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本”的同时，何著也为我们做了大量“清源”的工作。也就是说，何著不仅从跨国界／跨语种的角度，进行了新材料的搜罗和发现；同时他也透过一个“教内人”的视角，对陶行知认信问题研究中诸多“教外学者”所发出的“定论”进行了辨析和校正。其中，有以下几项给人印象深刻：

其一，“中国人本位意识说”之剖析。

在何著第二章少年陶行知中，作者结合资料的阐释，着重剖析了“中国人本位意识说”的两个最主要的依据，即：（一）“中国人与基督徒对立”的观点，以及（二）“铮铮傲骨，愤而退学”的说法。

（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陶行知不信仰基督教，是出于“中国人本位意识”。根据周洪宇的研究，陶行知从小学到大学本科，就读教会学校长达７年之久。即使在出身于教会学校的近代知识分子中间也属“罕见”。章开沅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５９页。可是，作为父母均为基督徒的陶行知，为什么自己在如此漫长的教会学校的熏陶中却没有成为教徒？以往，人们主要引述朱泽甫陶行知年谱中的记述：

陶行知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没有信奉基督教，并在该校楼上学生宿舍墙壁上书写：“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页。

何著在详尽引述、细读并比照了沿袭这一观点的三个文本——朱泽甫陶行知年谱（１９８５）、童富勇等陶行知传（１９９１）和孙肖平我是中国人——之后，提出两点讨论：第一，这段话的具体语境，是陶行知针对某室友藉出国留学而脱离贫穷落后的中国的观点而表达的个人意向。既表现与对方的不苟同，也说明个人今后留学的理想与动机。从原始文本的剖析中，人们根本无法找出陶行知把“中国人与基督徒相对立”的意思。其次，在信仰见证（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１日）中，陶行知曾明确说明他大概在四年前（约１９０８年前后）才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换句话说，在崇一学堂的两年中（１９０６１９０７），他虽然接触过基督教，但还谈不上“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他对中国做贡献这个志向与基督教产生冲突而不信基督教”这样“超前发生”的事情。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３４５页。第三，何著还引述了陶行知１９２４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以总干事身份发表的意见：“知行亦出身教会学校，然自问对国家无愧。”陶行知全集（第１卷），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４３页。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拒绝“教会学校利用学生思想尚未成熟的机会做信仰灌输”；另一方面，他也不认同“中国人与基督徒身份之间冲突”的说法。

（二）至于为什么１９０８年陶行知在杭州广济医学堂注册三天就退学，他本人和友人陈家康已有清楚的交代。陈家康在陶行知的思想路线（１９４６）中说得尤其明确：陶行知以优异成绩入学，以为从此可以学到专业本领，服务社会，治病救人。不料事与愿违。因该学堂与医院为教会所办，“校方规定只要入教学生方可享受免费去医院实习的优待”。于是，

行知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对教外学生的歧视，是与耶稣的博爱仁慈的精神相违背的。他宁可失去这种权利，也不愿屈服入教。于是不久即愤然离杭，投奔到苏州他表兄张志白家暂住，进入当地一个教会办的浸理学堂走读。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４６年，第３２页。

本来，这是陶行知对一种不公平做法的抗议，而且其抗议的依据是它“与耶稣的博爱仁慈的精神相违背”，是过于保守的教会宗派的做法。而某些内地学者则据此引申说：陶行知当年“愤而退学”的选择，“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铮铮傲骨”。章开沅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６４页。何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诠释取向，是与上文提及陶行知年谱作者把陶行知没有在这两年间信基督教与他这种对中国贡献的抱负视作有因果关系的历史观一致，亦符合了这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但却并非他朋友所陈述的原因。”也就是说，某些学者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更有甚者，是把原来没有的意思赋予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关于这点，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曾评述道，“由于过去受到‘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偏激思想所影响，部分学者仍然容易将华人信徒标签为‘不爱国者’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成为信徒之后他们便会认定这些信徒已经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所以是不爱国的了。当然，这种看法未免流于太简单化了。”“国内学者也曾流行一种看法，若是发现有一些华人基督徒热心参与爱国活动者，他们便会断言这些人‘曾经一度成为基督徒（后来又是因为某些原因放弃了信仰吧！）’。这种看法背后是否有一种唯心的假设，就是：‘爱国爱教二者是不能共存的’；或者相信‘基督徒是不可能爱国的’及‘爱国者也不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等。这样的看法也是同样太简单化、甚至是有所偏颇的。”吴梓明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而何博士的做法正好相反，他能够以客观及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且不会满足于以往“贴标签”或“扣帽子”的看法，他运用“广泛搜罗资料”和“客观求证史实”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所以，他认为：综观陶行知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基督徒，并没有断言放弃过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且他也一直积极参加基督教群体的活动。

其次，“与教会群体无涉说”之证伪。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很难发现陶行知与基督教组织之间的交往依据。相反，人们听到的总是“陶行知从不参加基督教教仪活动”，这也说明了“他不是基督徒”，等等。

针对上述观点，何著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以大量篇幅，梳理传主与教会群体往来的史料，并在第六章末尾以年表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生平概要——陶行知再发现的形式，将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较为密切的事件逐年逐项地举证列出，作为对内地陶行知年谱和两套陶行知全集中生平年表的重要补充。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大期间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密切交往，读经班、布道会的出席，对学校中福音派教士／教师的尊崇，以及他最终于１９１２年写下信仰见证并决意入教的全部过程；美国留学三年（１９１５１９１７），他如何参加威斯康新州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并转而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立志终身奉献教育事业；归国后，他出任多个基督教教育团体的重要职务，为教会刊物撰写大量文稿，被教会人士认为是教育界著名的基督徒教职员；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他作为国民使节出访２０余国期间，也大多下榻于各地青年会的宾馆，并与青年会领袖交往甚多；直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去世之日，还与上海青年会抱有两日后前往其周六座谈会做演讲的约定。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０２８６页。

另外，何博士强调要对陶行知作全面的了解，就必须尝试从基督教文献资料中寻找其文存，重新发现这位自称为基督徒的陶行知。为此，作者着力于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期刊，其中包括：（１）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校档中与金大基督徒学生活动相关的资料；（２）中国留美基督徒学生期刊留美青年；（３）教务杂志；（４）教育季刊；（５）中国基督教会年鉴英文版；（６）中华基督教文社期刊文社月刊。他由此而发现为数可观的陶行知英文著作和相关资料，弥补了半个世纪以来陶行知研究中的重大断层。例如，在金大校档中发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陶行知英文文存信仰见证和１９１６年发表在留美青年上的英文论文中国道德与宗教教育（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６页。前者完整地表明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过程和原因，后者则是唯一一篇从基督徒教育家的角度阐述他对基督教宗教教育观点的学术论文，表达了他的宗教观和教育观。

大量的事实和史料再次证明，陶行知自始至终都是个基督徒，他没有断言放弃过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且他也一直积极参加基督教群体的活动。可是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到２０多年后，内地研究者在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的文献资料上，没有新的发现？何博士认为，“问题并非在于这类资料是否存在，而是在于（以往的）研究者都只是满足于几份已被发现的文存，而没有走入基督教刊物圈子中搜寻。”“研究者和文献编纂者的取向，不但影响了他们本身的研究路线，以及对文献的整理和诠释，而且在更基本的文本存在问题上，他们的取向决定了历史文献会否被发现。”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页。这就好比研究颜色的人，他所戴的眼镜是有某种颜色的滤光镜，这就会使他在研究物料颜色的时候，看不见某些颜色，使这些颜色变得不存在。“历史研究者的取向有时也会成为一个文献资料的滤光镜，使得某些文献资料没有被发现。（研究者的这片滤光镜）有时是基于不认识资料的来源，也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忽略，更有可能是研究者本身的预设立场”。而以往研究者对陶行知基督徒身份相关文献的搜索状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第三，“教派归属问题”之辨析。

在进行上述讨论的同时，何著提出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作为一名基督徒的陶行知，是否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流派？

何博士在著作中追根寻源，提供了大量与陶行知认信相关的史料。据此，我把陶行知个人的信仰之旅划分为四个方面：

（一）从陶行知双亲的皈信开始，中经崇一学堂英国人校长唐进贤牧师（ＧＷＧｉｂｂ）的关怀指点，最终进入教会大学深造；此一阶段，他所接触的是较为传统的基督教福音派，他们强调以个人得救、传统教会礼仪和传福音为信仰实践，陶行知随认同耶稣精神，却并未入教。

（二）在进入金大以后，在一种新的开放的宗教氛围中，他的信仰突飞猛进。他通过参与各种青年会活动，在读经班中研读詹克教授的著作，尤其是金大教师中包文、亨克和司徒雷登等社会福音派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使他接触到“另一种基督教”——以世俗社会的参与和改造、强调要把耶稣的牺牲和奉献作为信仰实践的基督教。因此，陶行知于１９１３年成为一名基督徒。

（三）在美国留学期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后，遂决心克服种种经济上的困难，转入哥大师范学院，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在哥大，他也受到杜威之外的另一位基督徒教育家孟禄的影响，孟禄强调要为推动中国的教育发展而牺牲奉献，这种精神后来成为陶行知一生实践的动力。为此他还发表了中国道德与宗教教育的英文论文，对中国大学的基督教提出了完整的意见。

（四）１９１７年归国后，他积极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博士尤其提请人们关注陶行知在２０年代创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重要机构——中华基督教文社的贡献，以及他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参与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活动，并以自己的影响力为教会学校争取到合理的生存空间。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更是与基督教青年会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至于在人所熟知的教育实践中，其基督徒的精神更是四处洋溢：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即知即传和小先生制；在晓庄学校，强调“爱满天下”；在育才学校，号召发挥创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其一生贯彻着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现代福音派的入世与奉献精神。

吴梓明教授指出，通过何博士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金大期间，陶行知所接受的基督教，并不是属于虔敬保守的基要派信仰，而是较着重生活实践型的社会福音派信仰。这样的发现也可提醒学者们研究华人信徒时也须留意基督徒有不同类型，避免“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毛病。另外，陶行知不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更尝试在其教育事业中运用基督教的教育理念。由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所以陶行知毕生所推动的“新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无一不是一种活现爱心的教育。也就是说，陶行知所推崇的教育正是最具有中国本色化特点的基督教教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正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结果之一。吴梓明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在此意义上说，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的，他更是世界的！

结语：跨文化新视角

今天，人们已然认同这样的观点：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物。他不仅属于中国，他更属于世界。正像何著中论证的那样，陶行知著名的箴言，如“爱满天下”、“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其中充满了基督教的奉献与博爱精神。陶行知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出现，丝毫也不影响其伟大，就像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作为基督徒，丝毫不会影响其伟大一样。

１９９５年，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罗秉祥教授撰文中国亚波罗与香港神学界之九七危机，由此而引发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有关内地知识分子中是否存在“文化基督徒”问题的讨论，突显了近代以来在“崇基”和“非基”两股大潮中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独特境遇，亦表现出香港知识界所特有的宗教情怀和学术取向。罗秉祥中国亚波罗与香港神学界之九七危机，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第９６页。在此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何荣汉博士开始了他的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的研究（１９９９２００２），这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视作以历史的、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上述争议所作的一种反应，我们尚不能断言；但是我们可以说，这项研究代表了香港陶研的新取向，即透过跨文化视角的新的研究理路。其具体表现为：

（一）跨语言／跨国界的文档搜集，其中发现三件新的与陶认信相关的重要英文资料，填补了资料发掘方面的盲点；

（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人物传记与教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和海内外陶研史研究相结合，催生出特有的学术品位；

（三）跨宗教流派的探究精神，尤其是超越教派门户观，论证陶的认信具有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和现代派的特点。

何著问世以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台湾著名宗教学者林治平２００５年５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第四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中，对该书做了相关介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组组长卢龙光牧师为该书作序时认为：“基督教信仰和经验曾经对陶行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盼望中国教育界能承认和肯定这事实”，“何荣汉博士的研究成果在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实在不容忽视。”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陶研界前辈专家章开沅先生写道：“我赞赏作者这种不囿陈说、追寻真知的执着，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这一路向的学术佳作问世；或许可以把陶行知是否是基督徒教育家作为讨论此书的一个参考题目，如果能够因此引发一场热烈的争辩，则序作者将感到极大的快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指出：“研究陶行知，使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对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有了鲜活及深刻的认识；更促使我们对基督教在华命运及意义的‘再体认’、‘再发现’，引发我们对基督教在华之未来的感想。”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何博士的研究在不长的时间里，也对内地陶行知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胡晓风先生在２００５年新版陶行知全集和陶行知教育文选所附陶行知年表·修订后记中专门写道：“（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收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何荣汉先生的大作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特别其中收录了陶行知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６年的三篇著作，使我们对陶行知有了更多更新的了解和认识，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一个从基督教视角研究的方法。使修订增辉不少。特致谢意并愿与大家共享。”胡晓风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年表·修订后记，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３２页。值得欣慰的是，２００５年最新修订的陶行知全集不仅收入了最新发现的三篇陶行知文存的中英文文本，而且专门注明它们由何荣汉博士发现和提供。

何著不仅得到前辈专家的关注，同样也引起年轻学者的兴趣。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刊载了一组讨论何著的论文。其中，李刚博士在史料学取向与宗教体验渗透的张力一文中，以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来观照何著，认为“何著在史料上有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是陶行知研究领域中的新高峰，代表一种新的研究典型。”尤其是对重要文献的第一次发现，“对解决陶行知是否基督徒问题和研究早期陶行知的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位陶行知研究者而言，只要能有这个贡献就在陶行知研究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作者“同时也感到由于宗教体验的过分渗透，导致史料学取向薄弱，没有很好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李刚史料学取向与宗教体验渗透的张力，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纵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在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何博士很好地达成了自己的研究目的：一、针对一种“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的态度，要在陶行知研究上做出“突破”；二，提出“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对近代化进程中陶行知这一类“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对基督教的接受，“作重新的发现和评估的研究”。诚如作者所言，当他发现大量关于陶行知的基督教资料，当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尝试重新建构其生平历史的时候，“我们便会重新发现一位基督徒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单是在文献搜索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盲点，更加在诠释陶行知一生，提出一个全新角度，一个日后任何对陶行知研究均必须考虑的角度。”何荣汉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页。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何博士的著作不仅深化和增加了人们对陶行知的理解，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基督教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容。

培养思考力：２１世纪亚洲教改的宏观走向本文与冯羽教授合作。

引言：探索理想的教育模式

２１世纪亚洲学校教育改革的出路何在？在传统文化和现行教育体制下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富于思考力和创造性的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本文概述了亚洲各国各地区教育的最新态势，力图探寻世纪之交亚洲教育改革的理想模式。

国家的繁荣和人才的丰富密切相关，而人才的培养则由该国教育体制的基质所支配——今天，这种观念已为全世界所共识。但是，与国家的经济力强弱无关的事实是：各国的教育政策始终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环。无论美国、亚洲国家，还是中南美洲各国，情况完全一致。不过，人们也不难发现：由于国家不同，把教育置于何种地位则有千差万别。

直到最近，亚洲国家的教育成果才唤起欧洲各国的瞩目。但是如今，亚洲各国已开始对自身教育的基本理念产生了疑问。这里所指的是：过分注重规律、管制和基本技术的严格训练，以至于忽略了受教育者超越既定框架的发明思考能力，更进一步说，培养“创造力”的必要性被忽略了。美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反：过分尊重孩子的自由，没有充分提供对抗人生考验的准备。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已成为最近美国教育改革的原动力。其结果是，美国的教育正被卷入大变革的波澜。从２０世纪末开始，测定儿童学力体系的考试，在教育现场，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就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方法论而言，对孩子所抱有的期待感过大，则有同样的意义。事实上，对于作为经济政策之一环的教育来说，这里隐含着某种危险。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未成年的孩子置于社会变革的最前线，让我们承担过大的欲望、要求和期待。去年９月，英国一位１６岁的女学生在考试第一天，从停车场大楼顶上跳下去自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孩子们所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学校，其次是父母必须给他们以更多的关心”。如果更进一步地说，应当关心他们的绝不仅仅是学校和父母。

世界新闻媒体认为，全球化主要是针对商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但无论就国家的层面，还是个人的层面，从医疗到高龄化问题，直至人们所不断提及的教育部门，超越国界的智慧共有倾向正日益扩大。笔者确信：今后，这些部门的全球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要把思考力的培养作为２１世纪学校教育改革中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亚洲人还会用头脑思考吗？

为了培养思考力和适合于信息化时代的人才，亚洲各国都已开始探索教育改革的新途径。

每当往水波粼粼的水田里插秧的季节到来，台湾的高中生们也到了向大学的入学考试作最后冲刺的阶段。由此，恐怖的景象不断再现：混凝土桥下，投水者的遗体被发现。年轻人的死，使亚洲各国教育制度所面临的危机显得更加突出。

亚洲的人们一直夸耀自己的教育水平高。在热心的父母的驱策下，亚洲的孩子们在科学和教学方面，其成绩经常处于世界最高水准。但是无论日本，还是新加坡，政府的危机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由于存在着紧张过度和太多的强化考试，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们还能适应追求思考力和创造性的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吗？追求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异口同声地宣泄他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即使让韩国学生写出独创性的散文，即使要求日本学生提出大胆的质问，或者指示香港学生什么都可以提问，恐怕也不必担心会出现形式雷同的答案。

两年前，当时的新加坡驻美国大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质问：亚洲人还会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事物？这是亚洲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一个划时代的瞬间。多年来，新加坡领导人在亚洲，被认为是倾向于欧美型的自由主义更注重秩序的办事方式，始终擅长于倡导亚洲式的价值观的优越点。但其结果是，这样的劳动者在亚洲大批地出现：他们把判断交给上司，而自己则甘愿成为被别人所操纵的机器。

像新加坡一样，虽然各国政府对制造业的生产线、高层建筑和学校校舍的建设投资巨大，可是在对教育法的开发和教师的培养上却吝惜金钱。学校教育遭受轻视所带来的恶果是：在许多国家，塞满教室的孩子们正陷入一触即发的临爆状态。亚洲学生的解答方式只是追求一味地强记，无暇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在许多场合，独立思考已经构成了一种妨碍。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的焦点是，偏重考试的态势已成定论。在中国台湾，随着偏重民主主义的思考方法的扩散，针对依然存在的旧式的权威主义学校制度的批判之声高涨。把学生导向绝望之渊的统一高考制度，已于２００１年废止。长期以来，台湾的高考制度决定着年轻人的命运。学生们被鼓励，在高考两年前就开始去夜校练习，为高考而拼搏。如果高考不及格，高中时代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全部成为徒劳。台湾将来的情况是，打算通过类似美国的ＳＡＴ（大学入学适应考试）那样的考试和特定学科的适应性考试，以及由教师的推荐等多方面结合的方式，对大学考生进行选拔。有不少人对这样的改革抱有新悬念。在台湾，一旦取消统一入试会不会产生不公平？这种担心正在高涨。某些学校已提前设立了家长和教师组成的合作委员会，以便对教师推荐书的内容进行审查，以防止走后门。有位家住台北的家长说：“产生特权和歧视的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由于劳动者们自身的权益正受到尊重，他们的发言权正得到强化，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是应该的。”

韩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也于２００２年取消。但是根植于儒教传统的旧有的教育体制，大概不会简单地消除。在社会上依然存在着等级制，没有大学文凭就永无出头之日。在韩国，父母对教师进行贿赂并不稀罕，这样的事情被称为“小意思”。提倡学校民主化的教师协会要求废止贿赂，这样的风习渐渐废止。但是，在家长中间，一旦取消统一高考，具有财力和走后门本领的家庭的子女，是否更容易进入大学校门的担心正在扩大。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人士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地运作的话，由于新高考制度的实行，教师中的腐败现象将可能再度扩大。与此同时，在韩国的学校里，权威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依然横行。最近，某一地方政府发布的教师手册中，竟然公开写有这样的“注意事项”：不要用长于６０英寸的棍子（体罚学生）。不要在其他学生的面前进行体罚，等等。这一切提醒人们：书面上的教育改革方案，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学校里生根开花。

二、“软件”现代化之途

为数众多的亚洲国家目前正把普及电脑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捷径之一。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学校都在推广普及电脑和电子通信网络的聪明学校计划。马来西亚的一位法律专家则认为，“配备硬件并不犯难，难就难在开发软件上。即：如何使人们自己独立地进行思考。”

马来西亚政府也正在考虑改变强制型的教育体制，让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基础上学习喜欢的东西。协助制定教育改革方案的企业家们认为，陈旧的框架组合在一点点消失。即使让孩子从饭后甜点开始进餐，也不会被说成：不行、不行、不行。但是家长却开始不安。他们担心：如果赋予孩子大量的自由并导入新技术，会不会将孩子们置于那样的危害之中：例如，他们可以随时自由地观看电子网络上的色情画像。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拉基扎库指出：“革命爆发时，无论哪个社会的人们都害怕变化。但是，你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建立培养富有创造性劳动者的教育体系，就只能成为失败者。”

在香港特区，改善学校的方法尚未辩明。当地１２岁以下的儿童大多实行半天通学制，只有半天时间上课。原因是：教室和教员不足。当局正在推进电脑的普及和大学入试制度的改革。但学校也和回归中国相伴而来的变化不无关联。１９９８年，香港当局提出学校要突出重视中国文化的方针。由此，历来实行的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现在只要用汉语进行就可以了。但在教学现场，应该增强英语教员的呼声很高。人们认为，在与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对抗时，充实英语教育不可欠缺。

把亚洲学校丧失活力的原因归之于儒教是过于简单了。不过，死记硬背的根源恐怕还是来自儒教。根据孔子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并非是产生新东西，而是提炼出祖先的智慧。在重视上下关系的儒教思想背景下，孩子尊敬父母，学生尊敬先生，人民服从君主，这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其次，成功的标志并非思考力和创造性，而是记忆能力和考试的结果。如今，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洲和美国去留学。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子，和他父亲一样都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三个子女，分别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学位。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曾经留学美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亚洲的领导层已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单凭记忆力来获取成功是不可能的。

三、“规律之国”的自由教育

今天，在某些地区，重视思考力的教育改革的努力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之间出现了两难的矛盾。

在新加坡的科莱森特女子中学，全新的理科教室里，学生们可以用电脑学习心脏的构造。讲台上没有老师的身影，教师在排列着电脑的教室里来回走动，并对学生进行具体辅导。“我们正努力减少只从讲台上进行授课的教学方法。”该校情报技术学科的负责人这样说。一位名叫阿曼达的１４岁女生说：“如今才真的有意思了。我们终于可以在喜欢的基础上学习了。”在所有同学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话。

对新加坡而言，这无异于是一场革命式的教学改革。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直到最近，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教育方面，都注重植根于儒家思想的规律。对于新加坡国民来说，现存的政府就如同一位什么都能充分传授的家长。同样，在学校，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只给予“正确的回答”，完全没有“平等的讨论。”可是两年前，新加坡的领导层开始产生危机感，因为，新加坡国民在高科技产品的制造方面可以说已非常熟练，但在成为能够创造新技术的人才还有某些距离。缺乏创造性将导致在信息化时代的滞后，对此感到忧虑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率先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课题。

再过不久，在新加坡的学校里，两人将拥有一台电脑。但是，虽然强调要“充分教授”创造性这一点，而原先的方针却毫无改变。这个矛盾是十分荒谬的。直到今天，始终对不同意见采取严厉压制姿态的政府才一改初衷，开始赋予国民作自由思考的权利。

新加坡的教育当局，也正在推广由小组讨论来产生观点并解决问题的授课方式。而新加坡新总理以前则认为，“还是不要改变高层人物思考，其他人则按上司所说的去做的方式。”如今，新加坡政府正在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想。可是，无论怎样，前提是不能扰乱国家的秩序。对此持疑问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一位财经界的大人物说，“如果真的教会人们自己思考的话，人们将会脱离政府的思路。”

除此之外，在教育人士中，正在研究如何导入像美国的ＳＡＴ（大学入学适应性考试）那样的、比注重知识更强调分析能力的考试。为此，与教育相关的支出１９９２年增加了３０％以上，在中等教育的层次上每个学生的培养费用已达３０００美元。政府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将进一步投入相当于１２亿美元的资金，学校里电脑台数预定将增加到每两个学生一台。

大学的商学院也被卷入了改革的浪潮。教育部长泰奥认为，“以前我们仅仅教授科技知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生产这些知识。”教育界人士和企业家们正在建议把学校的教学课程减少３０％。泰奥说：“问题的关键是增加自由的时间。”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孩子们对事物思考的时间和游戏的时间得以增加的话，长大后成为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可能性将会提高。

这场教育改革的最大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ＭＴＴ）、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法国的ＩＮＳＥＡＤ商学院等共同合作。芝加哥大学分校也预定于２０００年开设。在那里，学生将被分为人数不多的小组，在教室进行称为“大脑激发”（ｂａｉｎｓｔｏｍｉｎｇ）的集团思考。即：小组成员自由地提出所思，吸引大家解决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人士解释说，这种教育课程的目的“不在于教会人们什么，而在于教会人们如何思考。”

寻求重视创造性的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主张从教师的立场开始进行改革的先行者罗波达，在面对商界人士的研讨会上这样说：“创造力决非仅仅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人所必需。过去，我们国家的教育目标是，使人们的思考成为统一的模式。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模式。”

对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在统制之下施行开发而实现大规模经济增长的新加坡领导者们来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在统制下作自由的思考是否可能？重视创造性的教育是否会构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专家们认为，单纯把提高生产力当作教育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南辕北辙。国立新加坡社会学家赵冰华说，“从经济的观点来对教育进行定义的做法，和试图最大限度地诱发孩子的创造性和能力是不相应的。”也有的新加坡民众对于取消在优秀人才培养过程中曾经发挥过作用的规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把知识当作经济发展的基础。虽然有的人认为，光只有从混沌中产生，我却不这样想。在完全没有统制的状态下，什么样的观念也不会产生。”果真如此的话，培养既顺从又富有创造性的人是否可能呢？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之路，也许会十分漫长。

四、充满自由的教育环境

现在，日本开始为逃校的学生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日本人认为：与其全力应付疏离感强烈的新生代的激增，莫如努力探求来提供一种自由的教育环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在７００所以上的公立学校里开设了面向逃校儿童的“适应指导教室”。通过购物而学会适应社会，是他们的方法之一。在琦玉县大宫市正在施行的适应指导教学里，为了适应社会性而开设的料理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１３１５岁的学生们自己选定菜单，一起去附近的商店买材料，然后做菜。担任指导员的沟口和子说，“由于大家在一道做菜、进餐，会话自然产生，这样也许有助于掌握与人交往的本领。”

奥地圭子创设东京学校的理由，大部分是来自对儿子成长的经验。在她担任小学教师第１５个年头时，长子拓生开始逃校。面对儿子的厌学，奥地一方面鼓励儿子的学习欲望，一方面开始思考日本教育的状况。她认为，要把学生从划一的填鸭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而宽松的学习环境。１９８５年，她创设了东京自由学校。现年３０岁的拓生已是一位活跃的研究地球行星的科学家。现在，东京都有自由学校，学生大约有３００人。奥地说：“最大的问题是，多数孩子认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不行的，由此而开始否定自己。”

学校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压力，使疏离感增强，由此，孩子们中自杀和逃校的现象持续增加。教育界人士对这样的现状产生了强烈危机感。在日本，逃校的学生成倍增加。１９９８年，因逃校３０天以上而休学的中小学生多达１２万８千人。为了拯救这样的孩子，文部省开始对以前被认为实验性过头而不予认可的自由学校进行调查研究。

取代东京学校而出现的被称为“自由选修学校”的学校，在全国已有７０所以上。在那些地方，不施行针对统一考试而进行的填鸭式知识教育，但是，孩子也接受自己所希望的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培训，甚至连课程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参加制订。在座落于北区的东京自由选修学校，小学生为制作蜡烛而精神振作。中学生和高中生，有的编辑自由学校通讯，有的在上吉他课。在安静的房间里，也有的高中生在学习希腊神话。在这里，孩子们自己制定日程表，他们可以施放自己制作的热气球，想听别人说话的人可以听到演讲。

对于１６岁的保坂翔来说，东京自由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充分的。保坂５年级时因讨厌上课而开始拒绝上学。他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自由学校。由于喜爱电脑的父亲的教育，如今，他负责自由学校的电脑网页的制作。保坂的例子，对日本学校而言，也许可以是很好的借鉴。

当了３３年中学教师的河上亮一，以自己的体验写出了学校崩溃一书。他认为，新生代儿童正在领受的疏离感，不仅仅是由于屈从于公式的死记硬背。河上指责说，自幼就娇生惯养，原本是想让孩子成绩优越，结果却是让孩子变得软弱，同时也使他与周围产生隔离感。特别是最近１０年间，无法与社会和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儿童人数大大增加。正如河上所言的那样，新生代的出现，反映了封闭型社会中探索自我成长之路的父母一代的不安。“如果现今状况的产生花费了战后５０年的时间，那么可以肯定这种状况无论怎样还会再持续５０年。”

结束语

现代化始于教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之间，亚洲各国经济腾飞不断重现，人们对未来无需担忧。但目前的问题是，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模式能否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在未来世纪中培养出新一代富有思考力的创造型人材，那么，高速度、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化为泡影。我们尤其需要借助某种先见性，来关注日本教育的现状。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人们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同时偏重记忆的教育方式卷土重来，大学入试使孩子们疲惫不堪，仅谈教育改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日本的官僚制和韩国的财阀支配等等都不可忽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改变是必要的。

总之，如果要使亚洲的经济景气恢复，各个国家的政府将不能不作出选择。不触及社会制度，同时使输出中心的经济持续增长，只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相反，如果致力于刚开始的称为“软件”现代化的改革，即：重在培养思考力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亚洲人距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那时，烂漫的春天将再也不会和年轻人的悲剧结缘，而将成为心灵上获得丰硕果实的季节。

参考文献：

（１）ＪｏｈｎＮａｉｓｂｉｔｔ，ＭｅｇｕｔｒｅｎｄｓＴｅｎ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ｆｒｍｉｎｇＯｕｒＬｉｖｅｓＷａｎｅｒＢｏｏｋｓ，Ｉ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２

（２）ＧａｖａｎＭｅＣｏｍｕａｃｋ，Ｔｈｅ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ＳｈａｐｅＩｎｃ，１９９６

（３）ＮＨＫ放送文化研究所编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第５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２０００年２月版。

后记

本书是著者所主持的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本书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力图体现如下四大特点：一是理论与实践相融；二是专业与跨界相谐；三是比较与借鉴结合；四是国际性与本土性兼具。

本书分为“汉语国际教育与国际汉学”、“文学语言学实践”、“语言教学与研究”、“比较教育学新探”等四个板块。

著者多年从事中外学生的汉语教学以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曾有幸受学校委派赴海外教学与工作多年。期间，透过对国内外相关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不断进行零距离的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反思，真切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化与中外宗教、思想、教育、文学诸领域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与关联。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汉语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犹如圣经中所描写的“巴别塔”，汉语文化在当今国际间的广泛交流与拓展，乃是中外文明交流建立“双向双行道”的基础工程。它离不开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拓荒者，更需要中外文化界、学术界有识人士的后来者，只有继往开来，不懈努力，开拓进取，方能有所成就。

古人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著者不揣冒昧，将近年来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的研究论文汇编一处，再加上新近的科研成果，汇编成书，拟名为汉语文化与国际视野，是因为考虑到本书的立足点虽为汉语言的应用研究，而研究范围则广泛涉及语言文化、文本实践、国际汉学和比较教育学等领域。本书力图打通语言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深层联系，以跨学科、全方位的多重视角，努力拓展汉语文化的研究边际。全书力求开阔视阈，增广见闻；既强调语言应用的实践性，又蕴涵学科研究的前瞻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