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

革命的马前卒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１８８５年生，四川巴县人。

邹容六岁进私塾，十二岁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因主考官出生僻题目刁难考生，他非常气愤，用拒考进行反抗。１８９８年，在重庆跟日本人学习英、日语，获得机会阅读资产阶级的书报，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吸收新的思想，打开了眼界。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使邹容大为激动，他很同情维新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增长了民主要求，开阔了政治视野。变法失败，邹容悲愤异常，对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革新志士谭嗣同特别敬仰，常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

从此，少年的邹容便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宣布，“臭八股儿不屈学，满场儿不爱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的疑问，勇敢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他在重庆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因而被书院开除，此后，他更加鄙弃“旧学”，一心向往“新学”。

１９０１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张革新，清四川总督奎俊竟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在留学生临出国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

邹容被开除后，毫不气馁，更加坚定了到外国去追求新知识的决心。他于同年９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到日本留学。在广方言馆学习期间，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同学中某些人却只知升官发财、对祖国的安危无动于衷，他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的诗，借以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邹容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亲族的种种阻挠，他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以“将英文读好”，“吃着不尽”（意即当买办）相诱惑，要他放弃留学。邹容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意志，他认为刘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总总谬论，不堪入耳”；并果断地表示：“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１９０２年春，邹容到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他结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１９０３年的春节，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团拜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学生开会，他每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觉悟，他还参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

邹容革命的马前卒

当时，清朝政府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坏留学界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民愤甚大。１９０３年３月，邹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众怒的时机，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姚文甫，并称欲取其头，姚哀乞宽大，邹说，“纵饶汝头，不侥汝发辫。”将其辫发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事后，姚文甫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准备对邹加以谋害，他被迫回国。

这一年４月，邹容回到了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和章太炎建立了友谊。邹容的志气和才能得到章的赏识，被亲昵地称为“小弟”。在章太火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１９０３年５月，他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就反对沙皇俄国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问题，发表议论，滔滔不绝，深获与会爱国者的好评。之后，他针对保皇派组织所谓“国民议政会”，妄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歧途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据理驳斥了他们散布的谬论，并劝使受骗参加的爱国学生纷纷脱离他们的组织，狠狠地打击了保皇党人的反革命活动。同月，邹容为了团结全国学生“鏖战于中国前途”，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博得海内外爱国学生的广泛支持。

也就在这个月，他奋笔疾书，续写旧稿，完成了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全书约有两万言，分做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诸问题。序末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章太炎为它写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这本书由几个革命党人集资，于１９０３年５月在上海出版。

邹容在这本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明白流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朝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指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邹容在这本书中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学习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跟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宣扬的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当时，这种与改良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武装了革命者，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革命军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震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一书的问、世惊惶万分，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太炎“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１９０３年，因革命军而引起的所谓“苏报案”事件发生。６月３０日章太炎被捕。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７月１日挺身而出，慷慨入狱。他在敌人的会审法庭上，慷慨陈词，坚强不屈，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无理地对他判刑两年。１９０５年４月３日，邹容在帝国主义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狱中。时年方二十岁。“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狱中，犹念念不忘革命事业的成败。临终之前，他在绝命词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邹容死后，人们哀为“国殇”，很多人悼念他。革命军一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风行国内外，各地纷纷翻印，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１９１２年２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