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济苍生，“苏堤”存千古

——爱国诗人苏东坡

名言

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那就是爱国之心。

——拿破仑

故事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年），字子瞻，别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宋代文坛上的一位全才，诗词书法都达到了当时的艺术顶峰，绘画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意境开阔，激情奔放，完全不同于历来婉转纤巧、低吟浅唱的格调，开创了一代“豪放”派的词风，给南宋辛弃疾一派爱国词人以极大的影响。

苏东坡从小就立下了以身报国的志向。有一天，他母亲给他讲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东汉的范滂是个正直的大臣，因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害民，受到诬陷迫害。范滂被捕时，范滂的母亲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一个人能够留下美名，又想长命百岁，是很难同时做到的。你如今因为反对宦官遭祸，这就使你的名声能像李膺、杜密这些反对宦官的大英雄一样留芳百世。你虽然为此丢掉了性命，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小小的苏东坡听到这里心情很激动，情不自禁地对母亲说：“我将来长大了要是能像范滂这样，妈妈你高兴吗？”他母亲回答说：“你能够像范滂这样，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

苏东坡成年后，于公元１０５７年，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以文才轰动京城，也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赏识。当时，改革家王安石正执掌朝政。苏东坡虽然也一心希望国家富强，但他不满意王安石的激进态度，在改革的方法步骤上与王安石也有分歧。于是，长年被贬在外地做官，没有受到重用。二十多年后，他一次路过金陵，王安石已经罢官在江宁闲居。苏东坡特地去拜访他，两人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互相吟诗唱和，很为投机，反映出两人为国事不计私仇的坦荡胸怀。

苏东坡虽然在仕途上屡受挫折，但他爱国爱民的情操一直未改。公元１０７７年，他任徐州长官，不巧黄河决口，滔滔的洪水汹涌而至，眼看就要冲垮城墙漫进城里。城里的富户们争着往城外躲。苏东坡派人把逃出的富人都赶回来，他说：“富户们一跑，城里的人心就会动摇，谁来跟我一起守城？我在这里，决不能让洪水冲毁城墙。”他率领城里的士兵和老百姓，拿着铁锹、箢箕，奔向险区，筑堤抗洪。天下着瓢泼大雨，洪水离城头只三护板高了。苏东坡坚守在最险要的地方，一刻也不肯离开。他要人在城墙上搭了个临时窝棚，实在累了就在窝棚里歇息一会。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奋战，洪水渐渐消退了，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感谢和纪念苏东坡在抗洪中的功绩，把他率领大家在城东南修筑的一条长堤称为“苏堤”。

后来，苏东坡在担任杭州太守时，为了改善西湖的环境，他组织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通河堤，修建水闸，清除湖中的污泥，在湖中筑起了三十里的一条长堤。这样一来，周围的千顷农田得到了水利保障，湖中的风光也更为美丽。杭州民众非常感激苏东坡，把他组织建筑的长堤也称为“苏堤”。

人民群众不仅敬佩苏东坡当官为民的精神，也很钦佩他的聪明才智。民间流传着一则苏东坡巧对辽使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年间，辽邦派一名使臣到宋朝来，朝廷派苏东坡参加接待。辽使知道苏东坡是宋朝出名的学士，就故意出个难题考一考他，想借机羞辱宋朝一番。辽使提出，他出个上联让苏东坡当场对出下联来。苏东坡平时在这方面很精通，当然就一口答应了。于是，辽使不慌不忙地道出上联：

三光日月星。

周围人一听，顿感形势不妙，都为苏东坡捏把汗。原来对对联有个规矩，即词性要相对，上联中用了数词，下联必须用数词来对，而且不能重复上联的数词。这样一来，下联不论用“几”来对上联的“三”，后面都难得再与“日、月、星”相对。辽使自认为这是个无法对出下联的“绝对”，得意洋洋地望着苏东坡，等着苏东坡出丑。苏东坡知道这是关系着宋朝声誉的一场较量，一时间，各种数字与相关的事物从脑海里闪过，他终于抓住一组事物，脱口而出：

四诗风雅颂。

一语既出，满场喝采。四与三相对，极其工整。四诗本来是指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颂诗四个部分。苏东坡巧妙地用一个“雅”字，代替了小雅、大雅两个部分，使“风雅颂”既包含了“四诗”的全部内容，又与“日月星”稳稳相对。

这时，好像天公也赶来助兴，忽然雷声大作，风雨交加。苏东坡触景生情，又对出一下联：

一阵风雷雨。

他再一次捍卫了宋朝的尊严。辽使佩服之至，再不敢藐视宋朝了。

解读

苏轼晚年的创作成就及其非凡业绩的取得，跟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密切相关。苏轼是一个“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政治家。“拙于谋身，锐于报国”，是他早年确立的思想、抱负。尽管涉世的历程坎坷曲折，充满了惊涛骇浪，晚年又因党争之祸屡遭贬谪。但他的报国初志始终没有泯灭。相反，由于几十年投闲置散、报国无门，到了晚年，他的爱国情怀就愈加郁积心中。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名言

爱国主义的力量多么伟大呀！在它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是什么呢！在它面前，人本身也算得是什么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

故事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年）进士。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少时贫苦，发愤自学。每慷慨议论时事，常“以天下为己任”。

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地方官。当时，泰州常遭受海潮的袭击，奔腾咆哮的海水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原来的沃壤渐渐盐碱化，五谷不生，老百姓纷纷逃荒、背井离乡。到任后的范仲淹看到这种惨状，心急如焚，立即写了一份奏章，请求修筑捍海堰。奏章得以批复，任命范仲淹主持这项修筑工程。范仲淹接到朝廷的正式公文后，立即派人去察看地形，规划路线，在不长的时间里，一支十几万人的筑堰大军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筑堰工地，民工们热情高涨，工程进行得十分顺利。一个多月过去了，正当工程大规模向前进展的时候，哪知天公不作美，又是下暴雨，又是发海水，冲毁了修筑起来的海堰，冲散了民工。官员们人心混乱，还有人向朝廷写了请求停修的奏章。但范仲淹从未动摇，当有人劝他停修时，他摇摇头说：“朝廷命我们负责修堰，岂能半途而废？捍海堰不修，老百姓迟早要埋怨我们的，修好了海堰，利国又利民，这样的事，再辛苦也心甘。”经过一年多的修建，二百多里的海堰终于竣工了，沿海各县的老百姓再也不受海潮的袭击了。

公元１０２８年，范仲淹入京做了秘阁校理。１０２９年，他因发表不合皇太后心意的言论，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太后死后，他回朝作了右司谏，又因反对仁宗皇帝无故废掉皇后，被调出京城，任睦州、苏州知州。不久又调回。公元１０３６年，他因多次指出朝政缺失，受到守旧的宰相吕夷简的排挤，又被贬为饶州知州。从公元１０２８至１０３６年这短短的８年中，范仲淹经历了三上三下，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荣辱升迁，没有哀叹个人的不幸，时刻想到的是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安乐。

公元１０４０年，宋朝与西夏的战争打响了，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对西夏的防务。不久延州知州请求内调，范仲淹考虑到延州是个重镇，关系到一方的安宁，请求去延州任职。他到任后，抓紧整训，将延州守兵一万八千人分属六将，每将三千人，平时分部操练，战时依据敌兵多少出兵抵御，改变了原来按官位大小出战的旧制。经过范仲淹的训练，延州守兵成了精兵，西夏人再不敢轻易来攻延州，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延州虽然守住了，但宋朝的其他几个要塞却被夏兵占领，仁宗皇帝决定进兵西夏，范仲淹估量了敌我力量，认为只能打持久的防御战，并上书皇帝晓以利害，请求朝廷不要进兵。他说：自己也知道这些意见与众不同，可能因此而得罪众人，但这是有关国家安危成败的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不出他所料，公元１０４１年２月，宋朝进兵西夏，交战于好水川，结果战败。公元１０４３年西夏与宋朝讲和。

公元１０４５年，由于种种原因，５６岁的范仲淹辞去了参知政事和边防上的一切职务，调回内地当了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的知州。范仲淹到邓州后，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还经常了解民情，深得民心。公元１０４６年９月，邓州有一位新状元回乡省亲，怀着敬佩之情去拜望范仲淹，当这名状元请教范仲淹如何为官时，范仲淹回答说：“为官要忧国忧民，不然就不要做官！”这一年的９月１４日晚，范仲淹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抒发了自己的志向与抱负：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从这篇散文中，我们可看到：范仲淹忧国忧民几十年，屡受打击，吃尽苦头，虽年近六十，远在偏僻的邓州当个地方官，但还是那样进亦忧、退亦忧，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和得失，真不愧是国家的忠良！

公元１０５２年，范仲淹调往颖州（今安徽阜阳县）任职，途中病死于徐州，终年６３岁。在生命垂危时，还向皇上写遗表，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丝毫不谈家事。他死后谥为“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解读

在中国古代杰出的士人知识分子群体中，范仲淹无论从人品和处事上都受到世人高度称赞，被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而为万世所敬仰。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范仲淹爱国爱民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范仲淹在那个时代能够客观地正视社会现实，关心民间疾苦，无疑是中华民族爱国爱民思想的光辉体现。在范仲淹身上，集中体现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认同。范仲淹从孝亲出发而派生出来的爱民、爱国的仁爱精神，那种为了捍卫民众和社稷利益而独立不惧、刚健有为的人格特质，那种俭约清廉、“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大公无私精神，至今仍然熠熠发光，显示出经久的价值

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