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
反清反袁的农民武装首领
白朗，字明心，１８７３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１９０８年夏，白朗与一个叫王岐的地主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严刑拷打，使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以赶牛车（拉官盐）和开炉场（冶铁）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他经常尽其所有地帮助别人，因此，群众对他很有好感，遇事都爱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呼他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１９１１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了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白朗也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白朗最初只聚集了二三十人，手中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笨炮队”或“袄片队”。他们的活动开始不久，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依然如故，因此，白朗军的斗争矛头便又指向了袁世凯的统治政权。１９１２年４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得快枪二十余支。到５月下旬，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鲁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焦灼，他指使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在敌人许以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被敌人全部杀害。白朗没有受骗，他率领全队穿过郏县，攻占了禹州的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队伍很快增加到五六百人。
１９１２年冬到１９１３年春，白朗率众避开敌人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声称“打富济贫”，到处号召饥民参加，并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除一部分留充军饷外，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他们到处受到穷人们的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纷纷加入，白朗军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
１９１３年的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白朗这支农民武装，不断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派人到白朗军中来进行联络，并委任白朗以“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等名义，有的还以参谋、顾问的身份帮助白朗赞画军务。孙中山曾派一名姓沈的参谋帮助作战，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以牵制袁军的南下。白朗接受了孙、黄等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进行“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过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标志着白朗军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白朗反清反袁的农民武装首领
１９１３年６月，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举攻克唐县县城，打垮守敌近一个团的兵力，７月又攻克以富庶著称的禹州，先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和财物。他的队伍扩大到六七千人，半用快枪，并有机关枪数挺，大炮数尊，声威大震。同时分兵袭击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有力地牵制了袁军从河南南下。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曾报导“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这时白朗军的斗争，已像插进袁政府管辖区的一把尖刀，搅动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９月下旬，当白朗军攻克湖北枣阳时，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白朗军在五六千敌人的围攻下，坚守枣阳达十天之久，焚烧了帝国主义的教堂，扣押了与起义军为敌的传教士十三人，使中外反动派为之震惊。１０月初，白朗军退出枣阳，返回河南。１１月攻克宝丰，白朗回到故乡大刘庄，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二次革命”失败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军，张镇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把白朗军全部消灭。白朗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要经历更大的战斗考验。正在这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１２月下旬越过京汉铁路，挥军东征。
１９１４年１月间，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并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进入安徽，２６日攻下安徽的六安，随后又攻克霍山等地。当白朗军攻克六安时，把衙署、监狱、天主教堂等焚毁，并出示安民，开仓济贫，与六安人民共度春节。由于一路上各地饥民纷纷加入，白朗军大发展，共有四十个大队，每队约五百人，总计约二万人左右，这是白朗军的最盛时期。
白朗军的纵横驰骋与迅速发展，使得中外反动派都非常惊慌，驻华各国公使有出兵代为剿办的表示，北京的“国会”和中外大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对张镇芳镇压白朗军的失败大加指责，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把张镇芳撤职，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风、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数万人进行四面包围。又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阻截白朗军南下，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妄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
但是，段祺瑞的围歼计划落空了。行动快速的白朗军，于２月中旬又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折回河南，并在商城以东的酆家集等地给王占元两个团的部队以重创后，突破重围，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县境，由信阳以南的柳林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湖北。３月８日攻克湖北的商务重镇老河口，打垮守敌一个团，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并没收了一批外国经济侵略企业，如亚细亚煤油公司、美孚洋行等，商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３月中旬，白朗军由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陕西都督张凤翙赶紧调兵堵截。白郎军出其不意，打得张凤翙大败而逃，躲进西安向袁世凯呼救。白朗军连克商南、商县、山阳等地，并公开电告袁世凯说要攻取西安，要袁世凯作好准备。袁世凯吓得赶紧派遣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第七师昼夜不停地赶往西安，纠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反动军队近二十万人，前堵后追，并由北京派飞机四架前往助战。白朗军忽南忽北，使北洋军顾此失彼。
在进军西北的过程中，白朗建军号为“中原扶汉军”，有时又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声称自己是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说到西北来的目的是找寻根据地，扩兵囤粮，“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设立完美之政府”。几年的流转作战，白朗军声势越来越强大，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同时，随着力量的成长，白朗对部队的纪律也逐渐严明起来，后期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地主给予打击外，对于开城迎降的官绅不再杀戮，并宣称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一方面由于川、甘交界的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川军又有重兵防堵，不易通过；另一方面当他们深入甘肃后，部队已过于疲劳，岷、洮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甚至饮水也很困难，加上时疫流行，又有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主力损失日渐严重。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在临潭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不愿再奋战入川，要求立即返回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１９１４年５月下旬，白朗率众退出临潭，经漳县、宁远（武山），６月上旬克秦安，接着就由清水长驱进入陕西。一路上虽然有敌人前截后追，但由于白朗军发挥了“善走”的特长，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除在宝鸡、郭杜镇、子午峪等地和拦截的敌人发生过几次战斗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通过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６月下旬就到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到河南故乡，补充兵力，取得喘息的时间，但不料一入河南境，战士们就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无法制止。就这样，这支历时四年，纵横五省，攻克过五十多个县的农民队伍，终因缺乏坚强的领导，无法克服农民的落后思想，而迅速解体。最后，追随白朗的只剩下百数十人。８月中旬，他们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交界的虎狼爬岭时，遭到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和敌人血战两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冯玉祥
巧占北京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统一大业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１８８２年生，安徽省巢县人。
冯玉祥早年就参加了“淮军”，后加入袁世凯的新年，因得到标统陆建章的赏识，１９１０年升任第二十八标第三营管带。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冯玉祥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十镇移驻滦州。１９１１年１２月，青年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发动滦州起义，推举冯玉祥为参谋长。起义失败，冯被押解回乡。后由陆建章保释，投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任营长。１９１３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京卫军。冯玉祥任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到河南招募新兵１６００多人，挑选的大都是纯朴农家子弟。冯玉祥注重练兵，平时对部下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同时注意思想感化，关心官兵生活。因此，他的队伍素以吃苦耐劳、有纪律、能打仗著称。
１９１４年４月，冯玉祥奉命率部开往陕西，１０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冯任旅长。１９１５年，袁世凯蓄谋称帝，调第十六混成旅入川镇压反袁势力。此时北洋军阀头目对袁纷纷劝进，冯玉祥反对帝制，拒绝在拥戴电文上签字，秘密与护国军停战议和，并迫使四川督军陈宦宣布独立。
１９１７年张勋进京复辟帝制。冯玉祥立即誓师讨逆，通电“拥护民国”，率部与复辟军战于丰台、天坛一带，消灭了张勋主力。平定复辟之乱后，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联合西南各省，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立局面。段祺瑞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派第十六混成旅出兵湖南。冯玉祥倾向共和，部下也反对内战，队伍行至湖北武穴，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南北议和，恢复国会。段祺瑞免去冯玉祥旅长职务。但冯的部下反对段的决定，要求段收回成命。段祺瑞唯恐事态扩大，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冯部开往湘西，进驻常德，后移驻汉口。在这里，他乘机扩大实力，招募新兵，积极训练队伍，前后达２年之久。１９２０年９月，孙中山派徐谦持亲笔信联络冯玉祥。冯致书孙中山，表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的结合，固已有日”。以后双方继续互有往来。
１９２１年８月，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１９２２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急调冯玉祥支援。奉军失败后，冯玉祥被调任河南督军。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直系曹锟窃据北京政权。孙中山派马伯援策动冯玉祥倒直。冯表示待时机到来必行动。
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吴佩孚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奉命出兵古北口，直趋热河。冯玉祥对曹锟贿选总统极为不满，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恨之入骨。现在吴佩孚要他带兵与奉军作战，他表面上服从，暗中却准备了一个惊人的计划：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推翻这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将曹锟赶下台。１０月上旬，山海关一线直军失利，吴佩孚率主力赴前督战。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冯玉祥率领他的部队迅速返回，第二天就到达了北京郊区。这时候，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已经按照他与冯玉祥的密谋行事：派人监视曹锟的卫队和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严密封锁一切消息。
时至午夜，冯军先头部队鹿钟麟率先带兵到达安定门外。孙岳立刻下令打开城门，部队迅速到达天安门，与此同时，孙岳指挥部下割断了通向总统府的电话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缴了总统卫队的械，囚禁了曹锟。
冯玉祥巧占北京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统一大业
第二天清晨，北京市民发现交通要道上站满了士兵，他们都佩戴着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等字的臂章，才知道是冯玉祥的部队未打一枪就占领了北京，把曹锟赶下了台。随后，冯玉祥宣布废除优待清室，将溥仪逐出紫禁城。
北京政变成功了。
冯玉祥通电全国，主张立即召开全国和平会议，同时电请孙中山前来北京主持统一大业。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南方革命势力的肯定和赞扬。孙中山特地致电祝贺，并表示即日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政变后，北京政权再次落入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手中，冯玉祥受排挤。１９２５年，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高潮。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与全国反帝斗争相呼应。
冯玉祥的反帝爱国和追求革命的行动，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反赤大同盟，准备联合进攻国民军。冯玉祥为缓和局势，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宣布下野，３月率随员赴苏联考察。
１９２６年８月，冯玉祥回国组织国民联军，并随后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而随着各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１９３０年３月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组成讨蒋联军，冯玉祥为副总司令。４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在河南和陇海、平汉线与蒋军作战，分别向武汉、徐州方向进攻，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很快占领了洛阳、郑州、开封等地，进至平汉线以西和陇海线西段。蒋介石除了调集大军与冯、阎军作战以外，更在政治上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通电拥蒋，率兵入关，使局势急转直下，阎锡山又退兵山西。反蒋战争很快失败。冯玉祥苦心经营２０多年的军队陷于瓦解，残部退入山西境内，被张学良改编成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冯玉祥本人潜入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
“九一八”事变爆发，冯玉祥为国事而焦急。９月２３日他给孔祥熙的电报，严厉谴责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不久，他又声明“凡与我主张相同者仍是同志”，“私人的恩怨感情全放在第二步”。１０月２１日，冯玉祥发表通电，提出抗日救国的１３项主张，如：恢复党的民主制，起用革命有功人员，实行财政公开，备战和鼓励军心，等等。冯玉祥在汪精卫的邀请下，于１２月下旬离开山西，前往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此，他与蒋介石会见，表示要与蒋合作如初，共赴国难。
中国共产．党鼓励冯玉祥以实际行动起来抗日。１９３２年秋，冯的旧部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便决定在西北军驻地组织抗战，于１０月移居张家口。１９３３年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进一步向热河入侵，占领承德。中国守军开始了长城抗战。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联合抗日民众团体，和旧部吉鸿昌、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冯玉祥被推为总司令，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收复多伦，仅用１个多月时间，将日伪军驱出察哈尔。同盟军迅速从几千人发展到１０万。７月下旬，同盟军制定了收复东北的计划，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计划。正当同盟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之时，蒋介石调集１６个师的兵力包围张家口，封锁平绥路。汪精卫以电报警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并在同盟军内部进行离间。同盟军在日、蒋的夹击下，处境困难，冯玉祥被迫于８月４日离开察哈尔，宣告结束抗日同盟军，重返泰山。以后，抗日同盟军在方振武和吉鸿昌的率领下继续抗战，不久失败。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约冯玉祥参加会议。１２月，冯玉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并不掌握实权，只做些营救抗日青年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于１９３７年２月向国民党提出合作抗日的５项要求和４项保证。冯玉祥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经过斗争，获得通过。接着，冯玉祥进一步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由于冯玉祥等人的努力，在南京国民党上层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抗战势力，使蒋介石不敢公开反对抗战。
”七七”事变不久，日本侵略军于８月１３日进攻上海，开始了上海抗战。８月１５日，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上海作战。
平津沦陷以后，调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将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和韩复榘第三路军归其指挥。但蒋介石对冯玉祥重新统帅旧部疑虑不安，又派人离间。不久，战事失利，冯玉祥退守洛口，后转至邢台。１０月下旬，冯玉祥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冯玉祥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持久抗战。他到处写文章，发表演说，鼓励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为理事。他用实际行动号召人民为抗战出力，对于推动全民抗战起着很大的作用。
１９３９年９月，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新兵。他又到了长沙、桂林、四川等地。每到一地必发表演说，鼓励团结抗战，指出坚持抗战的国家，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冯玉祥反对内战，而无力挽救和平。１９４６年，冯玉祥以水利专使的身份赴美考察。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６日，冯玉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列举蒋介石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主张与共产．党停战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并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到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冯玉祥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
由于冯玉祥公开反对美蒋政策，国民党宣布撤销他的水利专使头衔，要他立即回国。１９４８年１月８日，国民党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冯玉祥在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并印发了为什么要反对援蒋、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文，与美蒋彻底决裂。
１９４８年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７月３１日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９月１日，轮船在黑海起火，冯玉祥不幸遇难，骨灰葬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