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伪特工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大王，对丁默邨、李士群来说，打出个地盘吃饭这样的目标太短见了，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就必须有更大的平台，不加入汪精卫投日集团，是闹不出名堂的。

于是他们找来汪曼云商量。汪曼云建议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还是不够的。由于过去你的工作坏境和条件，你的名字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就是党内的人，除非‘中统’骨干，晓得你的人也不多。所以，对你来说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在号召力方面不够。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为有困难而不做。为了事业的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与汪精卫先生接上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取我的意见，一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丁默邨频频点头，说：“我也有同感，汪先生方面我是要派人联系的，只是不知派啥人前往比较合适。”

原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丁默邨与李士群是属于陈果夫、陈立夫“ＣＣ系”的，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是对死头，而且撕破过脸皮。ＣＣ系要角陈果夫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５日，二陈“ＣＣ系”在上海创办了社会新闻杂志，这个杂志除了每期都系统地刊载共｜｜产党的秘史外，另一个重点就是不遗余力地抨击“改组派”。丁默邨与李士群都在该杂志中担任主笔并撰写稿件。

改组派是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的一个派系。１９２８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与蒋介石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同年５、６月，陈公博、顾孟余

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实际上陈立夫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改组派”首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攻势，接着又先后策动张发奎和唐生智、石友三在湖北宜昌和河南郑州、江苏浦口起兵讨蒋，但均告失败。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联合反蒋战争，１９３０年八九月间，汪精卫还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后因军事失败而瓦解。此后，改组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于１９３１年初被汪精卫宣布解散；但作为政治派别，仍参加了同年５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再次合作，改组派表面上停止了活动，实际上与蒋介石还是矛盾很深。

丁默邨、李士群编辑的社会新闻中，把共｜｜产党与改组派等量齐观，大量制造改组派的谣言。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重新合作。改组派主要成员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人参加了蒋介石国民政府；但社会新闻还是不断制造谣言，往改组派的政府要员身上大泼脏水。

１９３９年，陈公博在香港撰写的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６年的政坛回忆——苦笑录中对丁默邨之流耿耿于怀，他愤愤地写道：“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指社会新闻）登载一条消息，说上海没收日货值八千余万元，我就把它变卖，完全充作改组派的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党部才知道内容，但这个现代新闻（即社会新闻）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先生底下人。”

为了避免直接去找汪精卫而碰钉子，丁默邨想到他的老乡，与“中统”关系颇深的周佛海。

巨奸周佛海

当时周佛海已经追随汪精卫逃到了香港。于是，丁默邨派“中统”特务翦建午前往香港寻找周佛海。

翦建午肩负重任，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找来找去，只打听到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住在九龙。可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周佛海呢？翦建午毕竟是特务出身，盯梢、查户口是看家本领。他到尖沙嘴码头去“蹲坑”，那里是九龙至香港的必经之路。他知道女人都是好逛街的主儿，杨淑慧一定会从这里乘船过海去香港买衣服的。果然，没等两天，杨淑慧的身影便出现在尖沙嘴码头。翦建午喜出望外，急忙迎了上去。乍一见面彼此都十分热情，稍事寒喧，翦便直奔主题：“佛海兄现在哪里？我有要紧事找他。”

杨淑慧知道周佛海脱离了重庆蒋介石政府，担心“中统”会对他不利，忙问：“你有什么事？”翦建午吞吞吐吐，没说个子丑寅卯来。

杨淑慧多长了个心眼，也不讲实话：“他这个人，没尾巴鹰一样，成天不着家，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翦建午有些沉不住气：“嫂夫人不要寻我穷开心，大老远的专程跑来找他，没有急事吃饱撑的？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杨淑慧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我还要去铜罗湾买东西。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见着他，让他与您联络。”

杨淑慧打电话给周佛海，告诉翦建午找他之事。周佛海说：“翦建午专程来找我？莫非是重庆派他来的？这家伙是个ＣＣ特务，你千万要当心，尽量回避他。”

于是杨淑慧便几日不再露面，翦建午在旅馆中，一连等了几天，知道被杨淑慧“涮”了，只得再去想别的办法。

丁默邨失去了香港方面的消息，却不肯罢休。他又打听到汪曼云与周佛海熟，最近正巧要去香港转赴重庆，于是约汪曼云见面。

丁默邨开门见山地说：“听说蒋介石的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今年五月份在重庆浮图关举办，有这回事吗？”

汪曼云如实回答：“是的，我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被指定赴渝受训。”

丁默邨说：“有两件事相托：第一，我在上海的情况，你到重庆请严守秘密，千万不能透出半点风声，尤其见了立夫先生……”

“这个请放心，兄弟有数。”

“第二，你赴渝时，途经香港，务必找到你的老朋友周佛海，我有一封信，请转交，并告诉他我这里的情况。”说着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又拿出一千块钱，“这点小意思，请笑纳，权且为你送行。”

汪曼云假意推辞一番便收了钱。丁默邨又递过来两张铅印的表格：“为了彼此信得过，我请你也加入我们的组织。这两份表格请你填一填，这是手续，我与章正范也填过的。”

坐在一旁的章正范忙敲边鼓：“我早就填过了。”

事已至此，汪曼云只得填表。随即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由章正范作介绍人，丁默邨当监视人。他们分别在“誓词”上签了名。这样，汪曼云便加入了伪特务组织。

几天以后，汪曼云正式启程，乘兴昌轮船公司的“广东”号邮船赴香港。抵港的次日下午，汪曼云就找到九龙约道５号周佛海的秘密住宅。

听说汪曼云来访，周佛海与梅思平从楼上下来。汪曼云迫不及待说明来意，并将丁默邨的信交给周佛海。周看完信，将信递给梅思平。然后仔细询问了丁、李的特务组织及经费情况。汪曼云添油加醋，渲染了一番，之后说：“老丁他们急于与汪精卫先生拉上关系，曾派翦建午到香港来找你联络，可没见着面。”

周佛海说：“怪不得日本方面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精卫先生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问得奇怪，可又答不上来。前些日子，淑慧告诉我，翦建午在尖沙嘴码头老盯着她，我叮嘱她要提防翦建午，没想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直误会到现在。”

梅思平推波助澜：“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将默邨这些人马收到汪先生的大旗下来。”

周佛海当即决定与丁默邨合作，对汪曼云说：“既然默邨有信，我就可以见翦建午了。”

汪曼云成功地完成了牵线任务，便转赴重庆去了。

４月１８日周佛海从香港上船，１９日到上海，未及安顿就去拜见日本特务机关的晴气庆胤，双方谈了合作的条件。之后，周佛海便约丁默邨便前来详谈。

丁默邨有感而发：“重庆方面想对我们赶尽杀绝，日本人开始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靠自己，用实力与日本人讲斤头，好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援助。现在好了，你们来了。这真是捏鼻头做梦——不容易啊！”

周佛海拍着丁默邨的肩头说：“老兄，我们此次来是为汪精卫先生到上海的安全作准备的。我们要广泛发展组织、发展人员，扩充势力和武装。其中一项任务，是想让你们的组织参加汪精卫先生的和平运动，你们地头熟，汪先生的安全还要仰仗老兄的鼎力相助。”

丁默邨拍着胸脯说：“汪先生如果到上海来，开展和平运动，建立政府，兄弟和我手底下的人愿听汪先生的驱使，既然你周兄想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干，我情愿揩台布，为你老兄前驱！”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达成两派合并的初步意向，研究了汪精卫到上海安全保卫问题及对付“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活动的办法。

汪曼云在渝受训后于１９３９年６月底回到了上海。这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在改组，由原来的“常务委员制”改为“主任委员制”。并派在上海沦陷时逃出上海的童行白回来做主任委员，还派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郑亦同来沪指导。可是不久，这位中委郑亦同，给“７６号”的特务一吓唬，就悄然逃走了。

丁默邨听说汪曼云回沪，就在百乐门饭店开了个房间与汪见面。汪曼云告诉他在重庆的经过，还谈到虽与陈立夫几度见面，但从未讲起丁默邨的情况。丁听后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