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远航下“西洋”

名言

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

——肖邦

故事

郑和是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生于公元１３７１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阿拉伯半岛，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他本人也信奉伊斯兰教。郑和１２岁时，被明朝平定云南的兵虏去，带入北京皇宫做了宦官。他聪明好学，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并且在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中，立了不少战功，得到燕王的赏识。朱棣登上皇位（明成祖）后，提升他为内宫太监（管理宦官的官），并赐姓郑（郑和本姓马），因他小字“三保”，所以都称他为“三保太监”。

明朝到成祖时，国势强盛，国内外都要求扩大贸易往来。明成祖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西洋”（今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诸国。郑和能言善辩，熟悉军事，又是伊斯兰教徒，朱棣就命令他担任这个舰队的首领。

郑和接受了这个重任后，就在南京监督工匠，加紧制造大海船，称宝船。最大的船长４４４丈，阔１８丈，张１２帆，载重８００吨。这种船可容纳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１４０５年７月，郑和建造的大小海船２００多艘集合在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完成了出航前的准备工作。

１４０５年７月的一天，郑和率领将士２７８万余人，乘大船６２艘，排着一字长蛇形，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浩浩荡荡地沿着我国东南海岸而下，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尝试。船队经占城（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等地，经南巫里（印度半岛西岸）折回，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船经苏门答腊时，还消灭了以大海盗陈祖义为首的５０００多名盗匪。

第二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０７年１０月到１４０９年８月。船队经占城、暹罗（泰国）、爪哇、锡兰、南巫里等地。第三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０９年１０月到１４１１年８月。郑和在满喇加（马六甲）盖了仓库，作为转运站。第四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１３年１０月到１４１５年８月。这次船队越过印度以西，到达波斯湾。第五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１７年５月到１４１９年８月。这次航行到达阿丹（红海口亚丁）、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肯尼亚马林迪）等地。郑和到达木骨都束时，国王亲自去欢迎，并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瓷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麒麟”即非洲的长颈鹿。第六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２１年春到１４２２年９月。这次航行路程较远（到达木骨都束），来回却异常迅速，只花了一年多时间。第七次下“西洋”，是从１４３１年１月到１４３３年７月。郑和率领官兵、翻译、管理贸易和书算人员、气象人员、医官、各类工匠、水手等２７５５０名，从南京下关出发，经过１７个国家，来回一年多时间。郑和在完成这次航行后，于１４３５年去世了。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行，时间持续２８年，航程１０万余里，经受了种种艰险的考验，走遍“西洋”３０多个国家。郑和在航海的实践中，白天用罗盘针上的针位，夜晚利用天上的星位，绘制“航海图”。他们绘明各国方位，航道远近，航行方向，标明何处有暗礁，何处有浅滩，是一份宝贵的地理和航海资料。郑和在航海中发现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比哥伦布冒险航行发现美洲新大陆要早８０多年。因此，郑和可称为世界航行事业的伟大先导者。

郑和的航海活动，增强了我国与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通商产生一定影响。郑和每到一处，就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诏谕，赠送礼品，希望建立联系，通商友好。在他每次返航时，都有许多外国使臣随同来中国访问，对增进我国人民与东南亚、西亚、非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郑和开创了我国远程航海的先河，间接传播了我国的文化，扬威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友好交通。

解读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一项宏大的国家行为，它在表象上是文化传播活动，在形式上是经贸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活动，它的决策和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标志着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郑和船队始终以一种强烈、自觉的文明使命感，为推进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们民族的史册上。在郑和及其追随者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探索海洋、忠于国家、不懈追求、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是爱国主义传统的典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炸弹大王喻培仑

名言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

——巴甫洛夫

故事

广州城外的黄花岗，矗立着庄严肃穆的墓碑。碑上镌刻着七十二位烈士不朽的名字。墓旁绽开的簇簇黄花，年年岁岁祭典着烈士的英灵。其中就有一位被吴玉章同志称誉为“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人称“炸弹大王”的革命青年喻培仑。

喻培仑爱国思想的成长源于亲身体验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他少时即爱听一些有关民族兴衰的历史故事，自小就养成一种愤世疾俗、抱打不平的性格，对民族与社会存亡的大事尤为敏感。八国联军的侵略者大摇大摆地站在北京街头，给年少的喻培仑带来羞辱，１６岁的喻培仑为自己镌刻了一个“世界恶少年”字样的方印章以表达愤懑之情。１９０５年，喻培仑和弟弟培棣一起被父亲送往日本留学。在旅途中，二人为三峡风光的壮美所吸引，船到汉口时，兄弟二人便上岸游历，不意却误闯进汉口英租界区。租界内一位洋巡捕恶声喝斥。拦住二人去路，他二人认为，汉口是中国土地，中国还没有亡国，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走动了。然而，那个洋巡捕对喻氏兄弟大打出手，将本来就身体瘦弱的喻培仑推下大堤，险些跌入江中。民族危亡的羞辱与悲愤使喻培仑深感愤怒。

在日本，喻培仑先后进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等学习，尝试着走科技、实业救国的路。１９０８年，喻培仑的又一次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早就参加同盟会活动的弟弟此时染上恶疾，需要紧急救助。同盟会会员及其同乡吴玉章等积极从四川籍革命党人中筹措款项，热情而真诚。喻培仑深为同盟会志士的大义所感动，于同年夏经由吴玉章介绍，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从此便以一腔热情投身革命，以“国家前途是务”，断了读书之念。

当时，同盟会多次起义往往由于势单力薄或组织不严密而归于失败，革命党人中便盛行一种用暗杀的极端个人行为去震慑清庭，扩大革命声威，并成就武装起义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加上受当时正鼎盛时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政党——民意党的活动的影响，喻培仑较多地投入了暗杀的行列。并根据其特长，专门研制炸弹、炸药。为此，他专门选择了千叶专门医科学校，以利用便当的实验条件研制炸药。在日后参与的多次暗杀行动中，他往返于东京、香港、武汉、北京等地，潜心研制了各式各样既精巧便当又安全先进的炸弹，可以用电流、钟表、化学等多种引爆方式，并秘密编写了专门的研制炸药的小册子印发国内，广为革命党人所用。喻培仑也因此被喻为“炸弹大王”，并十分为黄兴所倚重。

仅１９０９年，喻培仑便先后与战友策划了几次重大的暗杀计划。如刺杀端方、载洵、载涛等的行动影响颇大。这年初秋，他与党人黄负生、汪精卫、陈璧君（汪妻）、刘师培（光汉）等专门在北京设置了暗杀机关，密谋行刺清廷要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在距摄政王府较近的什刹海的银桥下埋伏了５０磅重的炸药，设想在载沣路过时用电发火引爆。不料，暗杀计划败露，同伴黄负生、汪精卫、刘师培等被捕下狱，喻培仑被通缉而逃亡海外。

１９１１年春，同盟会计划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应起义总指挥黄兴之召，喻培仑赶往香港起义指挥机关，领受了研制炸药的任务。冒着肢残的不便与被通缉的危险（１９０８年，喻培仑在一次研制炸弹的实验中，因不慎意外引爆，左手被炸掉，他此时是用独臂工作），用两天的时间赶制出了三百多枚炸弹，保证了起义之用。起义之前，人们以为他有一臂之残，且尚有一技之长，不如不参加战斗，以备后用。他却毅然回绝道：“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且“诸公具四体，不如吾偏枯大也”，若此时退却，“人格何在”。当起义由于温生才刺杀广东巡抚孚琦之事引起清廷警觉而不得不一再延期时，喻培仑与林文分别代表四川、福建的同志，坚决支持黄兴关于立即执行起义计划的意见，使起义正式于４月２７日举行。

起义爆发后，喻培仑被分派攻打总督衙门。喻培仑胸前挂着一筐炸弹，一边往前冲，一边用右手不停地甩出炸弹。当攻打督练公所时，喻培仑负伤被俘，为便于保守秘密、保护同志，他讹称名叫王光明，同时表达对祖国美好的向往。在刑讯面前，喻培仑视死如归，坚定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表现了一位革命党人的浩气与品质。喻培仑被杀害后，与其他死难烈士合葬在黄花岗，此时他年仅２６岁。

解读

喻培仑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追忆。１９１２年２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根据黄兴等提议，喻培仑被追认为“大将军”，在其家乡内江为其建将军祠，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