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早年曾东征西战，先后为左宗棠、李鸿章部下，后投靠袁世凯，逐渐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巡警特务头子。辛亥革命后，赵协助袁篡夺了革命果实，为袁的独裁政权效尽犬马之劳，后出任内务部长，系袁世凯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赵秉钧（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字智庵，河南汝州人。赵秉钧的出身始终是个谜。据说，赵“少为流浪儿，不知其姓，故取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问其生日，则曰正月初一”。
赵秉钧小时候曾到临汝县一户仕宦之家作书童。他生性慧黠，记忆力极强，几年下来四书五经等圣贤书都已熟记于心，并练就了一手好字。赵秉钧还曾寄居于河南省伊川县白沙乡舅父家。起初，赵秉钧在汝州市（原临汝县）杨楼一生意行中当干活不发薪水、吃饭不掏钱的学徒，后来被转送到河南南阳赊（社）旗广兴店里当上了有薪水的小伙计，在那里他读了不少书。
有一天，一位被贬黜官吏应掌柜之邀，来到广兴店小聚。两人在谈话中，这个官吏说他有一台座钟坏了不走，只能到北京才会有人修理。听罢，掌柜向他推荐说：“我这店里有个小伙计叫赵秉钧，聪明过人，见啥会啥，让他给你修修试试。”这个官吏随口答应，把赵秉钧领到了他家。谁知，果然不出所料，赵秉钧真的把座钟修好了。从那时起，赵秉钧得到这个官吏的赏识和器重。时隔不久，这个官吏被应召回京，于是就把赵秉钧也带了出去。从此，赵秉钧开始步入仕途生涯。
该官吏隶属左宗棠的楚军，赵秉钧随军东征西战，后出嘉峪关，进驻新疆。在一次行军中，赵秉钧连人带马一起跌入深沟，陷进积雪中。他在大雪中昏厥了三天三夜，依靠马的体温，终算保住了性命。因此，赵秉钧的性格也有了很大改变。
１８８３年，赵秉钧随军来到新疆伊犁，凭着作书童时学的文化知识，当上了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赵秉钧办事灵活，又肯努力，深得上司喜欢，遂被保举为巡检。收复伊犁时，赵秉钧又参加了中俄边界的勘察谈判。鉴于在新疆平乱的出色表现，赵秉钧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１８９５年，调任东明县典史。典史是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赵秉钧擅长此道，干得得心应手。又经他花钱运动，于１８９９年，调任天津北仓大使。不久又捐升知县，当上了直隶保甲局总办。赵秉钧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直隶总督李鸿章发现赵的“特殊才能”之后，便命他率巡防营清剿京师一带的义和团。１９００年９月后，赵秉钧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屡立战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遂被李鸿章任命为淮军前敌营务处总办兼统带巡捕三营之重任。１９０１年１１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袁世凯上任后，急需招揽人才。于是他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每天都花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李鸿章旧属。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在与袁世凯的谈话时善于察言观色，曲意奉承，又能恰如其分地亮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之前，袁世凯早已听说赵秉钧才干过人，经此一番谈话，对赵更加有好感，认为他是“才长心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秉钧很快就成了袁世凯的心腹。
１９０２年，袁世凯挑出３０００名新军，转手交给了部下赵秉钧，进行了３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随后，赵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３０００名年轻士兵身穿黑色制服，除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同时亦负责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
这支警队设有拘留所、备差所和军乐队等等一套完备机构，被称为“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而作”。警员的选择“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仅半年时间，天津就被洋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在权力与舆论的推动下，由赵秉钧一手建立的现代警察制度，就在中国各个省份逐步推广，并显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以后，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３０００名新军改编为巡警，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赵秉钧任总办。赵秉钧在天津划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日夜巡守，镇压群众的爱国活动。为显示才干，赵秉钧继而又组织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初，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推行“猛治”，深得袁世凯的欢心。３月，袁世凯保奏赵秉钧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８月奉旨照准。１９０４年１１月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监视平民和达官贵人，甚至宫廷动静均在注视之列，及时把情报送到袁世凯手中。
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伤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进京协助破案。１０月清政府巡警部成立，袁世凯认为赵秉钧“才长心细”、“成绩昭然”，大力保荐，１２月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赵秉钧手中，对北京的警政，赵秉钧“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
赵秉钧
１９０６年１月，赵秉钧从天津、保定抽调１０００多名巡警官兵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北京的警权完全控制在了袁世凯集团手中。赵秉钧的咄咄锋芒使原来负责北京警政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赵秉钧手下的侦探、巡警遍布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仅无辜百姓受迫害，就连达官贵人的活动和宫廷动态，也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了赵秉钧提供的重要情报，袁世凯在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日益占据上风。赵秉钧是袁世凯集团出色的特工头子。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赵秉钧顺理成章地改任民政部侍郎。
１９０８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次年１月，袁世凯被罢官，回老家“养病”。３月，赵秉钧也随之被撤职，闲居天津，但暗中仍操纵着京津军警。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赵秉钧奉袁氏之命先入北京打前站。赵秉钧入京后，他利用自己的旧势力，把新调进北京城扬言要屠杀汉人的旗兵“一律资遣回城外巡地”，撤出旗籍巡警，强令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地恢复了统治秩序，为袁世凯出山做好了准备。１１月中旬，袁世凯来到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而民政大臣一职则顺其自然地由赵秉钧担任。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耍弄两面派手法，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得到了孙中山推举他为总统的许诺。为早日实现总统梦，袁世凯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骤。为帮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赵秉钧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的御前会议上提出了“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即：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这个方案遭到王公显贵们的激烈反对。他威胁说：“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之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采纳，除了我们总体辞职，别无办法了。“说罢扬长而去。
会后，赵秉钧又在暗中策划推行袁氏“共和不独立之计划”，掀起“请愿共和”的风潮。赵秉钧和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外务部大臣胡惟德秉承袁的旨意，多次入宫恐吓隆裕太后。为逼迫清廷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赵秉钧效尽犬马之劳。
清廷见大势已去，便于２月３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２月１２日，清帝下诏退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结束。孙中山遵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
袁世凯攫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后，却不肯南下就职。赵秉钧深知京津地区是袁世凯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一旦离开，便失去了根基。所以在２月２７日南京“欢迎专使”蔡元培等抵达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的时候，赵秉钧一面组织警卫队５００人专任“保护”，并亲自出马，招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派亲信爪牙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首都即将南迁，北洋军就要遣散了”。借此煽动兵变。一时之间，北京局势混乱。袁世凯借此推迟南下。最后，革命党人作出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袁的阴谋得逞。
３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赵秉钧为内务总长。“共和”只是袁世凯借用的幌子，他真正追求的仍是专制独裁。在袁世凯的唆使下，赵秉钧伙同陆军总长段祺瑞公开抵制责任内阁的实行。在国务会议上，赵、段二人一唱一和，故意混淆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必应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他们还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委员可以单独行动，使唐绍仪这个国务总理成为一个空架子。
同年４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国务院磋商内务部人选，唐绍仪在会上提出安排几名同盟会员。赵秉钧趁机发难说：“内务部乃政府要害部门，决不能让外人插手！”唐绍仪解释说：“民国始立，共和方兴，政府北迁来京，我等当以南北和睦共事为重。内务部启用同盟会员，以示新旧合作之诚意，还望总长三思。”赵秉钧蛮横地说：“微职不才，只知效忠于中央政府，不懂共和政治为何物。若唐总理执意安插同盟会员，微职只好偕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最后，竟以“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为借口，索性不出席国务会议。
此时，唐绍仪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分歧。６月１５日，袁世凯下令免去唐绍仪总理职务，两天后，职业外交家陆征祥被任命为总理。陆征祥唯袁世凯命是从，一上台就遭到了同盟会员的抗议，参议员否决了其所提名的６个总长。
袁世凯命令赵秉钧报复参议院。赵秉钧领命后，利用他在军警界的权势，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辱骂议员，威胁要用武力解散参议院。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飞到参议院，恐吓议员放弃党争，否则将飨以炸弹，扬言悬赏购某某议员之头……参议院无法，被迫通过了陆征祥内阁国务院名单，赵秉钧连任内务总长。
陆征祥下台后，赵秉钧先代理总理，后通过加入国民党而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第三任国务总理，逐渐使内阁成为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在袁的授意下，他谋划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东窗事发，辞去国务总理，到天津任直隶都督。
陆征祥内阁却很短命。两个多月后，陆征祥即因失职遭到参议院弹劾，不得不称病辞职。８月２０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代理总理。
赵秉钧追随袁世凯多年，深得袁氏欢心，袁极欲把他扶正。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世凯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姿态，来迷惑参议院和同盟会的领导人。对袁的美意，赵秉钧心领神会。他故作姿态，表示要加入国民党，还填了一份志愿书。又借袁世凯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之机，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赵秉钧还有意接近宋教仁。他经常跑到农事试验场，与宋教仁谈古论今，很是亲热。他讨好宋教仁说：“许多党派要我参加，我都不愿意，我只填写了你们的登记表。”赵的心机没有白费，终于成了国民党员，挂上了国民党的招牌。
此时，赵秉钧既是袁的死党，又是国民党员，自然是国务总理的理想人选。所以当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５日，赵秉钧正式就职，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三任国务总理。
１０月３日，赵秉钧到参议院阐述政见，声称“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自此，国务会议名存实亡，内阁变成了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１９１３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共占了３９２个席位。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宋教仁满怀信心地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作政治演说，针砭时弊，言辞激烈，轰动一时。
袁世凯当然不允许国民党以“合法手段得政权”，把他摆在无权无位的位子。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谋划“毁宋”。赵秉钧也意识到再不采取行动，自己就会有丧权的危险。在袁的授意下，赵秉钧与内务秘书洪述祖相勾结，着手筹划谋杀行动。洪述祖只是个挂名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目。当时他正在为筹办长江水上警察之事奔走于京、沪之间。洪述祖接受任务后，找来上海流氓、帮会头子应桂馨。
辛亥革命时，应桂馨投机钻营，攀附陈其美，当上了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后因违法乱纪被撤了职，回上海重操旧业。他利用帮会分子建立“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流窜活动，遭到黎元洪通缉。赵秉钧知道应桂馨怀恨孙中山等革命党党员，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了他，并任命其为江苏驻沪巡察长，以掩盖他的特殊身份。应桂馨在上海还收买了唯钱是图的亡命徒武士英。
３月２０日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返京，黄兴、廖仲恺等人前往车站送行。１０时４０分，他们刚走到检票处，武士英便举起手枪对准宋教仁背后连发三枪，随即溜进人群中逃脱了。宋教仁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延至２２日晨４时，终因伤及要害不治身亡。
宋案发生后，国人悲愤，纷纷要求缉拿歹徒，追究元凶。
袁世凯自以为谋划诡秘，凶手又当场逃脱，可以瞒天过海。当得知宋教仁死讯，袁世凯大作惊讶状，痛惜地叹曰：“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并假惺惺地发布命令：“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鸿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侧。”随后又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另外要求他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为混淆视听，袁还授意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
赵秉钧手令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袁世凯、赵秉钧等人的预料，仅仅两天后，事情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２３日，古董商人王阿发自动来到上海四马路中央捕房。他说：“１０天以前，我在老主顾应桂馨家里兜卖古董时，他拿出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日某时某地把照片中的那人暗杀掉。应桂馨答应事成之后，给我１０００元作为报酬。我只会做买卖，从来没有动手杀过人，因此不敢答应。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作为暗杀对象的那张照片。”
根据这条线索，捕房当天派侦探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又在应宅内捕获凶手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从这些密电可以看出，暗杀宋教仁的主使犯不是别人，就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
东窗事发，袁世凯、赵秉钧二人诡计多端，千方百计开脱罪责。３月２６日，赵秉钧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称：“据应桂馨二十三日函呈，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宣告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把梁启超、汪荣宝等与案情毫不相干的人物列为“陪客”，与杀人主使犯摆在一起，使人们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机关，它不但与国民党的领袖为敌，而且与其他政党的领袖为敌，甚至与政府当权人物为敌。真相画报刊登的刺杀宋教仁的有关人犯
赵秉钧为给自己开脱罪责，又于４月３日在上海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初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１０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的５０００元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致电袁世凯，坚决要求成立特别法庭，专门审理宋案。袁假惺惺地表示同意，并极力表示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暗中却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袁随即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是赞成组织特别法庭的，可是司法总长不赞成，不肯副署命令，我是无能为力的。”
４月１６日，应桂馨和武士英两人被移交上海地方检查厅接收看管。４月２０日，武士英被应桂馨手下毒死在狱中。法院怕应桂馨“死无对证”，特许他抽鸦片烟，应在狱中过着舒适的生活。
武士英暴死狱中后，洪述祖逃到青岛租界，被德国当局保护起来。而后，洪述祖通电声明：致应桂馨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赵秉钧趁机致函民立报记者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赵秉钧还矢口否认洪述祖是自己的亲信。对于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往来的函电，则抵赖说从未阅过，完全是洪假托名义，“招摇”或“隐射”。赵秉钧又做出一副消极遁世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五问世之心，由于总体一再敦促才出来帮回忙。”赵的这番话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为欺骗人民，当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时，袁世凯、赵秉钧派心腹王治馨前去参加。王在大会上大放厥词：“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终究不是正当的手段。由此可见，总统和总理都是与宋案无关的。”
袁、赵巧妙设置的诸多骗局只能欲盖弥彰。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被迫于５月１日提出辞呈：“窃病菌感患牙痛，兼以头眩。自日前赴医院调治以来，瞬将经旬，迄未瘥减，日来头眩益甚，困顿不支，力疾从公，倍形竭蹶，设有贻误，关系非轻。俯祈俯察下忱，准予免官，俾资调理，为此呈乞照遵施行。”为让赵避风头，袁世凯批示：“据呈已悉，该总理病体未痊，应给假１５日俾资调理，所请免官之处，应毋庸议。”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国民党人坚持要赵秉钧出庭。北京检查厅于５月８日向赵发出传票。赵凶相毕露，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桂馨。”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杰攘政权，籍端发难，血口喷人”。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４月３０日呈明总统请假１５日在案，自未便赴沪。”赵断然拒绝出庭。
岂知抵赖根本无济于事，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赵秉钧出庭对质。为抵制法庭传讯赵秉钧，袁世凯决定采取“反攻为守”的策略，令赵秉钧指使京津警特机关凭空捏造了一个“血光团”，诬称黄兴是“血光团”团长，已派遣大批杀手潜入京城，图谋杀害政府要人。
一时间，谣言蜂起，黑白难辨。京津军警荷枪实弹，到处搜捕“血光团”，并借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赵秉钧故弄玄虚，偕政府要人避入北海，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同时，赵秉钧还收买了一个名叫周予儆的女学生。周自称为“女子暗杀团团长”向北京地方检查厅自首，说她奉“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北京检查厅根据周的捏造，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为逃脱法网，赵秉钧一再续假。７月１６日，袁世凯准其辞职，由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２１日，赵担任了警备城司令官，残酷镇压京津地区的国民党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赵秉钧于１２月来到天津，接替冯国璋任直隶都督。赵暂时避开了政治漩涡。
未能认清形势的应桂馨被袁世凯密令杀死，赵秉钧闻讯后顿有兔死狐悲之感。然而，恰在其放松戒备之时，厄运降临在他的头上，袁世凯竟收买厨人将其毒死在家中。
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应桂馨跳出来开始活动，他以功臣自命，发出“请平反冤狱”的电报，公开指宋教仁为“乱首”，武士英是“杀贼受祸”。随后，应来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向袁讨“勋位”之封，索５０万元之赏。
袁世凯鉴于宋案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拒绝接见应，而且矢口否认与应的关系。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１月１９日在京津火车上用刀将应杀死。
赵秉钧听闻应桂馨的死讯后，大惊失色，未请示袁世凯就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当他得知凶手竟是郝占一时，简直目瞪口呆了。为灭口，袁世凯竟然向刺宋“功臣”开刀了。
兔死狐悲，赵秉钧忿忿不平，在电话中诘问袁世凯：“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还有谁肯为大总统做事？”袁世凯不动声色，抚慰了赵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赵秉钧很了解袁世凯的为人，预感到自己将有不测。一天，他向都督府秘书长黄侃吐露了心中的忧虑：“天下杀机启矣！吾诚不知杀人几许，然吾被杀之时，亦在不远！”
许多天过去了，一切如常，而且在２月１９日，袁世凯又让赵秉钧兼任直隶民政长。赵秉钧也就放松了戒备之心。
就在赵秉钧认为可以大难不死的时候，厄运却悄然降临在他身上。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６日深夜，生病的赵秉钧在家静养。
午夜过后，赵秉钧的小妾见他久久不回卧室，便来到书房，不见他的踪影，便连忙四处寻找。后闯入厕所，只见厕所内污物遍地，秽气扑鼻。赵秉钧全身浮肿，倒在马桶边，已七窍冒血，不省人事了。赵妾忙唤人将他抬进内室，连夜找医生抢救。第二天中午，赵秉钧气绝身亡。
赵秉钧暴毙厕中，世人议论纷纷，新闻界更是热衷于揭秘。赵死后第二天，上海申报即报道：
北京电：总统府得电，都督赵秉钧今早（二十七）八时痰厥，十二时死。据今日路透社电谓赵秉钧于昨夜患病，今午去世……赵秉钧固于中国政局有能员之称者也。当去年初任总理之时，颇能内外因应，及至宋案发生，而所谓能员者，竟一时窘于其能员而为人所窘。我知其中心郁郁，早伏今日之死机矣！继而又借外电披露说：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２４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
北洋政府则唯恐露出马脚，竭力遮掩，连忙公布赵秉钧的长篇医案，说他“早已撄疾”。袁世凯也佯装痛惜，于２７日颁布命令：“直隶都督陆军上将赵秉钧，器识深沉，经猷宏远，扶躬正直，莅事忠诚。……着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并给治丧费１万元，派荫昌前往致祭，以示笃念元勋之意。此令。”２８日，又派其次子袁克文陪同继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的朱家宝赴津治丧，并送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医复殊勋懋管萧”。
赵秉钧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为袁世凯效犬马之劳几十年，但终为袁氏所杀，也算是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