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曾参加滦州起义，反袁护国战争，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走清末废帝溥仪，并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湖西北乡的竹柯村，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６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的兴济镇（又称兴集镇）。１８８５年，全家迁往距保定城东约１公里的康格庄。
１８９２年，冯玉祥母亲病故，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冯有茂托其所在营的管带（相当于营长）苗开泰为冯玉祥补了一名恩饷，即列入士兵册得领一份饷以为补助。冯玉祥自此便算踏入了军队，但直到１８９６年，他才正式入伍，并当上了薪水较高的教习一职。然而，１９０２年，他竟弃掉在练军中得之不易的教习位置，脱离淮军改投北洋的新建陆军，当一名正兵，以图更大的发展。在入新军后不久，冯玉祥便被提升为副目。上任后，冯玉祥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几个月后，便升迁为正目。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又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１９０５年，升为第三营后队排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冯在军队中的表现，颇得标统（相当于团长）王化东的赏识。当时正值陆建章任协统（相当于旅长），陆有一侄女刘德贞，在陆家寄养，正欲择配。王化东相中了冯玉祥，他极力从中撮合，冯玉祥与刘德贞成婚，也因此，他成了陆协统的佳婿。这一姻亲关系也给冯带来不少好处，他的升迁更为顺利迅速。不久，冯玉祥即考升为第二十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相当于连长）。
１９０９年，冯被调任为第一混成协督队官（相当于营副）。１９１０年，他又被提升为新成立的第二十镇（相当于师）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冯玉祥所在的第二十镇，当时分为三派，即革命派、保皇派和中立派，其中以保皇派的官阶较高，势力较大。而革命派也积极发展革命势力，他们先后组织了两个团体：山东同乡会和武学研究会，借同乡和“求知”的名义，暗中联络同志。这种组织各种团体进行革命活动的方式为当时许多仁人志士所采用，冯玉祥他们也正是利用这种形式等候时机的降临。
１９１１年２月，二十镇的统制改由张绍曾任职。张绍曾是留日回国的学生，思想开放，和当时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同为北洋军中杰出的新派人物，并且都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他的到任，使军中革命分子顿时活跃起来，武学研究会的活动也大有进展。
９月，按常例是清政府举行秋操（即军事演习）的时间，清廷决定在滦州举行秋操。革命党人决定利用秋操策动新军起义。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先期派出白雅雨、王励斋、熊朝霖、邱子九等潜赴新军中进行联络发动。当时，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商妥，并与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约定，于秋操时暗带真子弹，相机起事。不料起义筹备中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清政府的怀疑，特别是吴禄贞又颇露革命锋芒，清廷遂停止第六镇参加秋操。第二十镇以七十八、七十九两标合编成一混成协，开赴滦州。正当此时，晴天一声霹雳，武昌起义爆发了。清政府立即决定停止秋操，只留七十九标王金铭、施从云、张建功三营驻扎滦州。
１２月３１日，借着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王金铭、施从云等在滦州仓促起义，并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他们宣布独立，成立北洋军政府，并以王、施、冯三人名义，发出给袁世凯和各国使馆及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的通电，力主共和，但不久由于内奸叛变和出卖，起义便失败了。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统下诏退位，清朝灭亡。２月１９日，冯玉祥到北京陆建章处，当时正值袁世凯扩充武力，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遂委任侄女婿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借此时机，冯大量邀集滦州旧同志共同训练，开始了冯军集团的创建。
１９１４年４月，陆建章奉袁世凯的命令，剿办白朗，遂调冯入陕，改编所部为第七师第十四旅，冯升为旅长。后该部又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仍为旅长。为培养干部，冯特设一模范连，全连１３０人，以李鸣钟为连长，过之纲等任排长，石友三等为头目，冯治安、吉鸿昌、田金凯等都是该连士兵，初步培养了一批练兵的干部，使冯军逐渐自成体系，壮大极快，开始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
袁世凯称帝时，冯玉祥正率第十六混成旅的一部分驻在四川川北，青年时期的冯玉祥共负责２０余县，他率部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
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拥戴废帝溥仪登位，复辟帝制，绝迹几年的龙旗又挂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此时，冯玉祥恰逢被段祺瑞免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正在京西天台山休养，张勋复辟为他重返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长提供了机会。在得到旧部史心田的报告后，冯玉祥立即由天台山三家店乘车出发，奔赴天津与陆建章、张绍曾等共商讨伐事宜；并派汪信卿以自己在北京的房产典押５０００元，作为声讨复辟的起义费用，而且迅速着手具体的应战工作，如疏散家属、检查械弹等。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７月６日，冯玉祥迅速赶到廊坊，发出通电，誓师讨逆。７月７日晨，张勋派出的队伍抵达廊坊附近的万庄，企图阻止冯军北上。两军遂在于万庄交火，冯军官兵个个奋勇，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当时，冯玉祥部、王汝勤部、李长泰部，以及张锡元、陈光远两部等夹攻北京，张勋已成瓮中之鳖。
７月１２日，各部率军开始向天坛总攻，双方激战至１１时，张勋的辫子军支持不住，纷纷缴枪投诚，张勋的主力遂告消灭，张勋本人逃往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为时１２天的复辟丑剧仅似昙花一现，立即被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洪流之中。讨伐张勋获得了军事上的大胜，冯玉祥乃率第十六混成旅奉命退驻廊坊。
从讨袁到讨张，在革命意识和军阀意识一并控制之中，冯玉祥领导着他的军队迈开了第一步。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后，直系吴佩孚便重新做起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妄图消灭其他军阀势力和一切革命力量，统一全国。而一向具有革命意识的冯玉祥，对直系特别是对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是心存异议和不满的。
吴佩孚在大做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的同时，又极力排斥异己，专横跋扈，冯玉祥即是他所排挤的第一对象，因为冯玉祥所掌握的军队，在直系中仅次于吴佩孚而居第二，而且冯还曾取得过“讨奉第一功”，更令吴恼火的是冯对他这位“老大哥”不肯俯首听命。
吴佩孚想出一计又一计，处处牵制、扼制冯玉祥，甚至提出要冯“开路”，逼得冯直向曹锟诉苦，到此吴仍不罢休，他要冯玉祥离开冯军，并故意欠冯部军饷达１１个月之久，正如冯玉祥本人所讲：“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在吴佩孚的如此逼迫之下，冯玉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
就在此时，南方的革命政府看出冯玉祥既具有革命同情心，又受吴之所压，于是不断派人前来与冯玉祥接触。当时，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来访，并劝告冯玉祥采取联奉、联段（奉、皖、孙此时已结成三角反直联盟）先行推翻最有力量的直系军阀的策略，冯玉祥终于心动了。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冯玉祥对前来晤访的马伯援表示：“直系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必归失败，稍待则济，不必着急，我终必行动，请转语孙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等。”而且，冯还与奉系联系，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与在天津作寓公的段祺瑞联系接洽，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同时，冯玉祥还联合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共同行动。
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江苏都督齐燮元奉吴佩孚之命与皖系军阀浙江都督卢永祥打了起来。９月４日，奉系张作霖向曹、吴挑战，１５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１７日，曹锟下达讨伐令，吴佩孚为讨逆（奉）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奉令开往开鲁。
即便到了此时，曹、吴仍不忘扼制冯部。他们指定冯军经密云、古北口、滦平等地开往开鲁，而这一路线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行军颇为困难。不仅如此，曹、吴还不发给冯军粮饷，反令他就地征筹，依冯军所经路线，是根本无法就地征筹的。而且，他们所发的棉军服亦甚少。经冯玉祥极力争取，曹锟特批的１８门陆炮和３０００支步枪与子弹，也花了１０万元贿赂曹的供需处长李彦青，才得以领到。所有这些，更令冯玉祥雪上加霜，但为了不露痕迹，９月２１日，冯玉祥率部队开始出发。
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行军，１０月１８日，冯玉祥在滦平召开会议，议决秘密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当即冯玉祥便令鹿钟麟先密赴北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令李鸣钟率兵赴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令宋哲元等旅亦按期返京。胡景翼部同时也向南移动，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冯玉祥则亲率刘郁芬旅直趋北京，说也奇怪，士兵们徒步行军，离京赴滦时１０来天的路程，在返京时竟４天就走完了。
１０月２２日，冯玉祥抵北苑，夜半到达安定门，由孙岳部迎接进入北京城，将总统府卫队及曹世杰部解除武装，打发路费送走了他们。紧接着，冯军便径直到曹锟府中软禁了他，并且抓住了曹所宠爱的李彦青，这时的李彦青，大概后悔他当初索要冯玉祥１０万元了吧。这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未鸣一枪，鸡犬不惊。直到２３日早晨，市民才发现通衢要道站岗的士兵变了，而且还个个都佩戴着一白布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字样。冯玉祥还命人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两宫太妃驱逐出紫禁城。
然而，冯玉祥对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显然缺乏足够的准备与谋划。他成功地幽禁了上司曹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后，却又不知所措。孙中山远在广东，而奉系张作霖又违约大举入关，段祺瑞也虎视眈眈，想重温执掌北京政府的美梦，这令冯玉祥束手无策，而自己又为避揽政之嫌，不仅不敢出面组阁以控局势，而且还坚持国民军（冯军）不派人参加内阁，最后致使张、段二人勾结，将他挤出北京，再次赴天台山“休养”，而北京政府也为张、段二人控制，并又开始了派系之间的你争我夺。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一度达１５万人之多，因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不久便失败了。１９２６年３月，冯玉祥游历苏联，９月回国后，在绥远的五原誓师，举起了武装讨逆的旗帜。
１９２４年秋，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后，于１０月２４日即在北苑召集会议，与胡景翼、孙岳商议，决定改组军队，组织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副司令，分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１０月２７日，经徐谦、李大钊介绍，冯玉祥又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意在要苏派遣顾问团助冯练军。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北京设航空司令部，其后不久又设兵工厂，制造军械。经过冯玉祥的苦心经营，冯军的发展颇为迅速，而且质量也大有提高，并且初具现代化。当时，冯军的编制，步兵为１２师，骑兵２师，炮兵２旅，交通队１团，共计约１５万人，冯军集团已初具规模。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９日，鲍罗廷到达张家口，４月，苏联顾问团到达张家口和开封，开始帮助冯玉祥和胡景翼训练军队。
冯玉祥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满，帝国主义成立所谓的“反赤大同盟”，妄图在气势上压倒或吓倒国民军。当时国家主义派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制赤会、人权保障会、中和党及对俄外交协会等，一时都群起而响应，成了“反赤大同盟”的应声虫。它们“反赤”的对象，不仅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而且也反对中国国民党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后两个即它们所大肆叫嚣的“南北二赤”。
冯玉祥有些害怕，他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反动团体、军阀的本质，也不知道“赤化”是什么东西，因此唯恐背上“赤化”的黑锅而惴惴不安，再到后来，他更是坐不住了，于是出来辟谣。７月１３日，他发出了一道通令，要求所属部队防范赤化。但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帝国主义依然敌视他，国内各反动团体也未因此而放弃对他的口诛笔伐，而他的赤化“罪名”也依然背着。
口头上的讨伐已使冯玉祥坐立不安，但他的敌人不但没有放过他，反而还步步紧逼，要用武力来对付他。和口头上反动势力的讨伐一样，他们在武力上也结成一个集日本、奉系、直系等中外反动势力于一家的反冯势力体系，合力攻击国民军。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２日，日本借故挑起大沽口事件，而后又集合美、英、法、意、荷、比、西等８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严重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御，并以“采取必要之手段”相威胁，他们要动武了。同时，由帝国主义牵线的奉、直、晋等军阀的最后大联合也已形成，且开始出动，围攻国民军。他们兵分五路，从京东北方面、京东南方面、热河方面、京西南方面和晋北方面，将国民军团团围起来，奉军还每日派飞机往京城投弹。
为保存实力，４月１５日，国民军开始撤退，放弃北京，退守南口。大概是天无绝人之路，四面被层层包围起来的国民军，虽在酣战之际，运动却颇为神速，往往军队撤走居民还不知道，因此兵力也没怎么损失。撤到张家口后，开始在南口构筑工事，并重新进行编制，以迎大敌。
在各派军阀如此卖力地讨伐国民军时，国民军的总司令冯玉祥为了缓解敌我矛盾，想以牺牲自己来保存整个军队。１９２６年年初，冯玉祥发出通电辞职，而后赴平地泉。由于他在开始时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有较多的来往，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聘请了苏联顾问团，对苏联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他在通电辞职后，即向前来挽留劝慰他的李烈钧表示有意游苏。
不久，冯玉祥游苏一事成行。３月２０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今蒙古的乌兰巴托）赴苏联。
苏联一行给冯玉祥以不小的影响，他因害怕“赤化”，一转而自愿成为“一赤”，从此也就开始了他自滦州起义、北京政变后的又一辉煌历程：五原誓师。
早在赴苏途中，即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冯玉祥就与鲍罗廷、徐谦、顾孟余等研究讨论中国的前途。当时鲍罗廷就对冯玉祥启发道：“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助您；假使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对于鲍罗廷的问题，冯玉祥说道：“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经过了一夜的反复比较和考虑，他决定加入国民党。
５月９日到了莫斯科后，冯玉祥先后和苏联党政要人，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外交委员长齐切林等会谈，他还访问了苏联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军校、农业部等单位。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也积极引导冯玉祥，阐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这一切使冯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不害怕什么“赤化”了，而是要决心继续参加国民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各觊觎他冯部的联合“声讨”，他再也用不着坐立不安，也更用不着发令辟谣了。
就在他游苏访谈之时，南口大战国民军溃败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南口位于张家口和延庆之间，国民军自撤退后便在此构筑防御工事，蜿蜒达百余里，左翼自龙虎台经石门至长城根的撞道口，右边自石塞经镇边城至长城根的沿河口，且深沟宽濠，前设电网，后置地雷，工事异常坚固。尽管如此，国民军依然未能敌过由奉、直、直鲁联军及晋军等组成的“讨赤”联盟军的四面包围进攻。及至最后，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张自忠、张万庆等部均接受了阎锡山的改编（后多归来），而王镇淮、宋式颜等感到事不可成，意志消沉，也准备到苏联的乌金斯克去。
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听到此消息后自然十分着急，他当即便与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商定立即返国。８月１７日，冯玉祥秘密离开莫斯科，随行者有乌斯曼诺夫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等。此时的冯玉祥，已不是离国出走时的茫然的冯玉祥，在他的心中，一种革命的意念已在酝酿形成之中。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会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会谈以及我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与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所以，此时的冯玉祥可以说已是心有所“属”了，经过一个月的颠沛，９月１６日，冯玉祥一行人到达绥远的五原。
冯玉祥五原誓师
当时在五原的国民军将领仍有方振武、弓富魁、徐永昌等，国民军高等顾问孙岳也在此。由于地处塞外，五原已觉寒冷，而国民军残部却身穿单衣，面有饥色，这令冯玉祥颇感凄凉。他在自传中写道：“……铁石人亦当酸鼻，况余素与士卒共甘苦，怜悲悯之情，更有不可以言喻者。”虽然如此，但冯玉祥毫不气馁，他亲自到各军中，作长时间的讲话，并以三民主义、革命精神来激励官兵，官兵精神亦为之一振。
同日，冯玉祥又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一道共同组织了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为联军总司令。１７日，他们又举行了誓师典礼，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誓师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五原誓师，在中国的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旗帜，积极支持配合了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得以重整旗鼓，使溃不成军的国民军再振雄风，一时间所向披靡，冯玉祥这个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得也颇为响亮。但令人遗憾的是，冯玉祥并未认清革命的本质，也并未将他在誓师宣言中的革命精神坚持到底。在革命与反革命激战、革命形势危急之时，他却跑到蒋、汪面前，当起调停人来了！
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开始“清党分共、防共反赤”，郑州会议力主调和宁汉矛盾，并充当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调停人。经冯撮合，蒋、汪大合流。
自从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新老右派反共气焰越来越嚣张。而黄埔军校的校长，由孙中山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蒋介石，在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步步抢夺国民党的党权及国民政府的政权。当时尚实行国共合作，因此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并且这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也很大，这引起了蒋介石强烈的嫉恨。于是他处处设计，将共｜｜产党挤出国民党的领导决策圈。
面对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和由共｜｜产党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蒋介石甚为惶恐不安，他决计要用武力镇压工农运动，镇压共｜｜产党，镇压革命。但他又深知，自己单枪匹马，恐不能成事，而眼见冯玉祥势力正在壮大，自己若能与他联系上，得到他的赞助，那情况就要好多了。于是，他便派人与冯玉祥进行联系，开始“探底”活动。
蒋介石派去的是他的私人代表彭程万。彭程万是持着李烈钧的介绍信来到冯玉祥处的。自从北京政变后，李烈钧与冯玉祥来往甚为密切，郭松龄兵败后，李曾自告奋勇，率冯部２０００人赴榆关接应和收拾郭的残部魏益三部。冯在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发电辞职后，李烈钧也亲赴平地泉挽冯，因此，他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现在彭程万拿着李烈钧的介绍信来见冯玉祥，冯自是不怠慢，而且对彭程万的话也能听得入耳。彭是来干什么的，他自己最为清楚。因此，他极力为蒋介石辩护，说什么蒋介石从来就不是反共的，而且大吹大擂，说蒋的军事力量很厉害，是北伐战争中不可少的中坚力量。彭的这一番煽动，颇见成效。
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０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两天，冯玉祥还去电徐谦，称颂蒋介石是什么“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好一个“革命中坚分子”，在两天后却举起屠刀，残杀革命志士！而即使如此，冯玉祥依然执迷不悟，仅仅认为蒋介石在做法上有点小缺点，小毛病，却绝没有意识到，他所称颂的“革命中坚分子”已经背叛了革命！这一点，就使人们对他日后调和宁汉，充做红娘一事不难理解了。
果真，５月６日，冯玉祥在给其部将刘郁芬的电文中说到：“宁汉发生隔阂，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与国民党共｜｜产党联合问题毫无影响”，“……系私人政见之偶歧”。真是私人政见之“偶歧”吗？非也，这是他们争夺正统，争夺权力的斗争！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擅自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当时在表面上依然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实际已由汪精卫所控制。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汪精卫为了与蒋争正统，以武汉国民政府为砝码，与蒋介石抗衡。这就是冯玉祥所认为的“私人政见之偶歧”，“一两人间之误会”！看来，他是想做“好人”了。
６月１０日，冯玉祥与于右任前往郑州参加了所谓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冯（玉祥）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也施展种种手腕，对冯玉祥进行拉拢，他们都瞅准了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这块肥肉。汪精卫一方面对冯及其国民军大加赞扬，一方面又大骂蒋介石和共｜｜产党，借以刺激冯玉祥。请看何键是怎样的以“情”动冯的：
士兵们带了三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你不应随意享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当作劣绅惩办。湖南的官兵在外都不安心，急着要回老家去。您看这样下去，还能打仗吗？
同病相怜，过去冯玉祥在西安时，国民二军的何旅长曾驻酃县一带，也反映过农民拒绝纳租、纳税，每逢征发给养，就遭农民协会反对的情况，并说农民协会在党部支持下，不经地方军政长官的准许，擅自捕人、杀人，有的乡镇长就被他们杀掉，等等，冯对此强烈不满。现经汪精卫他们一激，他根深蒂固的“军事第一”的思想和军阀意识又被触痛了。
冯玉祥开始对共｜｜产党心生不满和厌恶了。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冯又看到汪精卫反共而蒋介石也反共，二人不正是政见相同、目标一致吗？这更增加了他对自己初始看法的信心，即认为汪、蒋之间、宁汉之间只不过是意气之争罢了，同时也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做这个“好人”，当这个“红娘”。
此时的冯玉祥一心只想着军事上的北伐，视北伐为一切，而对政治上的交易，他却不甚了解也漠不关心，直至被人利用也心甘情愿，以为自己做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好事！而狡猾的蒋介石何尝未看出他的心思？因此，蒋介石便用“继续北伐”来极力逢迎投合冯玉祥，利用冯玉祥作为反革命大联合的桥梁和他与汪精卫的牵线人，以促成宁汉合一，共同反对革命。
冯玉祥意欲牵线搭桥，但又害怕他们召开郑州会议为蒋介石所疑，因此先借唐生智之话向蒋介石交了自己的心。郑州会议结束后，因唐生智曾表示决不自己打自己，即决不打蒋，也不反蒋，冯玉祥马上致电蒋介石，为徐谦、唐生智、于右任等辩护，说明他们并未加入共｜｜产党，而且也决不与蒋公大人为难，否则，“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
紧接着，蒋、冯两个神交已久的“互慕者”在徐州会晤，此即所谓的徐州会议。在会晤之前，蒋介石为了迎合冯玉祥，到各处了解有关冯玉祥的情况以备用。经过详查，蒋制定了几点对付冯的办法：礼貌上的恭敬；现金的馈赠；迎合冯要“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的心理，便用所谓的“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并要冯做宁汉双方反动派的调停人，以达到蒋的目的。
６月１９日，冯玉祥到达徐州。冯驾临徐州，蒋介石自是不敢怠慢，亲自远迎于黄口车站，备极推崇，使冯玉祥浑身上下颇感舒服，而且蒋介石立即馈赠５０万硬币犒军，因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更生好感，认为他对人很谦恭、周到。２０日、２１日两人正式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冯玉祥将武汉方面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唐生智、何键等的谈话尽量转述于蒋，两人一并决定宁汉双方一致“清党”（反共）。
冯玉祥一方面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定“大计”，一方面又致信于武汉国民政府，开出自己对当今“混乱时局”之补救药方，畅语表达道：“抵徐后，已尽情与宁来诸同志披陈，而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所有双方对于个人有何意见，悉请完全化除，俾国民党革命于最短期内得竣全功；救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完吾党三民五权之业；国家安危，在此一决。”
这样，经冯玉祥从中撮合，蒋介石、汪精卫实现了反革命大合流，并开始“清党”反共，整个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返回河南后的冯玉祥更是活跃不已，他先是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同志书，认为“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者何？否则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使社会大乱而后已！故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他这一书，实则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并没有什么阶级，不可妄造阶级，自取崩溃，你中国共｜｜产党若稍有一点仁心，就绝不应该进行什么阶级斗争！他可是越滑越远了。７月２０日，冯又发出一电，分致宁汉各地的国民党反动要员，正式提出宁汉合流的四项办法，即：
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
中国国民党，本为本党同志共同建设，原属一家，只以前有共产分子及所请外国顾问，擅权弄柄，挑拨离间，以致同志间意见渐远，致成分离之局。现双方既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所有以前藉本党名义齐併灭本党者，已经解除职务，则意见实已一致。请即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党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
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议决任免之，并即取消通缉及开除党籍各命令。
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仍继续北伐。
冯玉祥发出此“媒妁之言”后，宁汉双方又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先开预备会议于安庆，再由双方代表聚晤于九江，终于武汉方面同意南京为首都，南京方面同意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１９２７年９月３日，武汉政府欢欢喜喜地并入了南京政府，完成了蒋、汪反动派的大合流。
从７月１５日开始，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冯玉祥也解聘了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并将在他所属部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专车送往武汉，实行“清党”。
冯玉祥以调和宁汉换取“继续北伐”以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愿望，从形式上看似乎实现了，然而此时的继续北伐只不过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与旧军阀之间的一场混战而已。冯玉祥祈求用宁汉合作来挽救自己的军事危机，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到头来把他的军事实力消灭殆尽的恰恰就是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