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钱学森（１９１１—２００９），中国著名科学家。１９２９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１９３５年，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身份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次年转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著名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１９３９年获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美国早期火箭的研究工作。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后，他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欧洲国家火箭发展情况。从１９５０年开始，他受到美国政府的拘留、监视长达５年之久。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７日回国后，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１９５６年他给国务院写了关于我国国防航空事业的意见书，被任命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７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从此开始他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经历，为新中国的导弹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１９８６年，钱学森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１９８９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生平
珍贵的手稿
１９１１年出生的钱学森，１９３５年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身份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次年转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著名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学习，１９３９年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以后，盟军占领德国，美国派出了以冯·卡门为首的空军科学咨询团前往欧洲，考察欧洲国家在导弹和航空方面的科学进展，钱学森便是其中的成员。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钱学森
这批科学家撰写了著名的报告——迈向新的高度，钱学森撰写了其中有关航空方面的部分。这个报告决定了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方向，钱学森也因为在航空和导弹方面的出色成就，在美国被认为是对美国航天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这位优秀的科学家在美国将近２０年的日常研究工作中，在不同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都散落了大量的手稿。其中包括钱学森和自己的导师冯·卡门合作撰写的论文手稿，上面有冯·卡门的手迹；钱学森的博士论文；钱学森参加美国早期导弹研究的记录等。这些手稿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这位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和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工作过的郑哲敏院士回忆说：“这个手稿有很曲折的故事在其中。钱先生回国的时候是１９５５年，当时回国很仓促，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带回来，其中就包括这些手稿。但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个很好的朋友马勃，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院士。他跟钱先生都是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一块儿工作的，是同事，所以他对钱先生的工作习惯都比较了解。他知道钱先生有的研究论文写完后，正式发表了，手稿就搁在一个信封套里，随意地扔在书架上。所以他就多了一个心眼儿，收集收集看。结果他发现，因为钱先生在那里待了２０年，在不同的办公室、不同的实验室工作过，到处都散落有他的一些东西。他就把它们慢慢地收集起来，同时又按照不同的题目来整理。到了９０年代初期，他要退休了。有一次我去美国，见到马勃教授，他对我说，这个手稿应该回到中国来。所以在１９９３年，我们就带了一批回来。然青年时代的钱学森
后到１９９６年，马勃和夫人来访问，又把最后一批手稿带回来。这样，到１９９６年，我们就把钱先生所有的手稿都拿到了。”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参与了手稿的编辑，他说：“马勃跟钱老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当然一个是同事，但是马勃说钱先生是他的老师。在钱先生最困难的时候，包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跟钱先生联系，唯一的朋友就是弗兰克·马勃。钱先生被关起来以后，是马勃教授开着车，带着夫人去找的律师。”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金山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资料室，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手稿。当初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可以说那不是一页一页的手稿，简直就是艺术家手下的一件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手稿能够很生动、很动态地反映一个杰出科学家思考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一个科学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之内，把这个手稿完整地保留下来，是非常难得的。”
师从名门，刻苦求学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航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飞机飞得更快。机翼应该怎么设计，外形应该怎么设计，都是大问题。
郑哲敏院士说：“当时工业上就很需要有一种办法帮他们来计算，速度大的时候，马赫数高的时候，机翼的外形应该怎么修正。这是钱学森论文的一部分，后来很著名的‘卡门—钱公式’，提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用低速的实验数据，马上就能换算出来高速的实验数据，而且马赫数准确率相当高。一直到计算机技术发达以前，都是用这种算法。第二个问题，如果超过马赫数等于第一了，比声音还快，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后来大家就知道有声阻，有个声障，有个热障，飞机飞得太快，吹来的风是热的，甚至于可以把飞机烧掉，这一类问题就是超音速飞行。所以这两类问题，是摆在当时的航空界面前的两件大事。在钱先生的论文里头，这两件事他都解决得很透。”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不管计算有多严谨、多严密，但如果最终的实验结果不能真正加以运用，那什么样的计算都不能看作是成功的。就在这样一种科学理论与工程应用密切结合的研究过程中，钱学森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所做的公式推导，如果计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际不相符合，就必须推倒重做，反复多遍直到最后做成。
钱学森传记的作者涂元季说：“钱老的手稿里面，有关壳体的稳定性问题，就有８００多页手稿。就是因为他做的公式推导，开始设计这个模型计算，都是很严谨的，但是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际不符合，就得推倒重做。不知道反复了多少遍，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做成了。现在手稿收集起来有８００多页，而发表在美国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就１０页。有趣的是，我们在整理他手稿的时候，发现档案袋上写了英文字Ｆｉｎａｌ。我分析他这个心理，可能这个工作终于做完了，是最后成果了，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马上意识到，在科学上是没有什么最后的，所以在‘Ｆｉｎａｌ’下面，他又写了一个‘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ｓｆｉｎａｌ’。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是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这一个学派就为航空工业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美国强国之路的推手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参加了马林纳的火箭研究小组，后来又做过美国最早的下士导弹的研究，这都从各个层面反映出钱学森广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郑哲敏院士对那段故事记忆犹新：“火箭研究在当时不是属于传统的正规的科研内容，属于幻想家自己在家里搞搞，或者是幻想幻想。有两个社会青年，一个是有点化学知识的，一个是有点机械知识的，就天天在家里面做火箭试验，老不成功。听说有人做报告，他就找到学校来了，学校就说给你推荐个研究生吧，叫马林纳。马林纳也正想以火箭为题做博士论文，正巧又是钱先生的学长，这三个人就找到了卡门，卡门同意他们成立研究小组。所以１９３７年钱先生参加这个小组时，也就五六个人，卡门一分钱不给。他们都自掏腰包到旧货铺里捡点破烂，搭配起来做试验。所以他们有个绰号叫‘火箭自杀小组’。因为做火箭要用火药，火药装在一个桶里，搞不好就炸，有一天就炸了。‘火箭自杀小组’就是这样来的。原先实验室里还允许他们做，后来就把他们撵到实验室楼旁边，以后干脆就撵到山沟沟里去了，这个山沟沟就是现在的美国很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就是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最早的成员就是他们几个人，核心还是钱先生。”
涂元季回忆起钱学森时，说：“钱老晚年曾经跟我说过，他在这个小组里面是做理论工作的。那个小组成立起来以后，当时大家就感到有很多理论问题解决不了，比方说发动机的燃烧，怎样才能稳定呢？发动机的效率如何才能提高呢？你不能总是这么乱弄，得计算。钱老说他们数学都不怎么样，结果这几个人就找到他，要他帮着计算，这样钱老才参加了这个小组，做了理论工作。”
火箭研制出来以后，头脑灵活的马林纳马上就意识到这也是一个赚钱的门路，因此他倡议要成立一个喷气推进公司，并建议每个人出资４００美元成立一个专门生产导弹零配件的公司，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冯·卡门在内的很多人的支持。但对金钱看得很淡的钱学森由于内心深处一直在思念祖国，考虑着回国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参与入股。后来卡门和马林纳购买豪宅都是靠火箭公司。
当时在火箭的超声速飞行理论方面，欧洲的技术尤其是德国的技术，要比美国先进得多，因此美国早期的一些工作，都与德国早期的一部分工作有联系，这也正是美国日后研制下士导弹的基础。钱学森等这一批从事导弹研究工作的人，对美国导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真正给美国的陆军航空兵（现在的美国空军），给美国的军队做出来了第一代可以用于作战的下士导弹，而且用来装备部队。同时为了让部队学会具体的操作，加州理工大学还举办了喷气推进的训练班，专门训练美国的军官，钱学森就是其中讲课的教员之一。
涂元季说：“在８０年代初，我刚给钱老当秘书的时候，一个美国退休的空军老将军，通过关系跟我联系，说是钱学森的学生，希望见见他。我给钱老报告以后，钱老说，我那个时候教的学生多了，我也不认识他，还是不见为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美国派出了一个以冯·卡门为领导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于１９４５年前往欧洲考察欧洲国家的火箭发展情况，钱学森也名列其中。这个咨询团到当时在导弹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考察了几个航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并带回了大量的资料。在出发前，咨询团写了一个名为Ｗｈｅｒｅｗｅｓｔａｎｄ的文件，主要是明确美国当时所处的位置。考察回来以后，又写了一个美国军事战略方面的规划性报告，名为迈向新的高度。在这个规划中，包括远程的战略轰炸机、远程导弹、洲际导弹、雷达、通信、控制等各个方面的报告。报告中对美国以后１０年到２０年整个空军，包括飞机、导弹的发展，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对美国空军日后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这个包括很多卷内容的报告中，六卷、七卷是钱学森撰写的，因此有报告评价说，钱学森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明星之一。也正因为他参加过如此高度保密的工作，对于美国日后长远发展的计划他都知道。所以到后来钱学森准备回国时，美国国防部也站出来加以干预。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说：“绝不能把钱学森放出去，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比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准他回去。”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钱学森在科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跨越广阔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航空和火箭方面，但对原子能的利用一直很感兴趣。
郑哲敏院士介绍说：“１９５６年他回国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让他写一个发展我国导弹事业的报告，他很快就详细地写出来并交了上去。此外，他还对远程的商用火箭和核热电站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早在１９４５年维纳出版了关于控制论的第一本书后，钱学森就利用这一思想结合他在火箭上的控制问题，写成了一本名叫工程控制论的书，很快这本工程控制论就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流传。在工作实践中，他还要把火箭的发动机的研究也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探索走统计力学的道路，这代表了整个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当时钱学森的计算要８位数字，由于没有计算机可以使用，所以这些８位数字的有效计算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他做大量的计算工作。美国有一个叫作阿斯科的庞大计划，便是用大的计算机来计算各种东西的性质，包括气体的性质、材料的性质、生物的性质、化学的性质等，都是走计算的路。而钱学森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便已经意识到了，这也反映出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坚定的信仰，顽强的爱国心
在美国期间，由于钱学森所交往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是共产．党员，因此美国政府就怀疑钱学森也是共产．党人，于是在１９５０年把他拘留起来，关在洛杉矶旁边一个小岛的监狱里。当时监狱里的环境十分恶劣，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了观察钱学森是否还在里面，每隔１０分钟，狱警都要打开灯朝牢房的小窗户里看看，这样的折腾使钱学森整夜无法入眠，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在监狱里待了１５天时间，体重竟然减轻了３０磅。
钱学森一家
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因此在他被拘留期间，很多著名科学家和社会名流都纷纷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凑钱把他保释了出来。但保释出来以后，他仍然没有人身自由，他家里的信件要被拆开检查，电话要被窃听，门外２４小时都有人站着监视。在被拘留、监视到回国前的整整５年时间里，钱学森还被规定每隔一个月都必须到美国移民局去报到一次，他的行动也是被限制的，如果超过了所划定的活动范围就必须前去申报，而且即使申报也不可能被批准。虽然被保释出来，但是否是共产．党员，还要接着把问题说清楚，因此还得经常接受审讯。
但即使在审讯中，钱学森也表现出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精神和气概。涂元季先生展示了当时一份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出钱学森的这种性格特征。有一次钱学森被审讯时，检察官在例行提问之后，忽然问他：“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当然这个时候律师抗议说，这个问题对澄清钱学森案没有直接意义，但是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接着又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钱学森回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检察官又说：“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呢？”钱学森回答说：“我认为我已经说过了。我忠于谁的政府，我将根据我的原则做出判断。”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钱学森回答说：“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检察官又问：“那么你现在要回中国大陆，你会用你的钱学森出席活动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地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想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钱学森立即义正严词地回答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是美国政府给你决定的吗？”
于是第二天在美国洛杉矶的报纸上，出现了题为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的文章。从当年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找到的审讯钱学森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钱学森毫不示弱、据理力争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气节。
任何时刻都忘不了科研
在被美国政府监视和审讯的艰难条件下，钱学森也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他在工程控制论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由于钱学森被拘留和监视之后，他的保密工作证被吊销，也不能再参加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因此他就把研究的方向转到了理论工作方面，也就是工程控制论的领域。他将在火箭导弹研制工作中控制的经验、理论与控制论结合起来，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而且在一跨入这个领域后，马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当１９４５年维纳发表控制论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人晚年的钱学森
都不认同他，原因是他的书名叫作控制论：在机器和动物中的通信和控制问题。由于他把机器和动物联系在一起，科学界很多人都不承认他的这一理论，尤其是前苏联的哲学界，批判维纳的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但钱学森意识到控制论的重要性，马上结合他在火箭研究上的控制问题，在加州理工学院开了课，并出版了一本名叫工程控制论的书。很快这本书就翻译成德文、俄文、法文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出版。钱学森回国以后，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工程控制论成了现代自动化控制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回国前携妻子和孩子向冯·卡门辞行时，冯·卡门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艰难的归国路
心系祖国的钱学森在被拘留和监视的５年时间里，无时不在想着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１９５５年的一天，与往常一样被监视的钱学森夫妻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附近的咖啡馆去喝咖啡。钱学森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表现得特别友好，在门口跟这个人假装聊天，而钱学森的夫人蒋英趁机溜进咖啡馆里，找人要了一个纸烟盒，匆匆忙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写了几个字，请她务必把一封信安全地转交国内。然后把钱学森的亲笔信夹在纸烟盒中装在信封里，趁着特务不注意的时候塞进了咖啡馆的邮筒。
这封信没有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查扣，安全寄到比利时，并由蒋英的妹妹转到了国内。信中写道：“陈叔通太老师先生：自１９４７年９月拜别之后久未通信，至今已５年。然学生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生这几年在唯一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放回。除学生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营救我们回国。”
胡锦．涛出席探望钱学森
由于中国政府的出面，以及多方营救的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他回国。
由于当时已订不到短期内能归国的机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一家人买了三等舱船票，登上了从洛杉矶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那是当时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早离开美国的日子。
钱学森后来再也没有踏上美国的国土，虽然他对美国同行抱有十分友好的情感。
１９８５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的问题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中，钱学森当初可能算是被驱逐出境的，因此必须经过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一点在钱学森的心中必不满意。”
而钱学森１９８５年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回答道：“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总结
纵观钱学森的一生，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执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钱学森的努力，就没有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钱学森这个名字和中国的航天事业是捆绑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物理学、系统工程、思维科学方面，也多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书籍，可以说，钱学森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洪流中，钱学森都是一抹骄人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