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学成归国后，得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提携，当上标统。既献媚于立宪派，又示好革命党人。
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阎锡山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的永和堡，因堡内建有一座文昌阁，所以当地群众又习惯地把它称之为文昌堡。
阎锡山别号龙池，乳名万喜子，６岁时母亲死去。其父再娶一继母，然而，其继母不抚养他。阎锡山从小就寄养于同村的外祖父家，直至１６岁回家成亲。
寄人篱下，虽有外祖母疼爱，但失去母爱必然使这个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阎锡山喜怒无常，脾气极为古怪，时而整天默默无语，时而狂暴难制。有一次，他从村东的狼窝里掏回两只小狼，挂在村里的老槐树下，狼崽饥饿难忍，他却得意地大笑。老狼在村里狂奔乱吼，全村人不得安生。外祖父知道了，训斥他一顿，命人把狼崽送回。又一次，他和一同学在玩耍的时候吵了起来，居然掏出小刀刺伤了对方，一时鲜血直流，在场的孩子们都惊呆了。以后一般同学都不敢接近他，说：“万喜子不是好惹的，还是离他远点好。”
阎锡山故居
幼年入钱庄，父亲破产后沦入底层生活，丧家失业的痛苦，深深刺激了阎锡山，他想要出人头地，要大有作为，要走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苦闷的阎锡山一看到太原街头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通告时，他顿时豁然开朗。立刻决定弃商从军，开始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１９０２年，阎锡山２０岁时，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从此投身军界。１９０４年，清政府为了培养一批有西方近代知识技能的军事人才，诏令各省武备学堂选送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山西武备学堂分到２０多个名额，阎锡山被校方当局选中，同其他１９名学生一起于１９０４年７月东渡扶桑。阎锡山等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后入日军步兵学校实习，实习结束后才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
１９０５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对于清政府派来学军事的学生特别注意。因为这部分留学生是清政府组建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这对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因此，同盟会不仅对这部分学生作了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更为他们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的特别积极的分子，给予专门的联系和培养训练。１９０５年１０月，经过几番盘算和思考的阎锡山在谷思慎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并成为“丈夫团”的一员。
谷思慎，山西宁武县人。他是同盟会最早入会的盟员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他担任山西分会的负责人，阎锡山等是他为同盟会发展的最早的一批山西籍盟员。
就这样，在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教育下，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一年是１９０９年，也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发动反清起义都告失败，孙中山被迫远走欧美，党内争端迭起，陷入分裂。在这革命处于“艰难竭蹶”时，惯打“小九九”的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自然不能不为自己选择一条审慎稳妥，力求万全的道路。
阎锡山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鸿发不仅将是他回山西后的顶头上司，而且此人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不待引荐，就在回国返省的路上绕道北京，专程拜谒姚锡光，佯称是留日归国学生的代表，凭着他一套吹拍逢迎的本事，得到了姚的赏识。姚锡光随即写信给姚鸿发，称赞阎锡山年轻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他对阎锡山另眼看待。阎锡山以姚氏父子为靠山，果然是一帆风顺，回省后先任陆军小学堂教官。不久，陆军部调各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到北京会试，按成绩分别录用，阎锡山名列上等，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授协军校。回省后，他被任命为新军八十六标教练官（即副标统，相当于副团长）。
参加北京会试，使留日军校生的同盟会会员得到一次交流情况和经验的大好机会，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李烈钧、唐敬尧、尹昌衡等都参加了会试，他们聚首谈心，相互介绍各地同盟分会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情况，这使阎锡山颇受启发。他看到革命之火正在全国各地燃起，清政府灭亡指日可待，意识到清廷一旦垮台，不知鹿死谁手，必须尽快抓权、抓人、抓关系、抓地位。于是，他说服同盟会党人，拉拢山西的文武权贵和在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安插同盟会员，以便夺取军队领导权。其实，这是他为自己攀附权贵找到了一个“革命需要”的外衣。
阎锡山首先拉拢的是当时任山西省谘议局议长的梁善济。梁善济是清朝的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同时又是阎的父辈，据说阎书堂早年同梁善济有些来往，颇得梁的照顾。虽然从政治上说，立宪派和革命派势不两立，但阎锡山绝不会受这种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刻意拉拢梁的秘书邢殿元，并与他结为金兰之交。通过邢的关系，阎不仅获得梁善济的青睐和信任，更间接地获得了巡抚丁宝铨的好感，拓宽了飞黄腾达之路，俨然成为清朝在山西的当权官僚和立宪派绅士们赏识倚重的红人。
阎锡山在攀附清政府权贵和立宪党人的同时，也没放松同革命党人的联系。他利用自己参加过“铁血丈夫团”的身份，发起组织“山西军人俱乐部”，把新军内部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俨然成为秘密组织的核心人物。为了打通升迁之路，阎锡山利用同盟会的力量除掉他青云路上的两个障碍，时任新军八十五标、八十六标协统的齐允和夏学津。夏学津是丁宝铨手下的红人，齐允是旗籍贵族，上峰不敢得罪他。
同盟会员为了除掉这两个障碍，专门组成一个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相机予以打击。不久，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与丁抚关系暧昧，小组成员立即通过晋阳公报，将这件丑闻公诸报端，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对此，丁抚虽大为震怒，却不得不撤掉夏、齐二人职务，两标统分别由黄国梁和阎锡山接任。这样，阎锡山就成为山西军界掌握实力的“要人”之一，在同盟会山西分会内部也举足轻重了。
辛亥革命后，用抢的手段，谋得山西都督职位，后又投靠袁世凯。见袁世凯时吓得五体投地，唯恐丢掉官位。后还是袁克定讲其头无反骨，才保了位子。
阎锡山当上标统之后，头等大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原新军协统的姚鸿发升任督练所总办，协统一职尚未委任。姚鸿发曾向阎锡山表示，他已与北京方面谈妥，只要阎出５０００两银子，即可升任协统。这个提议无疑使阎锡山心旌神摇，但他经过一番盘算，却婉谢姚的提议。其实，阎锡山要的是实实在在从属于他，听凭他意志指挥调动的军队，而不是徒拥高位厚禄，却使指挥实权操于他人之手的虚衔。更何况，八十六标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已经成为他的工具，他已经在标内培植了一批效忠于自己的势力，岂肯轻易放弃！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起义告捷，各省纷纷响应。山西，也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１０月２９日，山西新军的革命官兵在姚以价的领导下，发动了太原起义并取得了的胜利。当起义军结束战斗，到军火库装备子弹时，才看到阎锡山带领一些人马迎过来，一向“革命”的老阎为何姗姗来迟呢？
原来，阎锡山对于参加起义的吉凶祸福，总是难以料定，惴惴不安，既怕起义失败吃苦头，又怕起义成功吃不到甜头，经过苦思焦虑终于“憋”出一个“两面见光”的绝妙招数。
起义那天，革命军进攻抚署的战斗打响后，阎锡山立即集合队伍，下令八十六标官兵把守巡抚衙街巷口，暗中却命队官张培梅攻打防守抚署后门的巡防队，看上去既似保卫抚署又似配合起义。而他自己则带上少数亲随，躲进八十六标操场旁的树林里，一面下令余下的官兵一律不许外出，一面派人刺探八十五标进攻的消息。直到他确信抚署和火药库已经被革命军攻克，起义已获全胜的情况下，才“杀”出密林，进入革命军的行列。
正当太原城睁开朦胧的睡眠，迎接胜利的曙光时，阎锡山却凭着他那异乎寻常的清醒头脑，布置自己身边的两名心腹将官张树帜和周玳到谘议局探听消息。临行前，阎锡山只嘱咐他们１０个字——“遇事要机智，行动要敏捷”，受命者心领神会，疾驰而去。
此时，在谘议局正式选举都督的会场上，又是一番景象，各派政治势力在权位势力面前当仁不让，主持会场的议长梁善济力主票选，企图以议员多数压倒革命党人。但是阎锡山在会前的布置安排起了作用，他的两个亲信果然“机智、敏捷”地扭转了局面。当看到梁善济有当选的可能时，那个绰号“猛张飞”的张树帜飞步蹿上主席台，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往桌上用力一拍，扯开嗓门大声叫道：“选都督作么子要票选？我们军人不来这一套，要选就举手好了。”
接着，他把梁善济挤到身后，向台下大吼一声：“选阎标统做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张培梅等应声配合，把会议室的大门紧紧闭上，亮出手枪，齐声大喊：“选阎锡山做大都督，请大家一起举手！”一时震耳欲聋的“选阎锡山！”“选阎锡山！”吼声和若干支手枪闪动的寒光凝成一片，窒息了整个会场，被吓得魂不附体的立宪派老爷们哆哆嗦嗦地举起了手。梁善济不敢再登上主席台，赶紧从后门溜走。张树帜更不客气，俨然以大会主席身份宣布：“全体通过。”就这样，阎锡山被选为都督。
太原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恰是清皇室垂死挣扎，改组政府，向革命猖狂反扑的时刻。袁世凯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挥军向革命政权进攻。太原起义给袁世凯造成严重威胁，他看到：起义军一旦兵出娘子关，扼断南北交通，必将引起局势的重大变化。因此，接到太原起义的消息后，袁世凯就派北洋军精锐曹锟部、卫汝贤部进攻山西。１２月８日，曹锟派卢永祥率军同山西起义军在娘子关展开争夺战。起义军顽强抵抗，士气高昂，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山西重镇娘子关在１２日失陷。
战斗过程中，阎锡山曾到前线视察、督战，娘子关陷落后，阎锡山、赵戴文等急速逃回太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前线亲睹北洋军炮火之猛，心惊胆战，更兼太原此时既无险可守，又无抵抗实力，于是主张放弃太原，赵戴文附和他的意见。但副都督温寿泉坚决反对弃城，认为太原是革命根据地，敌人尚在数百里外，仓皇出走，只会动摇军心，主张坚守太原，在阳泉、榆次等地节节防堵北洋军。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各行其是，让温寿泉坐镇太原，阎、赵离城北走。
１２月１２日，阎锡山装扮成一个和尚，骑着毛驴与赵戴文相偕北上。在北上途中，于１２月中旬曾通电全国，声明他离开太原是为了“北伐”，但是他的“北伐”避开了那些战火纷飞的“兵家必争之地”，选择了基本“无战事”的西线。
阎锡山一路收集各路散兵，拼凑起一支约３０００人的队伍，向包头奔去。在包头才与清军遭遇，有了阎锡山“北伐”开始一个月来的第一场战争，战斗以阎锡山攻占包头告终。当天举行入城式，包头各界人士都出来欢迎革命军。这时，“明哲保命”的阎锡山看到人群拥挤，疑虑顿生，生怕其中混有刺客，他的“忠臣”赵戴文见此情景，灵机一动，立即想到楚汉交兵时纪信冒充刘邦，保主突围的故事，决意再唱一出“纪信保主”之戏。他穿上都督的全套服装，跨上高头大马，大摇大摆领队入城。
果然竟有人伏在街侧房脊后面，向这个冒牌“都督”开了一枪，但没有击中，真正的都督阎锡山此时身穿着普通军官服装，跟在队伍后面，也吓出了一头冷汗。进城之后，阎锡山宣布改包头为包东州，这里是他流亡一个月来刚刚占有的一个栖身之处，他要在这里美美地休整一段时间。
但是，刚过两天，从太原派来催促阎锡山回省的专人就到了包头，这时南北议和快要告成，清室即将退位，太原和附近各县一片混乱，希望阎锡山能回省主持大计。阎锡山此时早已将他刚出走时要出让都督大印，“削发入山”的那一套想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巴不得早日回到太原，只是对山西当前和今后的局势动向还摸不清，他还想再等等，等局势明朗了，再作去留之计。
这时，在萨拉齐、托克托等地，阎锡山的军队又同清军打了一场没有结果的仗，阎锡山的前敌指挥官王家驹却被“结果”了，王的战死，使阎锡山大为气馁，又萌退志，恰逢太原再次派人持谘议局公函邀阎回省。这一次他不再犹豫，立即动身返省，把“北伐”改为“南征”，叫作“回攻太原”，快马加鞭地去“收复”那个为了逃命而被他抛弃的城市。
阎锡山启程返省之日，已是袁世凯逼宫告成，即将从孙中山手里接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的时候。为了建立和巩固统一的袁氏王朝，袁世凯认为必须把地处北京肘腋的山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就在他被南京参议院奉为临时大总统的次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发电报给正在返省途中的阎锡山，命令他就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这对于正兴高采烈“南征”的阎锡山，不啻晴天霹雳，他不敢违抗行市正在“看涨”的袁世凯，只好乖乖地呆在忻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阎锡山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在忻州静待袁世凯命令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争取早日赶回太原，重登都督宝座的活动。
通过革命党人在南北和谈中为山西争取合法地位，挫败袁世凯攫夺山西军政大权的阴谋，是阎锡山争取回任、保位的第一条公开渠道。他派南桂馨谒见孙中山、黄兴等，在南的游说下，胡汉民专门为山西问题起草电稿十多次，拍给袁世凯，要求保留阎锡山的都督之位。这是一条“明修”的“栈道”，除此之外，阎锡山还要“暗渡陈仓”，直接打通同袁世凯的关系，把“后门”走到袁世凯的鼻子底下。
阎锡山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终于物色到一个堪当中介的最佳人选。此人姓董名崇仁，山西人，祖上三代都在北京包揽皇宫工程，他自幼经常出入宫廷，同宫里的太监等混得极熟。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极力拉拢有内廷关系的人做他耳目，与董曾有八拜之交，阎锡山要打通袁世凯的门路，非此人不可。于是，他派自己亲信随从，卑辞厚礼，去求见董崇仁。随后又将董请至忻州，盛情款待，大肆逢迎，恳请他代向袁世凯疏通。
董崇仁在厚礼、乡情和高帽子的作用下，一口答应，于是阎锡山派亲信随董进京谒见袁世凯。袁世凯从来人的卑词和媚态中看出，阎锡山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收为己用。因此在１９１２年３月间发布命令，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都督。就这样，阎锡山“明修”孙中山的“栈道”，“暗渡”袁世凯的“陈仓”，成功渡过难关，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政治基地，他将在这块基地上缔造自己的王国。
阎锡山和孙中山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地位并不稳固，起初，袁世凯曾调他为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是袁的调虎离山之计，马上派其亲信赶往北京贿赂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通过梁向袁转达他的忠诚恭顺之意，以消除袁世凯对他的猜忌，打消了袁对他进行调任的念头。
阎锡山进一步以实际行动向袁世凯表明诚意。当时，在晋南一带，自卢永祥部撤离后，李鸣凤、张士秀等暗中保持革命力量，对阎表示不满。阎锡山为了独占山西，排除异己，同时也为了迎合袁世凯，竟诬陷李、张等图谋反叛，请袁讨伐。李、张被逮捕后，阎锡山为了讨好袁世凯，荐请袁的把兄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并请与袁氏家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山西人，清末宣化府知府）为山西民政长。阎锡山为了投靠袁世凯，不惜送自己的父亲阎书堂和继母长住北京，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眼界，实际上却是作为人质，以解除袁世凯的怀疑。至于一年三节两寿，阎必送袁汾酒几百坛，其他如对袁的御用“公民党”竭力赞助等，那就更不需说了。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活动，阎锡山渐渐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１９１３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由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分撤换了，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同年１０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１９１４年５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深以为荣，在家乡河边村特建门楼，砖刻“同武将军府”，以感念袁的知遇之恩。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已忘得干干净净！阎为逢迎袁世凯，又通过董崇仁的关系，买通袁的女仆，密查袁的意旨，如有所需，无不奉命唯谨。同时，袁的动向，阎锡山也能及时知道。
阎锡山常向他周围的人说，生平畏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甚至在第一次到北京谒见袁世凯时，被袁世凯的凶横态度吓得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因此，一直对自己的地位提心吊胆，直到听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这句话时，他才把心放了下来。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独裁者，他在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个人专制独裁体制之后，接着便紧锣密鼓地加紧复辟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阎锡山对袁世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活动，却表示拥护，极力支持。
１９１５年４月，阎锡山率先迎合袁世凯称帝心理，向袁世凯密奏所谓“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袁对此大为赞赏，称赞他颇有见地。“筹安会”成立后，阎锡山致电“筹安会”奉承道：“贵会讨论国家安危根本问题，卓识伟论，无任纫佩”，并捐款６万元，作为“筹安会”的经费。“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原为阎锡山的都督府顾问，阎将其推荐给袁世凯后，被任命为总统府谘议，参议院参政。不仅如此，阎锡山还接连致电拥护袁世凯称帝，同时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蔚丰厚各处票号和他父亲阎书堂假冒山西“公民”等名义，致电袁世凯政府，请早废共和，速立君主，竭力帮助袁世凯伪造全国人民拥护帝制的“民意”。
１２月底，护国运动爆发后，阎不但致电北京政事堂，坚持赞同袁世凯称帝，大骂护国军蔡锷等人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立即出兵镇压护国运动，而且还致电护国军军务院，指责护国军讨袁是“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像阎锡山这样竭力拥袁称帝的言行，在当时各省的将军中是不多见的，因此被袁世凯赏封为一等侯。
虽然阎锡山对袁世凯一再献媚，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对阎仍然不够放心。袁世凯为了加强专制独裁，把山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派他的心腹金永为山西巡按使，代替陈钰，以分阎锡山的权力。金永，浙江人。在清末曾任东三省的县知事，是当时著名的酷吏。袁世凯派他到山西任要职，无疑是作为撒手锏使用的。阎锡山见机相让，改变策略，对金永采取以屈求伸的韬晦策略。对于军事，一概委托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处理。倘若部属向他请示时，照例的答复是：“找绍斋（黄国梁的字）去。”
如此日久，太原城中只知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对于金永在山西屠杀革命志士，阎锡山也装聋作哑，暗自高兴。他不仅不敢得罪金永，而且对金言听计从，大献殷勤。以致金永把他认为是庸碌无能之辈，不足为虑。同时，阎锡山每谈到袁世凯时，总是恭顺备至，更使金永认为他是忠于袁世凯的，没有异心。阎锡山这种工于心计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瞒哄了金永；同时又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坐稳山西省军事长官的宝座。至于金永的横征暴敛，阎锡山听之任之。因为金永这么做的后果，只能激起人民对他的不满和反抗，这正中阎锡山的下怀。果然，金永在袁世凯死后，不得不逃离山西，从而替阎锡山兼摄民政大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又投靠了段祺瑞，独揽山西大权。并在山西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统治方式，推行洗心和用民的奇怪的施政纲领，以搜刮民财，扩大实力。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不必再假装庸碌无能之辈，因此开始放开手脚，使出种种手段，苦心经营山西，积聚实力。
首先，阎锡山为自己找到一个后台。这就是当时军政实力最大的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军阀。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段祺瑞为其后台，是因为他与段关系不同寻常可供利用。阎锡山早在进京谒见袁世凯时，就打听到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好为人师，便投其所好，具了门生帖子，拜段为师。阎锡山认为自己凭借与段的这种“师生”关系，易于取得段的支持。因此，不遗余力地追随段祺瑞。
阎锡山找到了新的后台后，开始着手收回军事权，不当空头督军，他采用各种手段先后收回了黄国梁、董崇仁、孔庚的军权。黄国梁早在阎锡山韬光养晦时，就威福自恣，有尾大不掉之势，成为阎独揽山西军权的第一个必欲除之的对手，再加上大总统黎元洪为扩充个人军政实力，着意结纳黄国梁、孔庚等人。阎锡山生怕黄、黎二人勾结起来，对自己不利，决计逐黄离晋。
他一面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词，电请北京政府撤销黄国梁的职务，一面于夜间派宪兵包围了黄国梁的住宅，禁止与外人接触，迫令黄次日离开山西。黄走后，其职务被素以无能著称的孔繁蔚代替。晋南镇守使一职，原来是阎锡山为讨好袁世凯让袁的把兄弟董崇仁担任，袁死后，阎锡山就借故解除了他的职务，让自己心腹张培梅代理此职。后来，阎锡山又用强制手段解除孔庚的兵权，从而统领了山西的军权。
阎锡山收回军权后，又进一步夺取山西的行政权，为他长期统治山西打基础。他对北京政府所派的省长沈铭昌，设法打击，竟唆使所谓的民意机关省议会，纷纷提案反对沈的上任，沈铭昌看到形势不利，不得不离开山西。继任省长孙发绪，只干了几个月，也被阎锡山利用督军团会议的一个电文加以攻击，孙终被赶走。阎在此时已能操纵省议会议员的绝对多数，且有议长杜上化的全力支持。因此，孙发绪一走，他便乘机以护理名义，擅刻印信，兼了山西省长。
尽管阎锡山此时实际上已取得山西的行政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因此特派南桂馨到北京，通过段祺瑞的亲信罗仲芳向段活动。此时，恰逢北京政府为是否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段为了争取阎锡山拥护他参战，所以支持阎兼任省长。总统府虽迟迟不肯表态，但由于段祺瑞实力在握，又有汤化龙作内线，黎元洪只好同意阎锡山兼任省长。从此，山西军政大权集于阎的一身。
１９２７年，阎锡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阎锡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着手筹划经营山西之策。他利用当时国内战祸频繁和政局动乱不已，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时机，凭借山西境临黄河，地势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标榜“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出“保境安民”的动人口号，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１９２４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大肆扩充军队编制，建立军火工业及加强基层军官培训，逐渐形成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班底，意在建立一支抵御外省入晋势力和镇压省内革命人民的强大军队。除了扩军，阎锡山还推行“用民政治”，即造就可用之民，用民为他做事。为此，他广施“洗心术”，大力提倡“六政三事”。阎锡山深知人心向背对其“用民政治”事关重大，于是，他别出心裁，于１９１８年在太原成立“洗心总社”，各县成立“洗心分社”，发明了一整套“洗心术”，对山西人民洗心革面。“洗心术”采取类似宗教仪式的做法，于太原洗心总社建立了一座能容纳５０００人的大“自省堂”，堂内题颁“悔过自新”四个大字，每逢星期日的早晨，阎锡山亲率文武官员举行集体自省。又在全省各地设立“自省堂”，规定每周的星期天为“洗心日”，要人们到自省堂举行“自省”、“洗心”。自省时先作长达１０分钟之久的静默，犹如基督教祷告上帝。然后再由“洗心社”派来的“讲长”，对前来自省的人进行讲话“洗心”。
至于“洗心”的内容，不过是孔孟的尊君之道，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和阎锡山本人提出的去私心、存道心等封建说教，阎锡山希望借此造就出他需要的顺民。
不待“洗心”有结果，他又急不可耐地开始“用民”，大力推行“六政三事”。所谓“六政三事”，就是水利、种树、蚕桑、种棉、造林、牧畜、剪发、禁烟、天足等。
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采取的做法是强迫命令，于是官吏纷纷弄虚作假以求升官。有一次阎锡山冬季出巡，见阳曲县境公路旁边，草里小树整齐成行，认为县知事孙免不但栽的树多，还能认真保护。有人揭露说：“草里栽的都是树枝、鞭杆、木棒，不是真树。”他说：“孙知事还给作假，别人连假都不作。”
禁烟一政，是阎锡山最下力气抓的一项，他表面上说“罚必由上而下”、“不扰民”。但他实际上又指令知事和委员们，“为政要不得罪于宦室”。这样必然使有权有钱的官绅，不受阎锡山“禁烟”的束缚。而对平民百姓，官吏宪警为了个人发横财，大抓特抓，乱扣滥罚，以至各县看守所人满为患。受罚的人，因出不起罚款，卖儿鬻女。当时鸦片在陕西、绥远产地每两仅售价１元，到了山西，就卖２０元。
阎锡山禁烟不从根本上想办法，单禁吸食，越禁烟价越高，贩运的人，图取厚利，想尽方法暗中出售，来源堵塞不住，吸食并不见减少。又因为鸦片气味易被察觉，吸食的人为了免被官府发觉，改吸金丹料面。金丹料面来自天津日租界，无形中为日本开辟了毒品市场，仅正太路每日输往山西的金丹等毒品就达两万元以上。
阎锡山“禁烟”，烟越禁越多，吸食者也越抓越多，１９２２年勒令戒烟的人，竟比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１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多。由此可以对阎锡山的“用民政治”略窥一斑。阎自己也承认他推行的以“六政三事”为中心的“用民政治”，“多不见谅于人民”。但阎锡山却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充分利用山西的人力、物力，大力积聚和扩张军事、政治、经济等实力，经过１０年苦心经营，他终于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地方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