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章名涛（１９０７—１９８５），出生于浙江鄞县。１９２７年获英国纽加索大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９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参加制定全国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一直从事电机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科研。主编过电机学，编写了电机设计、电磁场在电机中的应用等讲义。

著有磁场线图略论、凝电器电机、同期感应电动机等论文，专著电机的电磁场，译著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１９５５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生平

青葱少年心怀报国志

章名涛，生于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籍是浙江鄞县，祖辈曾是鄞县一带有名的富户。到了父辈，家道衰微。他的父亲１９岁到上海华英药房当学徒，学管账。由于他经营管理有方，被派到北京华英分店，开始任会计，后任经理。章名涛６岁进入北京虎坊桥小学读书，两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这期间，他晚上还到珠市口教堂学习英语。小学毕业后，为了投考上海圣约翰中学，又到上海读了一年小学，１３步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圣约翰中学。

章名涛

当时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在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猛烈地撞击着少年章名涛的心灵。他深信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论断：欲振兴中华，必须普及教育，培养人才。１９２４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报考清华大学，遗憾的是未被录取。这对年仅１７岁的章名涛，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挫折没有使他灰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了，他发誓说：“现在当不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同年，章名涛就远涉重洋到了法国，后又转英国纽加索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当时，因他年龄小，个子小，又是中国人，在学校备受歧视。上课时，不让他坐在前面，让他坐在最后一排，因此，他常常听不清老师的讲课。但这并没有使他灰心，反而更激起他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他憋足了一口气，一定要超过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洋人。上课听不懂，他就向书本请教。他读书量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教师的要求。除教师指定的教材、参考书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唯一的去处。经过３年的苦读苦钻，他在电机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２７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特给他颁发了可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书。毕业以后，章名涛到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业大学夜校学习。他一边实习，一边完成了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的科学论文，于１９２９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秋，他又到英国林肯的一家柴油机厂实习，同时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不幸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匆匆回国。

在英国５年期间，虽身居异国，但章名涛却时时关心着祖国。为了学成以后报效国家，他惜时如金，把全部精力几乎都用于学业。据当时和他同窗的中国同学回忆说：“章名涛在英国学习期间，富有爱国思想。他好读书，喜欢研究，学习刻苦，星期日也是读书，有时看看电影，从不去教堂，很少与朋友交往，也不参加什么活动。”

一个有追求的年轻人

章名涛回国以后，一心想用自己学得的知识报效祖国，为国家培育科技人才，但现实却和他的志愿有着巨大的距离。贫弱落后的旧中国，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实现其抱负的环境。在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前，他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能够真正施展其才能的工作。

１９３０年，他被聘为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教授。因不满院长对教授的态度，向校方提意见，没被采纳，于１９３１年夏与其他两位教授一起辞职离校。之后，到上海亚洲电气公司任工程师，专门研究电池。其间曾去日本学习和推销产品。

１９３２年秋，章名涛应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绣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共同筹建电机系，被聘为教授。自此，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埋头教学，把自己全部的精力用到了教育事业上。可是，正当他潜心钻研，在教育与科学事业上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时，章名涛正在北平城内家中度暑假。８月中，清华决定和北大、南开同迁长沙，借湖南大学校舍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章名涛看到当时北平已危在旦夕，面临日寇铁蹄蹂躏，他义愤填膺，身为中国人，绝不能在日寇统治下苟延残喘。他辞别年迈的老母，化装成商人，南下长沙。１９３８年２月，又随校西迁，经过两个多月３０００多里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这时学校正式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集中了我国大量优秀学者，抗战期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其中就有章名涛先生的一份贡献。

到了１９４０年，章名涛已是３３岁的青年了。为了事业，为了理想，再加之日寇的侵略，社会的动荡，他一直没有结婚。当时联大规定，教授工作５年以上可有１年休假。１９４０年７月，章名涛化装成商人回北平探望老母并结婚。到北平后，日本人得知其真实身份，请他到北大教书。他坚决回绝了。当时的北平，日本人控制很严，难以出城，尤其要去抗战后方更是难以成行。章名涛担心被困在北平，就给在香港大学工作的好友去信，不久收到香港大学临时讲师的聘书。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只被聘做“临时讲师”，不能不说是有伤面子的事，但是为了早日脱离虎口，不当亡国奴，他没有计较个人的面子尊严，于１９４１年７月挥泪再次辞别了慈母和新婚不到一年并身怀有孕的妻子，独自去港赴任。他原计划在香港大学停留一学期就转道去昆明西南联大，但１９４１年年底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寇天天轰炸香港，难以出走。后经多方努力和许多周折，绕道河内，跋涉两个多月才到达昆明。他见到阔别年余的同事、同学，兴奋心情，难以言状。从此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学校决定迁返北平。但因交通困难，只得分批返回，校方决定在昆明有家眷的先走。由于章名涛先生家眷都在北平，不能先走，要在昆明待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无事可做，他找到在英国学习时的同学赵增珏，请他帮忙早回北平。赵却介绍他作为接收大员到上海去，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电车公司。章名涛在中学时就想从事中国的电气事业。早在昆明任教时，他曾研究过电气铁路，写出电气铁道刍议一文，曾想主持中国的电气铁路的建设和管理。他认为在人口稠密区使用蒸汽机车噪音大，煤烟多，污染环境，应该逐步淘汰。他设想：如能接收电车公司，可以通过主管上海的公交事业，以上海为枢纽，在上海、杭州、宁波一带各城市办电车公司，然后再逐步发展，联成电气铁路。为此，他接受了这一工作。接收了电车公司后，他多次从虹口到江湾一带实地考察，并做了线路设计。可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之际，宋子文却下令将电车公司转交给英国人。他气愤不已，曾写道：“我恨他，恨宋子文，因为他妨碍了我的事业。”此后，他本想回清华，无奈他的家眷已到了上海，妻子正重病在身，只好仍留在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任筹备处主任，实际上他只管筹备恢复上海市的公共汽车。当时抗战刚胜利，哪有多少公共汽车！有人说要去国外买，但国民党反动派一心准备打内战，哪里有钱去买公共汽车，只不过说说而已。他提出：“不用买洋货，我们可将军用卡车改造为公共汽车，以后我们再自己造。”弄几辆日军用卡车，不用花钱去买，还是可以办到的。于是，在他的建议组织下，当时上海市内马路上跑的就有许多这种“改造式”的公共汽车。之后，他就改行，研究汽车，买了许多汽车制造方面的书籍。但他的天真打算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者并不想搞事业，只图个人升官发财。章名涛的工作困难重重，很难有所作为。直到这时，他才彻底认识到：过去追求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只能是空想！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办不了实业，也无法搞好教育！

在这期间，他安排了不少从西南联大到上海寻找工作的学生在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作，工会领袖、后成为革命烈士的钟泉周就是其中的一位。钟泉周是西南联大电机系学生，１９４４年年底，在白色恐怖极度严重的情况下，他毅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为革命奔走呼号，与反动的三青团分子进行过多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随着老师章名涛来到上海。章老师安排他在市公交公司保养场做技术工作。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团结工人群众，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国民党当局所豢养的黄色福利会进行坚决斗争，很快取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工会福利会理事长，一举推倒了反动派把持多年的黄色福利会。

当章名涛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工作困难重重、心情异常苦闷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地上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时期。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他选择了光明。１９４７年，当时的上海市公用局局长要拉他加入国民党，他当即表示：“如果我这个职位必须由国民党员来做，那我就辞职回清华教我的书。”他断然拒绝了参加国民党。１９４８年北平解放前夕，章名涛正为自己的前途徘徊苦闷的时候，在一次和钟泉周同志谈心时，他谈到自己为公司内部复杂的斗争而十分苦恼。钟泉周对他说：“你是学者，你斗不过他们。”并劝章名涛赶快离开上海，北上到清华任教，章名涛欣然接受。在钟泉周同志的帮助下，１９４８年８月，他携带一家四口，辞职北上。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北方许多国民党要员和不了解革命的群众纷纷南逃，在码头上还有人劝他千万别回北平。但章名涛还是带着刚诞生３个月的儿子毅然登船北上了。临上船之际，他还再三叮嘱前来送行的钟泉周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尽早离开公交公司。章名涛到北平后，还一直惦记着钟泉周的安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保障职工的权益和生活，钟泉周带领上海市公交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反饥饿”大罢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７日惨遭杀害，成为上海市有名的公交三烈士之一。章名涛在北平惊悉噩耗，泣不成声，后悔当时没能把他带出来。

１９４８年９月，章名涛回到阔别已久的清华园，来校重新执教了。１１月底，国民党当局企图强迫北平各高等学校南迁。当时有人曾写信动员他一起离开北平，他断然拒绝了，并对家人说：“我就是奔着共产．党来的，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再回去了。”他坚持留下，在清华园迎接了解放。

章名涛在革命洪流中终于看清了前途，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对比中选择的光明大道。

１９４９年春，周恩来招待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章名涛应邀参加。会上，周恩来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他聆听后激动万分，回到学校后逢人便说：“我向来的理想便是今日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只是不够具体罢了。现在是具体了，而且能说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给章名涛指明了方向，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而且还和电机系的教授们一起学习，学习马列原著，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唯物史观，还注意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他在１９５３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及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年动乱期间，一切都被颠覆了。章名涛也不能幸免于难。但是，逆境中也没有动摇他的爱国热情，没有动摇他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多年的马列主义学习，使他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他早已重病在身，他还是欢欣鼓舞地迎接了科学的春天，以极大的热情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步献出了他最后的精力。

严谨的学风，丰硕的成果

章名涛从１９４４年起就担任清华大学电机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上，为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心血。

章名涛可以说是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到清华大学执教以后，他读书的目的就更明确了，一切围绕着发展我国的电气事业。他教书不仅教书本上的、前人的，而且把自己的新见解也引入教学，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清华电机系是要培养所谓“不是人人可立志强求”的天才，对系内一些重点课程要教授“层层把关”，采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对一些被认为“成绩不佳”的学生大量淘汰。章名涛２５岁到清华当教授时，是系里７位教授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开始并未受到重视，系里只让他教外系的电工原理、微分方程等课。当时被认为高深莫测的交流电机是大量淘汰学生的一道“难关”，有一次这门课无人讲，让他代课，他教得深入浅出，概念清楚，这门全系学生都害怕的“老虎课”（当时学生这样称这门课）被他征服了。从此，他在系内声望日增，得到器重。为了能结合当时学生情况进行教学，他编写了英文版的电机学。他前后教过“电工原理”、“微分方程’、“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力传输”、“配电工程”、“发电厂”、“电磁测量”、“电机设计及制造”、“电机电磁场”等十几门课。

章名涛与夫人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虽然清苦，但他还是省下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了大量书籍，订阅大量杂志。美国出版的ＡＩＥＥ是当时电机界很权威的杂志，他几乎每期每篇文章必读。每天，他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卷。他有夜读的习惯，每晚总要读书到深夜。他也不放过图书馆的大量图书杂志。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同志在回忆联大生活时曾经说：“联大图书馆的书，别人没看过的，章名涛先生几乎都翻阅过。”正因为章名涛大量读书，认真读书，他才能为学生开出十几门有分量的课程，而且能把很难的课程讲得学生易于接受。

章名涛讲课特别重视板书，在联大时，他讲课所写的板书比较有名。有些不听他课的学生，下课后有时也要跑到他讲课的教室去，“看看章先生的板书”。童诗白教授直到现在回忆往事时还说：“我虽然没听过章先生讲课，但章先生的板书我是亲眼目睹过的。章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以后的教学影响很大。”

章名涛除重视理论教学外，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认为“只知原理，不会实际操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因此，在他讲授完电机设计后，总要让学生实地去设计、制造出能用于生产的电机。如１９３５年他指导学生黄眉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参加制造电机，受到校方重视，清华年刊上还刊登了黄眉正在下线的照片。

章名涛由于读书多，能及时掌握国外电机发展的最新资料。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到清华执教时，不但能系统地讲授电机方面的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还把电机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我国电机工程界。有一段时间，他集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工程师的著述中有关电机设计、绝缘、结构等方面的书籍。

章名涛几十年来著述编译很多，是我国电机工程界学术造诣很高的老一辈科学家。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南迁之前，清华电机系先后发表了关于电机电信方面的科学论文５０篇，其中章名涛一人在电机分析与运行方面的科学论文就有１０余篇。如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磁场线图略论介绍了用作图方法求出磁场的分布；凝电器电动机介绍了当时一种新式电机的原理；同期感应电动机介绍了当时性能较好的一种电动机的原理和结构。１９３５年发表的同步机在周期性振荡中的阻尼系数，提出了计算阻尼系数的一个新方法。

章名涛做学问从不因循守旧，他的科学论文都力图有新的创见，用新的方法解释电机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如１９３７年他著述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一文，就是当时较有创见的一篇综述。该文用磁势代替过去常用的磁通进行了较严格的公式推导及理论分析（现在的电机学都是用磁势分析），同时，还将克朗氏（ＧＫｒｏｎ）张量分析方法用于单相感应电动机，进行了公式推导，用变换矩阵的方法求出鼠笼线圈中每匝之电流。用这些方法分析得出的结果更接近实际。到联大之后，他又进一步深入研究。１９４０年以后，著有单相同步电机的短路电流、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感应电动机与补偿变频机串联之特性及理论等论文，都有新的见解。在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一文中，他首次采用Ｐａｒｋ力程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以前常用的近似计算方法准确，打开了用Ｐａｒｋ方程解电机瞬变电流的路子。

忠诚祖国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章名涛迎来了他“理想之中的社会”，他“远瞩着光辉灿烂的前途，觉得无限的愉快”，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和工作的艰巨”。１９５２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时，他很赞成在加强基础理论课的同时，加强学校与工厂的联系，增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以期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设计、制造、安装的工程师”。１９５４年，他看到我国的工业恢复、发展很快，极度兴奋，认为工业的发展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高师资水平。他说：“祖国的需要，不仅要求我们新添专业和增加学生人数，而且教学质量还要提高。”他认为教师在讲课中采用苏联教科书，虽然“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知识领域”，但“对于产业部门提出来的问题还感觉到新颖和生疏，或略知一二而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片的处女地而不知从何处开垦”，他焦急地呼吁“这种情况如任其继续下去，祖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要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作为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系主任深感自己肩负着的重任，而彻夜不眠。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地攻克科学堡垒，掌握最新的技术”。他认为“提高我们现有的师资水平是我们教学工作继续发展前进中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呢？章名涛认为：“最后起重要作用的是教师的科学水平。如科学水平不够，就不会选择教材，不会把重点讲得透彻，把枝节问题在恰当的时候提出，做不到有启发性的讲课”。针对当时一些青年教师认为多听课就能提高水平的观点，他说：“这是吞知识，而不是钻研学问，只听课不能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张，教师首先要把教材中自己还没有把握的部分，充分利用图书馆，大量翻阅参考书和杂志，然后再到实验室去进行试验，以培养“独立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能力”。他还主张，学校的教学应该联系生产实际，但他反对不钻研理论的倾向。针对当时有些人认为只要“补足生产知识就满足了”的思想，他说：“那等于人在学校，而做的只是工厂的事。”这样即使设计出机器也“只是目前水平的机器而已，并不能起到推进工业的作用”。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把理论知识提高以后，拿到工厂里去，让工程师提意见，拿回来再研究”，他认为“这样才能有新的创造，才能建立起学校与工厂的正确关系”。

对于科学研究，他认为“没有科学研究工作，高等学校就无从按照现代科学水平的要求来实现培养专家的工作，培养科学师资及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他针对当时有些人对科学研究不敢碰的思想，提出“勇敢和大胆，敢于尝试而不怕失败”。党和国家对章名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其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１９５５年后，章名涛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１９５６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并担任电工学科规划方面的负责人。他受到极大鼓舞，进一步认识到科技人员在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上的重大责任。回到学校，他立即和系内各教研组的教师研究确定了电机工程方面的两个主攻方向：一个是针对大电力系统中高压、输电及主要设备的制造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工业企业自动化和远距离控制问题。这两个科研方向的确定和以后的研究对电机系当时和以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有关教研组之间互相联系，按照国家工业发展上的要求来安排主次和配备人力。同时，还要和兄弟学校及有关的研究机关联系，使彼此能更好地配合”。他反对技术保密、互不通气而浪费人力。他还主张，要把“生产实习中遇到的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及“工业上需要的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具体题目。他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对落后现象做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个光荣的任务正落在我们身上。我愿以最大的努力和大家一起参加向科学大进军的队伍，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荣膺红色科学战士的称号。”

章名涛严谨的治学作风，在电机系影响很大。他认为严格的科学作风，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在他的影响下，全系形成严格认真的教劳作风。对于青年教师更要从基本功训练做起，如１９６１年电机系举办了实验基本训练讲座，有２５０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开讲前，章名涛亲自动员，然后请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主讲有关电工、电子各种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如何写实验报告以及实验中的安全等问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参加听课，而且让他们每人按照严格的要求从头到尾做好两个实验，并在下学期实际指导学生，然后做出总结。这些讲座和大家的经验总结，以后逐步形成了电机系各实验室的实验规范和实验室守则。直到现在，这些规范和守则仍然在电机系的实验教学中起作用。

章名涛很重视我国自己的教材建设，在他执教的几十年中，大多使用国外的教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曾参加翻译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电机学和电机结构等书，这些虽对当时的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符合我国的特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在自己多年教学体会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带领教研组青年教师一起于１９６１年编写了电机学讲义，先在校内试行使用，反复修改；１９６４年由他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电机学（上、下册）教科书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国内外的赞誉，在国内各高等学校和电机工程技本界广泛使用，此书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７年印数达３０多万册。他还编写了电机设计、电机的电磁场等专业教材。他为培养我国自己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章名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几十年，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电机科学事业，为培养我国的电工科技人才，发展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电机工程界的理论和技术骨干。刚解放时电机系只有电力和电讯两个组，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他安排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主攻新的学科方向，由此逐步发展为专门化，而后建立新的教研组，使电机系的专业学科的配置逐步和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清华发展了一批新兴系科和专业，这与章名涛教授当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晚年的章名涛

粉碎“四人帮”以后，章名涛感到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他虽然已年逾七旬，而且病魔缠身，行动不能自如，讲话已很吃力，但他还是想到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人民。当时许多中年教师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他得知后就主动提出为教师讲英语口语，他说，希望他的学生能学好英语，尽快地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２年，先后有十几名中青年教师在他家中学习英语。虽然英语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由于生病，他发音吐字已不很清楚，他就在平时反复高声朗读，以锻炼舌头的灵活，找出关键词语的发音部位。他说，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他要多花点时间，准备得熟练一些。上课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带着大家放声朗读课文，认真纠正每一个人的发音，还不时地进行小测验，以督促大家的学习。在他认真严格的要求下，这些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晚年的章名涛先生，预感到时间不多了，他拖着重病的身子，坐在轮椅里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直到这时，他仍然不忘把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英文版）一书于１９７７年首次在国外问世，章名涛和一位中年教师一起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就将其译成中文。原著者之一Ｂ海勒尔（ＢＨｅｌｌｅｒ）教授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１９５６年章名涛去前苏联、东欧访问时就认识了他，知其正在研究异步机中的谐波磁场，并与他一起探讨分析有关的理论问题。异步电机中的谐波磁场是合理设计电机必须解决的一个专门理论问题，也是电机设计中合理选择参数、降低附加损耗、节约能源、降低噪声、提高异步机可靠性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此书的中译本对从事电机工程技术的科学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书３００多页，近３０万字，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认真、仔细，对全书众多公式都重新做了仔细的、严格的推导，改正了书中３１３处错误，其中７０％都是原公式在推导过程中的重大错误。此外，对原著中表述含混和概念错误的地方，他们也都一一做了校订，并如实地把错处列在译者注中，以便读者对照自行做出判断，由此足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这本书于１９８２年被评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春甲在对这本书的评论意见中说：“该书内容确属当前异步电机科研工作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该书译文确切，行文通畅严密，对原书中一些错误之处都经研究推敲进行更正，是一本值得电机科研人员深入学习的很好的参考书。”

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发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是章先生晚年的最大愿望。电机电磁场是章先生１９６４年为研究生讲课的教材。这本书是当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对电机电磁场理论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和总结。这本教材试用几年后，正准备修改公开出版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将已修改了一半的稿子忍痛烧毁。写在纸上的书稿化为灰烬了，但在老先生的头脑中没有一天不在继续修改书稿。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立即和他过去的学生一起重新整理书稿。虽然此时他的体质很差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两小时，但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文稿。他的夫人看到他累得满头大汗，右手抖得难以写出完整的字时，心疼地劝他休息，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干的事情还很多，如不能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那将是我终生的憾事。”在他们的努力下，４０万字的电机电磁场终于在他生前修改完毕，交付出版社。可惜他未及看到此书的出版，就离开了人世。这本书不仅汇集了国内外有关理论和方法的精华，而且包括了章先生本人及其指导下的研究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即使在计算机普遍使用的今天，书中提出的电机电磁场的各种解析法、变换法、模拟法和图解法也还具有学习和使用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于１９８７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章先生留给他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的最后财富，也是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最后贡献。

总结

章名涛是我国电气化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生，始终把改变我国电气事业落后面貌的重任视为己任，他为此奋斗了一生。直到晚年他虽然不能亲自参加政协会议，但他还是写出提案，建议我国生产电动自行车、充电式公共汽车。政协采纳了他提案的意见，委托上海自行车厂进行试生产。

当章名涛看到北京科技报登载了电动自行车试生产的消息后，激动得流下了欢喜的眼泪。他动情地说：“我国电气化的事业在前进，我这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电气铁路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的确，章名涛的畅想成了现实，如今，我国电气化事业正蓬勃地发展在祖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这其中，多亏了许许多多像章名涛这样恪尽职守，孜孜不倦奉献着的电机工程学专家，让我们向以章名涛为代表的电机工程学专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