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与夫人方智怡

蒋孝勇一生与政界无深涉，只专注于工商业，虽然也曾招致“与民争利”之非议，但毕竟没有弄到他的两个哥哥那般“人人侧目”的程度。而且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比较检点，很少授人于柄。

蒋孝勇是几个孙子中蒋介石最宠爱的一人。蒋孝勇小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与蒋介石童年时相仿：玩刀弄枪，天不怕地不怕，整天风风火火，打打闹闹，只要出去玩，肯定是一身泥巴、一身伤。回家后又和孝武打闹，厨房、卧室到处是“战场”，直打到犯困睡觉。蒋经国也疼爱孝勇，因为他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在上海出生，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全面危机，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崩溃的前夜，蒋经国总觉得孝勇生下来后，营养不足，在吃穿方面总是尽量偏袒着他。隔年，尚在襁褓之中的蒋孝勇就随着祖父和父亲辞别了故土，退居到孤岛台湾。

与孝武相比，孝勇更精更鬼，在蒋介石、蒋经国面前乖如小猫，一离开他们就胡作非为。蒋介石、宋美龄非常宠爱这个小孙子。蒋介石在世时，不管遇到什么烦恼的事，只要小孙子走到面前，喊一声“爷爷好！”立刻就会转怒为喜，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读完小学、初中后，根据蒋介石的意愿，蒋经国把蒋孝勇送进了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的预备班，以后又直接升入正式班，接受高等军事教育。但是，身为“皇孙”的蒋孝勇，经常违纪犯规，偷着抽烟、喝酒，被教育班长抓住后，不是罚他做俯卧撑，就是让他连烟带灰吞到肚子里。几次之后，蒋孝勇非常害怕，行为有所收敛。按照正常情况，蒋孝勇应该是１９７２年的那一班毕业，然而，他却被迫中途辍学，原因就是蒋孝勇在一次野外训练中脚部受了重伤，久治不愈，再也无法适应部队生活。

这一意外事件对一心想在蒋家第三代中培养出一个“职业军人”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蒋孝文、蒋孝武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业也都半途而废。但是，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好以孙儿的健康为念了。１９６９年２月４日，蒋介石写信给蒋孝勇，文曰：

勇孙：

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的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同年３月１４日又有一信：

勇孙：

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闻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以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１９７５年蒋介石去世后，蒋孝勇所写的纪念文章中也谈到此事：

在我内心的深处，最最对不起祖父的一件憾事，就是未能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五十三年自愿投入军旅行列——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祖父原是十分欣慰的。所惜八年以前，受训操练时，不慎扭伤了足踝，几个月之后，经过了两次手术，才不得不离开行列，抛弃初衷。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只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蒋孝勇从陆军军官学校休学后，先转至辅仁大学读了半年，以后又转学到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政治理论专业，１９７３年毕业。

蒋孝勇从学校出来以后，蒋经国有意让他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而没有安排他直接涉足政治，蒋孝勇最初是在一家叫做“鸿霖”的民间商业机构当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８２年，台湾电影界抓到了一家“盗版”公司，公司负责人邱创寿被送上法庭，虽然后来被宣判无罪，但是由于在办案过程中查出邱创寿是“鸿霖”的常务董事之一，因而，蒋孝勇的名声一度受损。自此而后，蒋孝勇就辞掉了在“鸿霖”所兼的一切名义职务，转入幕后控制，同时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国民党“党营”企业方面。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他先后出任国民党“党营”的两个主要的生产事业单位——“中兴”电工机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外，蒋孝勇还被推选执掌台湾“中华民国”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理事长、“中华民国”玻璃纤维同业公会理事长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等多种要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党营”企业的主管机构“中央财务委员会”和“中央投资公司”内部，蒋孝勇也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以蒋孝勇的年龄、资历，短短十数年的时间，蹿升至台湾国民党“党营”生产事业单位的“领班”级人物，并且在台湾工商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主要得益于“第一家庭”的特殊背景。而这些原来经营状况并不景气的“党营”企业，由于蒋孝勇的加盟领衔，利润剧增，业务范围日益扩展。

如蒋孝勇主持“中兴”公司之时，企业本身并无生产大型冷气机的能力，可是凡遇到政府大的建筑工程，有装千吨、万吨冷气机设备招标时，“中兴”公司总是最先出来竞标，它甚至敢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先得了标，然后再以高于标价的价格转包，请有生产能力的厂家去制造和安装。等工程全面铺开后，“中兴”公司自有办法让发包的政府单位追加预算，直到达及“中兴”公司有利润而满意的价格为止。

后来，“中兴”公司干脆与其他民营的冷气机公司达成协议，凡遇到政府大的建筑工程，准许他们使用“中兴”公司的名义，去和招标单位议价，议价的条件，除了他们本公司够成本利润之外，并再戴三成“帽子”算是“中兴”出借名义的“应得利润”。本来１亿元可以承包的生意，借用“中兴”公司名义的民营公司，得先为自己加上二成“利润”，变成１．２亿元，之后再在１．２亿元加上三成（０．３６亿元）为付给“中兴”公司的“应得利润。”如此一周折，本来只要花１亿元就可以安装的冷气机，变成要花１．５６亿元方可成交。

除了掌握有“中兴”电工机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主要的“党营”企业外，蒋孝勇同时还控制有“中兴”工程顾问公司等十几家公营企业。据比较保守的估计，蒋孝勇在工商界势力最盛时，能影响和支配的资产在台币３００亿元以上。蒋孝勇在经济部门呼风唤雨的霸主地位，恰与其兄蒋孝武在文化领域纵横捭阖的强人之势，互为倚足，不难看出蒋经国刻意安排的苦心。

蒋孝勇方智怡结婚时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

当然，蒋经国也深知，他的这两个儿子，在政治上都还十分稚嫩，缺乏磨炼。所以，蒋经国一直有意识地抑制他们在政治圈里过早出头，以防他们“得意忘形”，自毁前程。国民党“十二全”时，蒋经国把他们从“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对于蒋孝勇，蒋经国总是告诫他专注于工商业，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后，再考虑在政界的发展。

蒋孝勇是在１９７３年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不久，与方智怡结婚的。方智怡的父亲方恩绪是台湾公路工程界颇有名气的技术专家，一直在台湾公路系统任职，先后担任过工程队队长、副局长、局长等职务。蒋孝勇和方智怡是在恋爱成熟之后，始禀告双方父母的。蒋经国请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作“媒人”，去方家登门“求亲”，自然不会遭到拒绝。

１９７３年７月２３日，蒋孝勇和方智怡的婚礼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由秦孝仪担任主持人，蒋经国夫妇亲自到场致贺。当时，蒋介石由于车祸受伤已卧病年余，但仍然挣扎着起来，与宋美龄一起坐着与蒋孝勇夫妇合拍了一帧照片，并特许公开发表。如此高规格的婚礼，在蒋家第三代中为仅有的一例。

方智怡与蒋孝勇结婚后，受丈夫的影响也投身于商界，先后开办了两家公司，就是位于台北林森北路的“怡兴儿童中心”和“怡兴花苑”。方恩绪从台湾省高速公路局局长的任上退下来之后，在蒋孝勇的鼓动下，也“下海”从商，在台北敦化南路的“润泰大楼”创办了一家建设公司。

１９８８年，蒋经国因病去世，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李登辉对台湾政治体制实施了“民主化”、“本土化”和“非蒋化”的重大改革。面对台湾岛内对蒋氏家族日甚一日的批评浪潮，面对“新主人”对有“政治野心”、企图“复辟”的蒋家人士和“拥蒋”派的全面排斥，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派人物蒋孝勇，于１９８９年３月急流勇退，举家迁离台湾，远避加拿大，以后又辗转移居美国。

临行之前，蒋孝勇接受台湾远见杂志记者的采访，表示：蒋家过去和中国近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总要打个休止符。他说：“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有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谈到蒋经国逝世以后台湾社会的各种变化时，蒋孝勇发表感想说：

“我没有办法跳出去看，这件事我自己亦身在其中。以子女而言，当然没有人愿意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当的羞辱。我觉得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敬老尊贤这个立场，似乎是脱离常轨太远了一点。当然今天也可以了解到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在整个问题的反对过程中间，很多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够接受——就是对人的不尊重。你可以用制度、用批评、用方法，但是对于采取羞辱对方的方式，我觉得在今天是个异数，我真的是很不能够接受。”

谈到从政，蒋孝勇肯定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任何心意。他说：“先父在世时，我就立定了宗旨：第一，不干公务员；第二，不做专职党务工作，到今天还没有作任何修正。”他说，他之所以在国民党“十三全”选举中央委员时以高票当选，“先祖的庇荫是个事实。但是我对于所谓中央委员的争取，当时是抱这样的心情，现在还是如此，就是：传承的意义重于实质的意义。我之所以争取，主要原因是家父才过世，就像线断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以后在党里面所谓中央委员这个途径上会有什么发展。我只是尽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于蒋孝勇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从此而后，蒋氏家族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将日渐式微而至于无形。所论虽显偏颇，却不是全无道理。

１９９６年初，蒋孝勇因食道癌住进台北荣民总院。手术后，经过一段化学和放射线治疗，病情有所好转。６月，蒋孝勇提出赴大陆治疗。他曾说，他到大陆治病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看病，二是回故乡看看。大陆此类病例较多，而且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康复的希望大一些。

蒋孝勇在北京的医院住了三天两夜，而且请了一位肿瘤医院的院长来会诊，回台湾时还带回一些中药，以便调养。本来，蒋孝勇想去上海、南京、黄山等地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黄山。因为蒋经国从未到过黄山，蒋孝勇愿为其父了此心愿。但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只去了浙江奉化溪口。无奈，由于癌细胞转移至脑部，他不得不结束这次短暂的大陆之行。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蒋孝勇终因恶疾不治，告别亲人而去。随后，在“荣民总院”介寿堂举行公祭，李登辉亲临致祭，“总统府”资政俞国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等人为他覆盖“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蒋孝勇遗体在台北第二殡仪馆火化后，骨灰由家人携往美国安葬。

方智怡是蒋家媳妇中，唯一得到蒋经国福祉的，可以说，她是蒋家媳妇中最幸福的一个。方智怡十分维护蒋家的利益，许多涉及蒋家的重大场合，都由她出面。

蒋孝勇是在１９６８年的时候，与方智怡突然谈起恋爱的。翁元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还在读军校的蒋孝勇，突然带着方智怡姊弟到梨山去找正在避暑的蒋经国夫妇，正式公开了他们的恋情。

当蒋家亲友获悉了他们这段恋情后，还特别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耳提面命了一番，叫他好好与方智怡交往，千万不要重蹈哥哥的覆辙。

蒋孝勇一家参观宋庆龄故居蒋家人对蒋孝勇与方智怡的交往期待甚深，与方智怡的出身有关。她的父亲是前高速公路局局长方恩绪，在政坛屡居高位，与蒋家又同是浙江人，彼此更多了份亲切感。

方智怡和蒋孝勇陷入热恋时，才１７岁。蒋孝勇的老师秦孝仪记得，当时她与蒋孝勇的感情很好，可说是如胶似漆，常在蒋孝勇读书读到一半时，和三五好友开着车来，把孝勇拉出去玩。

虽然，蒋孝勇与方智怡的恋爱谈得早，但也是在交往５年后才把她娶进门的。当两人论及婚嫁时，还特别请了秦孝仪去跟蒋经国说好话。一说之下，不仅蒋经国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就连蒋介石也颇为高兴。据说，蒋介石特别喜欢方智怡圆圆大大的脸、尤其气质很好，说：“这才是大家闺秀应有的样子！”因此，在亲友的祝福下，蒋孝勇与方智怡顺顺利利地在１９７３年，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风风光光地在士林官邸的凯歌堂举行，得到全家人，包括蒋经国在内的祝福。方智怡嫁到蒋家以后，一口气帮蒋孝勇生了３个儿子。

在蒋家的日子，她大半的心思都花在相夫教子上头，并没有出去抛头露面、当什么职业妇女。她唯一一个正职，就是在蒋家的华兴幼稚园担任负责人。

蒋经国在世的时候，她每个礼拜三都会去陪他吃饭，可说是蒋家几个媳妇中人缘最好的一个。而蒋孝勇是三个兄弟之中，最为顾家的一个，多年来并未传过什么了不得的花边。

蒋孝勇过世前后，方智怡曾旅居加拿大一段时间，目前定居美国。她承接蒋孝勇庞大的遗产，在美国旧金山自行创业，如今拥有两座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并在黑鹰区（Ｂｉ－ａｃｋｈｕｇｇ）拥有一栋豪宅，是湾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成功女企业家，也是蒋家难得一见的女强人。

她护卫蒋家的作风相当强悍，也是蒋家媳妇中少见的。不管是几年前出面驳斥“蒋经国身世之谜”一事，还是出言反击宋楚瑜的“蒋家拿钱说”，都显示出她的骨子里带有已故夫婿的影子，政治立场也基本与蒋孝勇如出一辙。

２００３年，正值蒋经国逝世１５周年，她带着两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到头寮谒陵，之后在头寮休息室内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蒋家第四代的孩子们各有各的理想与个性，未来会不会从政要看他们自己的生涯规则，一切顺其自然。她还透露，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底赴美向宋美龄请安，蒋夫人身体不错，精神很好，而且早晚为大家祷告。当问及蒋方良在七海官邸的生活状况是否很艰苦时，方智怡表示这均源于婆婆的简朴习惯。当记者问及对蒋氏父子移灵事宜的态度，她表示两岸仍需要沟通，自己不便多谈。谈到章氏兄弟之事时，方智怡则答：“章委员人生经历比我们丰富，应有他的判断。”面对外界对“蒋家六遗孀”的好奇与想法，方智怡坦言道她们过得很好。

至于蒋家的精神未来如何发挥，她说到自己的公公蒋经国以身作则对长辈孝顺，与妻子和睦，对后辈则显示出他的亲切，自然会让后辈学习，而蒋经国对蒋方良的爱更让他们感动佩服。身为蒋家人，她谨记公公蒋经国生前曾说蒋家人不从政，而她现在出任党代表只是做义工、尽义务，她亦深知公公的请求，绝不会涉身政界。若问跟随蒋经国可以说学习到什么，方智怡坦言道：“应该是学到谦卑为人民的精神。”

可见，身为“三少奶奶”的方智怡，自始至终都站在蒋氏家族的立场上，以蒋家的利益为重，亦是蒋家遗孀中颇有能力的一位，相信其夫君蒋孝勇在天之灵也可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