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

武昌军政府军务部长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钦，或作尧卿，又字遥仙，号梦飞，１８８０年生，湖北汉口柏泉乡人。自幼好武，因以“武”为名。１８岁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等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调武威营队官。１９００年，经吴禄贞介绍任“自立军”岳州司令，事败，匿居乡间。又先后参加“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组织，积极从事反清活动。

１９０６年，萍浏醴起义失败，湖北大兴党狱。他兼程北上，由东北经海参威去日本。时黄兴正起兵云南河口，他决意前往参加，至香港而滇事已败，乃折返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与喻培伦、黄复生、焦达峰等学制炸弹。“共进会”在东京成立，被推为军事部长。

１９０９年春，他随身携带都督关防、同盟会及共进会的规章、誓词回鄂。经过一段活动，认为：“运动官吏，而官吏利欲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于是在士兵中发展会员。是年冬，赴广州，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翌年春，回武汉，促使一度停顿的共进会又恢复了活动。１９１１年初，党人谭人凤、居正、杨时杰等先后来汉，商讨起义事。谭等以武汉四面受敌，发难以广州为宜。孙武则力陈：“武汉为东南枢纽，自张之洞建工厂、造军械以来，物力基础较丰，且毗邻湘赣，传檄可定，此地之可利用者一；瑞澂狂悖，侮慢缙绅，主张铁路国有，与载沣表里为奸，人无贤愚皆怨，此时之可利用者二；鄂省军队编练，优于他省，鄂军倡义，先声夺人，各省响应必速，且以军队为主干，秩序不致紊乱，租界可保无虞，此人之可利用者三。”谭等称是。

于是孙武一面增设革命秘密机关，一面与文学社进行联合。９月２４日，共进会、文学社举行联合大会，决定起义计划，孙担任主席。推举“文学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为参谋长，设革命总机关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１０月８日，孙在总机关检试炸弹，不慎爆炸受伤，抬入医院；在场党人被捕，所有印信、旗帜、名册、布告和预制的“中华银行”钞票等亦被搜去，由俄巡捕解送清方。一时人心惶惶，在汉同志去医院向他问行止，他说，“为今之计，只有死里求生，即日起事”。当即令邓玉麟急至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下达起义命令。不料８日误期，９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他闻之大哭，嘱即通知各同志于当日夜间大举。武昌起义，终于爆发。

起义胜利后，武昌军政府成立，孙武任军务部长。民军与清军战于汉口刘家庙一带，失利。黄兴来汉督师，孙对黄兴不满。后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黄兴东下，孙情绪更加消沉。刘公出面支撑，他又不与协作；黎元洪出奔，张振武阻之，他竟劝黎暂避，种种行为，颇为时人所不解。

孙武武昌军政府军务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以武昌民军代表名义参加意欲得一陆军部次长职务，黄兴不予，孙怨黄益甚，并进而怨同盟会。乃约集一些湖北人另组“民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孙任武汉分社副社长。社务由孙掌握，黎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孙武在武昌骄横跋扈，卑视一切，引起各方不满，黎元洪又捭阖于其间，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７日发生驱孙事件，孙被迫辞去武昌军政府军务部长职。但究属早期党人，首义元勋，黎仍委为高等顾问。食上等一级俸。武汉绅商复推举他出面负责筹备恢复湖北布、纱、麻、丝四厂生产。继调北京充总统府高等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１０月，授予勋二位，将军府成立，又授予将军府的义威将军。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政府设置参政院，被派为参政。

袁死，孙依违于北洋军阀间，终无实职。曾去德游历。１９２２年，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他为汉口地亩清查督办，不久，萧死，孙亦去职。１９２６年，复任湖北地亩清查督办。北伐军抵武汉，孙去北京，学佛闲居。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卒于北京。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伟大领袖

孙中山，字德明，乳名帝象，读书时取名文；初字日新，后改逸仙；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

１８７９年６月，１３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一道出洋，远航到檀香山他哥哥那里去。

孙中山在海外生活了５年，５年的生活和学习，开阔了孙中山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将国内情况和国外见闻对照，越来越感觉到，祖国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从而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胞的愿望，并推动着他由昔日的怀疑和不满进而采取实际的行动。

１８８７年，孙中山到香港西医学院继续学医，１８９２年以全校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

在这期间，孙中山不断关注政治问题。他写了一些论文，投送到香港教会报纸和上海万国公报等处，阐述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见解。他结识了与反清秘密组织三合会有密切交往的同学郑士良，经常一起谈论政局，商量救国大计。

从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９２年，孙中山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共１３年。这期间，虽然处于黑暗中探索，然而作为一个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真理的青年，他却学到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资产阶级一些社会政治学说，加上当时国内外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生动事实所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这对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１８９２年７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他的学习生活，是年秋至第二年春，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开设中西药局和东西药局。

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日甚一日，国土沦丧和哀鸿遍野的情景，使他不安于做一个普通的医生，而是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他上书清政府里掌握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希望能推行自己改革时政的主张。１８９４年１至２月间，孙中山特地跑回家乡翠亨村，闭门埋头十多天，奋笔疾书，草拟了８０００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将上李鸿章书写成后，经陈少白稍作修改，便于同年春约同陆皓东一起带着这份陈请书从广州北上。当孙中山、陆皓东于６月下旬由上海到达天津，将陈请书交上去后，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对上书未加理睬。拒绝接见他们，对信中的主张也不予采纳。

孙中山试图通过上书请愿来促使清政府奋起的活动失败了。于是，他毅然转上了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道路。

１８９４年７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一些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宁死不屈。但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敢坚决抵抗，使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引起全国震动，人民激愤。孙中山再一次深切感到只有通过武力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

１８９４年秋，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再度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组织革命的活动，为策动反清革命作准备。

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伟大领袖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图为会员秘密宣誓的场所同年１１月２４日，孙中山在此创设了兴中会，规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有２０多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举起右手跟着他向天宣誓，参加组织。在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理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初步萌芽。

它的创建，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它成立后的反清活动为革命播下了火种，从而也宣告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开端。

随后，孙中山又到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先后加入者达数百人。不久，他就同大家商议发动起义，筹划袭取广州。正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于１８９５年４月与日本签定了割地赔偿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闻讯，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为发动起义，孙中山辛勤奔走，并亲自担任军务，并率陆皓东等在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命杨衢云、黄咏商等留香港负责后勤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活动，联络和组织好了队伍，但由于谋事不密，加上有人告密，事先被清政府察觉，结果，这次起义尚未正式发动就被查获破坏了。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虽遭失败，但烈土们的鲜血却为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史谱写下了壮烈的首页，清王朝的丧钟因此而敲响，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开始为人所注目。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东渡日本，孙中山到日本后，联络华侨，在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组建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之后，孙中山于１８９６年赴美联络华侨，并于同年远赴英国。

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孙中山从伦敦葛兰旅馆住所出来，去探望他以前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英人康德黎。在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三个使馆人员纠缠住，他们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以认同乡为名，推推拉拉，要孙中山到他们家“吃茶”。忽然，路旁一幢房屋的门打开了，孙中山被左右两人挟持过去。孙中山就这样被强行绑架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陷入囚笼。清驻英公使准备把他偷偷送回国内处以极刑。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蒙难事件”。

后来，由于使馆中清洁工英人柯尔的同情和帮助，才把他求救的信送到康德黎手中，又经多方周折，才最后被营救出来。

此后，孙中山在伦敦继续居住了近一年，他在这段时间内四处探索革命道路，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先后亡命日本。孙中山满腔热忱地希望和康、梁合作，以便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要求他们改弦易辙，放弃保皇的改良主义路线，转向革命，共同努力推翻清政府来挽救中国，并且与梁启超商谈联合组成一个政党。这次谈判，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没有取得结果。

此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康、梁保皇本质的日益暴露，孙中山逐渐识破了他们的真面目，不再对他们存在幻想了。

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０年间，英、美、俄、德等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孙中山面对着祖国灾难的日益深重，他再举义旗。

１９００年，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祖国存亡已处在关键时刻，孙中山认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便决定加紧策划起义，以挽危局。１０月，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发动了惠州起义。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巨大权益。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海外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鼓动活动。华侨和留学生纷纷创办革命报刊，出版书籍，宣传革命思想。图为中国留学生当年在日本创办的部分刊物但在清军优势兵力围攻下，弹尽援绝，被迫解散，惠州起义失败。这之后，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０４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１９０１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国家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之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渐渐被祖国积弱和民族灾难的现实所唤醒，策驱着他们去加紧寻找救国的方案，并一步步地从爱国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在２０世纪初便已一改过去主要联络会党的做法，而日益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以积极的力量去联络、发动和组织这支突起的新军。

当时，继兴中会之后，国内各地陆续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１９０４年２月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７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冬季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１９０５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

１９０５年初，孙中山再到日本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在东京召开的组建统一政党筹备会上，确定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广泛联合，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开了一个“新纪元”，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像后来孙中山所说的：“从此中国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他的政治纲领进一步作了归纳概括，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号召，鲜明地揭示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

孙中山为同盟会所制订的纲领，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所宣布的目标，是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腐朽卖国的满清贵族集团所把持的清朝反动统治；民权主义所宣布的目标，是要铲除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目标，是要通过“平均地权”，改革陈腐的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不过当时在三民主义中，还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也没有提出人民直接行使权利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坚决地和保皇派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孙中山通过讲演和文章，对保皇派的口诛笔伐，有力地揭穿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在政治上、思想上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对保皇派进行的这一场政治大搏斗的论战，广泛地传播了革命民主主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１９１１年５月以后，粤汉、川汉铁路沿线各省，特别是四川省，爆发了反对清政府拍卖铁路主权给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保路风潮，更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全国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各地人民热切企盼革命。于是他立即写信给黄兴等革命党人，鼓励他们认清形势，继续奋斗。同时，他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积极筹集资金，为国内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武昌起义（时是我国旧历辛亥年，所以又叫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宣传革命，筹集资金。１０月１２日，他看到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新闻，喜慰异常，但他认为革命党即将碰到的外交、财政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帝国主义的干涉，当时的主要工作应该周旋于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所以，他要黄兴赶赴汉口主持军事，自己则暂留国外，致力于外交活动。孙中山先从美国跑到英国，又从英国跑到法国，积极奔走活动，呼吁各国政府，金融界支持革命政府，并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孙中山在经历了１６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祖国，到达了上海。由于孙中山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他的归来受到广泛热烈的欢迎。当时，中外许多报纸都盛传他带有大批款项并购了军舰回国。孙中山坦然告诉中外记者说：“我一文钱也没有，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并指出，“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在美国筹款途中得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即赴英法进行外交活动。１１月自欧洲返国。１２月２０日船抵香港。这是孙中山在船上的留影。

同年１２月２９日，独立的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由上海到了南京，并于晚１０时在一个陈设简陋的新总统府里庄严宣誓新任大总统职。当时，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接着，通电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１月１日作为民国建元的开始。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湖北、湖南、广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西、陕西、福建、云南、四川，及直隶、奉天、河南、山东等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后合影。

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它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从此，打开了民主共和的大门，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建立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保证新生共和国的革命和民主的性质，又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在孙中山的参与下，制定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观念。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具有鲜明的民主性、革命性，这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由于立宪派和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在帝国主义的大力扶持下，大卖国贼袁世凯摘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将政权交给了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孙中山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即４月３日，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他号召军民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解除痛苦，得到幸福。

同年４月中旬，孙中山在武昌各界民众露天大会的讲演中，还建议建造长江大桥或凿通隧道，使武汉三镇连成一片。他越来越认为，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实业，而由于“交通是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因此他决定首先就要抓交通建设，特别是要从修筑铁路入手，来实现社会革命的愿望。

随后，孙中山担任了铁道协会会长，还接受了袁世凯授给的督办全国铁路的任命。他表示要在１０年之中，修筑铁路２０万里，“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成为世界上一等强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宰割。

此外，孙中山还主张发展作为工业主干的钢铁业和制造业。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他提倡多办学校，培养大量的人才。为了学习外国的建设经验，他在１９１３年年初又亲赴日本考察工业建设情况，并拟争取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他还想依靠西方国家的投资，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袁世凯窃国以后，就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打击革命力量，实行个人独裁，１９１３年３月，他指使特务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这就是轰动当时的“宋教仁案”。接着，他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２５００万英磅的“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这样，袁世凯这个大阴谋家，大卖国贼的狰狞面目就彻底暴露了。

宋教仁的被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也促使很多革命党人从“议会政治”或“实业救国”的幻梦中惊醒过来。孙中山则是最早破除幻想中的一人。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访问，闻讯大惊，立即赶回上海，及时召集国民党的一些骨干开会，商讨对策。他提出用先发制人的办法，组织南方各省的讨袁军，共同讨贼。但是，黄兴和大部分与会者则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坚持要通过法律程序，主张“法律解决”；还有一些人软弱退让，迟疑不决。

就在革命党人迟疑不决时，袁世凯已采取了行动。战争打响后，由于国民党原就缺乏讨袁的决心和准备，内部意见分歧，国民党本身也已经意志涣散，各省起义动作又不协调，各地互不通气，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斗争。就是在军事上，起兵讨袁的各省之间也缺乏统一指挥，而帝国主义又出来积极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北洋军作战。所以，南方各省讨袁军和实力比自己强的北洋军一交火，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难以招架北洋军的反扑，独立各省先后陷落于北洋军手中。９月１日，讨袁军的最后据点南京也陷入敌手。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的猖狂进攻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同军１１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革命党在国内已无法进行合法活动，一时无力再举义旗。战败亡命的革命党人，多避居日本东京，处境十分困窘，反袁惨败给他们心理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但是，面对着垂头丧气的革命党人和中外反对势力，孙中山毫不气馁，对革命前途仍充满信心。他耐心地鼓励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从此以后，孙中山为了夺取胜利，又开始了新的艰苦的斗争历程。他对“二次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鉴于国民党的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他认为，继续开展革命的首要一着，就是要建立一个比国民党纯洁的、有信仰、有纪律的新党，而后才能重振旗鼓进行革命。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划，建立新党的工作基本完成。１９１４年７月，他另行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并被选为总理。

中华革命党组成后，孙中山着重抓武装斗争的工作，要用武力打倒袁世凯。他们一次接连一次地点燃起反袁的烽火，不折不挠地进行坚决的艰苦奋斗。到１９１５年１０月以后，反袁的武装斗争更进入高潮，他们起到了当时反袁斗争的先锋作用，唤醒了人们为冲破袁世凯黑暗专制统治而起来斗争。不过，在这些反袁的实际行动中，也只是由少数人物先进行军事冒险，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组织的一些小规模的反袁武装斗争，都接二连三地相继失败了。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皇帝”，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发表了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等，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粉碎复辟帝制。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各地部署起义，坚决地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在全国的讨袁声中被迫取消帝制；接着又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的亿万人民唾骂声中，于１９１６年６月结束了他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又各自支持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中国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北洋系统的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等许多派系，同时，各省、各地区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军，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霸一方，互相我争你夺。

先是美帝国主义支持非北洋派出身的黎元洪继任总统，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充当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当时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

为了捍卫共和民主，孙中山发起了护法斗争，但由于孙中山自己没有武装力量，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实力，来进行武装斗争，以保卫民主政治。西南军阀起来反段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共和，而是扩展自己的实力，他们企图借助孙中山作为沽名钓誉的招牌，借以扩大声势，所以，他们根本不支持军政府，不但不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反而和北方军阀妥协。在军阀的相互勾结中，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感到非常悲愤和痛苦。这一次，孙中山把打倒桂系的希望寄托在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粤军身上。这支有２万多人的军队的总司令陈炯明，也是他任命的。孙中山期望这支军队能打开一个局面，为他撑腰争气。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在孙中山的督促下，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同年１１月，孙中山在广东等军民的欢迎声中重返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已认识到光举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他根据国内外的要求，决定建立正式政府，并用武力打倒军阀，“削平叛乱”，统一全国。因此，１９２１年４月，他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时，便组织了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随即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非常大总统，于５月５日宣誓就职，撤消了军政府。

当时，孙中山的主要具体目标，是兴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以便实现民主共和。为了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消灭在广西的桂系残余势力，以免它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于是他组织了讨伐桂系军阀的西征，用了三个来月时间，平定了广西，统一了两广。随后，非常国会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案。同年１１月，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准备率领北伐军由桂入湘，进行北伐。

但是，就在这时，广东内部却发生了陈炯明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孙中山迫不得已，于８月９日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领导的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所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１０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而且其手段阴险狠毒更甚于外部敌人。９月１８日，他在上海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详尽地陈述了陈炯明叛变的始末，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３０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哪里？应该依靠什么人？联合什么人？走什么样的新道路呢？他要找寻答案。

当孙中山苦苦寻求新出路的时候，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使孙中山异常兴奋。他从苏俄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同情和向往这次革命，把它看成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渴望从那里找到推进中国革命的办法，因而欢欣地迎上前去。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９日，即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在孙中山指导下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就用大字标题率先作了报道，还不断刊登赞扬和积极评价的文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我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它以中国人民彻底反封建的新姿态，显示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孙中山敏锐地发现这个运动具有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新特点，更有力地启迪、鼓舞和推动着孙中山往前迈进的步伐。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孙中山从这一革命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特别是爱国学生的先锋作用。

其次，孙中山对中国该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认识，较前有所进步，他当时虽然还说要坚持护法事业，但更侧重于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造。

当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重新奋起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此基础上，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得到坚强的和正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有组织的工农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起了。这些崭新的事物，更给了孙中山以震动和深刻的影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一再遭受挫折，这种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１９２２年由于陈炯明叛乱使孙中山遭受更大的失败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促使他觉醒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才能进行革命，从而以高度热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曙光和中国共产．党这支新生的力量，孙中山又迈开了继续前进的脚步。

１９２２年８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谈得很契合。李大钊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的决议精神，同孙中山进行细致的研讨后，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参加国民党。当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党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表达了党内合作的愿望。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钦佩和尊敬。

孙中山认真思考和虚心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心联合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从１９２２年９月到１２月，孙中山在上海三次召集讨论改组国民党的会议，成立改组工作的机构。

１９２３年１月，孙中山发表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人运动，强调今后革命须依靠民众力量，提出革命事业应“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并且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的某些主张。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新任苏联驻华全权大使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直接谈判，于１月２６日签订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个宣言，重申了苏联废除沙俄与中国鉴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对孙中山的友谊；反映出孙中山去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寻求国际革命势力援助的愿望。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在广州胜利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在章程宣言和宣传审查委员会中，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作为奋斗的目标。并决定欢迎农民、工人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同时还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办法等重要决议，产生了包括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大部分也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

这次代表大会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孙中山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这次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规定了一系列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政策。由于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它在随即兴起的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中，成为一面“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亲自主持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新的高潮，兴起了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满闭幕，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多年渴望的国民党改组成功了。他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是想给国民党灌输新鲜的血液，吸取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彻底改组国民党，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革命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革命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孙中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武装，随之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运动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后转向高涨。１９２４年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数千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坚持斗争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并推动了广州工团军的成立。这次罢工斗争，轰动了广州和香港。同时，农民运动也积极开展起来，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５年５月，广东省有２２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有组织的农民在２１万人以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的进步。他从革命力量的显著增长上，清楚地认识到了工农是革命的基础，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政策。１９２４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运动大会上鼓励中国工人“做全国人的指导，做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线的阵地上去奋斗”。同年７月，广东各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许多农民赤着脚走了许多路来到广州。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有的还带着箩筐和肩担。孙中山看到这个场面，深受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指出，中国被压迫人民在自救中必须起重要作用。

为了巩固广东这块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春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讨伐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肃清这股残敌。后来，孙中山又一次坚决反帝反封建，平定了商团叛乱。这两次胜利，使国民党革命的主要根据地得以巩固下来。孙中山对此十分欢悦，更增长了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时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赶快召集有各界人民团体，反对吴、曹的各军及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受到排斥，力量薄弱，段祺瑞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再次夺取了北京政权，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产生了。孙中山面对段祺瑞要“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的活动，完全和他的反帝爱国主张背道而驰时，极为愤慨。

由于多年艰辛地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积劳成疾，已患有肝癌。他在北上途中一路长途跋涉，极为辛苦，又加上对段祺瑞倒行逆施的气愤，病情迅速恶化，到天津后便病倒了。

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带着重病离开天津抵达北京，受到各界２００余团体约３万多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向欢迎群众散发的入京宣言中严正指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与诸君救国的。”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９时２５分，孙中山这位一代伟人，终于医治无效，一病不起，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５９岁。

孙中山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民主义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