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戴笠任军统局握有实权的副局长。他总结多年经验，撰写了政治侦探一书，提出了整顿特务内部管理方式，人称“特工王”。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戴笠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万里追杀，不料，汪的副手曾仲鸣成了“替死鬼”。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特别强调抗战期间必须加强特务统治。他决定在取消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础上，设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１９３８年８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改组。中统局由徐恩曾任副局长，军统局局长由贺耀组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贺耀组只是挂名局长，军统大权由戴笠独揽。

戴笠当上了军统少将局长，手握实权，野心勃发。他开始著书立说，编写特工教科书，以期来教育、启发“子弟兵”。

１９３９年，戴笠撰写了实用的特工大全——政治侦探。在此书中，戴笠从理论上论述了特务工作的性质和职能。他指出特务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特殊力量。戴笠在书中指出机密是特务工作的最重要的特点。特务是“以绝对秘密之身份，受独立组织之指挥”，其组织、身份、工作都十分机密，“视上级命令之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墨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

春风得意时的戴笠

戴笠指出保卫领袖的安全、惩办一切贪污不法、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协助国家建设、防制国际间谍和扑灭汉奸这五个方面，是特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戴笠还将特务工作方式分为“情报”、“煽劝的破坏”、“行动的破坏”三种，并对每一种工作方式和手段都进行了系统阐述。

戴笠也十分重视纪律问题，在政治侦探中，戴笠特设“政治侦探之‘铁的纪律’”一章，专门阐释这一问题：“政治侦探不仅在工作上应遵守团体之‘铁的纪律’，而且在私生活方面，亦须受纪律的约束，如有违反纪律者，为顾全大局计，为爱护工作人员前途计，自应予以劝导或惩戒。”

在书后，戴笠附有政治侦探法草案，严格规定了政治侦探中的犯罪行为及其惩处判刑的方法。另外，在草案中，戴笠还详细规定了抗命罪、渎职罪、贪污罪、诬陷罪等罪行的处罚办法。

不久戴笠进一步提出“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的十六字方针，指导军统工作。戴笠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与部下之间除要加强感情联络外，还要严肃组织纪律。为做到这两点，戴笠大念“官”、“管”、“棺”三字经，即对特务：先给“官”做，若贪污枉法，则改为“管”；若违命抗尊，则改为“棺”。

在戴笠制定的许多禁令中，最有名的是“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日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但这些规定多是对下不对上。

在强调“硬”的一手的同时，戴笠也善于用“软”的一手。他常说“同志如手足，团结即家庭”。戴笠笼络部下的方法主要有：关心特务的生活和前程；恩威并用；在与外界争斗中，包庇部下；鼓励“集体主义”，提倡“同生死，共患难，同甘苦，共荣辱，只有团体没有个人”。戴笠这套制度十分严密，他也被人称作“特工王”。

１９３８年冬，汪精卫背离重庆，叛逃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卖国，自甘当汉奸。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讨贼之声，正直国民，无不切齿。

蒋介石大为恼火，密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港的追随者，并严密监视汪逆一行。

汪精卫

戴笠领命奔赴香港，从此揭开了万里追杀汪精卫的序幕。

到港后稍作准备，戴笠即化名何永年，亲率陈恭澍与王鲁翘两名得力的职业杀手飞往河内。

戴笠一行三人，一下飞机就看见了迎面过来的方炳西。他是戴笠十多天前派遣过来的，已按戴笠的指示做好了相应的布置。

方炳西引三人来到预先租好的房子，共两层，卧室、客厅、饭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这里便成了这次“河内工作”的指挥部，一系列的暗杀计划方案都是在这里酝酿、诞生的。

当晚，戴笠、方炳西驱车来到许念曾公馆。

许念曾是国民政府驻河内领事馆的总领事。他在当地华侨中广受尊敬，甚至于许多大大小小的琐事也非找他不可。许念曾不仅和法国驻河内的官员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悉。

戴笠要在河内开展工作，正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协助，他所具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正是戴笠一伙所要借重的。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许念曾答应帮忙，总领事成了军统局的“包打听”。

布置好任务后，戴笠返回香港遥控指挥，河内的具体事务由陈恭澍负责。返港后，戴笠即与先期来港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谋划，在除夕之夜派人谋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

除奸慑逆工作的顺利进展，使戴笠的心思又转向河内的工作。他派岑家焯、余乐醒、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先后分批到达河内，增援“河内行动”。后又派人秘密送来手枪和子弹。在许念曾寓所，陈恭澍结识了本地人曾庆英和魏春风。

人手、枪械、弹药均已齐备，“河内行动”要开始了。行动小组首先在“药”字上做文章，但不是火药炸药，而是致人死命的毒药。

余乐醒是化学博士，是戴笠在河内布下的一个“化学锦囊”。

他们探知，每天清晨都有一个本地人给汪公馆送面包，便决定用“毒面包”致汪精卫于死地。

一日清晨，曾庆英驾车忽然出现在面包店门口，挡住了送面包车的去路。他从车中下来，同那个送面包的伙计说了两句什么，又指了指车子。那个伙计点了一下头，回身转入店中。

埋伏在附近的余乐醒、魏春风二人见状迅速提起已注入毒药的面包奔过来，在车上找到标有高朗街２７号（即汪公馆）字样的盒子，把毒面包换了进去，又迅即溜开。过了一会儿，送面包的伙计才从店内出来，手里又提了一盒面包。

余乐醒和魏春风二人驾车暗中跟踪送面包的车子。

终于来到高朗街２７号的门口，二人见那伙计提着面包进了汪宅，不禁相视一笑。

可谁知过了一会儿，那个伙计又把面包原样提回，二人相顾愕然。原来偏巧这天，汪精卫不想吃面包，而把它退了回来。

余乐醒精心策划的“面包”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没过多久许念曾带来了一条信息：“听说最近汪宅需要一个水管修理工去修自来水管。”

余乐醒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上眉梢，一个用毒气杀死汪精卫的计划又悄悄出笼了。

陈恭澍道：“乐醒兄，你说咱们该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呢？”

余乐醒道：“上次我们用毒药未能成功，这次我们就用毒气。”

陈恭澍问道：“何来毒气？”

余乐醒从箱子里拿出了他的又一件“法宝”。

余乐醒和陈恭澍仔细分析后决定，由魏春风化装成水管修理工，把剧毒液体放进汪精卫的浴室。在其洗澡时，毒药遇热挥发加快，在不知不觉中就将汪送进鬼门关。

雨后清晨，魏春风穿着工作服，背着工具包来到汪公馆。他四处敲敲打打，很像那么回事。

将近中午时候，魏春风回到指挥所，一切都非常顺利。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动静，汪精卫活动如常。

原来汪精卫夫妇竟然三天没有洗澡，药水也因挥发殆尽而失效了。

两招“毒”计，连遭失败。戴笠只得再想办法除掉汪精卫。终于在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９日凌晨，下令“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接到命令，当即回电，并召集其他人，传阅命令，分派职责，严告各位处于战备状态下，听候召令。

当晚，陈恭澍派唐英杰、张逢义去汪公馆做最后一次侦察。唐英杰有飞檐走壁之能，做侦察工作最恰当不过。于是，汪精卫的卧室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后目标。

下午５点，陈恭澍决定就在当晚进行一次突击性的强攻。

他指示：鲁翘、鉴声、英杰、邦国四人进入宅内，邦国为开路先锋，英杰紧跟其后，引导上楼，鲁翘为主、鉴声为辅，二人同力执行锄奸，彼此接应，互为掩护，逢义、步云二兄巡徊户外以为哨戒。

很快，夜晚到来，汪精卫的住宅十分安静。

六人来到汪宅后门，陈邦国用板斧连劈带砍，又用脚一踹，后门应声洞开。王鲁翘气势汹汹，不待唐英杰领路，率先手持武器冲进院内，余鉴声、唐英杰紧跟其后相继登楼，直奔三楼汪精卫卧室而来。

王鲁翘到了三楼，马上奔向右首靠前端的那间主房，推了一下门，推不动。他蹲下身子，从门缝朝里一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男人，上半身隐蔽在床下，腰背双腿全露在外。

王鲁翘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

当下举枪便射，一连三枪，颗颗洞穿那人腰背。

王鲁翘站起身来，对余鉴声道：“完了，撤！”

二人回到寓所，静待同伴归来。结果等了一夜，只有唐英杰和陈步云先后回来，其他人毫无音信，后来知道是被警方逮捕了。

凌晨，电话铃响起，许念曾小声说道：“你们搞错了！汪精卫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原来那天曾仲鸣的妻子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就将自己的卧室让与曾仲鸣夫妇，自己则搬到另一间去住。

戴笠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后瘫坐在桌前，半天没醒过神来。

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是由他亲手或幕后操纵的。搏浪一击，误中副手，戴笠当然没有想到曾仲鸣的被误刺，更加快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步伐。

傅筱庵背叛祖国，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戴笠企图策反傅，却因傅的叛变而痛失两名高级特务。为此，戴笠下令军统特务策划暗杀行动，最终大汉奸傅筱庵死在老仆从朱升源刀下。

１９３９年８月，汪精卫到南京谋组伪政权。

“河内行动”失败后，戴笠更加谨慎行事。这次也亲自指派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星炳与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到上海策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在上海愚园路１１３６弄，戒备极其森严，戴星炳与吴赓恕根本无法下手，戴笠就企图利用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交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此时，傅筱庵是伪上海市市长。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在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的任务后，就伺机对傅筱庵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说者认真，听者佯允。傅筱庵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报告给了汪精卫。

１９４０年３月，汪精卫指示李士群的７６号特工总部，分别将许天民、戴星炳与吴赓恕逮捕，不久，戴、吴就被枪杀。军统部由于傅筱庵的叛卖，不仅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丧失了两名高级特务。戴笠感到要在上海开展军统特务工作，必须迅速暗杀掉傅筱庵。蒋介石得报后，也十分恼火，即命戴笠将傅干掉。

戴笠将迅速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这时上海特区的区长是陈恭澍。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失败后，陈恭澍在军统本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于１９３９年８月被任命为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得令后，即派手下进行侦查。军统人员侦查后向陈恭澍报告：傅筱庵老奸巨猾，防范极严。自从他当上伪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祥德路，层层防卫，外人根本无法接近他；傅每天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装满警卫；到办公楼后，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在这其间刺客也难以下手。

陈恭澍曾经几次派特务对傅筱庵狙击，都未成功。一次傅筱庵刚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忽然有人在暗处向他开了两枪，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自己却被傅的警卫击中了。这位刺客在临死前高呼“打死傅筱庵”，傅吓得胆战心惊，却不知刺客是何背景，自此进出更加小心，布防严密。军统的暗杀行动困难更大了。

正当陈恭澍苦于无计可施时，突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的报告：他们已经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打通了一条内线，正在待机而动。

傅筱庵

原来傅筱庵家里有位老仆人，名朱升源，原籍安徽，世代务农。１０岁时父亲病故，投奔在上海日商纱厂做工的叔父。经由叔父介绍到该厂做童工，备受日本厂主与拿摩温的虐待，后来因为患病被厂方开除。后经人介绍，到傅家做工。那时傅还很年轻，刚刚开始发迹，傅筱庵的父亲也健在。朱升源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源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源当场发誓不负所托，成为傅家两代“义仆”。３０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常年跟随傅筱庵，照应傅的饮食起居。１９２７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时，逃往大连避居，朱升源也随往侍候３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其受信任程度在傅宅中超过任何人。

傅自任伪市长后，警惕性特高，就是对自己的姨太太也不放心，让其居住后房，自己独居一室。平时除朱升源可以入室侍候傅起居饮食外，任何人不得入室。

朱升源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到国人唾骂，遭军统暗算，但是傅总是不听。朱升源进退两难，心情郁闷，又生性嗜酒，所以经常到傅家附近一座酒店饮酒，没有想到该酒店乃是军统上海特区的特务人员为监视傅家而开设的。军统人员化装成酒店店主与跑堂的，每天见朱升源来店里，就分外热情接待，美酒佳肴，天南海北地畅谈。在酒酣耳热中，朱升源往往把自己的心事和盘托出，讲出对日本人的愤恨，对傅筱庵担任职务的不满。

军统人员因势利导，乘机进言，要朱升源再次劝说傅筱庵迅速改邪归正，若傅仍不听从，则应该大义灭亲，伺机杀傅，为中国除一巨奸，做一个民族英雄、人间好汉，以便名留青史。否则同流合污、千夫所指，遗臭万年，悔之何及。朱升源听了大为触动，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迅速辞掉伪市长职务，傅仍然不听，朱遂动杀机。他与军统人员密商暗杀傅筱庵的计划。因为朱升源不会使用手枪，而且枪声会惊动府内警卫保镖，不能逃脱，于是决定用菜刀，乘傅睡熟时候将其砍死，届时军统人员将在傅府外面接应朱升源逃走。朱升源并向军统提出，事成之后给其５万元奖金，让其养老。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是汪伪国民政府开张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日伪占领区的南京、上海等地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着实闹腾了一番。在一个狂欢之夜过后，６８岁的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从法租界应酬结束后回到虹口祥德路２６弄２号自己的府邸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３时了。老仆朱升源小心翼翼地端了一碗银耳汤来给主人，傅筱庵酒足饭饱，疲劳至极，挥了挥手让其退下，自己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

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源携一把锋利的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卧室，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源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走出傅的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提了一只菜篮子，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去。他在军统人员的安排之下，先藏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个小型手工卷烟厂。

约在１小时后，天还未大亮，傅筱庵的姨太太听到傅居室内有异常的声音，入内一看，不由得尖叫起来。

大汉奸傅筱庵被刺身亡的消息立刻轰动了上海，传遍了全国。抗日爱国的中国军民拍手称快，日伪闻之惊慌狐疑，冷汗淋漓。１１日凌晨５点，即傅筱庵被暗杀后两小时，上海汪伪政权７６号特工总部李士群就将这个惊人消息用电话报告给南京汉奸大头目。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当日日记中这样记载：

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

傅死后，军统方面故意散布谣言，说傅的死与陈公博争夺伪上海市长有关，借以混淆视听，转移目标。而日本军部在傅府四周街道戒严搜查了一天，闹得鸡犬不宁，却一无所获。

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为了策反周，戴笠不仅把周母“接”到息烽监狱，悉心照顾，同时派人接触周。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反正”，为蒋介石尽职尽忠。

１９３８年冬，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公开背叛了蒋介石。周佛海为汪伪政府的成立不辞劳苦，四处奔波，立下了汗马功劳。周佛海

１９４０年３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任伪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是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在蒋介石“恩威并施”的指示下，戴笠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马翠珍等人从湖南沅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监狱。

周佛海是个有名的孝子，同时他又不敢公开得罪蒋介石。面对就此事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他无可奈何地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所为，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干，相信不久可以脱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力量对比随即发生变化，战势逐渐有利于协约国。周佛海预感到日本必败，后悔当初降日，遂有了投靠蒋介石之心。

戴笠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对周施行攻心战术，让他彻底归顺蒋介石。

按照戴笠的指示，特务们专为马氏新建了一处住房，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并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尊称马氏“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从重庆、贵阳等地请来名医为其治疗，一切费用由军统报销。马氏重病住院时，戴笠亲自看护，就如亲生母亲。１９４５年夏，周母病逝。戴笠如丧考妣，搁下手中公事，急驰贵阳奔丧。戴笠披麻戴孝，替周佛海做了孝子，扶灵入葬。从此，周佛海对戴笠更加死心踏地。戴笠的“攻心术”，真可谓高超。

策反周佛海的条件逐渐成熟。戴笠于１９４２年２月初，指示手下用马翠珍的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内容如下：

我儿：

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

生死莫相违；

知否渝中母？

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并征求了马翠珍的意见，备下公文后，派人送到上海湖南路周公馆。

周佛海收到信，知道母亲被照顾得很好，对蒋介石、戴笠感恩戴德，增强了投蒋之心。

１９４２年夏，唐生明来找周佛海，唐生明是戴笠安排在汪伪政权中的卧底。现在周佛海有心归附，对唐异常热情。

唐生明一见周佛海，直接说道：“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租界。军统局在租界的工作遭到破坏。戴先生很着急呀！”周佛海忙问：“戴先生让我帮什么忙吗？”

唐生明接着说：“戴先生派到上海工作的程克祥、彭寿二位，被李士群先生扣住了。戴先生想请你帮忙，把他们二人放出来。”

周佛海闻之大喜，向蒋表忠心的机会终于来了。

不久，程、彭二人就安全出狱了。周佛海把他们请到家里，殷勤招待。

周佛海说道：“我想麻烦二位回重庆一趟，面见蒋先生和戴先生，代我向领袖表明心迹。就说我决意效忠蒋先生，决不悔改。这就算我申请自首吧！”

程、彭二人连忙点头，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程克祥、彭寿带着周的亲笔信辗转到达军统设在重庆“枣子”岚垭漱庐的联络站。周佛海在信中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蒋驱策等。戴笠见信大喜，加快进行策反工作。

但是，周佛海一直不放心，坚持要求得到一个蒋介石亲自签名的赦免书。蒋介石却耍滑头只给了戴笠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内容大体如下：“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不久，戴笠向程克祥亲自面授机宜。戴笠说：“只要周佛海能立功赎罪，蒋先生是宽大为怀的。现在任命你为南京区长，你仍回南京，另外我给你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带机密本及电台，随时向我报告周佛海的新动向。”

程克祥说：“一定完成任务。”

“不，你的任务不止如此。”戴笠又说：“此番任务还有两点：第一，调查一下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一有动静马上报告。第二，你要积极主动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朗，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看清形势，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的，我们必胜，这事你可相机进行。”

第二天，程克祥与军统选派的文书、译电、报务员一行人，随带密码本和电台准备去南京。为防程克祥，戴笠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同时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码本随时向军统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母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他亲手交给周佛海。

此外，又另选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之后不久周镐到达南京，与程克祥和周佛海接头。

周佛海见到蒋的亲笔信后，终于下定决心投靠蒋、戴。对蒋六亲不认、反复无常的性格，周佛海十分了解。此前，他虽有意投蒋，但仅凭戴笠居间进行联络，他还不能相信。现在蒋的亲笔信在自己手中，正如一个把柄，将来他们即使要耍赖也不怕。

周佛海反正以后，做的第一件出彩的大事就是在上海设置秘密电台。他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直接与重庆军统特务电台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周佛海输送的许多情报大多是亲自搜集到的。１９４３年４月，周佛海以访问伪满洲国特使的身份，抵达长春，为重庆了解到当时十分需要的伪满方面的情报。同年１１月，周佛海随汪赴日参加日、汪、泰国、菲律宾、伪满、缅甸等六国会议，获得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以及准备对付美军进攻的作战计划等多方面的情报。

另外，周佛海利用在汪伪政权中的显赫地位，和日军高级指挥官来往甚密，这些日军军官，常常在酒足饭饱之余，向周透漏军事行动步骤。例如１９４４年日军用了多少军队，这些进攻部队的番号，并准备攻下贵州独山后不再前进等极其机密的重要军事情报等，就是周佛海在上述情况下获得的。这些情报都成了周佛海向重庆“戴罪立功”的资本。

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程克祥、彭寿被安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这些人构成了蒋介石在南京伪政府中的主要特工网络。“戴罪立功”的周佛海智救被日本人逮捕的蒋介石的亲信蒋伯诚，计除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

戴笠和周佛海二人则是称兄道弟，合为一流，卖力地为蒋介石效命。

出任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戴笠登上了其事业的最高峰。在生活上，戴笠用尽手段如愿以偿与“电影皇后”胡蝶成双入对，但就在二人准备结婚时，自己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名称为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缩写为Ｓ．Ａ．Ｃ．Ｏ）。在中国最早建立的这种机构，是中苏情报合作所。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该所只存在了３年。１９４１年９月，又建立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后来因在援助、训练等问题上，军统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合作于１９４２年４月夭折。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军统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军空军的频繁调动和新部署中，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攻击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国的好机会，经蒋介石批准，便把这一情况通知美国国防部有关人员。中美合作所外貌但他们对这一消息嗤之以鼻，认为是国民党在有意离间美日关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创击，损失了１８艘军舰、２６０多架飞机。此时的美国国防部人员震惊不已，但更加懊悔不已，后悔当初轻视了国民党军统局提供的情报。

美国吸取教训，开始主动与军统接触。首先派其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和军统直接联系，迪帕斯与戴笠会面后，把戴笠大加称赞了一番。戴笠则向迪帕斯夸耀自己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对美的崇敬之情。１９４２年春，美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到重庆和戴笠进行面谈，并参观了军统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后，极力主张和军统局先进行电讯侦译方面的技术合作，掌握军统对日空军密码侦译经验，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急需日方的情报，于是海军部批准了这一计划。

戴笠除希望美国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国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学习和借鉴其经验和技术。

由于双方各有打算，故在最初的合作中工作毫无进展。

当时，美国急需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而军统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讯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武器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经双方的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美国的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便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对此，戴感到极为满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试行期间，戴笠又不断提出请美国帮助训练和装备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问题和请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设备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令他满意的答复。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中美两国举行第一次签字仪式。主持合同签订的人，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

参加这次签订合同仪式的还有：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斯和中美所几个组的美方副组长；中国方面有中美所军统方面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与军统所派的几个组长。另外，还有军统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和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第五处处长沈维翰、第六处处长龚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骥、第八处处长沈醉等。

从这一天起，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戴笠兼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他们共同负责合作所对内对外一切工作。

１９４４年秋和１９４５年冬，中美两国针对当时的实际需要和要解决的问题，先后两次签订补充合同，拓宽了合作领域。

中美合作所内勤部门设有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组，分别是：军事作战组、情报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经理组、医务组、总务组。其中情报组和心理作战组是中美合作所的重点工作组。

情报组的工作主要是把军统向美方提供的各项情报分类编妥后送与美方，同时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关问题转交给军统作补充或复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情报组功不可没。

心理作战组经常不断地向日占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１９４４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十几辆装有播音设备的宣传车专在接近日军驻地的区域进行宣传，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日军普通士兵耳中，大大影响了敌方士气。

中美合作所在各地陆续开办过２０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其中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时间最长，设备最多，最具代表性。

重庆特警训练班成立于１９４４年秋，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美籍总教官怀特主持训练工作，共有美籍教官５０多人，完全按照美国方式进行训练。这个班和其他训练班一样，也设有教务、政训、总务三个组。该班可分为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

抗战胜利时，特警班第一期学生受训刚刚期满，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巩固国民党在地方的统治。

戴笠同特务训练班合影

除此之外，中美合作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合作协定第四条规定：作战与训练。为加强对日军后方游击战及破坏其交通、仓库、矿山，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为基干，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供应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在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武器装备，暂定十万人。这些班都是由戴笠兼主任，军统派副主任，美国方面派总教官和教官。学员主要来自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部队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

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并传授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以及配合美军登陆等战术。受训期大都是三个月左右。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中美班）设在安徽雄村，亦称雄村训练班，第二中美班设在湖南南岳，第三中美班设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第四中美班设在绥远陕坝，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瓯，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这些班共训练和装备了一支５至１０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

另一方面，在生活上，戴笠有五好：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女人。戴笠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好色之徒，他一生玩弄过的女人不计其数。而戴笠与“电影皇后”胡蝶的风流韵事则把他的艳史推向顶端。

胡蝶在中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史上有着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啼笑姻缘等影片深入人心。１９３２年底，胡蝶被明星日报评为“电影皇后”，与陈玉梅、阮玲玉一起被称为当时影坛的“三朵金花”。

戴笠早已对胡蝶垂涎三尺，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成全了戴笠。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失守后，胡蝶全家移居香港。从１９４１年８月起，香港也不再太平。１２月日军占领香港。胡蝶受到日本人的监视。淞沪抗战时期的著名童子军战地慰问团的杨惠敏派人护送胡蝶一家回内地，逃离香港。

行前，胡蝶将所置的衣物、首饰、相册，国内外所获奖品，包括因主演自由之花而在意大利米兰国际电影节上所获奖品，以及用胡蝶头像做为商标的搪瓷制品共３９只行李箱，托杨惠敏托运回国。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广东东江突遇海盗，３９箱金银细软被洗劫一空。胡蝶大半生的积蓄不翼而飞。几经周折，胡蝶终于找到老友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请求帮助。火急攻心，胡蝶滞留桂林，大病一场。

杨虎当即将此事告知戴笠。真是天上掉下大馅饼，戴笠喜出望外。

电影皇后蝴蝶

“这事就包在老兄身上，一定不能委屈了咱们的大明星。”戴笠大包大揽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他的案子。

“那多谢戴老板美意了。”

“请你马上转告胡蝶夫妇，入渝的机票我会给他们安排，望胡蝶女士放心养病，中国的电影事业缺她不可啊！”

杨虎领命而去。果然，一周内戴笠就把机票办好，并且隆重地把胡蝶夫妇接到了特意腾出的重庆进中四路１５１号公馆，并免费向胡蝶夫妇提供了全套食宿用具、勤杂人员，落魄之时的胡蝶夫妇对此自是千恩万谢。

胡蝶虽然过上了胜似从前的舒适生活，却对那３９箱细软念念不忘，食不甘味，睡不安眠。

戴笠明白胡蝶的心思。他首先命湖南株洲军统把杨惠敏、赵乐夫提审归案，其后又按胡蝶的失物清单命人四处购置，把可以买到的东西尽快买来。

“瑞华（胡蝶学名瑞华），失物只先追回部分。案犯正在审理之中，万望海涵。”在胡蝶面前，“特工王”戴笠斯文了许多。

“戴先生，我们夫妇在此落难之际，能得到您的热情关照，此恩此德，今生不知该如何报答。”胡蝶看出这些绝不是失物，但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为使胡蝶早日复元，戴笠找来名厨烹调可口饭菜，命手下四处购买名贵中药。自己更是天天来慰问，关怀备至。

１９４４年春天，戴笠用一句话：男儿当志在四方，把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发配”昆明，担任国民党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戴笠得意万分，对心中的天鹅肉已胸有成竹。

潘有声走后，戴笠更加殷勤。此时，身为中美合作所的老板，戴笠终日忙碌无暇。但仍不忘派人给胡蝶送去名特土产、鲜花水果、金银手饰等胡蝶喜爱之物，胡蝶终被戴笠的真情所打动。

为了避免别人的打扰，同时为使胡蝶忘记过去，免去对潘有声的负疚感，在戴笠的精心安排下，胡蝶搬进了杨家山戴公馆。两人至此出双入对，如胶似漆，逍遥度日。

为了让胡蝶高兴，戴笠决定在环境清静、风景优美的神仙洞附近建一栋规格、设施等各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作为他和胡蝶的秘密居所。

修建此别墅要占用王陵基的地皮，王陵基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四川军阀。为了讨美人欢心，戴笠费尽心思。

“致电王陵基，就说是美国盟友准备修建招待所，请王陵基给拨点地皮。”戴笠吩咐沈醉。

王陵基生性崇洋媚外，唯美国人的话俯首是听。

“要多少，尽管拨。”王陵基在电话中如此“豪爽”地说。

尔后戴笠又如法炮制，将和成银行吴晋航、大同银行萧振瀛等一些军政要人的地皮全刮了过来。

房子总算竣工了。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戴笠特在别墅外围建筑一圈电网、水渠及围墙。戴笠携着胡蝶，漫步在花园里面，观赏着各种奇花异卉、假山喷泉。

戴笠还别出心裁，请来能工巧匠，在一块大石块上刻了两个吉祥大字：“喜”、“寿”。他还特意从家乡江山县调来一位擅作面食和擅长烹调的女士，在神仙洞专门负责胡蝶的饮食。至此，戴、胡二人在神仙洞过起了神仙似的生活。

与戴笠保持了两年暧昧关系之后，胡蝶终于答应与潘有声离婚，与戴笠结婚。１９４６年３月，胡蝶与潘有声办妥了离婚手续，可天公不作美，３月１７日，戴笠命丧戴山，带着与胡蝶结婚的美梦匆匆到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