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的书房相当典雅考究：四四方方的书房里，地板上铺着地毯，一面大的落地玻窗让屋内光线明亮。一张锃亮硕大的书桌摆在靠窗处，旁边是一溜高架书柜。与书桌有点距离处，摆有一排进口真皮沙发，那是给客人预备的。屋角有个高脚盆架，上面有一钵盛着苍松翠柏的盆景……屋内暗香浮动。

书房里很静。时近黄昏，外面的天光已经黯淡了，独自呆在屋子里的陶希圣像是深怕人家看到了他似的，又拉上了窗帘。几乎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了一天的他，叹了口气，大步走到书桌前，“啪！”地一声拉亮了桌上的台灯。于是，摆在桌上的厚厚一迭书稿，被乳白色的灯光笼罩起来，发出一种森然的白光。时近年关，作为汪记中宣部部长的他，脸上不仅没有一点喜色，而且显露出一种极度的痛苦和莫名的恐惧。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陶希圣，在国民党内，是个著名的铁笔御吏，原先深受蒋介石器重。他同陈布雷、戴季陶一起，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文胆”。但是，蒋介石对他的三个“文胆”有不同的评价。还在陶希圣叛变以前，蒋介石就不止一次私下对人说过“陶希圣这个人，文人的傲气少了些，政客的媚骨多了些。”真可谓入木三分！

陶希圣确实是条变色龙。抗战初期，在主编民意周刊时，他时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言论忽左忽右，让人捉摸不透。时人给他一副对联，总结了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算是对他一副逼真的画像：

见冯（玉祥）言战，见汪（精卫）言和，见蒋（介石）和战皆言。

对国（民党）骂共（产党），对共（产党）骂国（民党），对日（本）国共都骂。

他一生善于把握时机，采取实用主义，完全没有一般文人身上的迂腐和礼义约束。因而，在加入国民党后，由于善于钻营，很快青云直上，当了高官。然而，变来变去的他，现在又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

个子高高，面黄少须，思维敏锐的他，忽地从桌前站起，眉头紧皱，在地上踱了两个来回后，关了桌上的灯。屋里完全黑了下来，他踱到窗前，背着手凭窗看去。天压得很低，下起了小雨。他转身踱了回来，颓然坐下，将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不愉快，就像一面面闪光的多棱镜，在眼前一一闪过。

不久前，汪精卫结束了他的北行回到上海。尽管此次北上两手空空，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还都南京的工作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内定的、捞到了“油水”的大员们弹冠相庆，正如陈璧君所说，“宁做鸡头不作凤尾”，汪精卫是“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要做一国之君了。然而，既然汪精卫这顶国君帽子是日本人给的，得付出相当大的本钱才行。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中旬，在上海愚园路１１３６弄６０号汪记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罗君强家精致的小客厅里，中日代表就所谓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中日密约）进行秘密谈判。陶希圣参加了这个秘密谈判。客厅里摆着一张铺有雪白桌布的长条桌，两边分别坐着两方代表。日方代表依次是：“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犬养毅、晴气和谷获；中方代表依次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和他陶希圣。

双方代表坐定，影佐也不说话，“唰！”地拉开了带在身上的厚厚的公事皮包的拉链，拿出打印好的厚厚的中日密约草稿，挨次发给参会人员。中方代表赶紧逐条逐款往下看。一看吓一大跳！这份由日本人一手拟就的中日密约，要汪记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人从中国版图上划分出去的满蒙疆界；承认中国华北、长江下游广大地区和华南许多岛屿及海南岛等都是“日军的强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汪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在中央政府中设顾问实行长期监督；汪记中央政府的军队由日本负责训练，军械由日本贷款从日本购买；经济大权一应由日本掌握，资源由日本开发，汪记政府应禁止民间一切抗日活动等等。中日密约简直把即将还都南京的汪记国民党中央政府套牢了！

中日首席谈判代表周佛海“嗯”了一声，开始讨价还价：“贵方条件需要修改。若不修改，则一切无从谈起。”

影佐不动声色回应：“以此为基础，贵方可提对案。”

然而，双方距离实在太大了，“对案”一时无从谈起。影佐只好宣布第一次谈判结束。临出会场前，周佛海要中方参会代表把手中的中日密约交还作会议记录的“中央”副秘书长陈春圃。

西装革履，三十出头的高宗武故意磨磨蹭蹭走在最后。他走到陈春圃面前时，小声说：“春圃，你知道我是搞外交工作的，我想将这份中日密约借回家好好研究研究，两天后准还！”陈春圃平时同高宗武关系不错，听这一说，怔了一下，说：“此事事关重大，我做不了主。你稍等一下，我电话请示汪先生。”

汪精卫得知此事，为笼络高宗武，答应了！

汪精卫对这事一直掂记着，刚到时间，就催着陈春圃让高宗武把中日密约还了。

陶希圣知道高宗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在高宗武将中日密约借回家的当天中午，汪精卫夫妇请他陶希圣吃饭。近一段时间，汪精卫为了表示对“首义”要员们的青睐，隔三差五地请要员们去他家中吃饭。

比约定的时间早五分钟，陶希圣来到汪家那间华丽的餐厅时，汪精卫、陈璧君已准备就绪了。

“希圣，请坐！”汪精卫笑容可掬地指了指他旁边的坐椅。陶希圣落座后，汪精卫以轻松而亲切的口吻说，“希圣，我们等你来才上菜。我们知道你在成都住得久，喜欢吃川菜，而且对川菜有研究，璧君专门找了一个沪上很有名的川厨，做了桌川菜，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汪先生太关心我了。”陶希圣笑着，为表示感谢，欠了欠身子。

“上菜吧！”陈璧君向伺候在侧的仆人们挥了挥手。几个身穿制服的仆人开始上菜，先上的是凉菜，后上热菜，满满地摆了一桌子。有邹鲢鱼、二姐免丁、棒棒鸡、缠丝免、夫妻肺片……酒是陶希圣爱喝的四川绵州大曲。

“来，希圣！”汪精卫举起手中的酒杯，陈璧君也举了杯。

“咣！”三人碰杯，一饮而尽，并亮了杯底。

陶希圣用筷子夹了一块邹鲢鱼，品尝了一下，不由睁大眼睛，用四川话说：“太好吃了，真楷！这桌川菜倒是对了我的口味，不知可对汪先生、夫人的口味？”

汪精卫笑道：“这桌菜我们是专为你希圣做的，只要对你的口味，我们就高兴。”看陶希圣感激零涕的样子，汪精卫继续说下去，“我虽然在重庆住了三年，但口味未改，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吃沪菜。”汪精卫说到这里，话题一转，“倒是璧君同希圣一样，也是美食家，她对川菜的喜爱程度好像不亚于希圣？”

“那是。”陈璧君心领神会，夫妇两一唱一和，“吃遍世界，还是川菜最好，这话我深有体会。川菜百菜百味。有人说川菜的特点就是麻辣，其实不是。川菜一吃就上瘾，不说别的，现在我每顿吃饭，没有一碟红油辣子家常泡菜，我就吃不饱饭。”

“吃在四川，这倒是事实。”汪精卫这就卖弄起学问，“川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西汉时期扬雄在蜀都赋中就有对川菜的赞颂。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成都时，在诗中这样赞美川菜：‘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南宋诗人陆游更是在从四川回到老家浙江后，仍然念念不忘川菜美味，在思蜀诗中写道：‘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流匙抄薏饭，加糁啜果羹’……”

“好了，好了。”陈璧君边吃边笑道，“你这是纸上的东西，希圣在成都住得久，让希圣讲讲。你看今天这些菜名怪怪的，不知有些什么讲究？”

陶希圣这就来劲了，说：“这些川菜的菜名，还真有讲究。比如这盘邹鲢鱼，就是因人得名。成都西郊三洞桥下河中盛产鲢鱼，川中名厨邹瑞麟夫妇在此开了一家饭馆，在河中鲢鱼上大做文章，他们用大蒜烧出的鲢鱼，成了一道名菜，特点是现做现烧。平时将捉住的鲢鱼，放在加盖的篾筐内沉入河中养起。届时，食客点哪条抓哪条，现场烹出，鲜美无比。这样，邹鲢鱼的名声越传越远，邹瑞麟的真名反倒是被人忘记了。邹鲢鱼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就高价兼并了旁边的‘三江茶园’，既卖茶又卖饭，方便顾客。有位名叫陈践实的雅士，觉得‘三江茶园’这个名字欠雅，借用杜甫‘每日江头带醉归’的诗句，为之更名‘带江草堂’。‘带江草堂’竹篱茅舍，潺潺流水，四周有小桥草亭。城里人有闲，或是一家人，或是约三五好友，去那水声奏鸣、蝉声与竹筒水车声交织在一起的地方休憩，喝茶吃饭，品尝美酒佳肴，促膝言欢，其乐融融，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精彩！”汪精卫不适时机地击掌赞叹，“听希圣这一说，我都想到成都‘带江草堂’去当一野老了！”陶希圣知道汪精卫请他吃这顿饭是有来头的，就顺着话题结尾了。他说：“汪先生若是对此有兴趣，待什么时候闲下来，我写本介绍川菜的书，请汪先生作序。我敢保证，届时出版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

“希圣！”汪精卫顺着陶希圣的话转了题，“恐怕我们都闲不下来。今天，你们同影佐他们的谈判虽然辛苦，却没有什么进展。我知道全部情况，我对日本人的霸道也很生气。但想来想去，还是作些妥协算了。时间紧迫！日本方面的意思是，谈判务必在本年１２月２９日以前结束，３１日以前签约。等你们签约后，我还得飞青岛，同等在那里的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作最后一次谈话，敲定他们进入中央政府的人选。等我回到上海，就该还都南京了。现在褚民谊正带着一帮人在南京修缮国府，作还都的准备……”

汪精卫的话说得极尽委婉，转了好大一个圈，但陶希圣听得出来，汪精卫是要说服他在那份中日密约上签字。

“但是，我总觉得，日本人的条件也太苛刻了些！”陶希圣软顶了一句。他心中想，你汪精卫算盘打得精，好事情没有我的，在那份注定要挨国人骂的中日密约上签字就找到我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一顿饭就把我的嘴糊着了，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催工不催食！”陈璧君怕丈夫下不了台，巧妙地打起了圆场，对丈夫说，“吃饭就吃饭，公事饭后谈。”

饭后，汪精卫找个借口先走，陈璧君留住陶希圣。宽敞明亮舒适的汪家小客厅里，陈璧君亲自给陶希圣泡了一杯龙井茶。陶希圣耐着性子对陈璧君说起他之所以不在中日密约上签字的原因。

“日本人真是贪得无厌！他们把我们中国分为五种地带五个层次……一句话，日本人因为有些惧怕苏联武力，除了承认苏联在东北、外蒙的既得利益外，就是要一口吞并我们中国……”陈璧君听后，不知为什么，没有表态，神态默然。

第二天，汪家又请陶希圣去吃午饭。席间汪精卫不在，只有夫人陈璧君作陪。

出乎意料的是，席间陈璧君神态忧戚地说：“昨天晚上，我把你对中日密约的看法告诉了汪先生。其实，我说得既不详细，也不完全。汪先生边听边流泪，听完后，他对我说：‘日本人如果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征服中国，能征服，就让它征服好了。而现在看来，他们是征服不了的，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中日密约）上面，签就签吧！中国也不是我汪精卫想卖就卖得了的……’”

陶希圣有些震惊，问：“这么说，汪先生是决定无条件签字了？”

陈璧君点点头：“你可能不知道，下来后，（周）佛海和（梅）思平都在条约上签字了，现在就是你和宗武没有签。”说着看着陶希圣，“希圣，我看，你就不要太为难汪先生了！”

陶希圣点点头，想了想，又固执地摇了摇头。这就站起身来，向陈璧君告了辞……

想到这此，陶希圣不由心中火起，焦燥地踱起步来。这时，夫人冰如将门帘一掀进来了，关切地看着他，说：“希圣，你一天都没有出过门，自古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要太忧虑了！”说着上前，替他理了理衣襟。暮色中，陶希圣感激地看了看夫人。

已届中年的夫人冰如风韵犹存，皮肤白白的，个子高高的，五官端正，丰满合度的身上穿一件质地很好的黑丝绒旗袍。没有过多的装饰，却显得雍容华贵。读过大学的冰如的美是知识女性成熟的美，不仅在外表上，更在气质上。她的目光温柔，一举一动给人一种春风抚拂的亲切妩媚。

“刚才！”夫人说，“我们家的管事陈先生派厨子上街买菜，发现有‘７６’号的特务在外把门，不准我们的人出门。陈管事好说歹说，还塞了些钱，那些守门的特务才准我们的人上了街。厨子回来时，‘７６’号的人让他捎话给你！”冰如说到这里，有些迟疑，似乎深怕把丈夫吓着了。

“说。”陶希圣满脸激愤。

“说是整个对日谈判代表团就在等你一个人签字。若是你一个人再在那里拗起，就对你不客气！”

“狗仗人势！”陶希圣陡然发作，声音大得惊人。

夫人赶紧上前，伸出白嫩的小手去捂丈夫的嘴，脸上的神情十分紧张：“希圣，你冷静些。那些‘狗’的耳朵灵敏得很，被他们听到可不得了！”

陶希圣很快冷静下来，同夫人轻声商议起对策来。

两天后，１９４０年元旦。

从早晨起，天上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约摸在上午九时半左右，陶希圣坐上自家的小轿车，去愚园路拜访周佛海。之前，他别有用心地给周佛海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周佛海显得很热情，连说：“多日不见了。欢迎、欢迎！我正说要去看望你呢，这几天忙，抽不出身。前几天，听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样，好些了吗？”不管在什么时候，周佛海都是礼数周到的。

出门时虽没有遇到“７６”号特务阻拦，但陶希圣从车前返光镜看到“７６”号的车像小偷一样悄悄跟着。他知道，他和他的全家，已经被“７６”号全面监视了。

陶希圣乘坐的“克拉克”轿车到周佛海的官邸时，守门的卫兵已得到主人吩咐，要车直接开进去。陶希圣下车时，周佛海已迎候在那里了。

“希圣，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一下车，周佛海就亲热地握住陶希圣的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关切地说。

“嗯，是。”陶希圣故意咳了一声，“我最近身体是一直不太好。今天过年，我是专门来给你拜年的。”

“不敢当，不敢当！”周佛海说时手一比，将陶希圣迎进楼上书房，亲自给他泡上茶，寒暄起来。也不涉及什么正事，只是一个劲地劝陶希圣注意身体。陶希圣来是有目的的，他话中有话地说：“身体算什么，我的命都不知能活到何时。”

周佛海听这话显得有些惊愕，看了看牢骚满腹的陶希圣，笑着说：“希圣不要想得太多，没有事的。你放心休息。”陶希圣从周佛海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这几天，特务们不敢对他耍横，有这几天时间也就够了。目的既已达到，陶希圣寒暄一会后就起身告辞。周佛海也不挽留，礼数周到地将他送下楼，一直看着汽车远去。

看着陶希圣的轿车远去，周佛海脑海里仍然响起那句“我命亦不知在何时”的话，心想，李士群做事也未免过了些，仗着有日本人撑腰，有些无法无天……

回到家里，周佛海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立刻给李士群打了个电话，要他对陶希圣、高宗武这些人注意态度、要克制，原则是既要监视，也要注意策略。“人家毕意是‘首义’高官……嗯！如果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电话中，周佛海是明显不满的，作为“７６”号的主管，他的姿态也是拿够了的。

“是、是、是。”电话中，李士群一口一个“是”，唯唯诺诺很恭敬，这让周佛海的心找回了平衡。

刚刚放下电话，高宗武又给他拜年来了。送走高宗武后，周佛海心有所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陶希圣走后，高宗武又来。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打通。两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

陶希圣下午又驱车去汪精卫家拜年。然而，刚刚坐下，陈璧君就说：“希圣，你还未在中日密约上签字吧？我看你今天就补签吧！”

陶希圣神情尴尬地推脱：“我最近身体不好，缓两天，缓两天我再签吧，夫人！”他边说边转着握在手中的茶杯，抵挡着陈璧君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他面色不好。”汪精卫做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就让希圣等两天再签也不迟。”汪精卫这一说，才让陶希圣缓过一口气来。

陶希圣回到家里，感到心神憔悴，一下躺在床上。他用手摸着枕头下的可尔提手枪，心想，如果实在被逼得没有了办法，他就自杀——这个字他是无论如何不能签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好事情都让你们汪精卫、周佛海们占完了。而当遭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就要我陶希圣去？“士可杀不可辱！”我就是不签这个字！陶希圣气得用手拍着枕头。

“希圣，希圣你怎么了？”夫人冰如跟了进来，关切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丈夫不发烧，身体也没有什么异常，可是他不吭声，睡在床上，紧闭着眼睛。

“希圣！”夫人柔声说，“有客人看你来了。”

“这个时候，谁还会登咱们家的门，谁又敢登咱们家的门？”陶希圣还是闭着眼睛，火气很大。

“高宗武看你来了。”

“谁？”陶希圣吃了一惊，倏地坐起。得到夫人肯定的回答后，陶希圣立时站到了地上，问，“他在哪里？”

“在客厅里坐等。”

“好，我这就去。”

陶希圣来在客厅，见到高宗武就问：“你怎么来了，没有遇到麻烦吧？去见汪精卫他们了吗？”

“没有遇到麻烦。”高宗武很沉着，一一回答他的问，“今天过年，我肯定要去汪精卫、周佛海那边去敷衍敷衍。我知道，你也去了。”说着一笑，“我这里借用很有表现力的一句四川话，叫坟园里撒花椒——麻鬼！”

“都搞妥了？”陶希圣很注意地看着高宗武问。

“都妥了。”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高宗武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太好了！”这些天来神情沮丧的陶希圣一时忘乎所以，高兴得两手一拍。站起身来，开了房门，四处看看，确信四周无人，就又关上门，来在高宗武身边，两人头碰头小声讨论起来。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

很冷，下了一夜的雪仍然在下。陶希圣这天起来很早。起床后，一改以往的生活习惯。他进了书房，不是坐下来看报纸，而是焦燥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或者长时间地站在窗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就要逃离这幢法租界环龙路别墅了，就要逃离上海了。他在考虑计划中有没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从窗户里望出去，雪下得时断时续、飘飘洒洒。这些雪白的小精灵好像躲在云层裹得很紧、阴霾低垂的天上深思，是这样轻轻下好呢，还是干脆一个劲下完了事？院子里，花径两边整齐油绿的冬青、草坪上亭亭玉立的塔松以及假山，全都粉妆玉砌。墙外环龙路上，没有行人，过往的车辆也很稀疏。往日守在门外的几条“狗”，自他从汪精卫、周佛海家回来之日起，就被撤去。

万籁俱寂。

这时候，他屏着呼吸，想象着等一会儿就要出现的，由他主演的以往只有在电影、小说中才看到过的惊险、刺激的场面。作为一介文人，平生没有弄过险的他，不禁心跳如鼓。想到惊险逃亡之后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新天地和光明前程，紧张的心情又不禁为向往和欣慰所代替。但转念想到自己孤身一个逃走之后妻儿陷入“虎口”的可怕情景，一颗心又不禁往下沉。

他只身先逃，冰如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而且，昨晚他细细向夫人交待了在他走后，她们母女的脱身细节。虽然夫人冰如沉着机智能干；虽然负责接应他们的万墨林等人，都是杜月笙手下干将，干这些暗地接运人员、甩脱跟踪的事情，手段了得高明；虽然杜月笙在上海的地下势力强大有力，连重庆方面和汪记特务们都不得不承认，但他还是不放心。不知为什么，汪精卫那张虚伪油滑的脸，周佛海那张莫测高深的脸，特别是“７６”号特务头子李士群那张阴森恐怖的青水脸，这会儿都交替在眼前闪现……

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自己这一走，很可能冰如和孩子们就要受苦受罪。最少也会被李士群派特务严密监视。这样，冰如和孩子们还能逃得脱吗？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夫人带着孩子们代他受过，但不这样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而求生！自己这个抉择是没有错的。平时因为忙，他很少亲近孩子，但他是个很爱孩子的慈父。这个时候，他很想看看孩子，甚至想抱抱孩子。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理智些！如果让感情一味沉溺下去，很可能就不下了走的决心了……

门帘一掀，夫人冰如进来了，手中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冰糖银耳羹。走到他面前，用勺子调调热气腾腾晶莹洁白的羹，说：“希圣，快趁热吃下去。吃了好上路，我已让司机老周备好了车。”陶希圣根本不敢看夫人的脸，接过那碗冰糖银耳羹，也不用勺，仰起头来，一口气喝了，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希圣，你该走了！”夫人接过碗，开始催丈夫。

“那就保重！”陶希圣只觉鼻子一酸，调过头去，大步出了书房，下了楼。

上午十时左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家的两扇镂花铁门忽然洞开。陶希圣乘坐“克拉克”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大门，转上街道。司机老周加快了车速。陶希圣从车前反光镜中看去，一辆小车，显然是“７６”号的车，偷偷摸摸跟了上来。

到繁华的南京路，陶希圣的车放慢了速度，来到国泰饭店前停了下来。紧跟在后的特务金牙和银牙在车上看见，身穿一件黑呢大衣，一顶礼帽压得很低的陶希圣从车上下来，大模大样进了饭店。

两个特务坐在车上没有动。他们监视着陶希圣的坐车，认为车在那里，人就一定会出来上车。他们开始抽起“强盗”牌香烟。一支烟抽完了，陶希圣没有出来，他们耐着性子抽完了第二支烟，陶希圣还是没有出来。

“不对呀！”金牙沉不着气了，把烟屁股往地上一甩，“陶希圣进去了那么久，无论干什么也该出来了！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会！”银牙满有把握地说，“陶希圣肯定是搞女人去了。你别看这些大官平时人前道貌岸然，其实在背后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说着，淫邪地一笑，“这会儿，怕是云雨还未散尽呢！”又耐着性子抽了一支烟后，金牙说：“不对！肯定出了问题！”一把推开车门，走了出去，边走边对银牙说，“你负责在外面监视，我进去看看。”

金牙走了两步，想了想，来到陶希圣的车前，笑着对老周递上一支烟。

“侬啥人？”老周不接金牙的烟，没好气地问，“怎么随便掀我的车门？”

金牙从腰包里掏出派司，在老周面前一晃：“我是‘７６’号的！陶希圣呢？“

“陶先生进饭店去了。”

“他怎么进去这么久都不出来？”

“我做司机的咋晓得？你要晓得就去问陶先生好了。”

看从司机老周那里问不出个名堂，金牙赶紧小跑着进了饭店。进得大堂只觉眼前一亮：服务小姐在柜台收银，电梯间上上下下，身边过来过去的不是达客贵人、珠光宝的太太、就是衣装时髦的小姐……

金牙不知该从何下手，站在大堂中左顾右盼。忽见有股人群往大堂后的一道门涌去。他恍然大悟，赶紧随着人群往后门跑去。穿廓过房，走出后门，眼前已是淮海路大街！

“哎呀，上当了！”金牙连连叫苦，陶希圣竟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偌大个上海，现在到哪里去寻觅他的踪影？这两个特务哪里知道，陶希圣这一手是按照事先周密的计划进行的，司机老周并不知道。陶希圣驱车来在国泰大饭店，将车子停在门前，只身进去，化了装的徐采臣和万墨林正等在那里。他们看看无人跟踪，赶紧带着陶希圣出了饭店后门，三人一溜烟进了已等在那里的一辆奥斯汀小汽车上。汽车飞驰，来到黄浦江上的二号码头。徐采臣和万墨林护送着他上了停泊在江边的“胡佛”号轮船，在头等舱坐了，自然有接应的人来，徐采臣和万墨林对来人作了交待后，下了船。

“胡佛”号拉响汽笛，离了码头，向香港方向开去。陶希圣在万墨林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使了个金蝉脱壳计；时间上掐算得毫厘不差，行动上配合得丝丝入扣。当金牙和银牙两个特务在国泰大饭店门前跳脚时，陶希圣乘坐的“胡佛”号轮船已经行驶在公海上了。

“希圣兄！”陶希圣万万想不到，这时高宗武一脚跨进舱来，站在他面前。陶希圣高兴得一下站起身来，拉着高宗武的手紧摇：“哎呀，宗武，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单脚俐手还不好办吗？”高宗武坐了下来，指着舱外那个长得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说：“我个人哪能跑得脱‘７６’号的天罗地网，还不是他受万墨林、徐采臣指示接我出来的。”接着，不管不顾地将他脱险的过程，对陶希圣详详细细地说起。

原来，高宗武有在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估计守在门外的特务掌握了他的这个习惯，按照万墨林他们的布置，昨天晚上，他让书房里的灯光一直亮着。到后半夜那种最让人瞌睡的时分，高宗武也等得火烧火燎时，万墨林派来的一个绰号叫“赛狸猫”的绿林高手，运起轻功，翻墙越壁而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在面前，搀他下了楼，来到后院，再背上他逾墙，上了一辆被黑夜裹紧的小车……

听高宗武这样一说，陶希圣又想起了家中的夫人和孩子，他望着舷窗外越来越远的上海，不禁忧从中来。他说：“我倒是走脱了，却不知冰如和孩子们怎么样了呢？”高宗武竭力劝慰陶希圣，但看得出，陶希圣始终担着心。

就在陶希圣、高宗武逃离了上海，驶行在公海上时，周佛海正在汪精卫家密谈。

“关于中日密约汪主席你都签了字，也就定了。”周佛海说，“不过，陶希圣、高宗武是我方参会代表，不签就不行。再说，他们是‘首义’高官，该享受的也都享受了，他们不签，凭什么就让我们担骂名？”在陶希圣、高宗武背后，汪精卫面前的周佛海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是的，是的。”汪精卫对周佛海的话表示首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对陶希圣、高宗武这样的同志嘛，我是做到仁至义尽。不过，凡事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不行。我们等这两个人也实在是等得太久了。今天非得让他们签，不签不行！”汪精卫说到这里，语气有些横！向来自以为手段天下第一，非常了解汪精卫的周佛海第一次发现，向来文质彬彬，外表有些女人气的汪精卫也有另一面——他也是相当有手段、机心很深、有杀着的一个人。

门帘一掀，女佣进来换过茶点，送了咖啡。这时，摆在屋角的一架德国坐钟当当地敲响了十下。躺在对面沙发雪白的狮子狗站起身来，憨态可掬地伸了伸懒腰，吐了吐粉红的舌头。

这时，女佣送进来一封电报，放在茶几上，然后轻步退下。

汪精卫并没有立即看电报，每天这样的电报来得多了，没有太在意。他端起一杯咖啡，轻轻呷了一句，品了品味，对周佛海说：“佛海，你品品这咖啡的味道如何？可是真资格的巴西咖啡！”汪精卫在法国住过一段时期，养成了爱吃牛角面包，爱喝咖啡的习惯。

“嗯，不错，是不错！”就在周佛海端起咖啡慢慢品时，汪精卫慢条斯理地拆了电报封看起来。一看，就“哎呀！”一声，脸上满是惊吓的表情。

周佛海忙问：“汪先生，出了什么事吗？”

“这李士群是怎么搞的？”汪精卫霍地站了起来，火冒三丈地拍打着手中的电报，“竟让陶希圣、高宗武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了。这电报是两人从公海上拍给我的！”说着把电报递给周佛海，气得呼呼喘粗气。

周佛海将电报接在手中看。

“……际此意志迥异之时！”显然是出自陶希圣的手笔，“我们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机密，决不向外宣泄，尚祈放心。”电报发得很短，但内含很深。

“太意外了，也太可怕了！”周佛海大声说。作为汪记特工组织的负责人，对于陶、高的脱逃，他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汪精卫并没有责怪他，如果日本人追究起来，问题就大了！周佛海直觉得头皮发紧，背上已是冷汗涔涔。他下意识地取下眼镜，一边擦拭着镜片，一边连连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时，汪精卫痛苦得将头仰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稍顷，汪精卫重新拿起电报，再看一遍，心情沉重地说：“陶、高二人其实是在拿党内的绝对机密要挟我们！”

问题严重！看来无论如何不能不将事情报告日本人。于是，他们驱车去了“梅机关”，将陶、高二人当日叛逃报告了机关长影佐。

身着和服，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的影佐少将，阴沉着脸听完了隔几而坐的汪精卫、周佛海的报告后，看了陶、高二人在公海上发来的电报，略为沉吟后，以嘲弄的口吻说：“这让我想起了日本历史上发生的赤穗浪士之举。最初，参加大石内藏之助的盟约者有二百余人。可是，当一党有事之时，脱党者便渐渐离去了，最后只剩下４７人。不过，在脱党者中，倒是没有一个人背叛，也没有一个人作内奸——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

“日本和中国，国情有异。在日本能做到的事，在中国可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影佐要表示的意思，太清楚不过了，熟悉日本这段历史的汪精卫、周佛海自然不会陌生。影佐说时，注意到汪精卫垂下的头都快低到了膝盖上，脸色由腓红变为苍白，眼眶内含着一泡泪。影佐忽然觉得，不应该一味责备汪精卫，还是应该给予这个属于他管辖的英俊的、但“没有骨头”的政客多一些鼓励才好。

于是话锋适时一转，口气也不像刚才那样冷冰冰的，而是多了一分热度。

“汪先生，你不要太难过了。”影佐安慰道，“让我们一起来从长计议吧！陶、高这两个败类，去了就让他们去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板垣参谋长已负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影佐提了日本国内最近政局的变动。平沼首相下台，阿部上台，板垣受到重视，由陆相担任了实际责任更大的参谋总长，隶属于板垣系的影佐的身价自然也跟着上升。影佐继续说下去，“现在板垣参谋长，还有王克敏、梁鸿志都已经先期抵达青岛，专等先生计议还都南京及组织中央政府事。请先生忘却心中不快，即日去青岛主持会议吧！”

主子这一番知疼知热的话，让汪精卫一颗悬起的心释然了。然而，他却故作沉痛地对主子说道：“陶、高二人叛逃是我的不德所致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如先生所说，做我们该做之事，而将陶、高事件暂时置之度外……”说着，爱哭的他泪如雨下。

事后，从旁担任记录的影佐助手今井武夫在他的日记上这样评价道：“陶、高事件无可争辩，给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

“阿弥陀佛，希圣终于脱险了！”就在汪精卫收到陶希圣、高宗武从公海上打来的电报，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时，冰如得知了丈夫的情况，她完全是另外一番心情。为了抑制自己的高兴，一个下午，她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太太！”门外隔帘响起贴身丫寰阿芬怯怯的声音。

“有事吗？”冰如镇定下来问。

阿芬掀帘进来，站在太太面前报告：“我们家前后都是特务，今天一天都不准我们上街买菜，不准我们出门。他们不讲理，将家中的两个厨子也被轰走了，晚饭该怎么安排呢，太太？”

“吃剩饭剩菜。”对此，冰如早有思想准备，她吩咐阿芬，“你去对大家说，先生不在家这段日子，我们得过苦日子。我不连累大家，谁要走的，我立该算清工钱让他走。愿意留下来同我们母女同度时艰的，以后再谢。”

家中共有仆役七、八个人，当即就走了五个。只有阿芬和另外两个无家可归的人留了下来。

陶宅一连两天被特务封了门。冰如忧心如焚，晚上睡觉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想，这样下去非让“７６”号困死、饿死不可。自己平素同陈璧君关系不错，看来只得去走她的路子了！主意已定，她试着给陈璧君打了个电话，要求一见。陈璧君答应了，并派自己的车子来接。

一见面，向来把心情挂在脸上的陈璧君就不给冰如好脸子，脸上黑得简直绞得出水，眼睛睁得老大，大声质问：“你还好意思来找我？你知道，他们这样一走，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多大的伤害，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痛苦？你丈夫走，你会不知道吗，你怎么就不劝劝他？”

“希圣是个书呆子。”冰如硬撑着，故意埋怨丈夫，“他又大男子主义，有啥事都不会给我说。我在陶家就是给他养孩子、伺候他，没想他只顾自己去了，不仅丢下我和孩子，还背离了汪先生。”说着，抹起泪珠，“没有想到，他竟如此狠心！他跟了汪先生１５年，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这样绝情？”说着，掏出手绢，呜呜哭了起来。

“陶希圣走，你真不知道？”在陈璧君眼中，冰如只是一个花瓶，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子，不会想到冰如也有谋略。其实，不要说冰如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任何一个女人，只要不是天生的白痴，都有“狡诈”的一面，西方有言：女人的智慧，是蛇的智慧。向来自视甚高的陈璧君被冰如迷惑了。她对冰如的态度好了起来，让冰如坐下，还亲自给冰如泡了茶，又不放心似地问了一句，“陶希圣的走，真的没有预谋？”

“怎么谈得上预谋？”冰如止住了哭，用手绢揩着脸上的泪，用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陈璧君，“这一年来，我带着孩子常驻香港。他将我们母子接到上海，才多长时间？完全是事出意外。如果他是事前有预谋，那他何必把我们接到身边来？我看他是不是被什么人绑架了，或是怎么了？这个谜团我解不开，所以才来找夫人！”

“冰如，你知道。”陈璧君说，“汪先生对你先生怎样。‘和平运动’可以说是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最先推着汪先生搞起来的，以后又先后冒险离开重庆，辗转到了上海。他俩都是‘和平运动’首义九人里的。该享受的都享受了。现在好了，他们把汪先生丢下自个走了。特别是，陶希圣是汪先生的政治谋士，这对汪先生是多大的打击？”说到这里，陈璧君沉思着说，“你的话我信。他们两个走，肯定是受了重庆方面的威胁利诱。他们仅仅是去了香港，这还不要紧。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如果将中日密约的内容泄露到国际上，那漏子可就捅大了！”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冰如趁势而上，“我来是请夫人让我去香港，找到陶希圣，将他连劝带拉弄回上海。”

陈璧君不蠢，一句话封了门：“这事我做不了主，得汪先生点头才行。”

“那就请夫人给汪先生说说吧，越快越好。”

“不巧得很。汪先生昨天到青岛主持一个重要国事会议去了，还是等汪先生回来再说吧，也就几天时间。”

冰如知道陈璧君真正担心的是她带着孩子溜走，然而，目前对于她，也只有这一步好走了。她装疯卖傻地缠着陈璧君不放：“夫人若是怕我去了香港不回来，我可以将孩子们留在上海当人质。不过，小的两个还太小，实在离不开母亲，我将两个小的带在身边，将大的留在上海？”陈璧君听了这话，正沉吟间，林柏生急急走了进来，将手中一份急电递给陈璧君后，走了出去。林柏生鬼鬼祟祟的的神情，让陈璧君领略到了什么，她离座走到窗前，对着光线举着手中的急电，拆了开来看。

电报是陶希圣从香港拍给汪精卫的。口气很横，要求汪精卫不要迫害他的妻女，否则，他只好走极端。“极端”的意思是什么，陈璧君心知肚明——就是把密约公诸于社会。

陈璧君暗忖，作为权宜之计，确实可以让冰如带着两个小的孩子去香港找陶希圣，让她们哭哭啼啼地将陶希圣弄回来。陶家大的孩子留在上海当人质，不怕他们夫妇不回来……想到这里，陈璧君主意已定，和颜悦色地对冰如说：“你刚才说的办法，可以一试！冰如你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我就在汪先生没有回来时做一次主，让你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去香港，你一定要劝希圣回来，不要受人利用。只要希圣回来，什么事都好商量！”

见陈璧君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颇有心计的冰如再挽出一个花子，说：“夫人，等我把希圣连拉带拽弄回上海后，请夫人再答应我一个请求！”

“什么，你说。”

“回来后，希圣就不要做官了，只要一家人和和美美，平平安安就行了。”

陈璧君鄙屑地一笑：“这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就是想如何将你的丈夫弄回上海。你放在家中的三个孩子，我会派人好好照看，这点你放心。不过，我限你在一周内同陶希圣一起回到上海。如果实在不行，至少得在这个时间内给我一个准信，不然别怪我对不起你！”

冰如答应了下来，陈璧君这就又派人派车将冰如送回家。

冰如回到家，一查，正好当天下午有艘法国邮轮要离沪去香港，她赶紧派人去买票。中午，三个大些的孩子放学回家吃饭，冰如将他们叫到身边，说明她要去香港的原因，并对他们一一作了嘱咐。看看时间不早了，她携四儿晋生、五儿范生要走。留在家中的大儿泰来、女儿琴薰、三儿恒生坚持要送母亲、弟弟去十六铺码头。冰如无奈，只好答应。

一家人邀邀约约出门，在特务的监视中乘车到了码头。上学的三个孩子目送母亲一手牵着晋生、一手抱着范生上了“法兰西”邮轮后恸哭失声。冰如转身看着岸上的三个孩子，鼻子一阵发酸，泪如涌泉，赶紧进了船舱……

香港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有一幢靠海的花园洋房是陶希圣的宅邸。当冰如带着两个孩子，逃难似地到家时，陶希圣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在梦里。他迎到院中，一把抱紧妻儿，痛哭失声。

陶希圣亲自张罗，指挥着家中仆人安顿好妻儿，听冰如细说了原委后，深怕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受到加害，飞步出门，在电讯局，以冰如的名义，给陈璧君发了一封电报：“我今日到港，希圣即可偕返上海。”这才如释重负地缓缓走回家来，想想，又给杜月笙拨了一个电话，细说了冰如来港原委。从电话中听出来，杜月笙有些气喘，但斩钉截铁的一番话，让心情紧张的陶希圣定了心。

“不要紧。”电话中，杜月笙喘喘地说，“希圣你尽管放心。我负责在七天之内，将你的三个孩子从上海弄来，毫发无损地交到你手里。”这话，陶希圣相信，杜月笙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虽然他人现在香港，在上海却有一批诸如徐采臣、万墨林这样神通广大、患难相从的弟子。同杜月笙通了电话，陶希圣夫妇算是放下了心。

上海。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约莫八点钟，法租界环龙路一向门可罗雀，有特务监视的陶希圣家来了一群说说笑笑的中学生。门楣上灯光黯淡，看不清这些学生的相貌，只能够分辩得出他们的性别。躲在暗处的特务数了数，来的学生是六男五女，共１１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黯淡的灯光下闪出一位穿黑衣的大汉，戴在头上的博士帽压得很低——不用说，这是一条“狗”，是“７６”号派来监视陶家的特务。

“我们是陶琴薰的同学。”一个身穿天蓝色制服和棉裙，额头上披着刘海的少女，声音清亮地说，“琴薰今天过生日，开一个帕提（舞会），邀请我们来参加。”

“哼！”黑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错嘛，陶家二小姐还有心思开帕提。你们有学生证没有？”

“有。”说话的少女和她的同学们，纷纷将自己的学生证掏出递给黑衣人。黑衣人随便接过两个学生证，翻了翻，没错，他们是霞飞路中学的学生。

“进去吧！”黑衣人不胜其烦地挥了挥手。

一群中学生像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地说笑着，迈上台阶，按响门铃。很快，门开了一条缝，开门的正是陶希圣的二女儿琴薰。她看见同学们，赶紧把门打开，高兴地说：“快请进，请进！”一群学生进了陶家后，大门又轰地关上了。门外，又恢复了宁静。不久，从陶家大院里飘出隐隐约约的舞曲声。

夜晚十时，舞曲声停，大门又开。盛装的琴薰把同学们送出了门，躲在暗处的特务数了数，进去的是１１人，出来的还是１１人，六男五女，没有错。

深夜，陶宅门楣上那盏晕黄的灯光熄灭了，陶家大院已经沉睡，整个环龙路也已经沉睡。寒风刮过，很冷。守门的特务狗似地躲在背风处，佝偻着身子，寒夜难熬！守门特务看了看戴在腕上的夜光表，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换班了。他在心中算着夜班费，准备拿到夜班费后去土耳其浴室好好让小姐“按摩”一次，温暖温暖，舒服舒服……

第二天来了，这是一个好天气。天亮不久，一轮冬阳便拱出云层，虽然热力不高，但红红的，像个大灯笼，看着让人高兴，暖心；空气寒冽而舒适。

八时整，陶宅的小门开了，陶家二小姐琴薰背着书包出了门。天气还冷，然而，十五、六岁的她爱美，穿得很少，身上着一件海军服，里面套一件鹅黄色高领毛衣，下着一条天蓝色棉裙，脚蹬一双软底黑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儿红朴朴的，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的脸上，棱棱的鼻子。细长漆黑的眉毛下，伏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她身姿轻盈地迈着修长的双腿，迎着一轮难得的冬阳，哼着歌儿上学去了。一个特务一直跟着她，看着她进了霞飞路中学的校门，才放心返回。

琴薰进了校门，确信己经甩掉了“尾巴”，走到女厕所旁，确信四周无人，紧跑几步，来到厕所旁一个僻静处，踏上一个石墩，上了墙，看见戴着墨镜的万墨林正在墙下等她，街边停着一辆“奥斯汀”小汽车，周围还有两个戴墨镜的汉子在游弋——不用说，这些都是万墨林安排好了的。

万墨林向矮墙上的她招了招手，她跳下墙，钻进早候在阶下的汽车。另外两个游弋的汉子也赶紧钻进车来。汽车立刻启动，箭一般飞驶而去——整个动作环环紧扣，一气呵成。

车行如飞。

坐在琴薰身边的万墨林摘下墨镜，说：“二小姐，你放心。我们把你哥哥泰来，弟弟恒生也安全接出来了，他们正在等你。”

琴薰这才放下了心。她觉得就像在做梦似的，情不自禁调头看看身边这个上海滩上鼎鼎有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汉。作为杜月笙手下大将的万墨林，是个四十来岁的大汉，虽一字不识，却记忆力惊人。无论多么难记、多么长的电话号码，他听一遍就能永远记清。万墨林个子不高不矮，长得很笃实。穿一件黑布排扣短衫，粗颈项，一头又粗又硬的短发。一张黄黄的脸上，疏淡的眉下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神情也很安静。乍一看，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就是上海滩上惯做手脚，而且手脚做得很漂亮的万墨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

就是身边的这个万墨林，从昨天到今天，一手设计、导演了一出将他们兄妹救出“虎口”的好戏。昨天晚上，他先找了一个与泰来身高相似的“小兄弟”，混在同学们中进到陶家。舞会完时，使出调包计——让泰来与同学们先混了出去。夜半时分，趁万籁俱寂，那个身手不凡的“小兄弟”，再带着恒生越墙而去……她们三兄妹就这样，在万墨林的精心策划下，化整为零，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７６”号的包围。

“奧斯汀”小车东弯西拐到了沪西。小车又沿着一条鸭肠子似的窄巷，开进一个乌烟瘴气的煤球厂，一直开到烟雾腾腾的煤球制成车间。万墨林下车打开车门，一股黑色烟尘冲进车来，呛得陶家二小姐不停咳嗽。

“二小姐！”万墨林指着站在她面前一个五短身材，浑身又脏又黑，煤灰满面的汉子说，“他是曾资生叔叔，功夫了得，你放心地跟着他走吧！”．

琴薰用手绢捂着鼻子，紧跟着曾资生在黑雾腾腾的煤厂里几弯几拐后，出了煤厂一道小门，上了等在那里的一辆放下车帘的三轮车。头戴破毡帽的车夫待他们坐好后，蹬车而去。借着车帘的掩护，曾资生翻开坐板，拿出预备好的衣服。曾资生用毛巾揩净脸面，换上一件干净的蓝布长衫，头戴一顶礼帽，眼罩一副墨镜，俨然一绅士。

琴薰在曾资生的指导下，用干净毛巾揩净脸面后，外套一件蛋青色旗袍，戴一副秀琅眼镜，俨然一小家碧玉。曾资生对她说：“等会我们上了船，你要装得认不得恒生、泰来。我，还有别的叔叔在旁边保护你们，不要怕。万一有特务认出了你们三姐弟中的一个，被捕下船，你也千万不要激动。我们自有办法，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琴薰连连点头。

三轮车停在了十六铺码头。曾资生和琴薰下了车，只见港中帆樯林立，一条巨大的意大利红色邮轮泊在码头上，巨大的烟囱吐着浓烟。去香港的乘客们已开始络绎不绝地上邮轮了。

琴薰跟着曾资生过了驳船，检票，上了意大利邮轮，进了一间二等舱。琴薰为了掩饰心中的紧张，坐在舷窗前，调头看着外面。岸上，外滩那些尖顶阔窗的西洋建筑近在眼前。高耸钟楼上，传来报时的钟声“当——当——当！”一下一下，敲在她的心上。她情不自禁地将两手攥紧，恨不得邮轮赶快抛锚起航。

“呜——”在提心吊胆中，意大利邮轮终于拉响长长的汽笛起航了。邮轮调正船头，向着公海方向驶去。熟悉的外滩景物渐行渐远。展现在眼前的江面越来越宽阔，江水越来越清亮。

“谢天谢地，终于逃出了上海！”琴薰心中吁出了一口长气，直到这时，她才敢调过头来。

“走吧！”一直坐在对面铺上，看着他的曾资生也吐了一口长气，神情警惕的脸上放松开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二小姐，我现在可以带你去见你的哥哥、弟弟了。”

上了一层甲板，在一间窗明几净的上等舱里，琴薰见到了泰来、恒生。三兄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争相谈着各自逃生的惊险刺激场景……

一轮红日正在西沉。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海峡两岸鳞次栉比高耸碧霄的华厦燃成了珠串。香港的上空，被整个染成了火烧云一般。

下午六时。在流光溢彩的轩尼诗大道上，一幢由赭色大理石一砌到顶的大厦屋顶上，霓虹灯管构成的“中央通讯社”五个大字，在夜幕中不断闪烁、游动。

今晚，值夜班的是副总编朱亭，正在伏案审阅签发稿件。一束睡莲般的乳白色的灯光洒在硕大锃亮的办公桌上。朱亭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西装革履，身材瘦削，五十多岁，因为聚精会神看稿，身子弯得很低，头上几近秃顶，不多的几根头发往后梳得溜光，戴副厚如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办公桌上摆满了资料、书籍，多而不乱，显示出性格中的严谨。朱亭手中握着一只粗大的红铅笔，正在聚精会神逐一签发稿件。

“嘀铃铃——”摆在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朱副总编头都不抬，一边看他的稿子，一边随手拿起了电话机，“有事吗？”他问。

“朱先生！”是办公室秘书蔡小姐的声音，她很温柔地说，“杜月笙先生来了，说是有要事找你。”

“谁？”朱亭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又问。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朱副总编放下手中的笔，托了托眼镜，惊讶万分地想，大名鼎鼎的杜月笙怎么这个时候到中央通讯社来了？来干什么？这可是件稀罕事。杜大亨来肯定是有要事。他连忙在电话中吩咐秘书：“你请杜先生到总编室来。”想想又觉得对杜大亨不恭敬，站起身来，准备亲自去请。刚出办公室，杜月笙已乘电梯上来了，后面还跟着徐采臣。朱副总编连忙将他们迎进办公室。

杜月笙在朱亭对面坐下来，也不多说，只是让徐采臣拉开他们带来的一个黑皮包，从中拿出一份打印稿，郑重地放在了朱副总编的办公桌上。杜月笙看着用手翻着打印稿、神态狐疑的朱亭，以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说：“这是高宗武、陶希圣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带来的一份中日密约，事关重大，请你即刻发表，向全世界公布！”

朱副总编一时有些发懵！高宗武、陶希圣、中日密约、向全世界发表……这些话在脑海中回响，一时不明就里。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中央设在香港的一家官方新闻社。关于中日密约及其一切，朱亭当然知道一些，但又知之不详。现在，这一连串的绝对机密和陡然而至的重大新闻，可是天大的事！他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朱亭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强笑着说：“让我先看看。”他的手有些发抖，拈起摆在桌上的中日密约细细看完，对这事如何应对，心中也有数了。

“杜先生！”他抬起头，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杜月笙，字斟句酌地说，“事情太突然，也太重大。按说，这样重大的新闻该由总编辑来拍板的，可是，他到重庆述职去了。可不可以等总编辑回来再发，他可能今明两天之内就能回来。”

“不行！”杜月笙断然拒绝，也有些生气，那张青白色的瘦脸上一双眼睛瞪大得简直就要吃人。连蒋委员长都尊称一声杜公的他，根本没有把面前这个小小的副总编辑放在眼里。他说，“我是委员长亲自任命的上海行动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负责！事情关乎国家安危，如果耽误了时间，你我都吃罪不起！嗯？”

“好，既然杜公这样说，我立刻签发！”朱亭不敢怠慢，就在他提笔签发时，指着中日密约前高宗武的一段话，以请示的口吻问，“杜公，高宗武这段话是不是可以删去？”

“不删，全文照发！”杜月笙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通融的余地。

“杜公！”朱亭指着高宗武的一段话，显出焦虑的样子，“社里有明确规定，像这样的话要发，得加盖高宗武的印信。不然，兄弟我负不了责，请杜先生体谅！”

“既然你这样为难，”杜月笙看谨小慎微的朱亭一副稻草掉到头上都要打死人的样子，不想再同他说下去，“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说着站了起来，嘴一瘪，说，“那我去找你们的顶头上司吴铁城！”

“那最好了！”怕负责任的朱副总编站起身来，点头哈腰地答道。

“为了不耽误时间。采臣！”杜月笙吩咐徐采臣，“我现在去找吴铁城，你在这里等我电话！”

杜月笙出了总编室，一个候在门外的保镖迎了上来，他们走到电梯前时，徐采臣跟了上来。

“现在是七点整。”杜月笙对徐采臣面授机宜，“如果我八点钟还没有来电话，就说明我们还在扯皮。你就赶到吴铁城家去，见到我就说‘高宗武打电话催了，问是全文照发，还是坚持要删去他前面的一段话？如果坚持要删，他就将文件收回去不发了！’我就以贻误时机来威胁他们！”杜月笙说着哼了一声鼻子，“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总是墨守成规，不给他们来点硬的，逼逼他们，他们就会敷衍塞责，东推西推！”

徐采臣心领神会，连连点头，一直送杜月笙上了电梯，才折回到朱副总编的办公室。

当杜月笙驱车披着夜幕，来到香港北角吴铁城那幢滨海的花园洋房时，吴铁城已经等在门外了。时年５２岁的吴铁城身材高大，浓眉毛，胡子剃得发青，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神态沉稳——他是国民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高级官员，刚由广东省政府主席职上上调国民党中央，任海外部部长兼中央党部秘书长。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常驻香港，实际上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最高负责人。在吴铁城的书房里坐定后，主人照例吩咐下人给客人上了茶水点心。

杜月笙直奔主题，简略地提了一下高宗武、陶希圣反正的过程，强调了要立即发表手中这份“密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吴铁城没有表态，细看了杜月笙给他的“密约”后说：“此事事关重大，外界不为人知。我也只是听张（群）秘书长谈过一下，详情并不知悉。”想想，又说，“杜先生是持委员长尚方宝剑的人，杜公要让播发，敢不遵命！不过，”他皱了一下浓眉，“杜公来之前，朱副总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陈述了他认为不宜发前言的道理。中央通讯社成立至今，要播发像高宗武这样的没有加盖印信的前言，尚无先例……”

“那这份中日密约也没有盖什么印信，”杜月笙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吴铁城的话，有些火气地反驳，“这算不算手续不齐备？如果这样，这份中日密约还播什么呢？”

“这个？”杜月笙这番反击很有力，吴铁城无以应对，他假装再看一遍，低下头去，不说话，看样子，这个国民党驻香港最高官员，还是怕负责任。

时间很快过去了！就在杜月笙与吴铁城处于僵持状态时，徐采臣来了。

“杜公！”徐采臣进门就叫了一嗓子，脸红筋涨很生气地说，“高宗武刚才来电话，问他交你的中日密约怎么还不播发？我说杜公遇到了困难……高宗武很生气，要我转告杜公，说中央通讯社若是要坚持删去他写在先头的一段话，他就宁肯不发中日密约了，请杜公将原件退给他！”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杜月笙满面秋霜，说着站起。

“杜公，有事好商量！”吴铁城吓着了，发了发狠心，说，“依杜公的，发，全文发，出了什么事，我负责！”说着签了字，并批道，“中央通讯社，请立即播发中日密约全文并高宗武话！”

徐采臣接过来，说：“我亲自送过去！”

杜月笙告辞，吴铁城亲自把他送出门，一直看着他们的汽车远去。

“寡人得胜，打道回府去矣！”汽车上，杜月笙高兴得哼起了戏文。他一高兴，就要拖腔拖调地哼戏文。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夜晚九时半，国民党中央设在香港的中央通讯社，将中日密约并高宗武、陶希圣附在前面的一段话全文播发了，立刻被国际国内各大新闻媒体转播、刊发，引起了世界性的影响。

香港简直爆炸了，大街小巷，无数的人在争相抢购、传诵、议论刚刚出版的、刊登在大公报头版头条上的特大新闻；起先一段是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

记者足下：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两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桢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与亦与焉。益之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选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一份，敬请贵报即于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其真相长期淹没，以致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如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到。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当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

敬颂

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二十一日

香港大公报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２日

以下附中日密约全文。

消息传出，举世皆惊，反响强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载，正在青岛开会的汪精卫得知消息，“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这是汪氏和平运动史中，最悲痛的一面，也是汪氏最大危机的时候……”

今井武夫回忆录载：“我和板垣参谋长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七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刻同汪、周、梅等会见。伤心是的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跑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如雨下，怎么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唯有长叹而已……”

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严正声明，愤怒声讨汪精卫集团卖国行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为卖国贼，予以严惩……

次年一月二十三日，蒋石也就此事发表重要声明，严正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努力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中之傀儡政权签订协定，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之日汪协定，而根本取消各国东亚之地位矣！”

美、英、法等西方列强也纷纷发表声明，否认汪精卫政权，加紧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二千万美元，三月七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贷予滇锡贷款二千万美元。欧洲虽然战云笼罩，美英法等仍从中调动兵力，增强远东地区的对日防务事宜。

是时英国防驻重庆大使在笔记中如此载：“高宗武等，此次表现其国际大间谍之最高技能。”

高宗武留日的同班同学，时任“梅机关”要员的犬养毅称：“六日晨，日方始发现高、陶二人失踪，大为狼狈。根据调查，此一事件系由杜月笙出资进行……”

反正后的高宗武果如斯言，从此退出政坛，远赴美国隐居。

陶希圣却返回陪都。蒋介石让其在上清寺闭门思过一段时间后，重操旧业，做了委员长“文胆”，跟着蒋介石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