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于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９日）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逝世于山东青岛。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

生平

康家祖上渊源

南宋时候，康氏的这一支脉便定居在广东南海西樵山下了，传衍到康有为高祖一代，已经是清朝乾嘉之世。这位先辈中过举人，诰封荣禄大夫、广西布政使，在邑志里边还留下了几行传文。曾祖则诰封资政大夫、福建按察使。祖父为道光举人，升用教授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知县。虽说不上累世高官，但算得上屡代士子。康有为出生前，有过二姊，一个早殇，家中望男心切。及至咸丰八年（１８５８）阳春有为降生。

家人对小有为爱如掌上明珠，寄于日后光宗耀祖的厚望，自幼施教，他到四五岁时已能诵读唐诗数百首，并开始从师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初试作文属对。这天，叔伯们逗他玩问出“柳成絮”让他应对，小有为似乎想也未想地便应声答以“鱼化龙”。家人听了欣喜异常，不但觉得有为才思敏捷，而且口气不凡，将来说不定有掀天揭地的大造化，于是教习益勤。所以到一般孩子刚学“人之初”的年龄，小有为便有一副俨然学做圣贤的气宇了。

康有为

康有为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弥留之际，他跪聆遗训，无非是以立志勉学、孝顺长上、液爱姊弟之类的事情相嘱。但此时此境，康有为感触尤深。他像成人一样执丧尽礼，办完父亲的后事，便跟从祖父更加发愤地读经研史，愈入佳境。这时，由于父亲的去世，康有为家境况骤绌，不得不辞减仆人，仅留一婢，寡居的母亲带着尚在襁包中的次子（有为之弟广仁），与女儿们一同操持家务，劳作女红，十分辛苦。在外跟随祖父的康有为时常念及此情，忧思不已，这也更激发他的苦学成才之志。

他不仅致力于“内圣”之学，而且向往“外王”之业，读经研史之外，也频阅邸报，关心国事朝政，敬慕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臣”一辈人物。为学之暇，也不时随祖父游览山水名胜，开阔心胸，陶冶情趣，性格上开始有变化的迹象，就是由谨守趋于狂放，做事动辄以张轼（南轩）自况，为文动辄以苏轼（东坡）自比，对当地诸生，大有睥睨傲视之态。渐渐地，读书也庞杂和随便起来。经史之外，竟日杂览群书，一旦倦意袭来，就到祖父官舍的园中，里面桃、柚、葡萄、桑葚皆有，偃息荫下，仰食熟果，别有一番乐趣，实也有益文思，笔下愈显快捷。对于八股文，他却不怎么爱好，虽能援笔辄成，但总欠工整。

不过，家人还是一致极力督责康有为读圣贤之书，走科举之路。针对他不好八股文的应试大忌，祖父不但自己亲自教正，而且还延请过专师。十四虚岁这年，康有为回到家乡，与昆弟聚学于叔父新建的“二万卷书楼”和“澹如楼”中。此二楼对峙，中间亭沼，花木繁盛，有水松七株，已历数百载风雨，幽室遂以“七松轩”命名，导以飞桥为“虹福台”，建筑别致，环境幽雅。康有为与昆弟在此有读书之乐，亦有酌饮之欢。这一年他首次参加童子试，结果失败，家人严厉督其进一步研习八股，以求再试。他终于在隔年之后通过此关。及至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他十九虚岁时参加乡试，又名落孙山。

九江门下，白云洞里

乡试的失败给了心气方盛的康有为不小的刺激，他愤学业之无成，拜投名师，立志砥砺。这位名师便是本邑大儒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此人很有学问也很有性格，他做过几个月的县令，因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污浊，拂衣归乡，弃官从教。他学问的根柢在于宋明理学，但又不仅只研求空疏的性理，而颇注重经世致用，爱好史学，对历代政治沿革颇有心得。教学上也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以所谓“四行五学”施教。“四行”即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指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他按这套数路授徒，教其做人、治学，也按这一原则律己，自个首先这样做人、治学。他一生弟子众多，著述丰富。对弟子们的生活道路他自然无法尽然把握，而对自己的著述最后却采取了极端的处理方式。在他以七十五岁高龄辞世的前夕，觉得这些东西无益于后世，断然举火焚之，一生心血，付之一炬。可以想见他当时的悲苦，但同时也可以体味到他终极的旷达和潇洒。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希求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流后世的奢望，便没有那种沉重的精神包袱。他弃世之后，人们只能辑录其流传于外未得焚掉的少量诗文，不啻全豹之一斑了。

康有为拜投九江门下的时候，自然还没有发生焚稿的事情。其时，年近古稀的这位老师尚精神矍铄、心志不减地致力于他教书治学的事业。康有为则方近弱冠之年，风华正茂，抱负远大，潜身书海，刻苦砥砺。九江先生精于古文，不取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桐城文派而上朔秦汉，更及先秦诸子，对后来者则甚称韩愈之文。康有为既听从师教，又不拘泥于师教，善于独立思考，有与老师不同的见解，也大胆提出。譬如，通过研读子书，揣知道术，对照韩愈之文，便觉其道术浅薄，即使原道篇亦极肤浅，只不过在作文的技法上有其特长罢了。至于以后宋、明乃至当朝负有盛名的文章大家，觉其作品更是空疏无实，图有大名而已。九江先生是个严肃持重的人物，刚接触康有为时就隐隐觉得这个后生身上有一股傲气，便开门见山地告诫他一定要戒除狂傲，虚心为学，以后也断不了敲敲这方面的警钟。可这当儿，康有为竟爆出了这么一番目空千古、狂放无羁的话，九江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康有为有些茫然失措了，他才开口着实把这狂生奚落、责备了一顿。这使康有为很感羞愧，他倒没有怨恨自己的老师，而的确想认真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些偏激，应该折节改过。不过，还是认为人贵有主见，应有自己的探索，总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违心地自己欺骗自己。他越是试图约束自己心无旁鹜、循规蹈矩地俯仰苦读，内心深处就越是强烈地涌动一种逆反力量：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岂不是磨灭人之灵明的事情？即使像那些著述盈室的考据家，又究复何用？自己不能再做这样的人物，走这样的道路！可是，应该怎样学习呢？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一时又说不清，道不明，内心充满了迷惘的痛苦。他关门闭室，谢绝友朋的造访，避开与任何人接触，独自静坐养心，考虑出路，寻求解脱，犹如坐禅一般。九江先生是深恶禅学的，学子中还从未有过像康有为这样做的。老师窝火，同窗奇怪，可康有为全然不顾，也许是浑然不觉，在他的心目中正出现奇境：静坐时，但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他忽而觉得自己成了圣人，便欣然大笑，忽而想到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又悲于有亲不得奉祀，立时束装去先人墓地。人们见他这样哭笑无常，进出不定，认定他是发了神经。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康有为自认为那是佛教愣严经中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而尚无皈依之时的境界。从秋天一直折腾到冬时，康有为才辞别了老师，结束了在九江门下的学习生活。时在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虽说康有为在九江门下直接学习的时间仅两年余，并且最后几个月还处于“病狂”状态，但这段学习生活，对康有为学问的丰富、国学水平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后来梁启超为康有为作传，说“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之九江”。而康有为一生中对九江先生也不失崇敬。九江焚余诗文辑录成书，有为为之作序，弘扬先生的学风、介绍先生的学艺，称道先生的品操。尤追念从学之恩谊，有言：“有为未冠，以回、参之列，辟珥受学。则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温温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兴起兴发于不知焉，乃知以德化之人远也。”

康有为离别九江先生后，回家暂住了一段时间，正赶上长女同薇出生。娇妻爱女，仍然没有冲淡他的求道之心。他想，西樵山山水幽胜，是个习静悟道的好去处，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节刚过，就进山居于白云洞里“修行”起来。其时，他专究佛道之书，旨在“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这是康有为自己对当时情况的记述，可见其真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像狂禅，又似老道。像这样的出世离俗的修道生活果真是他的解脱之路吗？不，这至多只能使他迷惘而痛苦的心绪获得一时的转移，一时的麻醉，一时的超越，一时的忘却，但终究不能和他内心深处追求与向往的真正需要吻合。所追求与向往的具体境界，也许当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心灵的反应却是最好的印证。即使在貌似佛、道的境界中，他不也还是思虑并试图体验人间之苦吗？分明紧密关涉着社会现实。而在西樵山中与前来旅游朝士的一次偶遇，更测试出他实际上的“入世”思想是多么强烈！

康有为人物布像

所遇是任翰林院编修的张鼎华。此人盛有文名，康有为与他相见后，纵论学术及天下大事，一有不合，康有为并不顾他是名士高官，动辄大声呵斥，甚至拂衣而去。而张鼎华不与他计较，总是屈身相就，对康有为的才学和识见十分称誉，有言：“来西樵但见土山。唯见一异人。”康有为感其雅量，通书与他。张鼎华展笺把读，拍案叫绝，说是粤中还没有过能写出这般漂亮文字的人。两人遂相订交。康有为赴访张氏，不但切磋学术，更向其了解朝政国事。张鼎华广谈博论，康有为听之着迷，两人甚至彻夜不眠。从张鼎华口中，康有为“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乃至“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使得他眼界大开，心胸更阔，社会参与的心志更明朗坚定。

康有为走出白云洞，也与家人的敦促甚至硬性的逼迫有关。科举入仕，一直是家人对康有为的最大希望，入山居洞，与之何缘？家人屡促康有为出山，他开始还有些迟疑不定，最后叔父出面督责，甚至断绝了对他的食用供应。又正好有结识张鼎华之事，康有为也就结束了白云洞里的生活。

游观香港与往返京师

出洞后已“以经营天下为志”的康有为，读书学习自然更有其侧重和针对性，他舍弃了考据帖括之学，选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经世文编、文献通考、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研读，写下了大量的有关治国理民的心得笔记。特别是得到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书籍，读后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考察异域的冲动感。限于家境，远道考察外国资费无着，而本是祖国领土的香港既被英国割占，实行殖民统治，情况也就自有特异。此处不远，何不一游？于是他游观了香港。殖民主义者的横暴、残酷，港胞所受的压迫、剥削，在走马观花的康有为的心目中并没有得到如实的反映，所见主要是“西人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之类的表象。而他从英国人能把香港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这一局部现象，推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认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鄙视之为夷狄。这应该说是他关于中西比较，思想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端倪。此时，他把过去浏览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重读，较前有了许多新的感受。于是开始搜集西学之书，为讲求西学之基。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顺天乡试，康有为在家人的督促下束装北上。对于科举考试，康有为并无多大兴趣，应家长之命而已。这次考试没有成功，他却借此到京师游览一番，谒太学、叩石鼓，瞻宫阙，购碑刻，访友朋，也忙得不亦乐乎。要说这次他的最大收获，还是在南归途经上海时，购得了江南制造局译出的大量西学著述，从自然科学的声、光、化、电、力，到有关政治、经济、历史、舆地、宗教等方面的书籍，百科俱有，满载而归。到家之后，便如饥似渴地攻读起来。

读书惊世，做事骇俗。与西方对比之下，康有为觉得中国传统事物中有许多流弊，像女子裹足，折骨伤筋，害人生理，即属谬俗流传，锢闭已甚。但国人习以为常，若是女子不裹足，则视为贱婢，嫁人都难。可康有为不理这一套，坚决不为长女同薇裹足，乡邻族人无不骇奇耻笑，有为终不为所动。同薇不裹足，次女同璧及几个侄女也都效法，遂出现了一组康氏天足姐妹。为了扩大影响，向社会推广，康有为与邻乡一位曾游历欧美亦反对裹足的人士区谔良共商，成立了一个不裹足会，订立会章，入会者都登记姓名、籍贯、家世、年岁、妻妾子女等项。家中女辈不管已婚未婚，凡已经裹足者如愿放足，则同仁共贺，予以表彰，凡来裹足者皆不可再裹。此一事情轰动四乡，耸人听闻。

这个时期，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对中学的研习，只是摒弃了那种读死书、为读书而读书的学究生活而已，他是要为了解古今、改造社会而读书。这样，需要读的书、需要探求的道理是太多了。康有为觉得时间紧张之极，有时干脆跬步不出，坐拥书堆，因日久积劳，臀部生一核刺，在乡割治无效，只得外出就医，后一直迁延多年未愈。与臀疾的发生相隔不久，康有为又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几至于死。医生束手无策，他只好自己用头巾把头裹紧，在室内行吟，一连数月不能出门。他检视书籍遗稿，从容待死。后来自读西医之书，创试西药，才渐得疗效，可以出门活动。他坚持每天到村后大树下散心养神，终于病除。不过。他自觉经此一病，记忆力减退，从此不敢再学数学。

好友张鼎华屡屡邀请康有为再游京师。头疾发生前夕，他本拟成行，正在准备当中，因病发遂止。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又要举行顺天乡试，鼎华再度来函相邀，盛情难却，康有为束装北上。到了北京，不料正赶上张鼎华病重不起，不能尽偕游之欢。康有为时时看视，既而好友谢世，康有为又营其丧，尽心友道。乡试他也应考了，似乎并没有太倾注心力，倒是当头的国难、腐败的朝政刺激得他满怀忧愤。那个时候，正当日本攻占疏球，法国鲸吞安南，英国取缅甸，中国“藩属”相继丧失之后，边疆危机四起，列强对内地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也日益加强，而清朝统治者浑浑噩噩，苟且偷安，上兴土木，下通贿赂，专制横暴，一意孤行，士夫掩口，言路结舌。康有为觉得京师的气氛太压抑和沉闷了，他单骑出居庸关，至八达岭，登上万里长城，居高极望，大有“山河人民之感”，临风长啸，洒泪满襟。他又游览西山，时值晚秋，满目红叶犹如血染，衬托着山下笼罩在迷蒙雾霭中的京城，更使康有为增添了几分悲切。回到城中居所，康有为昼思夜想，寝食难安，想到尽管自己人微言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不能随波逐流，或阿谀权贵，或自甘缄默，而要披肝沥胆，为革新国政勇敢建言。很快，一封上皇帝的万言书写出来了，向当政者发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呼吁。康有为深切感到，自从中法战争之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及时变法，也许尚可支持，若再拖延下去，势难挽救。可是，大多权臣们闻知康有为的举动，嫉之如仇，视为狂生，呵责不迭，哪能为他代为上书。也有官员同情和支持康有为，如国子监祭酒盛昱，御史祁世长、屠仁守等。他们约定十一月初八到都察院呈递，届时康本人也去。这天，住在菜市口附近米市胡同南海馆的康有为穿戴好刚要出门，仆人来告菜市口要处死囚犯，车马不能通行。康有为心想自己上书遇上杀人，说不定是凶兆，家有老母，岂可遂死。又一转念，既然为救天下，就该将生命置之度外，死生有命，不该中道畏缩，于是慨然登车，拟绕路而行。刚出门，迎上屠仁守急匆匆地前来送信，说祁世长车中突发鼻衄，眩晕而归，上书之事只好改日再举。而后，支持康氏上书的官员或因故请假，或被革职，事遂作罢。而此次乡试，康有为本来成绩颇优，但为顽固派官员所格，说是“如此狂生不可中”，也就榜上无名。

友人们力劝康有为暂且隐忍，以防不测。康有为遂以玩索金石碑帖来聊作陶遣。待到来年（１８８９）秋季，他审度形势，觉得难有转机，决定南归，从长计议。

康有为羊城设馆

康有为南归之后，在省城广州住了下来。他在京师的活动为粤中人士所闻，或惊骇，或钦敬，反正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许多人慕名相继来访，愿就学门下。康有为决定设馆授徒。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先是开馆于长兴里“万木草堂”，学生越来越多，第二年，又迁馆于较宽绰些的卫边街邝氏祠，后来，又转移到学府街仰高祠。康门馆堂，并非仅是单纯讲习学术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处在学术研习名义下进行维新变法理论建设的基地，是一所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这时的康门弟子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人。对于有志于投身社会变革事业的学人来说，康有为的确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这从梁启超自述的拜师具体过程足以印证。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梁启超年方十七（虚岁），便在乡试中报捷，中了举人。梁启超自小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此番应试结果，更令人赞叹不已。座主李端棻也被这位少年的才华吸引了，愿把妹妹许配给他。中举加新婚，春风得意的梁启超，从友人口中得知上书请求变法事败的康有为来到了广州，并且友人盛称其学问博深，足以为师，邀梁启超同往拜谒。梁启超虽然一块去了，但开始心中并不以为然。他自负于少年科弟，并且对时下所推重的训诂辞章之学颇有所知，而康有为却连乡试尚未通过，不免有些轻视。待见面之后，便先自沾沾自喜地高谈阔论起来。康有为听罢，“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时入见，及戌时方退。经此次接触，对于梁启超的自负来说，不啻冷水浇背，一棒当头。既然自己平日沾沾自喜的那套学问竟是毫无实用价值，那么也就不免惘然若失。他可真是且惊且喜，且怨且哀，且疑且惧。当夜，与友人联床慨论，不能成寐。次日，便又急不可奈地拜见康有为，请其指点迷津。康有为乃告以为学方针，当着重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听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决然舍弃旧学，另入新径，有言“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梁启超等连日请教，康有为则诲人不倦，内容的涉及面越来越宽，开掘得也越来越深，渐入无涯之境。梁启超建议康有为正式没馆授徒，广招学生，嘉惠士林，康有为亦早有开馆的考虑，于是，事情就这样办起来了。

康有为教其子弟，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旨趣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其学纲，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学科，日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章之学。其课外作业和演习，有行之校内的演说、札记，有行之校外的体操、游历。在学堂的管理体制上，也舍旧趋新，且比较完备。康有为自为总教授总监督，而立学生中三至六人为学长，分助各科，其图书、仪器室，也委托一人专门负责。

康有为的讲学是很有特色的。他那渊博的学识，纵横的议论，系统的归纳，深刻的分析，对学生们很有吸引力。据有人回忆：他当时授课，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两宋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作以比较证明。最令学生们感兴趣的是他讲“学术源流”，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次一讲就是两三个甚至四五个钟头，讲者忘倦，听者不疲。每听一度，则各个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过后咀嚼愈觉意味隽永。

除了授课之外，从事著述也是康有为羊城设馆期间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是先生主导、学生协助共同进行，与教学有机结台。作为“托古改制”重要理论著作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便是这样完成的。不论是在协助教学和著述方面，梁启超都起了突出作用，成为康有为的得力臂膀。

维新风云

就在羊城设馆期间，康有为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再次参加乡试。这时他已绝意科名，但家中督劝甚紧，老母属望尤切，康有为不忍违拗，对母亲说，这是最后一试，若再不中，儿便终身不再应考了。母亲同意。结果，这次康有为榜上有名，排序第八。本来置第二名，因复查中发现试卷中有用孔子改制义而违背朱熹解释的地方，遂降了名次。第二年，他与梁启超一同赴京应会试，双双落榜。来年再举，便有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的发生。

光绪帝

早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康有为就看出国难之亟：战云密布，形势严峻，而政俗之污坏，官场之紊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慈禧太后为庆祝其六十岁寿辰，花费巨资。举国若狂，而对战祸，则毫无防备。故当有权贵向康有为问“国朝可百年乎”的时候，康有为痛心地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作答，当时听者还不以为然。不久，战争便打了起来，中方节节失败，及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春闱之际，也正是日本胁迫清政府方面议订结束这次战争的屈辱条约的当儿，举国上下纷纷反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投降卖国行径。会聚北京应试的千余名举人，亦群情激愤，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出面组织、联络集体上书，即所谓“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上书由康有为亲自拟稿，满腔激愤，流诸笔端，洋洋一万四千余言，一昼两夜而成。书中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一整套变法维新的方案：一要“下势鼓天下之气”，二要“迁都定天下之本”，三要“练兵强天下之势”，四要“变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后一项则为“立国自强之策”。提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列出了若干具体措施。从语言形式到实际内容，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直接而明桷的政治性，但也还有着借助“学术”包装之处。譬如援用春秋公羊传之义为上书的合理而必要性张本，说是“公羊之义，臣子之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在“教民”之法中，强调设“道学”一科，倡孔子之道，并议设孔子之庙。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顽固派大臣们气急败坏，他们大肆攻击康有为蛊惑人心，乱政乱法，并在应试举人们中间进行反宣传，甚至公然进行恫吓，以致最后实际签名者仅６００余人。负有呈递下面上书之责的都察院以朝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用宝（盖印），事已成定局，无可更易，拒绝接受上书，皇帝当然也就未能看到。不过，上书之事以及书之内容在朝野上下纷纷传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

上书被格，但康有为在这次会试中报捷，中了进士。正考官徐桐，是对康有为恨之入骨并极力压制的人物。据说，因为康有为在这次应试中文风大变，存心格之的徐桐未能识得其卷，而本已得副考官李文田激赏的梁启超卷，反被徐桐看出有背绳尺之处，疑为康卷，遂扼之不录。揭封后，才明了康得中而梁未中的事实。但正、副座主还是联手极力压低康的中式名次。康被授职工部主事，他不愿意做一介供人驱使的小吏，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故不到署，继续从事他的变法鼓动工作。

公车上书因为是由康有为策动、领导并亲自拟稿的，故亦视作他的第二次上书。接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又第三次、第四次上书。第三次上书被呈递到光绪皇帝的手中。康有为的变法呼吁和筹策受到皇帝重视。第四次上书“言变法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矣”，特别是正式提出了“设议院通下情”的主张。但这次上书又受到顽固派大臣的刁难，几经辗转，终无人肯代呈，因此，未能上达皇帝。

在屡次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及其同志们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又筹办起宣传维新变法的刊物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作为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喉舌。

强学会之设，是鉴于“合大群”、“开风气”的需要。康有为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北京开了强学会后，康有为马不停蹄，束装南下，要在“南北之汇，为士夫所集”的上海，亦设立强学会，以作为北京强学会的响应，从而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省。他先到南京策动两江总督张之洞，大讲其孔子改制的理论。张之洞明确表态他不信孔子改制，奉劝康有为不要张扬此义。表示如果康有为听从他的话，一定给予供养。康有为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到上海设会。张之洞为了控制这一组织，当时还给予了资助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上海强学会设立起来，并创办强学报作为喉舌。

从强学会的组织及其舆论宣传看，都被渲染上浓重的托古改制的色彩。譬如强学报揭载“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按照康有为辈的解释，古代制度不断损益。造就出尧、舜、禹、汤、文、武的“成功盛德”，都是孔子的功劳，应该尊孔子以定趋向而维“圣教”，故当用孔子纪年。至于合群立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集体学习悟道。上海强学会的章程中就专列一条：“入会诸子，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相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术为本”。

慈禧太后

托古改制，为今维新。反对派对此也自有其灵敏的政治嗅觉，大力向维新派发动反攻。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在成立的几个月后相继告吹，一些原投机入会的人物纷纷易帜。由公车上书为正式开场标志的维新运动至此显出一次较为明显的波折。但它并没有就此终场，而是在继续积累势能，孕育高潮。及至戊戌之年（１８９８），就出现了风起云涌而又大涨大落的局面。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深重。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冬，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列强大有纷起效法之势。康有为心急如焚，从南方赶到北京，又一连三次（第五、六、七次）上书皇帝，痛切陈述危急形势，呼吁变法自强。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正月间所上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从世界大势的高度论证变法的必要和迫切性，认定“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督劝朝廷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法新政，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三大要项。

康有为“既变法求上书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以联络维新志士，更好发挥群体力量，便与恰有此意的御史李盛铎共同做主要发起人，组织起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此“三保”即保国家政权和领土不丧失，保民族种类能自立，保圣教之不失。所谓“圣教”，即指经康有为改造了的孔子那套学说。可见，康始终是把孔老夫子这张王牌看得很重的，无论什么时候亦不曾忘却。顽固守旧派在直接反对维新的同时，也努力拆穿康有为托古改制、借孔子改制的“把戏”，给他戴上“非圣”的帽子，干方百计地遏止其所炮制的有关理论的流布。在他羊城设馆期间基本完成的孔子改制考，在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正式刊行，为维新运动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保国会成立后，康有为还把孔子改制考进呈给光绪皇帝。顽固派则大肆攻讦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论是明似推崇孔教，实则惑乱圣遭的狂悖荒谬邪说。至于对保国会，顽固派更视为眼中钉，屡屡劾奏，以致成立后不长时间便呈形存而实散的状况。

不过维新运动仍在继续向最高潮推进，康有为越发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和赏识。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策动下，益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于四月二十三日（６月１１日）宣布实行变法，诏定国是。不日，不顾顽固派的阻挠，他召见康有为，与之面对面地讨论变法。回答例行的问题之后，康有为开门见山地直陈形势危急：“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光绪帝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康有为便说：“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马上表示同意：“今日诚非变法不可。”接着康有为与光绪帝对变法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康有为提出了若干措施和方法，光绪帝称赞其“条理甚详”。康有为乘机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这时下意识地瞥了一下帘外，叹了口气说：“奈掣肘何？”康有为自然明白是说自己受慈禧太后的阻碍而不能自主，遂与光绪帝又进一步商讨了一番变法的具体事宜。经过这次召见，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因新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人的反对，只给了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位，但准予专折奏事，这方便了康有为与皇帝之间言路上的直接畅通。两个多月后，又赏维新派要员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四人四品卿衔，任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维新派的策划下，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

顽固守旧派也在密切注视着政局动向，做着镇压维新的准备。慈禧太后牢牢抓住对权臣和要职的任命权，把军权特别是京畿地区的卫戍权置于亲信的掌握之中，极力打击帝党势力和维新派人物。形势日渐紧张起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康有为等人探知朝局将变，焦急万分，光绪皇帝亦束手无策，由杨锐和林旭分别带出密诏与康有为筹商对策。康等跪读痛哭，筹谋救上之策，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去策动掌握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诛杀荣禄，夺取京畿兵权，以扭转形势。袁世凯阳奉阴违，在京请训后立即返津，向荣禄告密。八月六日（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重新临朝，把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历时１０３天的“新政”宣告终结，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人（其中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潜逃海外。对于康有为来说，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政治生活也就就此结束了。

总结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错，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位优缺点并存的人物。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时，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还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其启蒙思想，开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不可否认，康有为对历史的推动和阻滞并存。但是，他的功绩显然要比他的过失大的多。我们要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去评价一位先贤，而不应该因其的一点过失，而将他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