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高士其

名言

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毛泽东

故事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全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因病逝世。他与病魔斗争了半个多世纪，在孜孜不倦的辛勤笔耕中，写下了大众化科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高士其从事科普创作生涯，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面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１９３０年秋天，高士其留学归国。由于在美国学习期间，一次解剖实验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使他手脚行动不便，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智力、聪慧和报国热忱。

高士其先在南京中央医学院找了一份工作，却因为看不惯那里的贪污腐败行为，又不愿同流合污而辞职。后来到上海，本想谋求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不料处处碰壁，许多人担心他的病会传染，根本不见他，更谈不上帮助他。高士其只好东搬西挪，过着亭子间贫病交加的生活。

正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高士其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李公朴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并把高士其介绍给了陶行知。这时是１９３２年，陶行知刚从日本回来，在上海组织发起“科学下嫁”活动，向人民大众广泛宣传通俗科学知识，办有自然学园，组织编写儿童科普读物。当他在李公朴的住处遇到了高士其，听完李公朴的陈述，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回去后他和朋友们商量说：“像他（高士其）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设法使他学有所用，不要埋没了这个人才。”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陶行知把高士其接到了自然校园。

从此，不仅改变了高士其的境况，更重要的是在高士其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高士其住在这里，生活有了保障。他上午看书、查资料，下午写作，编写生活卫生活页指导。高士其经常把写好的作品拿给陶行知看，陶行知则鼓励他用通俗的语言阐明科学道理，让人民大众能够看得懂。陶行知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高士其不但铭记着陶行知的谆谆教导，而且思想感情也转向热爱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方面。

这期间，陶行知还邀请高士其等人一起创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旨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

高士其经常到陶行知家里聊天，陶家人待他十分热情，使他感到心里暖融融的。这时，高士其用了陶行知资助他的钱买了参考书，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微生物大观这部著作。陶行知为了让高士其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到处奔波，为他开垦新的天地。

抗战以后，高士其从上海奔赴延安，又从延安到了重庆。他受到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亲自过问和安排他的生活。

陶行知这时已在国外，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并于１９３８年８月回国，之后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１９３９年夏天的一天，陶先生抱着西瓜去看望高士其，久别重逢，喜出望外。当陶行知看到高士其病得相当严重，却依然坚持不停地写作时，深为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动。

不久，由陶行知组织发起的“抢救高士其”募捐活动在重庆市内开展起来，一共募捐到一千元，让他到香港治疗。接过这钱，高士其激动不已。在党和陶行知的帮助下，高士其赴港就医。

许多年之后，高士其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说道：“在那吃不饱，饿不死的关头，陶先生不但自己关心帮助我，还动员许多朋友来关怀和帮助我。”高士其在港治疗期间，不断收到陶行知的信，封封热情洋溢，称赞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当时上海出版了他的日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陶行知马上写信把这好消息告诉了高士其。

解放以后，高士其成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作家和诗人。然而，不管岁月流逝，风霜雪雨，高士其始终没有忘记陶行知先生给予过的指导和帮助，心中永远珍藏这份真挚的友情。在古稀之年，他曾两次拿起笔，表达对陶先生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如今，这份墨宝珍藏在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内。

解读

友情是雨天里的一把小伞，为彼此撑起了一片晴天；友情是寒夜里的一把火，燃烧着热情的火焰；友情是春日里一阵温馨的微风，抚慰了受伤的心灵。不管经过多少年的岁月流逝，风霜雪雨，朋友间这份真挚的友情将永远驻藏心中，永不褪色。

团结互助、共同富裕

名言

个人离开社会不可能得到幸福，正如植物离开土地而被扔到荒漠不可能生存一样。

——列夫·托尔斯泰

故事

时值今日，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这就更需要提倡“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的社会风尚。近年来，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起的话题。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我们认为，除了国家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以外，社会上要大兴团结互助之风。“团结互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许许多多普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被称为“太行赤子”的“当代愚公”张荣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１９８０年，张荣锁从部队退伍，回到位于群山之中的家乡河南省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为了养家糊口，他下矿井、卖药材、采石头，靠勤劳致富，几年间就成为远近闻名的百万富翁，出入有高级轿车，在县城有十多间门面房，还有自己的采石厂，一年收入３０多万元，以２００多万元资产成为“全镇首富”。但富裕起来的张荣锁，心里却一天也没有舒坦过。他总想为这方山水做点什么，希望能有机会带领家乡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路。

１９９３年秋天，辉县市村“两委”换届。时年３７岁的张荣锁，退伍后经商、跑运输、办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怎能放弃这个带领家乡人实现昔日梦想的机会呢？于是主动向镇党委请缨，要求回到故土回龙村当支书。

当时回龙村的贫穷状况，在改革开放已十多年的中国农村已属少见。这个地处豫西北、与山西搭界的太行深山之中、不足千人的小山村，竟被４０多道山岗峰梁隔离成１７个自然村。封闭状态下的回龙村没成为“世外桃源”，倒成了“极贫部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里依然是运输靠人背，磨面靠石碾，照明靠油灯。没钱娶嫁，村里年轻人大多是“换亲”成家。不少人家农闲季节一日只吃一顿饭……

上任伊始，他到山崖上的几个自然村了解情况，感到最先要解决的是送电入村的工作，因为此时村民们还靠烧柴、点油灯照明。张荣锁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春节前让村里用上电。但往山上送电谈何容易！回龙村崖上崖下相差高度８００米，直线距离５公里。要把几十根每根５００多公斤的水泥电杆，抬上海拔１７００米的老爷顶，其间要穿过几道沟，翻过几架岭，还得攀上绝壁，登越险峰。过去，市、镇供电部门也曾勘测多次，都因“电杆无法抬上山”而搁置下来。但张荣锁认为事在人为，如今火箭都上天了，电线杆还能抬不上山吗？

这年冬天，张荣锁和村民们开始了艰苦的“通电工程”。１２人抬一根电线杆，脚踏着根本没有路的山崖砾石，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地方坡度太大，空身往上爬都困难。如若有一人松劲，千斤重的电杆就会直冲而下，后果不堪设想。张荣锁自己抬电杆大头的最末节，承受最大的重力，承担最大的风险。电杆抬到悬崖绝壁前，无法再抬了，大伙儿就用粗大的长绳拴住电杆的一头，几十个人喊着号子，一寸一寸地往上拖。不少人双手被绳子勒得皮开肉绽。就这样，苦斗３５天，硬是把７８根水泥杆“栽”上了崖顶。１９９４年２月５日，明亮的灯光终于照亮了崖上。张荣锁以此证明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克服自然条件的阻碍，改善自己的生活。

“通电工程”刚结束，张荣锁又带领村民开始治理荒坡。回龙村的座座荒坡，乱石遍布。星星点点的贫瘠土地嵌在石堆间，挂在高坡上，没个像样的地块供村民种粮种果。对农民来说，要富裕就得有良田。严冬，张荣锁带领全村４３０名劳力，在山上埋锅造饭，垦荒造田。村民们苦斗５０多个日日夜夜，硬是在荆棘乱石间造出９０亩梯田。连续３年，全村治理了８座荒坡，开辟良田１５００亩，种下苹果、山楂、桃、梨等果树３５万株。粮、果多了，没有路运不出山，变不成钱。张荣锁又带领村民修筑了３５公里柏油路，接通山外公路，结束了回龙村“与世隔绝”的历史。有了公路，货畅其流，山里的“特色经济”迅猛发展。

过去，山里的土产运不出，村民眼睁睁地看着各种水果沤成烂泥。如今，每年都有５０多万公斤水果销往山外；过去漫山遍野的槲树只能当柴烧，如今截成棒子种香菇，全村拥有菌棒１５万根，生产的“无污染香菇”打入国际市场，年获纯利上百万元；过去村里丰富的花岗岩、大理石资源“久居深山无人识”，如今机械化加工的各类石材畅销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张荣锁上任不到３年，回龙村就成为新乡市首批命名的“小康村”。但张荣锁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共同富裕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

山下的回龙人富了，崖上的回龙人却仍因大山阻隔，依然贫困。回龙村境内的老爷顶海拔高度达１７００米。老爷顶下一处长１５公里，平均高度２００多米的悬崖绝壁，将回龙村一分为二。绝壁之上有５个自然村，居住着３８０口人，村民世代只靠挂在绝壁上的一架“老爷梯”爬上爬下。近２０年里，就有１８人被“老爷梯”吞噬了生命。其险峻在当地尽人皆知，为了方便香客到山顶道家鼻祖修炼圣地真武观朝拜，从明代、清代到民国初期，当地官员曾４次带领人马来到崖前修路，都无功而返，只是修了一架“老爷梯”。但张荣锁意识到，不修出通往崖顶的路，崖上百姓的生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共同富裕也就成了泡影。

１９９７年冬天，张荣锁带领１５０名党员、民兵组成的筑路大军，背着背包，拉着锅碗瓢盆，挺进深山峡谷，挖地穴，依巨石，铺上山草，安营扎寨。从此，冬去春来，暑往秋至，筑路壮士苦干一年多，劈开９个山头，修成了一条长８公里的盘山水泥公路。

雄关如铁。公路修到壁立千仞的峭崖之前，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如果按照常规隧道的打法，隧道的进口、出口平穿山崖，公路只能通到峭壁的对面；对面也是绝壁，仍无法通到绝壁顶上。张荣锁想出一个“绝招”：让隧道在崖腹里呈“Ｓ”形蜿蜒而上。据测算，这条“Ｓ”形隧道长１０００多米，如果只从一个口子朝前开，得花３０多年时间。唯一的办法，是先从绝壁上掏几个洞口，从几处进到绝壁的“肚子”里，同时施工。但是，山腹中的“Ｓ”形隧道如何弯斜，高低不同的每个洞口选在什么位置很难把握。

张荣锁凭借从战友那里学来的测绘技术，把粗绳一头拴在崖顶树上，一头拴在腰间，一下子滑下崖壁，开始测量洞口的位置和隧道的坡度。他冒着掉下悬崖的危险，先后３０多次上下绝壁。为修路，张荣锁不仅豁出命来，经历九死一生，而且豁出财来，几乎倾家荡产。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村里的资金连同３００多万元的贷款全部用光。张荣锁取出自家存折上的７２万元钱，一分不剩地投到了修路上。深不可测的山洞，像一张吃钱的大嘴。洞没钻多少米，钱又没了。于是，他又卖掉自己价值３０多万元的本田轿车和新建的住房，卖掉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石材厂。村民们纷纷仿效，几十位村民拿出自己的积蓄。筑路大军也由开始的１５０名党员、民兵，发展到４６０人。很多知情者也为筑路做了贡献，辉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转业军人李家喜，用自家的房子作抵押贷款８５万元，加上女婿因公牺牲的３５万元抚恤金，全部用于支援回龙人修路；邻村当兵时学过测绘的退伍军人李长杰，主动帮助回龙村人搞隧道测量，历经数月没要分文报酬。

就这样，四百多人的筑路队伍在山上度过了整整３年住岩洞、睡地穴的“野人生活”，投工１５万个，动用土石３０万立方米，靠“土豆加钢钎”，终于把公路修上了崖顶。

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路通了，使世代几乎与世隔绝的崖上村民们的生活与现代社会接轨了。此路成了豫西北连接山西的又一通道。２００１年“五一”期间，５０００多名游客乘车上山，游览千年名刹真武观。旅游服务成为回龙村的一项重要收入。

解读

张荣锁本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走他经商的道路。但他没有满足于个人富裕，而是以做村支部书记为契机，带领和团结全村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路。靠团结互助克服千百年来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沟通了山外的世界，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