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戚继光（１５２８—１５８７），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出身将门。明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十七岁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调浙江都司佥事，次年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九月，倭寇八百人进掠龙山所，戚继光等即率十倍于敌的明军前往阻击。倭寇分三路冲杀，一万多明军竟不堪一击，阵渐大乱，纷纷溃退。戚继光看到形势危急，纵身跳上一块高石，连发三箭，三个倭寇头目应声而倒，倭寇群龙无首，仓皇退逃。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台州倭乱频繁，百姓深受其害。数千名倭寇包围桃渚千户所，戚继光从宁波率兵连夜驰援台州，解桃渚之围，歼入侵海门倭寇。接着，亲去金华、义乌等地招募精壮农民和矿工三千余人，以岳家军为榜样进行编练，终成闻名天下的戚家军。戚继光针对南方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特点，创造了长短兵器配合，因敌因地变换队形、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使用飞刀、飞枪、飞箭、火箭等，屡次打败倭寇。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春，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驻守台州。在沿海造烽堠，修城墙，训练守军。四十年（１５６１年），数千名倭寇在台州登陆。戚继光率军出击，在宁海健跳（今属三门），临海花街、上峰岭、白水洋和太平（今温岭）新河、长沙等地，连续九次挫败倭寇的进犯，救出数千名被掳难民。史称台州大捷，亦称台州九战九捷。次年夏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并乘胜破牛田、兴化的倭寇，连克六十余营。四十二年（１５６５年）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后戚继光在蓟州镇守十六年，边备修饬，外敌不敢轻易进犯。因受排挤，于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调广东戍守。后遭诬陷，夺职回乡。戚继光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他的优秀军事理论著作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备受兵家重视。

生平

戚继光祖籍河南卫辉府（今河南卫辉市），后迁定远（今属安徽），再迁山东登州（今蓬莱）。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元朝末年，六世祖戚祥迁居安徽定远，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农民军，随其部将朱元璋转战各地。明朝建立后，戚祥曾任朱元璋亲兵，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战死于云南平元朝之战，明政府追念他的功劳，让其子戚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为明威将军，戚家又搬回了山东。

戚继光

自戚斌至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历五代近一百四十年，一直袭任这个职位。戚景通袭职后，任过都指挥、大宁都司、江南漕运把总，还在禁军神机营中任过职。戚景通武艺精熟，为人正直，忠于朝廷，为子孙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１５２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戚继光诞生于山东微山西北的小镇鲁桥，第二天阳光灿烂，戚景通于是给儿子取名继光，希望他继承祖上的光辉，并发扬光大。

因受家庭的影响，戚继光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戚景通对儿子期望很高，亲自教他读书写字，练习武艺，经常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戚继光不仅获得行军打仗的真实学问，还养成了良好的品质，树立了高远的志向，为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他曾经说过：

“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

日本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倭，来自日本的海盗因此被称为倭寇。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代（１３３６—１３９２），南、北朝廷及守护大名除互相争战外，还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北朝统一日本后，失败的南朝武士流落海上，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更趋严重。到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由于明政府停止对日贸易，倭患的严重达到顶峰。这些倭寇四出抢掠时，常分成几队、十几队甚至几十队，以当地奸民为向导，用海螺号互相联络。刀枪磨得雪亮，且大多用武士刀，杀伤力极强。擅长近身格斗、火枪射击，惯于设伏偷袭，常用川字或一字长蛇阵。由于当时明朝军队腐败，明军开始时常吃败仗。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戚景通因病去世，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父职，做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分工管理本卫所的屯田事务。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至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戚继光奉命率领卫所士兵远戍蓟门（今北京市东北），春去秋归，每年一次。二十八年（１５４９年）考中武举，次年进京会试，正逢蒙古俺答汗兵围北京城，戚继光临时守卫京城九门，并两次上书陈守御方略。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被提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到任以后，戚继光整顿卫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使山东沿海的防务大大改观。在巡视文登海上驻军时，戚继光写下著名的过文登营，宇里行间，洋溢着爱国激情，十分感人。其中有：

“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由于浙江倭寇猖獗，匪患严重，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此后，戚继光多次与倭寇作战，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最后得到批准。

龙山所在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县）境内，北面濒临大海，是倭船往来必经之道。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九月，倭寇八百多人打到龙山所，戚继光这时新任参将不久，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前往。倭寇分成三路猛冲过来，明军纷纷溃退。戚继光见形势危急，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将三个倭寇首领射倒，倭寇这才退去。

十月，倭寇又在龙山所登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率军抗击，三战三捷，倭寇乘夜撤退。明军跟踪追击，至雁门岭遇伏，纷纷逃走，倭寇得以乘船出海。

两次龙山所之战，戚继光初露锋芒。同时，在此战役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军队没有统一的专门领导，而意见又都不一致，有必要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在练兵中，戚继光遵循一个原则，他教导手下兵将：

“师其意，不泥其迹。”（向前辈学习他的精华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拘泥于外在形式，而要从内在去感悟和把握它。）

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浙江巡抚胡宗宪诱捕了海盗汪直，其党羽三千余人盘踞岑港，声称要为汪直报仇。岑港在舟山岛的西面，地形非常复杂，倭寇只留一条小路以便出入，将其余通路一概堵死。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春，各路官兵进攻岑港，戚继光由左路进攻。倭寇居高临下，明军仰攻很不方便，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岑港久攻不下，明政府认为将官作战不力，撤去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职务，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岑港。

过了不到一个月，嘉靖皇帝便下旨，自总兵官以下，全部戴罪立功。

随着期限的临近，戚继光等亲率士卒，奋勇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在一个深夜乘船退出岑港，转移到舟山北面海中的梅山，此后扬帆南下，转而去骚扰我国福建。

当时，明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各地卫所军队，但到明朝中叶，各地卫所处于严重废弛状态，根本不能承担实际的战斗。战后不久，戚继光针对这种局面，便连续两次上书，向上司主张另行招募新军，提出练兵建议，并且认为只能用“乡野老实之人”，切忌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能及早实现。

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九月，戚继光无意目睹到义乌矿工与永康矿工几万人打架的场面，不由大声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于是他第三次向朝廷提出建议，决定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得到上司同意。到义乌后，戚继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他制定了四要四不要。

“四不要”为：

１．不要城里人；

２．不要在官府里任过职的；

３．四十岁以上的和长得白的不要；

４．胆子特别小的和胆子特别大的不要。

“四要”为：

１．要标准的农民；

２．黑大粗壮皮肉结实的人；

３．目光有神的人；

４．见了官府还得有点怕的人。

自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至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戚继光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义乌，共招募一万余名农民和矿工。选定士兵后，对他们进行编组，按照年龄、身材和体质等条件，分别授予藤牌、狼箲、长枪、叉、刀等武器。一方面进行单个训练，另一方面进行营阵训练，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

戚继光练兵

通过建立新型的军队并进行严格的训练，对倭作战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从此，这支军队转战各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人称“戚家军”。

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

戚继光创造的这种形式独特的“鸳鸯阵”，充分发挥了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力量，机动灵活打击敌人。鸳鸯阵阵形以十二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手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三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最后一名是伙夫。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仪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

后来，戚继光又将军队分编为步兵和水师。步兵编制依次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十二人，每营两千六百九十九人。队是基本单位，各人分持不同的武器，作战时集体配合，以“鸳鸯阵”对付敌人。步兵之外还有水师，为了协同作战，戚继光将不同船支配为一哨，两哨为一营，共设四营。

严明的军纪是胜利的保证。在平时的训练中，戚继光要士兵熟练掌握金鼓、号炮、旗帜的号令，要求做到统一步调，万为一体。作战时，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向前，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此外，戚继光还制定了各种赏罚措施，如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采用这样的治军方针，戚继光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这些都体现了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现代性，是戚家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

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四、五月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船只达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骚扰地区达几十处，声势震动远近。其中大股倭寇窜犯宁海、桃渚、新河等地，戚继光提出：

“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致。”（注：意思是如果不痛击倭寇，尽数将其歼灭，下次他们还会再来。）

在这里，戚继光确立了除恶务尽的原则，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大败倭寇，先后十三战十三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焚死、溺亡四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其他将领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和倭寇交战十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

由于台州大捷，戚继光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也闻名天下。

而在浙江倭患的同时，福建的倭患也很严重。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福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支筑巢于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时人称夺命岛），另一支筑巢于福清的牛田，形势非常危急。

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戚继光受命入福建剿倭。他到达福建后，就四处悬赏，打听倭寇的巢穴，没过多久就打探清楚了。

横屿是宁德县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约有十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涨潮时，海水将岛屿与大陆分开；潮退后，又尽是泥淖。倭寇在岛上结下大营，修筑防御工事，侵占已达三年之久。

戚继光对众将说：“我们消灭一处倭寇，他们又去祸害别处的百姓。现在我的主意就是直捣贼巢，消灭敌人的主要力量！”他又仔细观察了横屿岛的地形，然后说道：“横屿岛虽在海中，但退潮之后就有一条淤泥道与陆地相连。到了那时，我们就有办法了。”

戚继光为了渡过浅滩，命令士兵在退潮时，在淤泥道上铺上干草，随着鼓声向前爬行。到达横屿岸边时，倭寇正在岛上睡觉，毫无准备。士兵们奋勇冲杀，放火焚烧倭巢，倭寇四处逃窜，明军乘胜追击，斩首三百四十八人，生擒二十九人。残余倭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六百多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三个时辰。

凯旋回师时，戚将军和全军将士一同赏月，当时军中无酒，戚将军即席口述凯歌一首，教全军将士一起唱和，以歌代酒激励士气：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随后，戚继光又率领得胜之军向牛田杀来。当来到牛田附近时，戚继光对将士们说：“我考虑得不周全，咱们太劳累了，应该好好休息！”

牛田的倭寇听到这个消息，就放松了戒备。

到了晚上，戚继光连夜用兵，将敌人杀得大败。敌军逃到了林墩，戚家军乘胜杀来，攻下敌军六十多个营寨。

戚继光一举铲除了福建的三大倭巢，倭寇连遭大败，对戚继光非常害怕，都称他为“戚老虎”。

之后戚继光率“戚家军”回浙江补充兵员。

戚继光刚离开后，倭寇就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了，我们还怕什么！”活动又猖獗起来，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冬，倭寇六千人攻陷兴化府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二月，倭寇退出府城，据莆田东南的平海卫为巢。四月，戚继光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福建。五月，福建巡抚谭纶命戚家军为中路，刘显为左翼，俞大猷为右翼，向平海卫发动总攻势。倭寇仓皇应战，戚家军用火器猛烈射击，倭寇战马受惊，乱跑乱窜，左右两翼乘势并进，倭寇大败，逃回许家大巢。明军进围敌巢，四面放火，倭寇或被烧死，或被杀死，逃窜者也多坠崖、落海而死，共被斩首两千二百一十人。

平海卫之战不久，又有大批倭寇陆续登陆。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十一月，倭寇约两万人围攻仙游，城内居民昼夜死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

这时，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驻扎于仙游城外二十里处，这时戚继光的部下只有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立即决战。次年一月，换防的军队到达，戚继光进行周密部署后，分道向仙游进军。当时倭寇结为四巢，分别盘踞于东、南、西、北四门。戚家军朝中路直冲倭寇南巢，其他各路配合作战。一时间倭寇丢盔弃甲，全线崩溃，仙游之围得以解除。戚继光这次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这时，又发生了梅岭“吴平匪患”。

吴平是福建南部漳州诏安县梅岭人，他与倭寇勾结，招纳海盗、流氓一万多人，盘踞在梅岭一带。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年）春，戚继光奉命剿匪，率戚家军一举攻占了梅岭，吴平率部南逃，占据闽广交界的南澳岛。戚继光毫不放松，紧紧跟踪追击，将南澳岛封锁起来。

十月，戚继光率军在龙眼沙登陆，命人散布劝降檄文。这样一来，吴平的党羽军心动摇，戚家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吴平伤魂落魄，率领部下遁入森林。

月底，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力进讨，吴平惨遭失败，仅率八百余人乘船逃脱。

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年），戚继光和俞大猷进剿吴平残部，吴平投海自杀，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东南沿海的倭患虽然平息了，但在中国北部边疆，仍然存在着鞑靼的威胁。东南安定下来后，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蒙古族是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元、明以来，散居内地的蒙古族已逐渐和汉人融合，但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元朝灭亡后，居于漠北的蒙古族分为三部，自东向西分别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除互相攻杀外，还经常掠夺明朝边境。明成祖朱棣在位（１４０３—１４２４）时，先后五次率兵亲征，大败鞑靼、瓦剌，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后瓦剌征服鞑靼，势力迅速扩张，常常南下侵扰。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内犯，在土木堡（现在河北怀来县）俘获英宗，明朝几至覆亡。也先及后被部下杀死，蒙古重新陷入分裂状态。成化、弘治年间，达延汗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达延汗死后，蒙古又分裂成数十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小王子最为出名。他们多次南下掳掠，对明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朝廷上下都认为蒙古骑兵比东南倭寇的威胁更大。

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务，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穆宗决定调戚继光训练边兵。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十二月，戚继光奉命北上。他到京师不久，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去平定疆场，并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

但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朝中的一些官员议论不休，纷进谗言，戚继光结果被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

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年）夏天，由于新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的推荐，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

当时，坐镇蓟州的是总兵郭琥，戚继光来到后，权力不统一，诸将多不听命令。不久郭琥被调走，由戚继光单独负责蓟州防务，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

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将全部蓟州防区划分为十二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戚继光虽然全权负责蓟州一线的防务，但练兵主张却得不到朝廷的积极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于是将精力主要用到了防御工事上。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两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

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戚继光修建的长城由城墙、敌台、墙台、烽火台、关城等几部分组成。他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于是自隆庆三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鸣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戚继光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在此期间，戚继光发现北方士兵纪律散漫，而且个个都有苟且偷安的思想，于是多次上书请求调浙兵北上，终于得到朝廷同意。开始，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令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后来，浙兵增到九千，最后增至二万，成为守边的主力。

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与此同时，戚继光根据北方的地理条件，为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提出了车、骑、步三军配合作战的策略，建立车、骑、步相配的联合兵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具体做法是将“鸳鸯阵”加以发展，创立由车、骑、步相互配合的联合兵种。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敌人；伏兵奇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各兵种协同作战，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军事思想。

敌台修筑完毕后，戚继光便建立七座车营，分别驻守建昌、遵化、昌平等地。每营有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二百五十六辆，步兵四千人，骑兵三千人；每车配备士兵两人，“佛朗机”炮两门。这种战车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平时平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最边的两扇可以活动，供步兵出入。作战时，骑兵在前面阻挡敌人，战车在后面排成战斗队形；敌军逼近时，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火器的威力发出后，步兵从车后冲出；敌人攻势被挫后，骑兵又从车后出击。

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通过戚继光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北边防务有了很大的改观。

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俺答汗就放弃了骚扰政策，与明政府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设立互市于大同、宣府等地，俺答汗则严禁诸部入边劫掠。不过，辽东的图们札萨克图汗（或称土蛮）还经常攻掠边境，朵颜部的董狐狸也不时和明军发生冲突。戚继光积极防御，多次击退董狐狸的进攻，使其保证不再攻扰边塞。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冬，图们汗带领骑兵四万多人进犯辽东镇，辽东总兵李成梁坚壁清野，朝廷命戚继光出兵声援，图们汗见明军准备充分，只得空手退去。

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到北镇蓟州，上司胡宗宪、谭纶、刘应节、梁梦龙，以及执政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的工作都比较支持。尤其是张居正，常把那些作对的官员调开，甚至免除职务，所以戚继光能久镇北边，发挥所长。

戚继光在北方御边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北方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戚继光一再受到朝廷奖励。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春，由右都督晋级为左都督；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秋，加“太子太保”，援辽后又加“少保”，所以戚继光也被称为“戚少保”。

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主张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后，朝廷内反对改革的人活跃起来。他们诬蔑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对他恶语中伤。

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戚继光到蓟镇已经十六个年头了。在为加强防务而日夜操劳的日子里，他已由壮年进入老年，双鬓添上了银丝，但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丝毫不减，赋诗言志曰：“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但是，这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抗倭名将晚年竟遭到排挤。此时，北方边防已经稳定下来，明朝廷便把戚继光调任到广东镇守，实际上是将他闲弃一边。

由于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常以“军民相体”教育士兵，鼓励士兵杀贼保民，“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黎民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扶老携幼，道路充塞”，“淅米而炊，扫榻以款”，编唱民谣颂扬其功绩：“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离任蓟州时，人们纷纷罢市，在路上拦阻，以至“黄童白叟哭无边”。

长年的劳累和精神忧郁使戚继光患了肺病。

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年），戚继光被朝廷罢免官职，回到家乡登州。

明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１５８８年１月５日），戚继光突然发病，戎马一生的千古良将，罢官回归故里后家道贫寒，竟至医药不备，在昏庸腐朽的当权集团的排挤和打击下，一代名将终于在贫病交迫和寂寞凄凉中逝世。

总结

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典范。他率领戚家军投身沿海抗倭第一线，转战十余年，荡平危害东南沿海的倭寇，为巩固祖国海防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意志。每遇外敌入侵，戚继光都是一面激励斗志的旗帜，可以说，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抗击侵略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最具张力的精神财富。当时的人民歌颂他，后世的人民纪念他。近代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总是从这位抗倭英雄的事迹中，取得鼓舞和力量。

戚继光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杀贼保民，经历大小八十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平定了我国东南沿海长期以来的倭患，安定了北方边塞的形势。在他的身上，既有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既有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奉献精神，又有爱兵恤民、忠于职守的公仆精神。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学到许多行军打仗的学问。带兵打仗后，又不为书本知识所束缚，能够因地因时制宜，积极寻求制胜良策。戚继光不喜欢书生式的高谈阔论，注重实际有效的军事学问，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便是其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还很善于向同时代人学习，如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向唐顺之学习枪法，并以此训练士兵。这种注重实效，虚心学习的态度，使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常人，他所带领的戚家军从未遭受失败，胜利记录无人可比。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也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以致“谈兵者遵焉”。一些当代军事家也从中吸取经验，如毛泽东、蒋介石都曾反复研读过戚继光的著作。

戚继光军旅生涯四十一载，荡平倭寇，威震胡虏，忠心耿耿，保家卫国，救人民于水火，使国家防线固若金汤，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二十年时间，促进了明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戚继光功勋卓著而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不事私蓄。四百多年来，在他曾经涉足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天津、河北、安徽等地，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他。祀祠、塑像、碑刻、纪念馆（堂）或亭台楼阁、景物命名、地方风俗、方言以及民间文学、戏剧、舞蹈等，民间纪念形式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所不及的。这些纪念形式几乎涵盖了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虽历经数百年人世变迁，依然留存至今，其丰功伟绩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流芳百世，光照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