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中开出的这一串名单中的“理想”人物一个个都不肯出头露面，喜多诚一好不气恼。最后，他把目光锁定了王克敏。王克敏自己也心甘情愿地当了汉奸。
王克敏附敌充奸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中国，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每攻占一地，就扶植失意军人、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７月底，日本在北平扶植了以清末老官僚江朝宗为头子的“治安维持会”。其后在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伪“维持会”组织。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日本侵略者感到“维持会”已不能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决定建立统一的华北政权。１９３７年８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具体负责华北伪政权的筹备。喜多诚一原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旅居中国多年，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军阀也多有交往。为了找到合适的伪政权人选，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可谓费尽了心思。喜多诚一拟订了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选拔标准是：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当时，王克敏想成为华北伪政权的头目，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没有看中他。
起初，喜多诚一找到了蛰居天津的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企图请他出山，组织成立伪政府。
曹锟曾做过北洋政府一任总统，后被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下了台。喜多诚一想，曹锟在政界、军界有一定影响，现在正是不得意的时候，要他出面组织政府，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喜多诚一亲自登门，说明来意后，不想遭到了曹锟的婉言谢绝。
曹锟害怕背上汉奸的罪名，也知道日本人不好得罪，便在喜多诚一面前打起了“太极拳”。他一会儿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过问政治。一会儿又说，要么就恢复当年北洋政府，由他来当大总统。曹锟软拖硬磨，就是不正面给喜多诚一明确的答复。喜多诚一几次想发火，转而一想，强扭的瓜不甜，也就放弃了。
看着曹锟不上钩，喜多诚一又把目标转为曾任北洋政府高官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喜多诚一计划让靳云鹏或吴佩孚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首先，他找到靳云鹏，但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为由，婉言谢绝了喜多诚一的邀请。
接着，喜多诚一又找到了吴佩孚。
他认为吴佩孚思想反动，曾经镇压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在北伐战争后淡出了民国政坛，如今有机会东山再起，吴大帅岂能放过。但吴佩孚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甲午战争后，吴佩孚曾写了一首词——满江红·登蓬莱阁：“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今弥陀。”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在湖南任师长的吴佩孚曾通电表示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汉奸江朝宗奉日本人之命前去劝吴佩孚出山，吴佩孚一听清他的来意，马上下了逐客令，大骂他是“老而不死的东西！”吴佩孚对喜多诚一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要我出山可以，但贵政府必须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这个条件对于日本人来说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曾经的吴大帅在晚年没有丧失民族气节，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风骨，故而后来董必武评价他“晚节可风”。
在吴佩孚那里碰了壁，喜多诚一派人来到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家里。曹汝霖当年在巴黎和会上卖国妥协，差点挨了北京爱国学生一顿痛打，在赵家楼胡同的家也被学生一把火烧了，由此引发五四运动。每每想到这些，曹汝霖便不寒而栗，哪里还敢再出面组织汉奸政府。面对喜多诚一派来的说客，曹汝霖连连摆手，称自己肾脏有病，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也需要侍候，谢绝了喜多诚一的“盛情”邀请。只是曹汝霖与喜多诚一以前多有交往，不敢明确拒绝，只“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
看着手中开出的这一串名单中的“理想”人物，一个个都不肯出头露面，喜多诚一好不气恼。最后，他把目光锁定了王克敏。
权欲熏心的王克敏既没有吴佩孚的气节，也不像曹汝霖般深思熟虑。此时王克敏正避居大连，日方委派一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王克敏出来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的主席。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接着王依照日方的安排，乘飞机到福冈与日本军方负责人见面。日本军方小林光告诉王：“华北设立临时政府，我们议定由君或曹（汝霖）君出来担任主席。曹君已接洽过，因身体不好，不肯出来。请君到了北京再与曹君接洽，最好有合作。”
几天后，王克敏从日本福冈回到北京，但内心却十分矛盾：当主席可满足自己的权欲，而当傀儡汉奸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想劝说曹出山当临时政府的挂名主席，而实务由他一手独揽。
来到曹汝霖家里，曹正躺在病床上。王克敏把他与小林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曹汝霖：“日本人想请曹公出面组织临时政府，您要是身体不好，挂个名也可以，由我来做一些实际工作。”
曹汝霖摇了摇头，苦笑着对王克敏说：“日本人是最不讲信义的，他要你做事的时候，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一旦上了钩，就不那么好说了。我主意已定，不会出面组织临时政府的。”
这一番话，说得王克敏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独自一人出面，将来局面难以应付，有曹汝霖在前面当个挡箭牌，有了什么事情也好办一点。
想到这里，王克敏便对曹汝霖鞠了一躬，央求道：“曹公，我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求您帮我这个忙，我已答应日本人办妥这件事，您总要给我一个面子吧。”
曹汝霖说道：“你不用再劝，我身体一直不好，高堂老母也需要我照顾，我肯定不会出面组织政府，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王克敏见曹汝霖态度如此坚决，知道再说也无用，便退而求其次：“如果曹先生实在有困难，我也不好勉强，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曹先生能不能赏光当一个顾问呢，我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好来请教呀。”
曹汝霖正好经济拮据，这只拿钱不做事的差事，让他心动了。当一个顾问，也不会遭人骂，他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下来了：“王先生如此看重老夫，我也只好从命了。不过，这个顾问，可是只拿钱不干活的哟。”
此时，王克敏投靠日本的决心已下，他决心铤而走险了。
日本人选择王克敏作傀儡，是出于无奈。实际上对王克敏并不满意，认为王是一个虽有“治事长才”，但无群众威望的政客。在北洋官僚军阀的眼中，王克敏是个帮助北洋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因此，日本方面认为只能把他当作伪政权的责任者，而不能当作“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得力人物。王克敏也意识到这一点，很想替伪政府找一个名义上的“元首”，曾向喜多推荐靳云鹏，并两次去天津靳宅恭请靳云鹏出山组府，可靳坚辞不允。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王克敏经过四处奔波，终于拼凑了一个汉奸班子。他们是王揖唐、董康、朱深、俞家骧、祝书元等人。这些人在六国饭店设置了“政府筹备处”，以俞家骧为军师，祝书元主持日常工作，开始了伪“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合影
（前排右四为王克敏）
既然是“政府”，就要有一套行政机构，于是，王克敏亲自挂帅，起草了所谓宪法条例，王克敏、朱深等照搬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责任内阁方案制定的，以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内政、财政、治安、教育、法制各部。王克敏占据了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同时还兼任了行政部总长。
王克敏组织的这个汉奸班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草台班子，没有什么硬角。日本人也深知这一点，担心王克敏上台后，没有什么威望，压不住阵脚。于是，喜多诚一带着王揖唐、朱深等人专程到天津，把曹汝霖、靳云鹏约到利顺德饭店吃饭。席间，喜多诚一举着酒杯说：“临时政府马上就要成立，诸位都是华北要人，等新的政府成立之后，还得请大家多多关心、指教。中日只有共同努力，打赢大东亚战争，才能最终达到一致反共，实现两国亲善的目的。”然而曹汝霖等人却只是哼哼哈哈，应付一下，以求不得罪日本人，并未真心想做汉奸，为日本人办事。而王克敏却不一样，一心想借着日本人的势力谋取权力的他为日本人办起事来不可不谓尽心竭力。
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伪政府，该政府秉承日本人旨意，大肆协助日本侵华。蒋介石密令戴笠对他进行制裁。杀手举枪朝王克敏车内射击，一日本人做了替死鬼。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临时政府”在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在以王克敏为首的一帮大小汉奸的筹备下，准备开张了。
伪政府正式成立的时间定在１９３８年元旦。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被日军攻占，日本军事当局临时改变主意，认为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溃败之时，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于是通知王克敏，将伪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１２月１４日。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王克敏等一群汉奸，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并发表了卖国“宣言”，公布了所谓施政方针五条：“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开发产业资源”；“敦厚友邦之睦谊，藉图真实之亲善提携”；“从前政府所负之对外义务，本政府当代之负一切责任”；“绝对排斥容共政策，与防共诸国协力确保东亚之和平”，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同时公布了政府组成名单。根据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伪政府采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卿云歌为“国歌”。
伪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捐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伪政府下设６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与之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用所谓“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政府派行政、法制和军事高级顾问３名常驻“临时政府”，并派辅佐官１５人分驻各部。“临时政府”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受日本控制。５月，王克敏去东京，与日本商定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构，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９月２２日，“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派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委员，“维新政府”派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为委员，以王克敏为主席。
伪政府成立不久，华北各地方伪政权也相继建立，并先后由伪临时政府委任了一批省市傀儡头目：北平市长江朝宗、天津市长高凌霨、河北省长高凌霨（兼）、山东省长马良、河南省长肖端臣及山西省长苏体仁。
为了加强对伪临时政府的控制，王克敏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于１９３８年４月签署了日本向临时政府派遣顾问的协议，规定：日方派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３名顾问驻在临时政府；１５名官佐分驻伪政府各部；各省、市公署派顾问１名，并配置辅佐官各４名。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华北各地的政府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谓“临时政府”，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为日军操纵的傀儡“政府”。
为了满足日本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王克敏一上台就大肆出卖华北的资源，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和华北日军当局的平尾八三郎“协议”开发华北资源问题，设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由王克敏兼任主席，平尾八三郎任副主席。该委员会是开发华北资源的决策机构，下设华北开发公司，并将原来的华北交通公司及其他日本开设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
后来王克敏又与日本达成了一项“谅解”事项，允许日方控制华北的交通运输及其空运事业；原属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工矿企业，临时政府也不得过问。在这种“谅解”下，日本大工业财团攫取了华北的煤、铁、电力等各重要部门。如：三井、三菱、大仓控制了煤炭工业；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接收了钢铁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大同电力等公司垄断了电力工业；东洋纺织公司和钟渊纺织公司接管了华北许多纺织厂。事实说明，“日华经济委员会”是日本对华北进行资源掠夺和经济侵略的殖民主义机构。
１９３８年二三月间，根据日方的指令，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准备银行”（简称“联银”）。“联银”的筹备金，王一方面强迫平津地区的河北、中国、交通、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冀东八家银行参加投资；一方面又按日本人的意图，向日方借款，其数额占联银筹备金的一半以上。这样，“联银”完全操纵在临时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平尾八三郎的手中，所有金融业务都由日方进行“指导”和“监督”。在其存在的８年中，始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金融工具。
“联银”成立后，滥发联银券，搜刮法币，套取外汇；掠夺华北资源，支付日军军费；垄断华北金融，统制华北外贸等，给日本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殖民利益。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３９年日本以３亿元联银券，掠夺华北的大量小麦和棉花；１９４３年日方又以联银券在河南掠取了１９０，４８０，０００斤粮食。八年中共发行联银券１９５，１３８，０９０，０００元，除了给伪临时政府提供小部分军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都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提供战略物资的形式所攫取。这是王克敏出卖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王克敏组织成立伪政府不久，１９３８年２月的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叫到办公室，铁青着脸对他说：“华北的王克敏实在是不像话，竟胆敢成立伪政府，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你马上派人对王克敏进行严厉制裁，这种人还留着他干什么！”
“是！一定完成任务。”
当时国民党军统局下属的北平区并没有行动组，而离北平最近的天津站有行动组。天津站站长是陈恭澍，所以暗杀王克敏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身上。因此，戴笠从蒋介石办公室出来后，立即给军统局天津站陈恭澍拍发密电：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
一接到密电，陈恭澍当晚就带着天津行动组的人来到北平，找到军统北平站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的齐庆斌等特务，商量暗杀王克敏的行动计划。
陈恭澍传达了戴笠的指示精神，然后说：“兄弟此次来北平，是想听听二位老兄的高见，商定行动计划，希望二位多多配合。”
齐庆斌对陈恭澍说：“王克敏老奸巨猾，神出鬼没，我们曾试图掌握他的活动规律，都没有成功。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机关长喜多诚一派给他许多日本武士做保镖。要想刺杀王克敏，看样子得想办法打通内线。”
“你们现在有没有可以接近王克敏的关系人？”陈恭澍问道。
毛万里与齐庆斌摇了摇头。
“我们能不能下点功夫，分别去找一找呢？”陈恭澍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二天，陈恭澍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钱庄老板，在北平内四处活动，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寻找有可能接触王克敏的内线人物。
功夫不负苦心人，陈恭澍的一位老友张作兴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他姐夫家隔壁住着一位姓武的退伍军官，家中只有年轻的太太，无子女，有时约张喝两盅。三杯酒下肚，话题就多起来，最爱吹某某在他手下当过营长、团长，无意中说到有一位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人，现在给大汉奸王克敏当警卫队长。陈恭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心中十分高兴。经过进一步了解，知道武和王克敏的警卫队长关系很好。姓武的那位好友，虽然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却是有名无实，吃粮当差，看家护院而已。而王克敏另有贴身侍卫二人，跟进跟出。为此，这位警卫队长曾在武的面前表示过不满。
后来在张作兴的介绍下，陈恭澍化名“越先生”，亲自赴武某家拜访。武说，那个警卫队长和他曾经同甘共苦，关系很好，即使不答应，也绝不会把他抖出去，可以试一下他的心思。于是，决定由武某到那位队长的家里走一趟，并且约定下个星期五中午，到武某家里去听回音。
星期五，陈恭澍、张作兴如期赴约，得到的消息却是那位警卫队长不敢下手。
通过内线下手已不可能，戴笠又来电催促，陈恭澍非常着急，设想了种种暗杀方案，但都因为无法掌握王克敏的确切行踪而不能施行。后来又通过武某从警卫队长那里打听到，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喜多见面。这正是陈恭澍想要的情报，他非常兴奋，第二天就带人来到煤渣胡同侦察地形。经过一番侦察，陈恭澍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经过详细侦察，陈恭澍发现煤渣胡同２０号（老门牌，在胡同东口左首的第一个大门，现已无存）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军侵占北平后，这里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休闲娱乐场所，门口只有两名徒手警察。但２０号斜对面相距不到１００米，就是东城日军宪兵队。
每周二下午２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２０号，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几分钟到。一般情况下王克敏的座车走在前面，车上有两名持枪卫兵；警卫车走在后面，有４名警卫。接近煤渣胡同的时候，车辆减速，警卫车开到前面。到２０号门口时，警卫先下来布岗，觉得万无一失后，王克敏才下车、进门。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陈恭澍又从天津调来几名杀手，连同他本人，共有８人参加这次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陈恭澍召集行动人员开了一次会，这是军统行动组的惯例。每次暗杀活动前都要召开会议，一方面对行动方案进行研究布置，另一方面为行动人员打气，同时宣布纪律：一旦有人遭到逮捕，绝对不许做出背叛军统的事情，违者要进行严厉制裁。会上，陈恭澍布置说：“这次行动，我们共出动８人，７支短枪，两部脚踏车。王克敏每次到煤渣胡同有两辆汽车，６名持有武器的随车警卫，以及数量不等的日本武装宪兵。此外，煤渣胡同一带还有伪便衣巡逻队。我们８人中，６人担任警戒，２人行刺。当王克敏的车队到来之际，听我的指令动手。王克敏坐在第二辆车里后排的右边，车的前排还有１名警卫人员。”
说到这里，陈恭澍点上一支香烟并开始下达命令：“整个行动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王文为组长，带上两名行动队员事先进入胡同，等王克敏的车进入胡同后，迎车而上，将他杀死在车上，然后骑上脚踏车撤退。其余人员为第二组，组长王文璧，你们埋伏在胡同外，枪响后，马上用火力压制住王克敏的警卫人员，相互掩护撤退。”最后，陈恭澍补充道：“虽然对方人多，火力强大，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们是有备而来，出其不意。所以，这次行动，一定能取得成功。”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星期二。
这天，天气阴沉，阵阵北风卷起的黄沙，弥漫着整个北平城，军统刺杀王克敏的“东风”亦如期而来。街上行人以巾掩面，遮挡风沙，个个来去匆匆。
下午２时许，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行动人员都已经准备就绪。几分钟后，王克敏乘坐的车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先前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上一个卖豆腐的小吃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表示可以举枪射击。此刻，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起立，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看到信号已发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的两名军统特工便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杀手兰子春共有四枪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击穿车窗，击中发动机，司机当场毙命。在这四枪中，一弹击中坐在后排的“王克敏”头部，另一颗子弹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王克敏”的右脚。陈恭澍遂下达了撤退命令。
等到前边的警卫人员回过神来要进行还击时，陈恭澍早已下了撤退命令。这次行动，按照预定计划是进行得很顺利的。然而，正当陈恭澍得意洋洋地准备向戴笠请功时，他却得到消息说：王克敏仅受轻伤，死的是一名日本顾问山本荣治。
原来，按照惯例，王克敏一般都是坐在汽车后排的，但那天王克敏邀请伪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一起乘车前往喜多诚一处，为讨好山本荣治，表示对他的尊重，王克敏坐在了前排，而让山本荣治坐在了王克敏常坐的位置上。枪声一响，山本荣治首先中弹，条件反射般跃起伏在王克敏的身上，成了王克敏的肉体盾牌。杀手兰子春射击准确，一弹击中山本荣治的头部，另一颗子弹打穿发动机盖又击中山本的右脚。就这样，山本荣治中弹后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后身亡，不明不白地当了王克敏的替死鬼，而军统杀手射出的子弹中，只有一颗跳弹击中了王克敏的腿部，王仅受轻伤。
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刺杀现场日伪军警密布，几名军统特工虽然全身而退，但在枪战中兰子春腿部负伤，他乘脚踏车撤退的时候被日军军犬跟踪，终致与王文等四人遭到日军追击，经过激烈搏斗后被捕。王文和兰子春在狱中遭杀害。
王克敏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手下的大小汉奸也都分到了一官半职。但又与汪精卫、王揖唐起了内讧，遭到暗算。
王克敏虽然资历不深，但官瘾却很大。他知道，临时政府毕竟有“临时”两个字，而且还要看日本人的眼色，说不定哪天日本人不高兴了，就把这临时政府给废了。南京沦陷后成立了一个汉奸“维新政府”，他就想着如果将这一南一北的“维新”和“临时”政府，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去掉“临时”二字，自己来主持，不就成了一国之君了吗？于是王克敏把王揖唐、朱深等人叫来商量，最后由朱深执笔，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给日本驻华北军事当局，提出了将北京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合并的想法。王克敏的报告很快转到了日本陆军那里，并得到了陆军当局的支持。
因为，日本侵略军是以陆军为骨干，以华北为基地，逐步向华中、华南扩展。如果建成统一的伪政权，总部设在华北，对实现其侵略意图更为有利。但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却不同意把伪政权建在北京，他们认为，如果“统一政府”设在北京，华中派遣军就不能控制全局，丧失既得利益。因而南京维新政府头号人物梁鸿志，听说王克敏要在北京搞“统一政府”，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而屈居王克敏之下，也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们分成了两派，互不相让，争执不休。
１９３８年５月，王克敏专程为此事去东京访问，以求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但由于日本侵略军南北方面意见不一致，板垣陆相也拿不定主意，因此也未公开表示支持王克敏，只是嘱咐王要与维新政府进行磋商。王克敏回国后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未能协调一致。梁态度不冷不热，提出先采取“分治合作”的办法，设一中介过渡机构，为将来建立统一政权做准备。
１９３８年９月，经过日本批准，两个汉奸傀儡“政府”在北京达成妥协，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出３人作为委员参加。“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是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则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这个“政府联合会”实际上是个很松散的组织，一南一北两大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着谁。
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日本的军事侵略陷入了困难境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投降日本。鉴于引诱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没能实现，日本决定由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７日，王克敏与汪精卫在北京日军杉山元司令官邸进行了首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王克敏竭力强调临时政府的“独立”性质和“自主”地位，借以与“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左）与“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汪精卫争权。会谈中，王克敏还提出：第一，全国代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第二，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不接受担任委员；第三，暂不讨论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留待以后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王克敏最后说道：“我年近７０，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京工作。”王克敏这番话的言下之义是：与汪精卫合作，应以临时政府为主体，否则将不配合组织的中央政府的工作。王克敏原以为他所提出的几条，汪精卫会给他一个答复，可是汪精卫并未直接表态。
王克敏对此非常不满。汪精卫离开北京后，王克敏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不支持汪精卫，并对汪精卫进行攻击。这样，汪精卫的北上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１９３９年９月，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动下，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就故弄玄虚，虚张声势，说：一切关东军准备王克敏（左一）、汪精卫（中）和梁鸿志商议成立伪国民政府让满洲皇帝移銮北京的细微末节都准备好了，只要关东军一声令下，宣统就要回到北京城。又说关东军还要扶吴子玉（佩孚）出山，吴玉帅一旦出山，日本人也就不必与你汪先生打交道了。时至今日，我王克敏只不过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你总该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吧？汪精卫无言以对这突如其来的棒喝。为了顾全组府的“大局”，汪暂时忍了下来。这以后王、汪之间矛盾加深，汪精卫更加坚定了整垮王克敏的决心。
会谈中，汪精卫阐明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意义，并表示希望在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以及新政权与华北临时政府的关系方面达成谅解，要王、梁“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以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汪精卫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提出，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预定在１０月９日于南京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汪精卫将手中的方案宣读完毕后，王、梁随即表示：没有接到华北、华中日军机关的通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
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正在王克敏准备回北平的时候，日本国内传来消息，日本平沼政府受到国内政潮的冲击而迅速垮台，由阿部信行组成新内阁。阿部信行上台后，马上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很快向有利于汪精卫这边发展。
通过争斗，汪、王、梁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达成如下决定：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和建立政府；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方式，重要之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情，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决定；关于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应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
上述决定事项，仅仅就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等问题作了笼统的原则规定，关于建立政府的具体措施却丝毫没有涉及。最后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和临时、维新两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共同组府的愿望。９月２１日，临时和维新政府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声明，愿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２３日，王克敏又以临时政府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定当追随汪精卫之后。其实，三伪南京会谈，扦隔丛生，各方都不满意。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的策动操纵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可以“独立”处理华北政务。南京维新政府取消，其政府成员原则上为汪伪中央政府吸收。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在伪中央政府所谓还都之日，临时政府发表解散宣言，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再次出现。同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内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设最高法院华北分院。
１９４０年４月１日，王克敏及其大小汉奸再次粉墨登场，宣誓就职。王克敏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常务委员为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６人；委员为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９人。六署二厅的督办和厅长，除个别作调整外，几乎仍是原临时政府的全套人马，只是把总长改换成督办而已。该委员会名义上归汪精卫管辖，在汪伪政权中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拥有直属的“治安军”，并全权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沦陷区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的政务，河南省的豫北、豫东地区也归华北管辖，承担所谓防共、治安、资源开发及调节物资供求关系等方面的任务，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实际不受汪伪政府统制，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其行政设置是：在政务委员会下设省和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由政务委员会任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设常务委员７人：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及政务厅长朱深。
王克敏及其奸徒，在新招牌下，各踞其位，俨然以华北小朝廷自居。在组织条例中虽然规定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受汪伪国民政府的委托处理华北辖区的一切政务。但实际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只是一个空名义，在华北只具有象征性的权力。
然而，不论是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还是王克敏领导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都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
“华北特殊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在华北沦陷区甚至于连五色旗还照旧悬挂，只是把它改为新民会的旗帜。日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政务工作“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指有关经济事项）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担任幕后指导”。日本“华北派遣军”统治监督全部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南由当地日本驻军负责“政务指导”。华北和省级地方，日军派设“顾问部”。各地具体事务由日本陆军设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邢台、邯郸、太原、崞县、阳泉、临汾、运城、长治、济南、德州、济宁、益都、烟台、新乡、开封、商丘、徐州、海州等地的特务机关负责，道、市、县派驻“联络员”。
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３日，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对华北伪政权“处于监护地位”。日本“兴亚院”驻北平的“华北联络部”担当华北伪政权的“外部监督”。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兴亚院联络部由日本使馆事务部取代。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视华北地区为其“禁脔”，并不想让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染指，对于汪伪插手华北，受日本政府和军部授意的“华北派遣军”警告说：“勿过于采取急剧的中央化，使华北妨碍帮助大东亚战争。”汪伪在华北也得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华北方面取下了“五色旗”，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９日挂上了与汪伪国府直辖区域完全相同的旗帜。在“淮海省”（日本语：，即前“苏北行政区”、“苏淮特别区”）停用“联银券”，使用汪伪政权的“中储券”。汪伪国府设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办事处”，派了一名上将“委员”驻在北平。华北“治安军”改称为“华北绥靖军”，更换成与汪系相同的军旗和军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