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张自忠（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字荩忱，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１９１７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１９３１年后任第２９军第３８师师长。１９３３年参加长城抗战，任喜峰口第２９军前线总指挥，打退了日军，守住了阵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国民党军第５９军军长、第３３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１９３８年３月，日军进犯台儿庄，奉命率第５９军急行军增援台儿庄作战，为整个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国军队与日军１５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他亲自率领部队与敌寇决战。在部队被敌层层包围的不利态势下，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力战不退，与敌寇拼死搏杀，最后身中７弹，壮烈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生平
１８９１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
１９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１８９４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１９００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张自忠也带了去。１９０５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１４岁的张自忠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生性好动，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
一天，张自忠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两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两人便扭打起来。张自忠虽只有十多岁，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
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他送回了临清老家。张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
父亲去世后，母亲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有方，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氏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张自忠回到临清以后，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１９０７年，１６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１７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１９０８年，张自忠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１９１０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张自忠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开始了，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
这年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１９１１年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当时，济南“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青年张自忠
然而，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山东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彻底平息了。
张自忠深刻地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转眼到了１９１６年秋天，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震，告诉他还想当兵，请他代为推荐。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韧，赞许地说：“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待不住的。这样吧，过几天我带你去廊坊，把你推荐给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当时，冯玉祥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１９１６年９月，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听了老友的介绍，冯玉祥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张自忠已经２５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太晚。投奔冯玉祥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被称为见习官。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
１９１８年９月，冯玉祥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对军事的兴趣极为浓厚，故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说：“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对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半年之后，学习期满结业，张自忠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他的带兵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１２６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１０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
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不扒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其实，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１９２１年，张自忠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营长。
１９２４年春，张自忠被冯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只能勉强当个营长，因而上书恳辞，结果未获批推，只好从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当时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
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无权干涉。”
英军见交涉无效，就武装包围了丰台车站，向我军射击，气焰嚣张。
张自忠当即命令车站守军：
“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
守军根据张自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还击敌人，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英军不支，被迫撤退。
但驻守铁道的英军仍不准我军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词严：
“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
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
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蒋介石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以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军问题。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强行确定全国设立８个编遣区，其中４个由自己控制。蒋介石还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
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冯、阎、桂各系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１９３０年５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１３０万人。
此时，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５月中旬，当张自忠指挥第六师进抵许昌十五里店时，此地已为蒋军徐源泉部占领。因十五里店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张维玺严令张自忠限期夺回。张自忠遂指挥所部乘夜暗发起猛攻，势如疾风暴雨，一夜之间克复十五里店。
张自忠任师长时
后来，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到达陇海线战场后，张自忠奉命向蒋军左侧攻击，在杞县、太康之间的高贤集与蒋军精锐张治中之教导第二师相遇。这两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许多人误为一人的名将，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战。
张自忠针对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六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奋勇接敌，与之展开近战，发挥刺刀、手榴弹和大刀的威力，使敌军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经反复拼杀，终于将敌击溃。蒋军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战，伤亡惨重，纷纷向南溃退。张治中部奉命担任掩护。张自忠指挥第六师乘机追杀，再歼其一部。教导第二师经此一役，元气大伤。
联军当中，虽然西北军屡有胜绩，但桂军与晋军均作战不力。桂军方面，李宗仁于５月下旬挥师入湘，但遭到蒋军反击，７月撤回广西。津浦线方面，晋军节节败退，连丢曲阜、泰安、济南。济南之失对战局影响尤大。阎锡山见战局不妙，即开始图谋自保，甚至断绝了对西北军的粮弹供给，致使西北军陷入孤军苦战。
９月１８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宣布放弃中立立场，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败局已定，冯玉祥被迫渡黄河北上。
西北军的土崩瓦解，使张自忠同其他将领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当他听说冯玉祥已经北渡，即带领第六师由郑州渡河北上。恰在这时，蒋介石派飞机给他空投委任状，任命他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但张自忠拒绝投蒋。他对部下说：
“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
第六师随即渡河北上，进入蒋军尚未控制的山西省。在他前后入晋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张人杰、吕秀文、童玉振、孙良诚、宋哲元、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各部合计六七万人。
１１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和西北军残部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张学良北返后即着手改编，确定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一个军。
在入晋的西北军诸将领当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他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为收拾残局，宋哲元派萧振瀛、秦德纯等人同各方联络。张自忠对宋颇有好感，愿意拥戴宋哲元为军长，并推荐好友冯治安为师长。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６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６月，南京政府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张自忠敏锐地意识到，中原大战的结局为避免自相残杀、断送国脉的无益内战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多么渴望全国的军人能够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为捍卫祖国而效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于１９３２年扶持建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１０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指挥下，兵分三路进攻热河。
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１０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逃往天津。３月４日，日军先头部队１２８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竟被日军全部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和愤慨。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宋哲元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但所辖只有一个二十九军，而且武器装备仍极为低劣，全军只有野炮、山炮１０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３８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根据西北军的传统，全军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
１月１０日，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部队出发前，张自忠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做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
“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张自忠同时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３月７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３０公里，他们立刻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就近指挥前方作战。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他鼓励他们说：
“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
冯、赵二人甚为赞同。
喜峰口山屏耸秀，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进攻喜峰口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及伪满军一部，共３万余人。３月９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９日午后，赵登禹率一九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
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
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１１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他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
１５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阵地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这些指示，是张自忠在总结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佟泽光旅长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志气馁败，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鉴于罗文峪守军暂编第二师只辖３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决定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
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
蒋介石在保定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定一晤。
１９日，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三人赴保定面见蒋介石，受到盛情款待。
但是，因为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故有意将长城抗战限制在一定规模之内，而不愿增派后续部队，所以二十九军的出色表现，却并不足以挽救长城抗战全盘失败的结局。
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这导致了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
国民政府却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
张自忠认为，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５０００多人，除以攻为守的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
“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借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１９３５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
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
从１９３６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年底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１９３７年２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从而更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７月８日清晨，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１０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
后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再次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１１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北平前去迎接。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他仍然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令张自忠留守北平，缓冲中日关系。
张自忠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
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８月６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８月８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５０００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张自忠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他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他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周宝衡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４００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宝衡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９月３日凌晨，张自忠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
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
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弟弟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多日的疾病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了很久，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１９３７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１９３８年３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亟待援军。
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１８０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
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
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４０００余人。
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１９３８年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经过这次战役，人们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
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９年４月初，短短４个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４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４０００人。其中２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
１９３９年５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拂晓，日军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向襄河以东张自忠右翼兵团一八师和三十七师发起猛烈进攻。我军凭借工事顽强抗击，以血肉之躯支撑着并不坚固的防线，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
５月６日，日军发起第四次进攻，我军阵地终于被突破，狮子山、杨家岗、长寿店、普门冲、黄起庵相继失守。
８日拂晓，张自忠率幕僚及总部人员冒雨渡河，向东疾进。两天后，该师在田家集以西之大家畈伏击日军辎重连队，一举歼灭其１０００余人，并缴获军马数十匹、运输艇３０余艘、军用地图、弹药给养和药品一大批。由于该辎重连队的覆灭，日军渡河攻击襄阳（原襄樊）之计划落空了。
随枣会战中国军队共歼敌１万余人。其中张自忠右翼兵团歼敌４５００余人，缴获军马７４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４４１４人，失踪者２７０２人，其中又以五十九军付出代价最大，伤亡达２１５３人，失踪者２３８１人。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１２月１２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翼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枪炮在呼号的寒风中轰鸣，声震山河。经过八昼夜血战，三十八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１５００多人。
张自忠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并配属三九四团一个营，对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旅团部实施夜袭。此战，我军以伤亡２８０人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方运完。
此后，敌我双方在钟祥、长寿店一线对峙，二十九集团军也因攻击无进展而与敌相持。
但就在这时，日军第十三师团向汉宜公路反攻，郭仟之江北兵团伤亡惨重，于２２日撤回襄河西岸。这样一来，右翼兵团陷入孤军苦战，日军得以将兵力集中，攻击我右翼兵团。我军各路出击部队纷纷告急，要求后撤。
张自忠不为所动，他在电话中对要求撤退的部将说：
“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官长阵亡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
官兵们咬牙坚持，在长寿店南北之线与敌鏖战。张自忠适时将总预备队第八十四军投入战斗，基本稳定了战线。此后应援右翼兵团的第七十五军和第五十五师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到达前线。
２月１４日，张自忠下令反攻，日军抵挡不住，向东南溃退，我军跟踪追杀，斩获甚众。
这次全国性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歼敌３０８０４人，俘敌３６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之右翼兵团战绩居首，歼敌１万余人。在后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实为各战场之模范。”
５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３０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３３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５月６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７７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３８师，１７９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１７９师，３８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随后，张自忠亲自率领２０００多人渡河作战。
５月１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２０００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十三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１０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５月７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
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２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
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
１４日，双方发生遭遇战。１５日，张自忠率领的１５００余人被近６０００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
至下午３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
激战到１６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９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５月１６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
到下午２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８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第一个冲到近前。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
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拼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６日下午４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中所展现的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张自忠殉国当日，由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１６日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黄师长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带着弟兄们光着脚丫顶着鬼子的炮弹朝前冲，几进几出终于抢回了张自忠的遗体。
张将军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８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２８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
１１月１６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８月１５日，延安各界１０００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总结
张自忠将军为国家为民族不避艰险、不惜牺牲的勇气和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从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将烈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并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由民政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建有“张自忠路”。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１１个部门联合组织的“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张自忠被评为“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