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邓世昌（１８４９—１８９４），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在黄海与日寇海战中为国捐躯。民族英雄。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其后人多为仁人志士，汉族，广东番禺（今广州市海珠区），祖籍广东东莞怀德乡人。生于富裕人家，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

邓世昌

生平

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４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邓世昌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海珠区龙导尾街）。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曾经在广州及天津、上海、武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因邓焕庄与妻子郭氏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他们的独生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字正卿。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１８６０年（清咸丰十年），１１岁的邓世昌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邓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清朝时期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邓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洲老师学习英语、算术。邓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老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１８６７年（清同治六年），这年邓世昌已经１８岁了。而这时，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学堂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１６岁以下学生，后由于生源不足，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２０岁以上。

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驾驶专业。当时参加报考的学生，家境贫寒之士占大多数，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

当时的学生中，有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以及从广东来的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

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１８７１年（清同治十年），经五年堂课学习后，２２岁的邓世昌从学堂毕业，然后他从军后“第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邓世昌深深地明白，堂课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需经练习舰的实习。不久，他就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

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１８７３年（清同治十二年），２４岁的邓世昌经过两年舰课实习后毕业。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老师和同学们评价他说：“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尤其是在随“建威”练船到南洋的实习中，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

同时，由于邓世昌的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

１８７４年２月，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邓世昌为“琛航”运输船大副。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

１８７５年（光绪元年），日本侵略军不停地骚扰我国台湾、澎湖、基隆等沿海各地，这年，２６岁的邓世昌任“海东云”炮舰管带，巡守海口，获升千总。

１８７７年（光绪三年）２月，邓世昌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３月，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国和法国留学，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

俗话说：“事在人为。”邓世昌虽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质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

１８７８年（光绪四年）２月，沈葆桢鉴于“海东云”吨位较小，火力较弱，调邓世昌任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后来不久，邓世昌又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他在执行守备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在与日本海军的外交往来中，有力地抑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１８８０年（光绪六年）年初，又命邓世昌任“飞霆”蚊炮船管带。这时，恰逢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全国各地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马建忠对邓世昌给予很高评价。随即，马建忠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爱才之大臣，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率水师官兵２００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１８８１年（光绪七年），水师官兵出发了，３２岁的邓世昌十分珍惜赴英国接舰的机会，因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就开始带船，却因此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此次到英国接舰，他努力学习加以弥补。

到达英国后，邓世昌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同时，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他还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

有一次，邓世昌抽时间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已经成为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

邓世昌久久地凝视着这些舰船，走在回廊的墙上，他又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灭法兰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

邓世昌仔细阅读了纳尔逊的生平之后，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塑像。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研究，取其长，为己所用。

当年８月１７日，“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海军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这时才开始始知道中国也有海军，他们都鸣礼炮致敬，这样一来，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即使这样，“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也经历了种种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直到“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才再次相逢。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

一直到了１０月１５日，两舰历时６１天航行之后，终于到达香港。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维修。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再次起航，于１１月２２日驶抵天津大沽口。

完成这次任务之后，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但对邓世昌而言，他感觉收获最大的并不在于封赏，而是此次出洋，他不仅扩大了眼界，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而且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８８２年（光绪八年）夏，朝鲜国发生内乱。这时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他回合肥老家奔丧、丁忧，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援助朝鲜，并命邓世昌以兵舰来运送官兵。邓世昌奉命，驾驶“扬威”舰鼓轮疾驶，迅速异常，径赴朝鲜仁川海口，比日本兵船提前一天到达。等一天后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将一切事务办理完毕。日兵到达后，几次想攻破城门而不得，只好悻悻而罢。

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击，再次被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号。

１８８７年（光绪十三年）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舰”、“靖远舰”、“经远舰”、“来远舰”四艘巡洋舰。已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年满３８岁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为“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了。

邓世昌一直认为，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而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在接舰回国途中，他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

邓世昌在归途中不放过任何机会训练海军将士，但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不过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

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没有一个人脸上再呈现出“错杂张皇状”。年底回到国内。邓世昌因接舰有功，升为副将，获加总兵衔，兼任“致远”舰管带。

１８８９年（光绪十五年）２月２０日，李鸿章奏北洋海军新设中军中营副将，请以邓世昌借补，兼任“致远”舰管带。

１８９１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来威海检阅北洋海军，这是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的首次大检阅。邓世昌平时训练部队，绝对不允许搞花架子。敌舰的距离须临机测定，且在敌我双方高速运动中。由于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士称号。

１８９４年（光绪二十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则诱引中国出兵，准备挑起战争。

７月２３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进一步威逼中国，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

７月２５日拂晓，“济远”、“广乙”号战船完成了护送运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聂士成部队的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两舰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

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于８月８日正式向日本宣战。

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

９月１５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平壤，战斗在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处展开。日军主攻玄武门，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不幸中炮牺牲，玄武门失守。当晚，叶志超等弃城而逃。到２６日，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日本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海军也出动至黄海西部。９月上旬，清廷由海路运援兵赴平壤，北洋舰队奉命护航。１７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却与日舰遭遇，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１０艘，日本海军１２艘。

邓世昌自从成为海军后，曾多次表示：“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在意识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后，他又说：“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在大东沟海战中，战斗打响后，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冒着密集的炮火，纵横海面，频频开炮，屡中敌舰。

这时，以先锋舰“吉野”为首的四艘日本军舰，进逼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战斗进入白热化，“定远”号被击伤，大旗被击落。为了保护旗舰，邓世昌指挥“致远”开足马力，抢到“定远”前面，迎战来敌。

与此同时，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致远”号表现得更加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发现了这个重要目标，纷纷向“致远”号包围过来，“致远”在四艘敌舰的包围之中，顽强作战，不断炮击敌舰。

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致远”号受了重伤，船身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命令用步枪射击。

又经过近一小时的激战，“致远”舰弹孔累累，水线以下也多处受伤，船身倾斜得眼看就要沉没。邓世昌怒视着在海面横冲直撞的“吉野”号，对大副说：“日本舰队全仗‘吉野’横行，如果撞沉它，我军一定能取得胜利。”他登上舰桥，慷慨激昂地向全舰宣布：“我们为国作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现在我舰船伤弹尽，无力再战，我决定撞沉‘吉野’，与它同归于尽。”

全舰官兵齐声高呼，表示拥护。

邓世昌登上驾驶台，两手紧握舵轮，开足马力，向“吉野”猛冲过去。敌人发现“致远”向“吉野”冲来，立刻集中火力，轰击“致远”。“致远”的甲板起火了，但是它在继续前进，像一条火龙乘风破浪，冲向“吉野”。敌舰上的士兵见了，惊恐万状，纷纷跳水逃命，“吉野”的舰长也吓得手足无措。

邓世昌铜像

可就在这时，一颗日本鱼雷击中了“致远”，顿时全舰爆炸起火。但它仍然向前冲去。接着，一发炮弹不幸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使管内鱼雷发生爆炸，从而导致“致远”舰沉没。２００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

邓世昌坠身入海，随从抛给他救生圈，他执意不接，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太阳”从来不离他的身边，这时也和主人一起入海，“太阳”发现主人后，飞速向他游来，衔住他的衣服，使他无法下沉。可邓世昌见部下都没有生还，誓与军舰共存亡，狠了狠心，毅然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碧波，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享年４５岁。

战后，全舰官兵只有１６人一同获救。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１５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１０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威海卫百姓感念邓世昌的忠烈，也于１８９９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总结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１１０年前，爆发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正如孙克复先生所指出：它“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耻辱；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从而为日后成为燎原之势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留下了一把火种。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６００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我们通过阅读英烈抗击外侮的事迹，弘扬民族的爱国精神，造就一代一代的“四有”新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虽然屡遭外敌入侵、权奸窃柄，历尽万千劫难，而至今依然维系着国家的统一、主权的独立，其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与优良的爱国传统。

另外，邓世昌的身上明显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当时那些军官的务实精神。据记载，邓世昌青年时“性沉毅，留意经世之学”。成为海军军官后，他更不尚空谈、不好高骛远，注重钻研学习，努力提升业务技术。时人称其“精于训练”，“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调令机宜”。连李鸿章也极力称赞他“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邓世昌对待工作极端认真，以“执事唯谨”而备受称道。在黄海之战中，他指挥的“致远”舰不仅冲锋在前，表现出有我无敌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而且处处以全局为重，指挥得当，“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鹜，独冠全军”，最后以自我的牺牲让旗舰转危为安，为北洋舰队击退日舰奠定了基础。

邓世昌的开放、务实性格以及高度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有研究者表示，“一国之精神，必源于国民之精神，而能引导国民之精神者，必一国之英雄。邓世昌者，引导国民精神之英雄也，引导一国精神之英雄也。他日中华民族能傲立于世界之林，回溯历史，必有斯人之伟大地位。”作为后人，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邓世昌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铮铮风骨与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