有“孝”大，因之兄弟友爱就更值得称道。
大臣不亲，百姓不宁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孔子说：“国君不亲近大臣，以致百姓不得安宁，由于对大臣的信任和尊敬不足，而所赐予的富贵又已过分了。大臣不能治理好政事，近臣就会结党营私。所以对大臣不可不尊敬，因为大臣是民众的表率；对近臣不可不慎加选择，因为近臣是民众的引导。国君不要和小臣议论大臣的事，不要和远臣谈说近臣的事，不要和内臣图谋外臣的事，这样就可使大臣不抱怨、近臣不嫉妒，而远臣也不会被壅蔽了。”
君仁臣忠，是儒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君臣关系的最高准则。殷纣王是个有名的暴君，他逐商容、剖比干、囚箕子，行炮烙、脯醢（把人剁成肉酱）、断胫、刳孕等酷刑，终被武王讨伐，断送了殷商六百年的天下。周初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王朝统治阶层有鉴于此，采取了若干较为宽仁的政策，出现了“成康之治”。
周实行宗法与政权合一的制度，周王既是姬姓最大宗子，又是天下“共主”。除直接统治王畿（王城周围一定范围的地区）外，规定各国诸侯对王室要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见。小聘派大夫，大聘派卿，朝见则是诸侯亲自进京。无论朝或聘，都要向周王贡献玉帛等贵重物品和本国土产，凡得到额外收获或战利品，也要将好的进贡。
有一次，密国国君康公跟随周共王出游，这位密康公大概是个美男子，因此有三个姑娘私奔来找他。母亲劝他献给王，康公哪里舍得，偷偷带她们回国，金屋藏娇去了。不久，周共王得知此事，既妒恨失去美女，又感到王权受到了侵犯，勃然大怒，出兵剿灭了密国。周共王在历史上还算不得暴君，但为美女而灭人国，与“仁君”的距离也就不可以道里计了。此后的西周一代不如一代，待到出了厉王、幽王两个昏暴君主，一个引起国人造反，一个导致犬戎入寇，虽然未至亡国，但迁为东周，从此衰微。礼记在“十义”中强调君仁，当然包括了周王朝本身的教训在内。
卿大夫与他们的家臣也同样是君臣关系。晋平公驱逐以栾盈为宗子的世卿栾氏宗族，下令“栾氏之臣”不许随从，违者斩首陈尸。家臣辛俞却收拾栾盈来不及带走的财物，随后追赶，因而被捕。晋平公问他为什么不顾性命，辛俞回答：“我家三代都做栾氏家臣，栾盈就是我的君主。臣应以死事君，不能畏死叛君。”平公认为他说得有理，传令放行。鲁国季孙与郈氏两家因斗鸡结怨，郈昭伯怂恿鲁昭公出兵讨伐季平子，叔孙氏的司马鬷戾说：“我是家臣，不敢知道国家的事，只知道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立刻带领甲士去救援，打败了朝廷的军队，昭公只好出奔。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凡拥有土地的都是“君”，为哪个君服务，就是哪个君的“臣”。君对臣是一层管一层，臣对君也是一层忠一层。但忠的概念也并非不论青红皂白一概无条件服从，栾盈后来起兵造反，辛俞就曾苦谏，宁死不肯参加叛乱。只要不是以臣叛君，都不能算不忠。
既然国就是家，所有的大小官员当然都是家里的奴仆，宰相也不过是大管家、奴仆头儿，身家性命甚至宗族的生杀予夺全捏在皇帝的手心里！随着西汉时“君为臣纲”的明确，以至南宋时“天下无不是的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提法的出现，君主的无上威权越来越得到强化，臣下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那么好过了。三国大诗人曹植已有“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的慨叹。“臣忠”成为片面的绝对要求，而君能不能施“仁”有“礼”，则只能看君主本人的素质了。
可惜翻遍二十五史，具备或基本具备这种素质的皇帝又能有几个呢？当时侍卫郎官中有个叫颜驷的青年，胸怀大志，武艺高强，很想有所作为，文帝却连正眼儿都没看过他一次。用老当然必要，离了老人的经验和智慧，国家恐怕很难治理得好；但不喜欢使用因而更不注意发现和培养年轻人，可就未免失之偏颇了。与颜驷同时的大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是被老臣压制，不得施展抱负，三十三岁便抑郁而死。贾谊尚且如此，何况没有什么知名度的颜驷！后来，文帝的儿子景帝好文，对武将不感兴趣；景帝的儿子武帝倒喜欢用年轻人，而颜驷已经垂垂老矣。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有一次到郎署去视察工作，在那里见到一位老者，衣服破烂，两鬓花白，步履蹒跚。汉武帝非常惊讶，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入的郎署？”老者答道：“我叫颜驷，是江都人，在文帝的时候做的郎官。”武帝又问：“你怎么这样大年纪还是个郎官呢？”颜驷回答：“文帝喜欢文人而我好武，景帝喜欢老人而我那时还年轻，而您喜欢青年我却已老了，所以我虽然三朝为官，却始终未能得到提拔。”武帝听了颜驷这番话，很受感动，当即提拔他为会稽都尉，以谢他的一番直言。等了一辈子的机遇终于来了，但这对行将就木的颜驷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唐太宗是一位十分光辉的皇帝形象，他的“纳谏”最为脍炙人口。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
唐太宗李世民
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
隋炀帝
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江山社稷吗？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而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五百匹绢。
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啊！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手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会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怀大志。
君仁臣忠，是儒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君臣关系的最高准则。以上几位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明主贤君，他们尚且如此，遑论那些中主、庸主、昏君、暴君！此专制之所以必为民主替代，而人治之终不如法治之更足依靠也。
今之教者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如今教书的人，只知道念诵书本，一味进行知识灌输，急于追求快速进步，不顾学生能否适应，结果使学生学习没有诚意，教育的人也不能因材施教。对学生的教育违背了规律，达不到教育的要求。像这样，学生便对学习感觉痛苦，并厌恶老师，对学习的困难感到畏惧，不懂得学习的好处。他们虽然勉强完成了学业，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快就忘了。教育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就在这里吧！
古时，担任天子的老师，哪怕是临时的，也可以不行君臣之礼。周武王继位之后，曾请姜太公为他宣读讲授古帝圣王治国之道的丹书。太公捧书进殿，武王下堂迎接，依天子礼制面南而立。太公提醒说：“老师不能处于面北的臣位。”武王即时转到西边，面东而立，太公站在他的对面进行讲读。在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特别的尊崇。
姜太公
事实上，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老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对老师十分尊敬。乡校以至国学的学生，诵习之外，还须侍奉老师的生活起居：老师起床，弟子端盆送水；老师进餐，弟子上菜盛饭；老师就寝，弟子捧枕铺席；白天洒水扫地；晚上取火执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要十分恭敬，如同服侍父母。比如扫地，要面向自己扫，边扫边后退，不可碰动物件，畚箕的口也要向着自己，若向着老师，就是不礼貌的。
春秋后期，出现了私人讲学的大师。首先是儒学宗师孔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弟子从四方各国赶来拜于门下。孔子家居，弟子轮流服侍；孔子出游列国，许多弟子随行，轮流驾车，一边学习，一边服役。孔子生前并不得志，在匡地因误会而被包围，在宋国被权臣驱逐，最艰苦的一次被困于陈蔡二国之间，绝粮七日。弟子又冻又饿，却还跟着孔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操练乐曲。没有一个肯离开老师。好不容易冒险弄来了米，烧了饭，饿得肚皮贴脊梁的弟子依旧规规矩矩，先请老师吃过了大家才吃。真正做到了“左右就养无方”。
孔子
仪礼·丧服篇最能体现周礼的根本，其中并没有弟子为师服丧的规定，孔子死后，弟子本可以各走各路，可是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与怀念，不愿无所表示，大家议定，按礼制不穿丧服，只穿吊丧的素服加一条麻腰带，并且像居父丧一样，在孔子墓旁筑起小屋守墓三年，称为“心丧”。从此创下了服师丧的新礼制：唯有子贡竟守墓六年，至今曲阜孔林内还有“子贡庐墓处”碑刻。子贡是有名的辩论家，又善于经商，家累千金，是当时的大商人。六年要少做多少生意，少赚多少钱？精明的子贡岂能不知道，然而在子贡的账上，钱财的分量绝对抵不上师恩的深重。
私人讲学兴盛起来。墨子、孟子等大师游历各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都有弟子随行。七国统一之后，学者都居家教授，设帐收徒。士人为访求名师，常常奔走千里。如西汉的申公、东汉的丁恭、马融、郑玄等大儒，门生都以千数。门生得官，不忘师恩。
李固
汉光武帝选拔左中郎将钟兴教授太子和宗室，加封关内侯。钟兴逊让说：“臣无功，不敢受爵。”皇帝说：“你教训太子和诸王侯，不是大功吗？”钟兴说：“臣的学问是老师丁恭传授的。”皇帝于是封丁恭为关内侯，而钟兴始终不肯受封。东汉重气节，门生不仅平时事师如父，遇到老师有危难，更甘冒风险，甚至不惜生命。汉桓帝时，权奸梁冀杀害了名臣李固，还把尸体露天陈放在闹市，下令有敢来哭吊者斩。李固的门生郭亮背负铁斧请求收尸，梁冀不答应，郭亮就守着尸体哭吊，不肯离去。这事感动了太后，终于得以收尸归葬。李固的三个儿子都在家乡，地方官奉命捕戮。另一门生王成冒死藏匿李固的小儿子李燮，带着他逃亡十余年，直到李固冤案平反才同回到乡里。
过去了的事情，不好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淡化，好的方面却随着时间流逝而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美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时代千疮百孔，过去的时代都是理想社会。
当然也有不变的。这里说到的教学中的急于求成、照本宣科，不问对象情况一律“填鸭”，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等情形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好或者变坏。作为一名教育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不断改进教育的方法。不过，任何时代都有高明的教师和平庸的教师，有聪明的学生和愚笨的学生。十个指头还不能一般长，这大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看来，现实的态度是：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