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同盟会山东支部长

丁惟汾，字鼎丞，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７日生，山东省日照人。

１９０２年，２９岁的丁惟汾考进河北保定师范学堂，两年后，丁惟汾从师范学堂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廷留日官费生。

丁惟汾入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院法学系学习，其间，他结识了张继、徐镜心等革命者，并与他们来往亲密。１９０５年８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丁惟汾随即在１０月２１日入会，主盟人是同盟会山东支部长徐镜心。丁惟汾勇于任事，且做事勤勉，深受同志们推崇。因而徐镜心在年底离日返回国后，丁惟汾遂被推举为支部长。

丁惟汾主盟后，十分重视发展组织。经他介绍，先后有３０多位山东籍人士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还委托刘冠三等人负责山东省境内的组织发展，先后有２００多名山东青年入会。丁惟汾还和蒋衍升、于庭樟等山东籍革命党人创办了晨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晨钟杂志“除恫斥清人虐政，言其必败外，也特别重视学术”，“言论通今博古，糅合革命与传统于一炉”，因此它“极受青年学子及一般知识分子所欢迎。一文一出，往往辗转传阅，或手抄密传，争相捧诵”，对当时革命思想的宣传颇为有力。

１９０６年，清廷下诏宣称要预备立宪，立宪派闻风而起，纷纷组织新团体，支持清廷的立宪。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梁启超、蒋观云、徐佛苏等立宪党人发起组织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会上发表演说，大肆鼓吹立宪，反对革命。丁惟汾、张继二人率领２０余名同盟会员直捣会场，梁启超受伤逃离会场。

１９１０年，革命党人发动的几次起义都遭失败，全国革命气氛一时为之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丁惟汾受命以山东代表身份，回省策划革命。１９１１年春，丁惟汾回到山东，任教于济南法政学堂，以掩护革命活动。他力邀在东北等地活动的山东籍同盟会员回山东，共筹大计。丁惟汾还化解了山东咨议局中“六二党”和“清流派”之间的矛盾，使极具势力的清流派乐于赞助革命。

武昌首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积极行动，力谋响应。山东革命党人立即联络各界，组织起保安联合会。丁惟汾与谢鸿焘等人联合清流派首领丁世峄、王讷向山东抚巡孙宝琦施压，孙迫于无奈在１１月１３日宣告山东独立。然而，山东的独立只维持了短短１０天。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后，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分任山东布政使和巡警道。孙宝琦有张、吴二人撑腰，胆大妄为，恣意破坏革命，遂于１１月２３日通电取消独立。张广建、吴炳湘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丁惟汾等人无法在济南立足，乃避走上海。

中华民国成立后，丁惟汾、侯雪舫等人返回济南，与张广建协商停战。张广建却无端将丁、侯二人扣留，并于２月２６日将二人解往青岛，消息传出，山东全省群情激愤，各界严辞指责张广建，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撤换张广建，并任命山东人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山东政局暂时趋于安定。

丁惟汾同盟会山东支部长

丁惟汾被释后，回到济南。他一方面接任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专心办学，一方面任同盟会山东省支部理事，负责党务。同盟会与其他团体合并，扩展为国民党后，丁惟汾任国民党本部政务研究会干事、山东省支部理事，丁惟汾还是山东临时省议会议员，９月，孙中山考察济南、青岛两地时，丁惟汾随侍左右。

１９１３年１月，丁惟汾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为山东省１５名国民党籍众议员的领袖。４月８日，丁惟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此，丁惟汾开始了他长达１２年的国会议员生涯。

袁世凯上台后，谋帝制自为，违法进行大借款，压制革命力量。丁惟汾坚决反袁，在议会提出质问书。袁世凯派人游说丁惟汾，并许之以高官厚禄。丁惟汾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告诉说客：“此头可断，此志不可夺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借口解散国民党后，又追缴了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证书，国会随之解散。丁惟汾悄然离京返乡，袁世凯即派出密探监视丁惟汾的行踪。丁惟汾无法，遂在日照老家蛰居３年之久。

１９１６年元旦，袁世凯登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洪宪皇帝”。袁氏窃国，天人共愤。３月，丁惟汾秘密前往上海，与１７省国会议员代表５０人联名通告各国驻华大使，申言：“某等代表国民之公意，誓除袁氏，以靖乱源，断不取一时姑容，永贻后患。”迫于舆论压力，袁世凯于３月２１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总统自居。

丁惟汾即与在沪的其他６６名国会议员再次联名通电各省，指出袁的总统资格已因他背叛民国而丧失，副总统黎元洪应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５月，居正在山东潍县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誓师讨袁。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等及时响应，在周村组织起护国军。丁惟汾不畏艰险，来到周村，为护国军出谋划策，全军“倚为谋主”。

袁世凯毙命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８月１日，重开国会，丁惟汾前往北京出席。１９１７年，因参战问题，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意见不合，发生“府院之争”，国会再度被解散。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约法、召开国会。７月，孙中山南下广州，举起护法大旗。丁惟汾率山东省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此后６年，丁惟汾一直追随孙中山为护法事业而奔走。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与政学会政客从中作梗而受挫，孙中山愤而回上海，丁惟汾奉孙中山之命离粤赴沪，负责联络各地青年，发行北方周刊。

１９１８年５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密约，规定由日本人修筑山东省境内高（密）徐（州）、济（南）顺（德）两路，此密约，由山东人靳云鹏一手促成，时靳云鹏已居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高位，丁惟汾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致书山东省议会，直言：“今欲救吾省之危，解铃之责，还须系铃之人。靳氏因卖国勋劳，获北京总揆之位，其位则高，其权亦固，废除密约，解放山东，彼操其柄，无说可辞。切望贵会诸公领袖各团联袂赴京，面见靳某，责以大义，忧以奇祸，迫其明白废除密约之决心，解除桑梓之危患，彼如尚有人心，稍明利害，必当幡然憬悟，竭力图报，以赎手缔密约之罪，而示当局悔过之心。则洗心向善，人或谅之，倘其意存诿却，怙恶不悛，吾人当露布天下，声罪致讨，国法所在，决与人民共弃之。”丁惟汾时时关心家乡权益，他曾与阎容德、高福生、于恩波等联名致函吴佩孚，以同乡身份恳劝他“放大眼光，努力救国，勿为私恩拘束，勉作国家栋梁”。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继续领导护法。丁惟汾亦回到广州，履行众议员职责。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孙中山任命丁惟汾为国民党山东部部长，并派他返回上海联络北方党员，筹划接应北伐。北伐如火如荼之时，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备受打击；时黎元洪受直系利用再任总统，宣布重开国会，丁惟汾遂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来到北京，准备参加国会。政局动荡，瞬息万变。１９２３年６月，黎元洪被迫离职，曹锟贿选继任总统。丁惟汾“以知立法救国，不过空谈”，“一国首都化为狐鼠豺狼纵横隳突之地”，愤而离京，从此不再任议员之职。

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丁惟汾被孙中山指定为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的９人筹备会的成员。１９２３年年底，丁惟汾回到北京，设立国民党华北执行委员会，主持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工作。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应邀扶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丁惟汾等发动各团体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派同志到各省组织分会，以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卧病北京，成立临时政治委员会，丁惟汾为委员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丁惟汾参加了治丧工作，具体负责接待事宜。在政治委员会上，丁惟汾提议以后开会必须宣读总理遗嘱，以资警惕，而示不忘，与会者一致同意。１９２６年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委员、青年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训练部部长和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等职。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监察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