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公开投敌，与日本关东军合作，靠着日本人的赞助在东北成立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他成为日本人的帮凶和走狗，对抗日的马占山积极劝降，但未成功。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承父业，接收东北。虽遭日方警告，张学良仍在半年后宣布易帜，将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这一派。１９２８年年底，张学良任命他出任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后来，因与张学良意见相悖，张景惠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
易帜之后东北的局势仍然微妙。当时，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全球范围蔓延，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北的觊觎之心日重，这种想要霸占的野心更有在国防上抵御苏联南下等战略需要的刺激。在关东军参谋本部１９３１年提出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提出了三阶段的构想：首先在东北等地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最后则由日本占领这些地方。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作为东北军高层军政高官的张景惠公开投日，开始同关东军合作，同时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深思熟虑后，在预定轨道上运行的对华侵略。张景惠当时正在沈阳住宅，事变发生后，他的寓所即被日本人监视，私有枪支若干也被搜走。第二天，曾经在哈尔滨做买卖时认识的日本商人新井（一日本浪人，经营娼妓业）到家里来找他，说东北的局面已经变了，让他赶快和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接头，新井从中牵线。
９月２０日，张景惠按照新井的指示，到板垣征四郎处和他见面。板垣当时表示欢迎地说：“你来得正好。就眼下的时局，有什么看法，谈一谈吧。”
张景惠一听，如此重要之事，这可从何说起？也不知该如何答话。
板垣便说：“这一事件将来必须直接交涉。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可以回哈尔滨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当年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治安。”
张景惠只好卑躬屈膝地说：“我愿意立即返回哈尔滨，保护在哈尔滨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绝对使他们不受丝毫损害。”
板垣征四郎说：“那很好，希望你尽快回去。”
张景惠紧接着又提道：“我现在只是个行政长官，手下能管的警察太少，人丁单薄，希望能发给一些军火，以扩充武装警察，维持哈尔滨的治安。”
板垣随即答应张的要求，批准拨给他三千支枪，让他十天后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大桥忠一处领取。
就这样，张景惠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停当。几天后，张景惠在新井的陪伴下由沈阳回到哈尔滨，并于大桥忠一手中领到了三千支枪及附带的弹药。他在得到这批军火后，当即成立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约莫三千余人，并派他的亲信、东省铁路路警处副处长于镜涛兼任总队长。后来，张景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９月２１日在新井的陪伴下到了哈尔滨，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为其投降倭寇的行为辩解。
张景惠凭借着这支汉奸武装警察队伍来维持哈尔滨所谓的“治安”，充当日本人的帮凶和走卒。１９３２年３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这支汉奸部队划归伪民政部警务司直接统辖，改称为哈尔滨游动警察队，于镜涛仍任总队长，秉承伪总务司的命令，在哈尔滨一带讨伐武装抗日部队。
张景惠和板垣征四郎勾结之后，为表示彼此的亲密，两人结为盟兄弟。不仅如此，他更与当日任关东军部附、日本驻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的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结为盟兄弟。这两名日本人在当时可谓是关东军内部说一不二的强劲者，张景惠以结拜的方式来拉拢这两名强有力的日本政要，其野心昭然若揭。
然而，张景惠叛国投日并非一夕即就，中间日方的压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无动于衷无疑是促使他最终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重要助力。
据张景惠称，在他同板垣征四郎会面的过程中，日本驻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曾专门向他转达了日本军方的意旨，要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如不脱离就等于不承认现状。张景惠表示事属重大，他一人无法决定，需要会议讨论，提出稍后再作答复。待白武清一走后，张景惠等人当即召开会议商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傍晚左右，白武清一再度前来，称第二天一早要向日本军方汇报，要求张景惠当晚必须给出答复。
于是张景惠等人再次开会讨论，仍然认为脱离中央万万不可。但当时局势已不容再拖延，辽宁、吉林已经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稿交彼持去。”
张景惠交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电稿后，派下属梁朝栋和王树声去北平面见张学良，汇报了在哈尔滨发生的事情，并请求张学良“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部离开奉天转移到锦州，而锦州随后也遭到日军的空袭。张学良又退到北平。梁、王二人还特别提到，张景惠在去哈尔滨的途中遇到了罗振玉（清朝遗民，后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彼言语间似有成立某种政权之意”。
张学良对此表示此事须等候中央解决，命令他们继续维持现状。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却迟迟未有动静，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意向，而在关东军的狼子野心下，东北的现状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张景惠的言行与“维持现状”的指示渐行渐远，最终在日本关东军的野心操控下，倒向了日本一边。后来，在张景惠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时出任秘书的高丕琨，曾对媒体慨叹，当时政府抛弃了东北，作为个人，他们能怎么办？以此来作为他们投降日军、分裂国土、卖国求荣的借口。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景惠投向日本方面或许还有被日军逼迫和国民政府不作为等原因，但后来张景惠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做事，则是出于其自己的意愿和心思了。
这一点，从以下几件事情就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人在东北经营的盛京时报、满洲报等报纸都刊载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份“奏议”，文中称张景惠为人昏聩，易于相处，手下又缺乏人才，容易驾驭，可以大为利用。加之日方一再声明他们只是为了打倒张学良的统治而非具有占领领土之野心，张景惠在此情形下难免产生成为将来傀儡政权首领的非想。他除了拉拢日本关东军政要外，还一再劝说抗日将领马占山投降，意图为他所用。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国投敌，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宣布“独立”，并派兵向齐齐哈尔进犯，企图侵占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的马占山发表通电，宣布“誓不屈服”，表明抗日决心，并在嫩江铁桥防地展开了著名的“江桥抗战”。马占山部与日军激战至１１月中旬，因己方伤亡过重，而又无后援，被迫撤兵，向海伦转移。
此时，张景惠已经屈从于日本一方，他应日本驻黑龙江陆军特务机关长林义秀邀请，带领伪警察总队以维系黑龙江省人心为名，赴齐齐哈尔一行，实际上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筹建黑龙江省伪政权。马占山抗日虽然失败，退驻海伦，但日本仍希望他能够投降，认为马占山如能投降，黑龙江的局面则更易收拾。白武清一也向张景惠表达了日本关东军方面的想法，指出如果马占山不反攻，那么日军也将不再进攻东北。
出于种种考虑，张景惠在此间扮演了调解的角色：他在齐齐哈尔仅停留了一星期就返回哈尔滨，开始极力拉拢马占山，并派遣与马占山相识的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王宇清前往海伦劝降。１２月１１日，马占山应张景惠之邀，到哈尔滨江北松浦镇与之会面。二人达成协议，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入黑龙江省主政，但不得有日本人干涉，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张把这一结果反馈给日方。１２月１９日，克山县义祥和火磨经理韩云阶带领板垣征四郎等人到海伦对马占山劝降，最终达成一致：马占山回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官，并与张景惠协商建立黑龙江省伪政权。
马占山此时的动摇和投降，不能不说张景惠在其中作用巨大，甚至他还劝得马占山参加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并出任军政部总长一职。但一个月后，国际联盟调查团抵达东北调查，马占山再度举旗抗日。而张景惠则兼任军政部总长之职，与日方开展进一步若即若离的合作。
１９３２年２月在奉天（沈阳）举行“建国会议”，开启伪满独立的大门。此后，张景惠在伪满洲国历任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区长官、军政总长、协和会会长等职，为虎作伥，帮助日本推行各种野蛮的侵略政策。
马占山（右二）与张景惠（右三）
１９３２年２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所谓的东北地方实力派首脑在沈阳举行会议，即当年宣传一时的四巨头会议——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但当时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有这四个人，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伪奉天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袁金铠、日本所委的伪奉天市长赵欣伯都参加了此会议。
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过去近半年，张学良率东北军撤离东北开到北平，日本关东军方面也加紧了“满洲国”的筹划，国际联盟对此关注度也颇高。对于东北未来的局势走向，看上去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日本在此时主持召开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殖民地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日本单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建立伪政权势必需要当地的实力派首脑宣布独立并脱离祖国。
２月１５日上午，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乘日本军用飞机抵达沈阳。会议由板垣征四郎主持，第一项议事是成立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此议很快通过，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任委员。张景惠对这个结果很是高兴，与熙洽谈话时曾说“能够如此维持下去，则东北的局面还是很好的”。但他们显然都未想到，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仅止于此，成立委员会只是第一步，以委员长和委员的名义宣布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伪满洲国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
熙洽、张景惠、臧式毅与马占山
１６日晚，日方忽然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的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宣告日本军方已经同意赞助这一举动，这一议事显然已无可审议。张景惠、熙洽等人被这一突然袭击吓到了，未及详加考虑便迫于日本的压力，屈从了这一方案。于是决定由他们各人所带领的随员们（包括熙洽的随员荣孟枚和张燕卿，张景惠的随员王宇清，马占山的随员路之淦和赵仲仁等）起草宣布独立脱离中国的宣言，由伪委员长张景惠前去取得关东军的同意，以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四人的名义发表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拍去电报。
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宣布伪满州国成立
３月１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张景惠出任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参议府是伪临时“执政”（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以后是伪皇帝）的咨询机关，也是伪满的最高决策机关。因此就地位而言，张景惠所任的伪参议府议长是仅次于伪国务总理的傀儡政权的第二把交椅。凡属伪法令和有关重要伪国策，都必须先由伪国务院制定通过伪国务会议（由伪国务总理、伪总务长官、伪各部总长出席），然后提交伪参议府并经伪参议府会议（由伪参议长、副议长和参议出席，政府方面由伪总理、伪总务厅长官和各主管部门出席）通过后，由伪临时执政（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是伪皇帝）裁可，而用“敕令”公布实行。所以在伪参议府未通过的案件是不能够施行的。伪满洲国是日本主导下的殖民地的傀儡政权，在伪满洲国公布施行的法律和政策无一不是本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的，无一不是危害东北人民的，由当时伪满推行的各项法律和政策也可以看出张景惠在任期间作为日本人的帮凶所干的危害人民的勾当。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关东军就认为鸦片是大利所在，而且又是弱种亡身、消灭东北人民的工具，于是大力推行鸦片政策。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和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命令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等积极筹备大开烟禁、鸦片由伪政府专卖的工作。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经伪国务会议和伪参议府会议通过后公布了鸦片法，１１月又公布了鸦片法施行法，定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实行。继而又公布伪专卖公署、各地方张景惠主持召开伪满各部大臣会议专卖署以及各伪县旗专卖局的自上而下的一套伪官制；并以伪财政部部长熙洽的名义指定当时奉、黑、吉、热四省的鸦片批发人，由当时伪奉、黑、吉、热四省省长指定在本省的鸦片零卖人。
鸦片批发人须具有十万元以上的不动资产、交纳保证金五万元才能充当；鸦片零卖人须具有五千元以上的不动资产、交纳保证金三千元才能营业，每个鸦片零卖人准许开设一处鸦片零卖处。另外，在伪中央也设置伪专卖公署，由姜恩之任伪专卖公署长，掌管栽种罂粟、搜集鸦片、运毒贩毒的事务。该伪专卖公署还指定成立了两个大烟土庄：一是“大满号”，专门搜集伪满西部地区生产的鸦片，以伪热河省为中心；一是“大东号”，负责搜集伪满东部地区生产的鸦片，设置在哈尔滨。
东三省烟禁既开，被指定的鸦片零卖人约１８００余人，东北地区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处处都有鸦片零卖所，广开吸食鸦片之门，致使原本无鸦片烟瘾而到零卖所抽烟取乐的人群络绎不绝，而那些无生活出路的青年女子为谋生到鸦片零卖所充当女招待者也不计其数。此外，自鸦片零卖人开始营业，伪专卖公署就专门印制了鸦片吸食证，交由伪警察机关推销，不论男女老幼都可领取。吸食证每张收费五角，三个月更换一次。领取吸食证后即可到鸦片零卖所吸食，也可购买零卖所的鸦片回家吸食。这样一来，东北新染鸦片烟瘾的人逐日增加，成千累万。
另外，由于烟禁大开，罂粟种植量也随之大增。伪政府专发公告，凡愿意栽种罂粟者向本管县属申请领取栽种罂粟执照，同时交纳许可栽种特税（税费每亩地五元）即可。栽种区域不限；每人栽种数目至少一亩地，多则不限。至每年收割鸦片的季节，由伪经济部发表当年度的收买价格，实际上就是压低指定价格以牟取暴利。根据罂粟地的等级确定出烟多寡，种植罂粟的人必须将收成的鸦片按指定价格全数卖给伪专卖署，否则就以私藏私卖定罪。每年因收割不足而导致出烟量不够，被定罪迫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日伪当局就是借此收取特税，买卖鸦片，进而榨取金钱、毒害东北人民的。
日本在伪满推行鸦片政策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从１９３２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起，短短数年内，鸦片毒瘾染遍东北地区，甚至在１９３７年还招来了国际联盟对日本的责难。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上各国就签署了拒毒公约，不允许在殖民地大量栽种毒物毒害殖民地人民，而日本竟公然违背国联的公约，在伪满栽种大量罂粟祸害东北人民。日本面对国际联盟的责难也无话可说，但又不肯放弃鸦片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于是为避人耳目，被迫改变了之前的政策。此时，张景惠已成为伪国务总理大臣，星野直树也转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日伪制定了鸦片十年断禁政策来欺骗世人，逃避国际的责问。同时，成立伪禁烟促进委员会，由张景惠任会长、星野直树任委员长。
他们对外宣称：“自１９３８年起，满洲国实行鸦片断禁十年政策，逐年减栽种罂粟面积，到第七年的时候就完全不许栽种了，对于鸦片瘾者则分期戒除，到了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所有鸦片瘾者全部戒除完了。”并且当时的伪总务厅次长兼伪禁烟委员会理事长谷次亨也到各伪省进行欺骗宣传，企图迷惑视听。然而实际上当局却在伪中央成立伪禁烟总局，任命袁庆濂为局长，刚田文雄为副局长，并在各伪省、市、县、旗都设置禁烟科推行鸦片毒害政策。由于伪禁烟总局的成立，以前遍布各地的鸦片零卖所被取消改为官办，由各伪市、县、旗直接经营管理。根据所谓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伪国务院下发指令，只准在伪热河省和兴安西省栽种罂粟，其他地区一律禁止，将栽种罂粟的地域化零为整，实际上借禁烟之名加强了栽种毒物、贩卖毒品的工具，更进一步强化了鸦片的毒网。
总之，在日本对伪满推行鸦片毒害政策１３年的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东北人民染有鸦片烟瘾者达２７０万人之多，因鸦片、吗啡、白面中毒而亡者达１７万人。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在日本的鸦片毒害政策推行中罪无可恕。
自１９３５年起，张景惠继任伪国务总理大臣。长达十年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生涯，是其一生从政的巅峰，但也为其日后成为仅次于溥仪的伪满战犯埋下了伏笔。任职期间，他代表伪满出访日本，参加了大东亚会议。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１日，张景惠由伪参议府议长继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大臣，从而开始了他十年傀儡宰相的生涯。
张景惠（前排中）“荣升”伪满洲国总理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１９３４年溥仪称帝后，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后来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在长春大和旅馆宴会席上，郑孝胥说了“满洲国如同襁褓中的小孩，势必需要父母抚育照料，始能长大成人，到了自己能够行走，学了知识，父母就应撒手，使其自己发育壮大”这样一番话，招致关东军的严重不满。当时关东军花谷参谋直接要求军部最高当局立即命郑孝胥辞职下台。郑孝胥因言获罪，被迫辞职。继任的张景惠鉴于前车之失，在说话方面更是小心谨慎，在伪总理大臣一职上一干就是十多年，被称为伪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
在贝托鲁奇导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中，曾有这样一个片段——“为什么总理大臣郑孝胥不来接我？”溥仪从日本甫一回到伪满皇宫，就这样向身边的人发问。“总理大臣辞职了，皇上。他的儿子被暗杀了。”身后一个笑容诡异的老头儿这样回答。“你是谁？”溥仪问。“张景惠。皇上。军政部总长。”张景惠随即通知溥仪，“议会４点开，国宴之前。”当溥仪当众宣布提名张景惠为“满洲国”新总理大臣，张景惠是座下唯一歪着脑袋的听众。“不。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今天，我们想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我们和日本友好关系的未来。这基于相互尊重之上，尊重意味着平等和独立，当两个皇帝站在一起，向两国国旗致敬时……满洲国不是殖民地……”溥仪接下来讲这些话时，下面的日本人开始离席，张景惠也随后带着其他中国官吏退场。这段电影镜头虽然未得到历史的考证，却极为恰当地反映了张景惠夹在日本关东军高层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人放在溥仪身边的一个会说话的木偶，背后还是由日本人拉线操作。
张景惠不过是做豆腐出身的一介草莽，他有何德何能让日本人看中，得以在风雨飘摇的伪满洲国政坛上屹立不倒呢？曾任张景惠秘书的高丕琨回忆道，张景惠为人看似平凡，表面上温顺、老成、持重，不骄不狂，寡言少语，遇事听任日本人的摆布，逆来顺受而从不轻举妄动；他早年跟随张作霖打天下，资格老、阅历多，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历任要职，还当过陆军上将，熟识不少各派系的老人物；张景惠老奸巨猾，善见机行事，既不得罪人，也从不亏待自己，处事灵活，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除”。此外，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长官土肥原也曾在致日本天皇的一封电报中一语道破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虽然他们的回忆和判断有些许出入，但仍可以看出，张景惠为人殷勤谨慎，凡事唯日本人之命是从，圆滑不倔，颇受日本人赏识，所以才能一直高升，活跃于伪满政坛十余年。
１９３５年秋季，新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开始了他任上的初次巡视，先后到各伪省视察。
此时，伪满已完成了地方行政区域的改革。日本人认为原东北的辽、吉、黑、热四省区域太大，省权大有重于中央权力之势，尾大不掉，所以欲划分为小省区以利于推行各种侵略政策。遂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取消原东北四省，改划为奉天、安东、锦州、吉林、三江、间岛、滨江、龙江、热河、黑河十个伪省，其中葆康任伪奉天省长、王兹栋任伪安东省长、徐绍卿任伪锦州省长、李铭书任伪吉林省长、金名世任伪三江省长、蔡运升任伪间岛省长、吕荣寰任伪滨江省长、孙其昌任伪龙江省长、刘梦庚任伪热河省长、钟毓任伪黑河省长。
张景惠任后初度巡视，认为新设的伪三江省特别重要，１０月上旬就带领他的秘书官吕宜文、日本人秘书官松本益雄、随从副官张书舫以及伪国务院的随行人员等一行，首先到达伪三江省城佳木斯视察。伪三江省管辖桦川、依兰、方正、通河、凤山、汤原、富锦、绥滨、同江、萝北、抚远、饶河、宝清、勃利１４个县。张景惠到达佳木斯之后，就以伪国务总理的身份召集伪三江省职员及驻佳木斯各机关首脑谈话。他说，三江省是国境省份，地势重要，与苏联仅一江之隔，对于“防共”十分重要。所辖各县区土地肥沃，有待开发，是将来开拓的重点地域，希望在此地供职的官吏务要努力建设这片“乐土”，这是前途最有发展的新省。张景惠一行人在佳木斯停留数日，拜访过日本军司令官镰田弥彦，并招待日本军方和驻当地领事等人，之后便返回伪满洲国都新京（长春）。
经过改省，日本人认为伪满的治安已经确立。张景惠上任后，日本更加相信对伪满的殖民统治已走上正式轨道，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伪满的侵略，决定实行开拓政策，即将日本人由其本国向东北移入，以“主人”的身份开发满洲，实现其拓土野心。
日本在伪满成立了办理移民的两大会社，分别是满鲜拓殖会社和满洲拓殖会社。满鲜拓殖会社设于沈阳，主要办理朝鲜人移入的事务。该会社强行低价收买旧东边道区的土地，赶走原住农民，移入朝鲜人，处处都有破产亡家、流离失所的惨象。满洲拓殖会社设于伪国都新京，专责移入日本人的事务。
１９３５年夏季，张景惠继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后，关东军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正式谈话，称日本的开拓政策计划用２０年的时间，完成向满洲移入５００万日本人的事业。这一决议１９３６年被广田内阁通过。移入满洲的日本人称为“开拓民”，其用地称为“开拓用地”，开拓用地原则上是购买原野和池沼地。但不久后，日本拓务省次官坪上贞二任满洲拓殖会社新总裁，变本加厉地强行收买土地。１９３７年７月，伪满中央机构改革后成立伪产业部（后改为兴农部），后又设置伪开拓总局，专管移入日本开拓民的业务和强行收买开拓用地。另外，日本还成立了实行开拓政策的最高权力机关——日满开拓委员会，掌管决策移入开拓民数量和强行收地量。随后，合并满鲜拓殖会社和满洲拓殖会社，由日、“满”两国双方出资合办，改为满洲拓殖公社。
自满洲拓殖公社和日满开拓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加紧移入开拓民，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移入东北。委员会和公社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土地，虽然原则上号称购买原野和池沼地，实际则强行收购既耕熟地，最小限度也有五百万垧以上。收买土地之后立即赶走原住中国人，结果因为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所谓开拓民未能前来，致使大片土地荒废，原住居民被迫流亡。
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期间，日本除继续实行开拓政策外，为加强对东北的直接统治，还大肆改革伪满的中央及地方机构。１９３７年７月，伪中央原先的民政、军政、财政、外交、文教、司法、实业、交通八部，改为民生、治安、产业（后改兴农）、经济、司法、交通六部，取消原外交部而设外务局置长官，取消原文教部而置学务司隶属于伪民生部；原先民政、军政、财政、文教四部的汉奸次长全部取消，各部改设日本人次长；各伪省中，取消以前的伪总务厅长，新设日本人省次长，并添设伪省长官房，各厅官房、各科长除文书科长外均由日本人担任；各伪县原日本人参事官改为副县长。对于公事行文原则一律采用日本文，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直接命令各伪省次长，各伪省次长直接下达给各伪县副县长，常常在伪县长不知情时事情已经完成，从而加强了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日本人在加紧开拓政策的同时，也逐步实行了诸如“北边振兴”、“经济统制”、“粮谷出荷”等等政策。“北边振兴”就是奴役东北人民，强征劳工修筑北边国境线的军用道路和要塞堡垒，作为日本对苏联进攻侵略的准备。被强征的劳工由于劳累过度、感染疾病等死亡的约占５％以上。惨无人道的日本人为了军事保密，甚至将修筑军事要塞和堡垒的劳工集合于山谷草地用机枪扫射全部杀害，其禽兽行径令人发指！“经济统制”政策摧毁了东北本地工商业，当地人开办的工厂和商铺纷纷倒闭，使东北处处萧条，民生困窘。
特别是张景惠就任后，从１９３８年起，日本开始掠夺东北农作物。１９３９年，伪满政府公布“粮谷管理法”，实行“粮谷出荷”政策，规定每年所掠夺粮谷的“割当量”（割当量根据日本政府的“物动计划”制定，由伪兴农部执行）。该政策是日伪在伪满洲国强制推行的一种以低价购买农民农产品的经济掠夺政策。它自１９３９年出台至１９４５年取消，实际实施仅五个年度，却从东北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农产品。每年春季，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开一次伪省长会议，发表各伪省本年度的粮谷出荷割当量。
割当量一经发表，无论农民个人是否有食粮和下年的种子预留，都必须完成规定。政策实施期间，为完成粮谷出荷割当量，伪中央曾专门设置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任督励本部长，每至粮谷出荷时期亲自到各伪省督催粮谷；各伪省、县、旗设置该级的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省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由伪省长和省次长任部长和副部长管理。一般而言，各伪省大致都分四个地区，由各自厅长任督励部长，担任一个地区的粮谷出荷督励责任。各县旗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由伪县长、旗长和副县长、旗参事官任部长和副部长，县旗之科长则任督励班长，担任向各村要粮谷的责任。
粮谷出荷割当量逐年增加，开始为年６００万吨，至１９４４年已增至９２０万吨。不知满足的日本人还以１９４３年“雨顺时若”，巧立名目狠加压榨。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借口年茂丰收，应当实行“报恩出荷”，唆使伪协和会制造“民意”，说年景丰收有余粮，农民愿意自动“出荷”。而张景惠竟顺水推舟不予反驳，所以该年在掠夺８５０万吨粮谷的基础上，又追加了“报恩出荷”５０万吨。“粮谷出荷”造成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缺衣少食，饥殍遍野。
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国内越来越吃紧，民用物资不足，军需用品缺乏，连造子弹的铜都不够了。于是，日伪巧立各种名目，加紧对东北资源的搜刮。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制定了捐献金属要纲，决定：“凡废金属皆献国防”，并从同年５月１日起，强制推行“金属回收运动”。伪满皇帝溥仪也带头将宫中的钢铁器具、门窗上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勾、铜吊灯全部献出。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３日，伪满又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百姓手中的金属制品悉数搜去，如门拉手、汤匙、乐谱架子等，无论大小，凡是沾上金属边的，统统都被列在金属回收法的清单中。张景惠甚至还下令把伪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和大门口的大铜吊灯全部卸下来，又将１５吨重的大铁门及门灯、拉手、楼梯登板等一齐献纳。
张景惠作为汉奸担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不可谓不尽心不称职，所以他深得日本人的欢心。
在伪满厚生部大臣金名世眼中，“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粹是人云亦云之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张景惠鉴于郑孝胥的前车之失，遇事只要伪总务长官（日本人出任）怎样说就怎样办，甘做驯顺的羔羊。伪满时日本所要办的事情，都是振振有词，在张景惠听之易为所动，好似应当这样做的，日本也就是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
１９４２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日本为夸耀其殖民统治，要求伪满政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３月１日，伪皇帝溥仪颁发诏书，称日本为“亲邦”，并写入“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的字句，留下了新的“儿皇帝”的笑话。溥仪还派张景惠为特派谢恩大使，携致天皇裕仁的亲书到东京向裕仁表示谢恩，同时也庆祝日本建国２６００年。
张景惠称，他赴日本谢恩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还接受了日本天皇裕仁的接见。裕仁和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伪皇帝溥仪的起居健康状况和修建新伪皇宫的事情。
裕仁说：“没有像样的皇宫，就没有适宜锻炼身体的场所，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修建新皇宫呢？”
张景惠说：“我屡次请旨给他修建新皇宫，但他总说建国伊始，百业待兴，需款太多。待各部院建成后再给他建宫不迟。我皇帝圣心仁慈，不肯先民而安。迄今未蒙批准，所以未动工。”
裕仁说：“你们皇帝越体念你们，你们就越应当早日给他修宫，那样简陋的旧宫，能够使他有运动的地方吗？”
于是张景惠出使日本回来后，就选定了在伪国务院北侧动工建基，开始为溥仪修建皇宫。
伪满洲国官员和汪伪政权官员在伪“新京”南岭体育场
５月上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带领他的伪参谋总长杨揆一、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等人亲来伪满，“亲致诚悃”，向溥仪祝贺。汪精卫受到了伪满的盛大欢迎和堪比“国宾元首”的款待。伪满特编歌曲让中小学生歌唱，夹道欢迎伪国民政府代表团。溥仪也亲设御宴款待，极尽优遇。汪精卫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满”关系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博得众人喝彩。
汪精卫走后，伪满就“答礼”问题颇费心思。伪宫内府御用挂、日本陆军中将吉冈安直曾秘密征求熙洽的意见，打算让他以宫内府大臣的身份代表溥仪到南京“答礼”，熙洽表示去南京可以，但不能参谒中山陵。因此，最后伪满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特派“答礼”使节前往南京“答礼”。而这个“答礼”使者的职位，自然又落到了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张景惠身上。
６月６日，张景惠带领伪新京特别市市长金名世、第一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韦焕章、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结城清太郎，同关东军所派的随行小尾中佐等人，由长春乘火车到大连，再改乘飞机飞往南京。６月８日上午９时，汪伪政权“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陪同张景惠及其简任以上的随员一同到伪国民政府大礼堂，伪政权的文官长徐苏中和参谋长唐莽笔二人出席招待，举行答礼仪式，张景惠在仪式上宣读了特命“答礼使节”的答谢辞。
致辞之时，可能是由于年龄关系，张景惠精神骤然紧张，双手颤抖不已，不慎把书面答辞掉到地上，幸亏简任秘书官松本益雄眼疾手快地捡起递给他接着念，总算是完成了答礼使命。仪式完成后，由褚民谊等陪同前往紫金山中山陵参观。中午，汪精卫在伪国民政府设宴款待。下午，他以伪行政院院长名义到迎宾馆回报张景惠，并会谈一小时。张景惠还拜访了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６月９日午后，汪精卫又联名在北极阁招待。汪精卫在宴会的致辞中极力表达了对张景惠的敬慕之意，表示愿以同胞骨肉之情，“两国”亲密相处，始终不渝，互相帮助携手同进，还对日本的“支援”表示感谢。１０日晚，褚民谊以伪外交部长名义设宴欢送张景惠一行。张景惠与日本占领军总司令畑俊六会谈
访问南京期间，代表团部分随员和伪国民政府指定的官员举行过两次小型的座谈会。一次是关于当前国民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现实情况；一次是关于经济，特别是对“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问题等。但话题都事先定好，双方迫于日本的压力，谈话间都点到即止，并未触及问题实质。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５日，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主导，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主霸统治亚洲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会议，参与的国家都是日本影响下的东亚诸国与政权。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东道国的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缅甸伪总理巴莫、泰国的代总理蒙嘉欧亲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首领钱德拉·鲍斯、日治菲律宾第二共和的总统劳威尔。会议首日，东条英机首先发言，接着汪精卫和张景惠也作了长篇讲话。张景惠甚至还在第三天会议上提出建议，“希望在今后适当时期再召开这样的会议”。会议最后发布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日本发动的是“圣战”。东条英机除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了一番粉饰歌颂外，还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合作，以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当时日本迫于侵略战争的消耗，国内生活每况愈下，东京在战时战备灯火管制体制之下，防空森严，夜晚漆黑一片，全东京街市不见一线光亮。虽然东京当时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物资非常缺乏，但对开会的外宾，日本却异乎寻常地予以隆重招待。不仅为各代表特设宾馆，派专人侍候，连宴会准备的食物、烟酒等都是最优等的，极尽拉拢之能事。
臭名昭著的“日满之兴”邮票
张景惠在日期间，东条英机曾来访问，张景惠也回拜他。张景惠对东条英机说：阁下对我不要客气，贵国是我们的亲邦，实如一家，幸勿见外，阁下国事多忙，费尽心机，又开这样的盛会，要注意休息。对其他国家的来宾多分点心，我就感同身受了。东条对张景惠的诚恳、富有情感的寒暄极为满意。张景惠在东京也受到了日本朝野和知名人士的欢迎。
１９４４年，伪满洲国发行臭名昭著的“日满之兴”邮票，邮票中“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９个大字为张景惠亲笔所写。长于书法、经常为人题字的张景惠留下的竟是如此丧失气节的“墨宝”，该邮票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龌龊的一枚邮票，张景惠也成了人人不齿的伪满第一大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