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汉族，吉州庐陵（今江西青原区）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１２５９年，蒙古军攻鄂州（今武昌），他奏陈御敌之计，未被采纳。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瑞州等职。１２７５年，闻元兵东下，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今杭州）。次年任右丞相，赴元营谈判被扣。后脱逃坚持抗元，于１２７８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又被俘。受俘期间，送大都（今北京），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文山先生集、过零丁洋等。
生平
文天祥祖籍吉州庐陵（今江西吉水），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年）。文天祥自幼天资聪明，胸怀大志，抱负非凡，并且在父亲文仪及名师指点下苦读经史。青年时期，他仪表堂堂，才貌出众，成为名扬江南的才子。
文天祥
二十岁那年，文天祥来到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殿试，成绩名列前茅，举进士第一，中了状元。殿试策论时，他笔不加点地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论，对天变、人生、人才、士习、国计、民力、盗贼、边防等方面的时弊，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对策。这是一篇颇有见识的经世之文。理宗皇帝读完后高兴地赞叹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打这以后，不仅“文天祥”一名为世人皆知，而且又得来“宋瑞”这一字号。
文天祥步入仕途，正值元朝军队越过黄河，节节南侵，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的动乱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腐朽的南宋朝廷，偏安苟且丝毫不图振作，不去整饬军备、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相反，以理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仍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宫苑穷土木之功，陈设图奢华至极。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官僚集团之间，结党倾轧，贿赂公行。这个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已经到了腐败透顶，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面对内忧外患，时弊丛生的现实，文天祥忧国忧民。他为振兴宋室，扶保朝纲，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起初，文天祥任刑部郎官，后出任赣州知州等。在任内，他不阿权贵，执法公正，政绩显著，在地方上享有盛名。可是，当时朝中大权被理宗的宠妃阎费妃和绰号“董阎罗”的董宋臣以及丁大全等人把持，朝廷内外一些刚正而有作为的官员，无不受到排挤和打击。所以，文天祥在初入仕途的十余年中，经历了十分坎坷的道路。他时而就职，时而被罢官，如此反复数次。
宋度宗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年），宋元战争已经到了十分激烈的关头。南宋在江南的势力处于行将崩溃的前夕，宋军从战略上陷于极度被动的地位，败局已难以挽回。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天祥毁家举兵，开始了自己晚年的军事生涯。
文天祥起兵之前，就极力反对董宋臣等人的畏敌避战之举。宋理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忽必烈大举攻宋，江南各地陷入一派混乱。大敌当前，董宋臣胆怯如鼠，非但不敢迎战抗敌，反而提出了迁都四明（今浙江鄞县）、以避敌锋的主张。朝中群臣畏其专横，莫敢反对。当时，文天祥作为宁海军节度判官，居住临安。他闻此朝议，坐立不安，当即上书理宗，要求斩佞臣、安人心、迎击蒙军；接着，向理宗详细陈述了救亡图存的方案。这一上书是文天祥不畏强敌，力主抗战的一篇杰作。
事隔不久，时局发生变化。忽必烈遭到江南人民的打击，又遇军中疾疫蔓延，被迫撤军。从此以后，文天祥虽迭受董宋臣等人的打击，但志节已为江南人民和朝野主战派称颂。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年），文天祥任湖南提刑，得机会拜见前丞相江万里。江万里与其谈论国事，见他慷慨忠坚，备受感动，故深沉地对文天祥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江万里希望文天祥发愤努力，承担救国救民之责。江万里的忠告，给了文天祥巨大力量。他的预言，仅一年就变成了现实。
咸淳十年，忽必烈采取“先事襄阳，浮汉入江”，顺流东下的战略，在夺占襄阳后，发兵二十万，再度东下攻宋。一路势如破竹，南宋大小官员望风而降，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及德安、六安接连失陷。
与此同时，在淮河下游的元军直接出兵攻击扬州。
顿时，南宋朝廷陷入空前的惊乱之中。这时，新立的宋恭帝赵年方四岁，朝政由太皇太后谢道清主持。谢太后见宋军江防各将大都变节降元，都城临安危在旦夕，急忙颁诏各地，起兵“勤王”。为此，她还给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发了一道专旨。文天祥捧着诏书，痛哭流涕。他听说各地将领不予响应，更加焦急不安。最后，只得在自己任职的赣州招兵买马，屯集粮草，独自起兵。
为了广泛动员和组织当地人民起来抗元，文天祥利用在赣州颇有名望的乡老陈继周出面号召，同时广泛联络自己的亲友参加。赣州人民及地方豪杰争相起而响应。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文天祥便组织起了三万义兵。这支队伍是在无钱无粮，徒手自奋的情况下自愿组织起来的，除了陈继周父子参加以外，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朋友刘洙、同乡邓郯等都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队伍的成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少年，还吸收了许多当地少数民族战士。
起初，文天祥的个别朋友对于用这样一支队伍出战元军，缺乏信心，故出面劝阻道：“今大兵（指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说：
“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当时，文天祥的家境是比较富裕的，生活条件也颇为安逸。他平时奉禄甚厚，雇有乐工、歌伎满庭。但是，为了解除国家危难，筹集军资费用，他将家中所有用人辞退，全部家产充入军费。为了弥补自己军事指挥和治军经验的不足，他十分注意听取来访者的意见，请求他们献计献策。为此，文天祥还走访了当地有名望的人，认真听取这些人的军事筹谋。
四月间，文天祥北至自己的故乡吉州，准备会合各郡兵丁奔赴临安。可是，朝中宰相陈宜中和许多投降派官员，竟指责文天祥“猖狂”；指责这支队伍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能力，来临安有害无益。接着，他们强令文天祥屯留兴隆府（今江西南昌）。
文天祥接到命令，恳切地指出：“这支队伍虽系百姓自发组织而成，但大家都下定保国的决心，锐气方新，渴望杀敌立功，今已至此，切请入卫效命。”
但是，文天祥却久久没有得到回答。
到了八月，形势急剧恶化。谢太后见内官离职逃亡，外臣丢印弃城，都不说一句救国的话，遂准许文天祥率队入京。文天祥进入临安后，即向谢太后提出了一个寻机进取、挽救危局的战略。他主张，“分天下为四镇”，建立长沙、隆兴、鄱阳、扬州等军事中心，分设都督府指挥军事；各地“约日齐奋”，“日夜以图之”，迫使元军“备多力分，疲于奔命”；然后，四处豪杰“伺间出于其中”，陷敌于全线被动。
可是，朝中群臣都以为文天祥论兵阔远，不救燃眉，根本不予置理。实际上，在元军三路压逼，诸城沦陷的形势下，这种各地屯兵自举，相互策应的主张，是很有见识的。（后人对此策不能实施多报以惋惜之情。明人杨慎认为文天祥的这一主张是挽救宋朝的根本大计，指出：“若从四镇屯兵计，何至三君接踵危！”）可见，文天祥在军事上还是颇有战略眼光的。
十月，文天祥在奏报不纳的情况下，出任平江知府，率江西义军驰驻平江城（今江苏苏州）。这时，元军在占领建康后南攻常州（今江苏常州市）。文天祥闻讯，立即发兵前往援救。宋廷念常州地当要冲，也派淮将张全率兵两千驰援。战斗中，江西义军冒死力战，损失惨重，但张全却坐视不救，临阵退逃。结果，常州失守，援军寡不抵众，全线溃败。
十一月，元军分三路南攻临安：一路取嘉兴府的华亭（今上海松江），循海而南；一路起建康、出广德，直取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一路由元丞相伯颜亲自统带，出平江，直逼临安。南宋面临的形势更为恶化。
元军逼临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临安危如累卵。宰相陈宜中急令文天祥“弃平江，守余杭”，火速南撤。这时候，散扎在各地的宋军或观望不前，或闻风先逃，使得临安防军十分寡弱。文天祥顾此失彼，力不两完，只好忍痛撤离平江。
可是，平江距余杭、独松关遥遥数百里，文天祥回军未至，独松关已失，他只好进驻临安。临安城内，人心慌乱，一些贪生怕死的文武官员纷纷南逃。
文天祥身居慌乱的人群之中，仍能冷静处置。他与主战将领张世杰悉心察看敌我势态，又一次联合提出退敌主张。他们建议，倾全城兵丁二十万，与元军正面交兵，背城一战；同时，派奇兵出淮东，截杀元军后路，逼敌回救。
可是，陈宜中等人正忙于向元军请降，对此又不采纳。
张世杰见朝廷不愿再战，临安着实无望，遂领兵南下。谢太后亲具降表，派监察御史杨应奎携传国玉玺，向元军乞降。陈宜中和左丞相留孟炎等，怕被元军扣留，也先后离城南逃。偏安临安的南宋朝廷就这样被断送了。
翌年正月十九日，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想把驻扎在富阳的江西义军招回守城，已来不及了。
陈宜中等人逃走后，国事无人主持，谢太后遂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危城残局，出城入元营谈判。
文天祥到了元营，置生死于度外，在刀枪林立，凶神恶煞的元将面前毫无惧色。他大义凛然，据理驳斥了元相伯颜的要挟，结果被伯颜扣留。
二月初八，文天祥被押解上船，沿运河北行。伯颜企图把他押到元大都（今北京），去邀功请赏。途经镇江，文天祥同义士杜浒以及帐前将官余元庆、金应、张庆等十二人，设计引开了元兵的监视，在船工的帮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这时，临安已失，江山蒙尘，大江南北铁蹄之声相闻。文天祥仰望苍天，百感交集。为了雪除国耻，他怀着忠肝义胆，投入了更加艰苦的斗争。
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三月一日，文天祥一行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守卫真州的宋将苗再成已有几个月得不到朝廷的消息了。听了文天祥的叙述后，苗再成愤懑泪流，恨不能力挽巨澜，扫平中原。悲喜之中，文天祥和苗再成共同商议了恢复大计。苗再成认为：眼下“两淮兵足以兴复”，其所以兵势不振，是因为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与淮西置制使夏贵，迭生嫌隙，“不能合纵”对敌之故。所以，他向文天祥提出了联络两淮李庭芝、姜才、夏贵诸军，兵分数支，“同日大举”，收复江北，牵制建康，断敌归路的战略主张。文天祥听后备受鼓舞，连连称善。
随后，文天祥依计而行。他一面致书夏、李二将；一面派出随员四处邀结。
可是，文天祥万没想到，淮西夏贵早已投降了元军；坐镇扬州的李庭芝也竟听信了谗言，以为文天祥降元后又来宋营劝降。因此，他不仅对文天祥的书札弃之不理，反而指令苗再成立即将文天祥捕杀。
苗再成知文天祥忠心耿耿，不忍下手，但又苦于军令难违，不敢再留。最后，只好以视察城防为名，故意将文天祥骗出城外，然后紧闭城门，拒其入城。
就这样，文天祥被摒弃荒野，惶惶无告。后来，只好改道高邮（今江苏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浮海向温州转移，企图投奔那里的张世杰、陈宜中等。途中，他与同伴颠沛流离，身心交瘁，困苦至极，多次遇险。东行南渡之时，文天祥数遇元兵，或“伏环堵（烧残的民宅塌垣）中”，或“伏丛筱中”才幸而脱险；有时“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余糁羹”充饥，继续南行。
但是，无论如何艰难险恶，文天祥志坚不移，忠心向宋。他把途中遭遇、见闻写成了纪事诗，辑书定名为指南录，他在扬子江诗中写道：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用磁针指南来比喻自己的心迹，表示虽冒万死，也决不改变忠于故国的决心。
四月初，文天祥抵达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可是，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以及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早已迁至福州（今福建福州市）。于是，文天祥继续南行，于五月二十六日抵达福州。
几个月的流亡生活，使文天祥亲身体验到广大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抗元力量。所以，他会见张世杰、陈宜中后，随即提出了一个“寻取海道，北复江浙”的计划。但是，时任流亡宰相的陈宜中仍刚愎偏狭，独断专行，断然拒绝了文天祥的正确建议。
面对种种挫难、次次冷遇，文天祥仍不灰心。他想：
“我活下来就是希望托天地宗庙之福，整我戎行，为国先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或则不与敌俱生；或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七月初，文天祥毅然离开了陈宜中等，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建立了督府。在这里，文天祥招募兵员，筹集军资，重新举起了抗元大旗。
文天祥揭竿南剑州的消息一传出，原来随他在赣州起兵的旧部、旧友纷纷慕名而至；福建当地人民也纷纷加入抗元行列。文天祥很快又组织起了一队人马，声势颇大。
十一月，文天祥移兵汀州（今江西长汀），然后发兵两支：一取石城，收复宁都（今江西宁都）；一从瑞金收复雩都（今江西于都）。并派员四处联络抗元武装。
然而，就在文天祥募兵再举，积极筹划北进之时，元军对闽、广地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张世杰、陆秀夫在元军逼迫下，护卫新立小皇帝赵昰，逃往广东惠州一带，随后乘船漂流海上。从战略上看，文天祥一军处于孤支奋战状态。
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正月，文天祥率部移驻漳州龙岩。五月，越过梅岭进入自己的家乡。这时，过去许多亲友旧部争相加入他的队伍。文天祥在人民的支持下进入会昌（今江西会昌），在雩都大败元军，进而攻下兴国（今江西兴国），收复赣州、吉州属县。
随后，文天祥坐镇兴国指挥，兵分两路，攻打赣州和吉州城。在军事声威的感召下，各地抗元力量接连归附；文天祥派往各地的联络人员，也不断沟通民间武装的联系。一时间，文天祥的号令直达江淮。这是他举兵以来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复兴局面。
文天祥在江西一带的胜利，是趁元军后方动乱、暂时放松对江西进攻的间隙而取得的。他发兵同时攻打赣州、吉州城的行动，虽然振奋了士气，但在军事上却犯了分散兵力、盲攻坚城的错误。由于抗元力量刚刚恢复，且多属仓促上阵的乡民，缺乏临战经验和严密组织，更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编组整训，所以，还没有一举攻破赣、吉二州城的能力。结果，久攻坚城，损兵挫锐。
八月间，元军增加江西兵力，派大将李恒率领大队骑兵来援：一路直解赣州之围；一路进攻兴国文天祥部。
文天祥见各处义军接连失利，损失越来越重，只好改变原来的进兵计划，撤军北走。北撤途中，文天祥两次被元军追及，在部将巩信、赵时赏死力掩护下，才勉强脱身。他的妻妾子女却都被元军掳去了。
十一月，文天祥收束残部移驻循州（今广东龙州）南岭山中。依靠自然条件的掩护，他继续筹集力量，整顿军备，待机再起。
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二月，文天祥出南岭进兵海丰（今广东海丰县），又东向潮州（今广东潮安一带）移动，并于五月间与朝廷取得了联系。当时，端宗赵昰已经病死，陆秀夫、张世杰等拥立八岁的卫王（广王改封）赵昺继位，改元祥兴。君臣一行已经移到了厓山（广东新会县八十多里外的海中）。厓山，是一块方圆几十里的弹丸孤岛，也是南宋朝廷最后一个落脚点。
当文天祥兵出南岭，向潮州推进的时候，元朝派张弘范为元帅、李恒为副帅，率水陆步骑大举南下，企图一举灭宋。其水路起浙江的秀州、明州直攻厓山；
文天祥诗
陆路由福建的漳州、泉州进攻文天祥部。文天祥自料不敌，撤离潮州，企图重新回到南岭山中。不料，行至海丰北面的五坡岭，突然遭到元军的围困，兵败被俘。
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正月，元军乘五百余艘战舰，大举进攻宋朝的最后据点厓山。文天祥被押在船上，回顾自己抗元的过程，心潮起伏。船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他挥笔写下了过零丁洋这一千古传诵的佳作：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表达了文天祥高度的民族气节和宁死不屈的决心。元军元帅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劝臣山的张世杰投降，文天祥厉言回答说：
“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说完，他将这首诗送交张弘范，作为自己的回答。
厓山破后，文天祥抱着斗争到底的决心被押解到元大都，投入狱中。在狱中，文天祥整整度过了三年。这期间，元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迫其投降，他始终坚贞不屈。原宋朝宰相留孟炎奉命前往劝降，被文天祥唾骂得无地自容，狼狈离去。在凄惨阴森、饥鼠出没的狱中，他泰然处之，甚至“坐对薰风开口笑”，表现出一派无所畏惧的气概。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慨和忠于故国的激情，他写下了一篇气吞山河的正气歌：
序：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
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文天祥决心效仿英烈，为国尽忠。诗中赞颂了许多不畏强暴，壮烈殉难的民族英烈。有宁可断头也要直笔的齐太史、晋董狐；有中流击楫立誓，倾力收复中原的东晋大将祖逖；有出使匈奴被拘十九载，受尽磨难终不变节的汉臣苏武；有抗击安禄山叛乱被俘不屈而死的唐将张巡、颜杲卿，等等。尤其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十二月八日，文天祥铁窗斗争已到了最后时刻。这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
被折磨得衣衫褴褛、遍体伤痕的文天祥，被带上金殿。在忽必烈面前，他大义凛然，只行长揖而不下跪。左右卫士残忍地用铁器敲伤他的膝盖，他仍岿然挺立。
忽必烈许诺他降元后仍做宰相，文天祥坚定地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岂有事二姓之理？”忽必烈又问：“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昂首回答道：“愿赐之一死足矣！”
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满身刑具的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北京市交道口南）刑场。临刑前，他气宇轩昂，神色自若。他向周围群众问明南方，遥对南宋故国长跪再拜，然后引颈请刑，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七岁。
在文天祥求死后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其衣带中有字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一传出，当时中原人们纷纷为之洒酒祭奠，叹惋落泪。他的崇高气节，一直为后世人们代代颂扬。
总结
为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也被后人称为“民族精神”。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是文天祥爱国主义精神的渊源；严格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是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是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的条件；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抗元斗争，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的具体体现。他宁死不屈，以死报国，其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文天祥一生倍尝颠簸流离，血和泪，屈辱失败，而不改其志，其究竟是追求人生何种诉求？文天祥继承了儒家思想中“命”与“理”的思想，并将其发挥。文天祥自幼学习儒术，其对儒家“命”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认为“命”是天注定的，是不可抗的。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命”的必然。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完全听于天命”，认为如此则“学力全无所施”。他将自然之“命”中融入了“理”，在对待“命”的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地顺其自然，听命于天，而是不断地强化人伦道德修养和实践，在“命”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即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忠孝仁义。如此，既相信自然之“命”的存在，又能在人生中积极有所作为。
文天祥留给后人的不是什么物质财富，而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和精神，在明末，中华民族又一次遭到了外族的入侵和杀掠，文天祥的精神是这样激励后人的。明末民族英雄张煌言被捕从宁波解送往杭州的水路上，听见有人在船篷下为其低声吟唱苏武牧羊曲，在渡钱塘江时，又飞入船舱一个小纸团，里面写着：“此行某作黄冠想（出家当道士），敬听先生正气歌。”而张煌言最后以自己这样的一首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回答了无数的爱护关心他的广大的国人。
因此在今天，即使中华民族已经又融入了很多新的民族血液，苏武、岳飞、文天祥、张煌言留下来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魂魄永远不能丢。而在今天，更应把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求仁而得仁”的民族魂魄、民族志向、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在为中国人民人人得到自由的自由主义解放运动中。
同时，文天祥不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位政治家。他认为南宋的危机主要在内部而非外部，因此积极要求改革。他批评大宋“守内虚外”（镇内媚外）的方针，要求加强地方力量以抵御外侮。同时提出革除祖宗专制之法，通言路、集众思、从众谋，发挥中书枢密院的作用，主张用人必须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由此可见，文天祥的政治主张，不但表达了时代的要求，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华夏儿女。
文天祥的事迹，昭示精神大意！为一代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