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讲得最多的就是为政处世的问题，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这可以从书名上看出来。书名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统治者高高在上，辖万民，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冷暖安危，因此一定要慎言慎行，从万民的利益出发，为万民的利益着想。编者从历代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得失经验总结出统治者（包括各级管理者）应引以为戒的训条，这些“金玉良言”可以给统治者以警醒和启示，使其能更好地管理国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

良药苦口，只有病人才会甘之如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才能接受。如今我们这些人恭恭敬敬，想为您解除危险祸患于萌芽之中，扩展您富贵福禄的基础，因此不知不觉地说得十分尖锐，希望您三思！

隋炀帝杨广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因此，他的身边都是那些想升官而听话的人。

隋炀帝杨广画像

隋炀帝骄奢淫逸，大肆出游，那些听话的佞臣也跟着天天醉生梦死，大力搜刮人民的血汗。炀帝大兴土木，建新宫，凿运河，动辄征民夫几十万至几百万，那些听话的佞臣逼民照办；炀帝三次劳师远征高丽，那些听话的佞臣为之摇旗呐喊。而人民因劳役、兵役已弄得穷苦不堪，铤而走险，国势日危，他还自欺欺人以显示他威武不可侵犯。而那些听话的佞臣还不敢说个“不”字。正是这些人顺着他的意，导致众叛亲离，使短命的隋朝迅速走向死亡。

与隋炀帝杨广恰恰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就很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所以即使有大臣进谏时冲撞了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治大臣的罪，这在魏征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一年，唐太宗为了扩大兵源，不仅要将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全部点为府兵（隶属各地军府，平时务农，闲时操练，轮流到京师守卫或防守边疆），还要将十六岁男子中体形壮大者，也一并点为府兵。魏征屡谏以为不可，甚至拒绝签署命令，一连顶回去三四次。

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做法很生气，把魏征召去指责说：“那些人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兵役的，你为什么这样固执，认为不行呢？”

魏征回答说：“竭泽取鱼，可以得到鱼，但明年泽中就无鱼可得了。焚林猎兽，可以捉到兽，但明年就无兽可捉了。何况兵不在多，而是在于带兵得道；只要兵精，又训练有方，指挥有术，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必要那不够年龄的来增加虚数呢。”接着他又进一步申述说：“陛下不是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使官吏和百姓都不欺诈吗，可是陛下即位以后还不久，就已经做了失信于民的事好几次了！”

唐太宗听魏征说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失信于民的事，不觉吃了一惊，忙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事？”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魏征指出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凡拖欠的国家赋税，一律豁免。但是主管的官吏却认为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国家，对欠秦王府的赋税，仍然催征。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的财物，怎么能说不是国家的呢？还有，陛下曾经说过，关中（指今陕西一带），免两年租调，关外（指潼关以东地区）的徭役，免除一年。话刚刚说完，却又下令说，已经完纳者，就从明年再算。免除之后，又复征收，百姓已经不满。再说，陛下治理天下，很多事都依靠地方官吏，唯独在征兵问题上，怀疑他们有蒙骗欺诈行为，能说是以诚信为治吗！”

唐太宗听了魏征这番论据充足的话，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地说：“我先前还认为是你太顽固，不通达政事，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精要。的确，政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不知所从，国家怎能治理得好呢？我的错误实在不小啊！”

后来，唐太宗接受魏征等人的意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连年收成较好。

由于魏征进谏时，措辞有时很激烈，以至触犯唐太宗的尊严。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后，怒犹未消，恨恨地说：“迟早我非杀掉这个老家伙不可！”长孙皇后问他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这个老家伙。他总是在朝廷上当众批评我，弄得我下不了台，使我太难堪了。”皇后听了，马上退出，穿上朝服（上朝时穿的礼服），然后又进来，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惊讶地问道：“贺从何而来？”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魏征所以那样直率，那是由于陛下之明啊，我怎能不祝贺呢！”唐太宗才转怒为喜，此后，对魏征更加敬重了。

好的药物虽然味苦但对治好病却有利，忠实劝诫的话听起来不顺耳却对人的行为有利。正所谓苦口良药，逆耳忠言。赞扬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听，但表面好听的话却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话往往表面上不好听，是要表面好听而没有什么价值的话，还是要表面上不好听但是却有价值的话？显然，后者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只有能够听取进去逆耳忠言，才能反省自己言行上的缺点，进而修正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不断进步。

君仁则臣直

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何以知道？”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大喜，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秦王李世民继位以后，魏征被任命为右丞相。贞观元年（公元６２７年），有人告发右丞相魏征袒护他的亲戚，太宗就派御使大夫温彦博审查魏征。结果，没找到证据。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办事的时候，毫不掩饰，不避嫌疑，虽然没有什么私心，但是也有应该责备的地方。”

太宗就让温彦博责备魏征说：“从今以后，你要掩饰自己的行为啊！”

有一天，魏征进宫朝见的时候，就对太宗说：“陛下，臣听说君王和臣子就应该像是一个整体，应该彼此都真心诚意，如果彼此都掩饰的话，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得而知了，臣也不敢再听从您的诏令了。”太宗听魏征这么一说，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于是，他就和魏征说：“朕已经后悔了。”

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魏征被授予秘书监一职，并且还参掌朝政。他刚担职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国色天香。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唐太宗，请求太宗将郑家的女儿纳入宫中，选为嫔妃。于是，太宗就听了长孙皇后的话，下诏书，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

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了人家，就立即进宫，给太宗进谏。他对太宗说：“陛下为人父母，应当抚爱百姓，为自己应该担忧的而担忧，为自己应该高兴的而高兴。您居住在宫室台榭中，应该想想老百姓有没有房子住；当您吃山珍海味的时候，应该想想老百姓是否还置身在饥饿之中；您的嫔妃满院，而老百姓是否拥有合家的欢乐？现在郑官员的女儿，早已许配了人家，您没有详细查问，就把她纳入宫中，如果消息传出去，难道不会被世人笑话吗？您所做的，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身份吗？”

太宗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当时就表示歉疚，并且决定收回成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官员的女儿没有许配人家，就坚持诏令有效。与郑官员女儿定亲的那家人，也派人递上表章，说以前虽然和郑官员有交往，但是，并没有定亲的事。唐太宗半信半疑，就又召来魏征询问这件事。魏征直截了当地对太宗说：“定亲的那家人之所以否认这件事，是害怕陛下您以后因为这事而害他们，其中的缘故已经十分清楚了，这还值得奇怪吗？”太宗于是就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魏征敢直言进谏，即使在太宗大怒的时候，他也敢和太宗当面争论，从不退让。

魏征与李世民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打猎，行装都已准备好了，却迟迟没有出行。后来，魏征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太宗就笑着说：“朕当初的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是，当看到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就赶忙把鹰藏到了怀中。魏征假装奏事，故意拖延时间，致使鹞鹰在太宗的怀中闷死了。

贞观六年（公元６３２年），许多大臣上书，请太宗举行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隆重大典。先到泰山顶上去祭天，然后再去泰山脚下小山梁父祭地，以“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并表明自己是皇天之子，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唐太宗也以为自己功成业就，同意照办，唯独魏征认为不可。

唐太宗问魏征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封禅？难道是我的功业还不高吗，道德还不厚吗？天下还不太平吗，年景还不好吗？”

魏征从容地说：“陛下功业虽高，但是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道德虽厚，但是恩泽还没有及于所有的人。天下虽已太平，但是百废待举，财力还不能说十分充裕。几年来虽然丰收，但是库存还嫌空虚。因此，我认为还不到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的时候。”他还打比方说：“譬如一个患病十年的人，虽然经过医治，已经好了，但是体力还没有恢复，如果马上让他背上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显然是不行的。隋朝的荒乱，不只十年，陛下像良医一样，把它治好了，但是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还不富裕。这个时候就要举行封禅，祭告天地，说已功成业就，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魏征又进一步陈述说：“我朝承隋朝大乱之后，至今户口还没有完全恢复，财粮也都不够充裕。陛下东去登泰山，千乘万骑，物资供应的开支，可不是一个轻的负担啊！同时，陛下封禅，各国必然要派使者前来祝贺。但是我国伊水、洛水（今河南洛河）以东，直到海边，草木丛生，茫茫千里，人烟稀少，鸡犬不闻，道路荒凉，行旅艰难。这样不正是将外人引入国内，让他们看咱们的虚弱吗？即使竭尽财力，给以厚赏，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即使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这种崇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怎么能做呢！”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停止封禅。

贞观七年（公元６３３年），魏征取代王珪当了侍中。这年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苦了老百姓；地租收得太多，却都被宫女们穿衣化妆给挥霍掉了。”太宗收到奏章以后很愤怒，就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使用一个百姓，不收地租，富人什么事也不干，这才符合他的心意。”于是，就要给皇甫德参治罪。魏征上谏说：“自古以来，上奏不偏激，就不能触动人主的心。所谓狂徒所说的话，圣人选择好的听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他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包涵，但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了。”唐太宗不但没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君仁则臣直，对君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仁”。只有为君者做到了仁爱，为天下而不谋私利，处事公而不偏心，胸怀博大，才能听到“直言”，即实话，进而做到革弊兴利，富强国家。如果为君者，暴虐，不讲仁爱，下面的人多半不敢直言，说实话，假话、谎话、大话盛行，奸佞之臣当道，试想这样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各级企事业领导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广泛听取意见，正确对待提意见者，这样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公司才会不断壮大，不断发展下去。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征，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作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作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征死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魏征少时家贫，但他性格坚强，胸怀大志，博学多识，特别是对历代兴衰之道颇有研究。这为他以后成为著名的谏臣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唐太宗初年，治国最要紧的事情是使人心安定。当时，河北有不少州县都在叛乱，这些州县都是太子李建成的余党亲信，他们害怕李世民镇压，于是在惶恐不安中作乱。

唐太宗派魏征安抚，魏征于是建议唐太宗要不计前嫌，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戒心。唐太宗欣然同意。魏征到了河北，大搞攻心战，很快，河北就安定了下来。唐太宗对此表示赞赏。魏征返回长安之后，唐太宗册封他为尚书右丞，成为行政中枢尚书省的佐官。

唐贞观八年（公元６３４年），朝臣中进谏的人数日益增多，但有许多人进谏所出的主意很不高明，往往使得太宗龙颜大怒。中丞皇甫德参进谏说，社会上妇女梳高发型，是让“皇宫里的宫女带坏了”。唐太宗听人说宫女的坏话，自然很生气，骂道：“难道让宫人都剃掉头发，你们才会满意吗？”他要以诽谤罪处罚皇甫德参。但魏征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自古劝谏的奏章，往往用词偏激，不然，又怎么引起君主的重视呢？陛下要想明白得失，只能让大家大胆陈说，如果说得对，自然对陛下有益；说得不对，也不会有害。若动不动就治罪，以后谁还敢开口呢？”魏征有力且有理的慷慨陈词，使唐太宗打消了处罚皇甫德参的念头。

魏征是朝中最有名的谏臣。他完全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为国为民的赤诚，在抑制享乐、轻徭役、薄赋税等政策方面都有所贡献，他性格耿直，据理力谏，每每当着群臣的面和太宗激烈争辩，力求各项政策都能符合当初太宗自己定下的原则。贞观三年二月，魏征以秘书监的身份参与朝政，当上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魏征为相后，对“贞观之治”的最终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不仅在国家大事上表现出耿直的一面，而且还敢对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的皇室的内部事务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唐太宗给他最喜欢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的嫁妆远远超过了礼规。魏征于是直言指出：“陛下爱长乐公主，多给嫁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符合礼规。这件事虽然是小事，但不可因为事小而忽略。”

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话，减少了给长乐公主的嫁妆。后来，长孙皇后知道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很感叹地对唐太宗说魏征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贞观中期，边境安宁，国家富裕，天下到处都是一副太平景象，魏征却居安思危，提醒唐太宗守天下不容易。唐太宗说：“任用贤臣，多听谏言，不就行了吗？”魏征回答道：“贤明的君主起初往往能听得进谏言，但安定后就会倦怠，这样下去，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所以圣人在安逸时要不忘居安思危。”

过了十几年，天下富裕，国家长治久安，唐太宗又渐渐地开始重视享乐与好大喜功。宫廷之中享乐之风盛行。有一次，房玄龄问少府监窦德素：“皇宫里最近有哪些建筑项目？”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特地将房玄龄找来教训说：“你管好南衙的政务就行了，别管北门的闲事！”宰相房玄龄忙跪在地下，向皇上谢罪。魏征却对房玄龄的谢罪很不明白，他说：“陛下为什么要怪罪玄龄呢？作为宰相，皇宫内的事务也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这是忠于职守。陛下却因此怪罪他，叫臣如何理解得了？”

有时候，魏征在劝谏唐太宗时言辞激烈，很不给唐太宗面子，只是由于太宗和魏征的情谊一直很深，所以不好发作，这令太宗有时竟然惧怕他，所以对他说：“你以后不妨这样，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当着大家的面只管顺着朕的意思说，等没有人时悄悄告诉朕，朕一定照你说的办！”魏征却不同意，说：“舜帝曾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背后反对。陛下虽没有这样告诫魏征，臣却天生是这样的人。”魏征讲得很有道理，唐太宗不好随便反对。

有一次，唐太宗在宴请公卿的盛会上公开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的人中，房玄龄的功劳没人比得上。贞观之后，尽心尽力，为百姓犯颜直谏的臣子，助朕成就今天的功业之人，只有魏征！”可见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之高。

魏微生活极为简朴，虽官至宰相，但居家十分简单。魏征病重的时候，唐太宗就用自己准备造宫殿的材料为他修建房子。魏征临终之前，有一次唐太宗亲自到府上看望，他流着泪问魏征有什么嘱咐，魏征说：“妻子儿女都不让我牵挂，唯独担心国家的安危……”这位忠谏宰相至死都在考虑国家利益。

贞观十六年（公元６４２年），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万分，亲自登门哭祭，停政五天，并准备用最高规格送葬，让文武百官送出郊外。魏征的家属不同意，说这不符合魏征生前节俭的品性。最后，太宗只好叫人用牛车载着棺木送到墓地。

魏征雕像

太宗登上内苑的西楼，望着出殡的队伍痛哭失声，他对侍臣说：“以铜做镜，可以正衣冠；以史做镜，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做镜，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朕以前有这三镜，现在魏征去世，三镜已经不全了！”

聪明的人应该以历史人物为镜子，把他们成功失败的经历当作借鉴，从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当然，除了指历史上的人物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与自己同时代的人或自己周围的人，以他们为镜子，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他们身上看见真实的自己，这样才能不断修正自身的行为，不断取得人格上的完善。

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

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刘秀翻阅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郡国如此之多，到今天我才得到其中的一个。你先前认为我忧虑天下不能平定是多余的，为什么？”邓禹回答说：“现在天下混乱，人民想要英明的君王，好像初生的婴儿思慕慈母。古代兴起的帝王，只在他品德的厚薄，不在他地盘的大小。”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邓禹少时敏慧，１３岁便能诵诗，后游学长安。正巧刘秀也游学于长安，邓禹虽年幼，但见刘秀后，知其非常人，遂跟随刘秀，数年后方归家。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公元２３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前往投奔。刘秀对邓禹深为敬重，每遇大事，必定与邓禹商讨。

邓禹画像

不久，河北割据势力王郎起兵叛汉，邓禹随刘秀被迫离蓟（今北京城西南角）至信都（在今河北省邢台西南）。邓禹率领数千人攻拔广阿（在今河北省隆尧东）。刘秀指示邓禹说：“天下的郡国这样多，如今仅得了一个，你以前说以我的德才是足可以平定天下的，为什么呢？”邓禹说：“现在海内混乱，人们思念明君，就像婴儿思慕慈母一样。古代兴大业得天下的，在于德的厚薄，而不是土地的大小。”刘秀听后非常高兴。

这期间，刘秀选任将领，多先征询邓禹意见，而邓禹每有所举，均当其才，因而刘秀深敬其知人。

更始二年（公元２４年），赤眉军攻入函谷关。更始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抵抗。赤眉军人多，王匡等人不能抵挡。刘秀估计长安将来必为赤眉攻破，想乘机夺取关中。刘秀知邓禹沉深有大度，拜邓禹为前将军率精兵两万前往关中。

建武元年（公元２５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邓禹率兵攻城，连攻十日，大破守军，并获取了大批的军资粮秣。邓禹又率兵围攻击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领数万人，渡过大阳准备进攻邓禹，邓禹派遣诸将在解县南面迎敌，大破樊参军队，并砍下了樊参的头。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多万，再共同攻击邓禹，初战邓禹军不利。第二天癸亥，王匡等人认为，癸亥属于六甲凶日，整天没有出兵，邓禹因此得以停整兵器，

邓禹雕像

重新调整部队。次日早晨，王匡率全军进攻邓禹，邓禹下令军中不得妄动，等王匡军队到了营下，邓禹传令诸将一起出动迎击，一举击败王匡军队。王匡等都弃军逃走，邓禹率兵乘胜追击，缴获了很多兵器和物资，这样平定了河东郡。

君是国家最高的主宰者，是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最关键人物，毫不夸张地说，为君者的一言一行都极大地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全局观念，胸怀责任感，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到对上对下都无愧于心。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

君王是船，人民是水，群臣是船上的乘客，将军兄弟是划桨的水手。如果大家齐心尽力，普度众生，这就是福。

隋文帝末年，刑法已很残酷。隋炀帝统治时，刑法进一步苛暴。对被压迫阶级聚众造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和政变，都要以天下第一大罪——“谋反”来定刑。规定凡是起来反抗的，“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又规定反抗者籍没其家。到贵族杨玄感起兵后，又制定诛九族之法：“其尤重者，行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

隋炀帝是隋朝第二代皇帝，他在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基础上，征发百万民工，用五年时间凿通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隋炀帝增设进士科，使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他还三次派人到台湾，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但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滥用民力，横施暴政，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在历史上留下了暴君的骂名。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被封为晋王。他的野心很大，心术不正。又诡于伎俩。他早就觊觎长兄杨勇太子的地位，想取而代之。为达目的，先要博得隋文帝的好感。他听说隋文帝对杨勇生活奢华很不满意，就设法在隋文帝面前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隋文帝要到他的府里来，他事先让平时陪伴他的许多美女都躲到后面去，只留下年纪比较大，又长得不怎么好看的迎候隋文帝；还让人把一张断了弦又落满灰尘的琴放在显眼的地方。隋文帝果然被他蒙蔽，夸他不好声色又知节俭。还有一次他看人打猎，天突然下起大雨，随从拿油衣（涂有桐泊的雨衣）让他穿上。他说：“你们都淋着雨，我怎么能一个人穿呢？”一直和大家一起受雨淋。隋文帝听说后，很是高兴，夸他有仁爱之心。为了美化自己，他还在独孤皇后面前装作非常孝顺的样子，每次要离开的时候，都是难舍难分，很得皇后的欢心，他还谎说太子要害他，使皇后对太子杨勇更加不满。他还巴结拉拢皇帝和皇后身边的人，还把隋文帝的宠臣杨素拉拢过来。这样，在隋文帝身边，就形成了以独孤皇后和杨素为首的反对太子杨勇的势力。他们合谋，要废掉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杨广甚至把太子的亲信姬威也收买到手，充当自己的耳目。他派人指使姬威告发太子生活奢靡，还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到皇帝快死了，太子很高兴等。隋文帝听说后伤心地流下眼泪，马上下令把杨勇囚禁起来，让杨素负责审问，杨素舞文弄墨，加油添醋。杨勇不服。杨素就让人把杨勇府中的服饰都搬出来，展示给大臣们看。独孤皇后也百般指责杨勇，要求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公元６００年，隋文帝排斥大臣高颖的劝谏，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公元６０４年，隋文帝得了重病，太子杨广和杨素等人密谋，派兵包围皇宫，把隋文帝严密控制起来。杨广调戏隋文帝的妃子被隋文帝知道后，隋文帝怒斥杨广为畜生，要人把杨勇找回来，重新立为太子。但是一切都晚了，杨广抢先一步，指示心腹把隋文帝杀死。接着又派人杀了长兄杨勇，杨广就这样登基当了皇帝，他就是隋炀帝。

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隋炀帝一登基就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民工二百万人，日夜不停地施工。在洛阳西南修造规模宏大的显仁宫，所需的木料要到江西去砍伐，一根做柱梁的木料，需要两千人搬运，运到洛阳需要几十万人工。工期紧迫，条件艰苦，官吏驱逼，民工不堪忍受，有十分之四五悲惨地死去。装运尸体的车辆，往来不绝。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叫西苑。西苑方圆二百多里，里面有巨大的人工湖，湖中堆起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山高百余尺，上面建有亭台楼阁。苑中有龙鳞渠，萦回曲折流入湖中。沿龙鳞渠，修建１６座豪华的宫院，分别由隋炀帝宠爱的１６个妃子主管。秋冬季节，要用七色彩绸，做成各种花叶，缀于枝条，把宫院的树木装点得像春天一样。还要经常更换。湖中的冰也得凿去，用丝绸做成的荷花绿叶装饰起来。１６宫院的妃子竞相进献最精美的食品，以博隋炀帝的恩宠。隋炀帝喜欢在明月之夜，带着几千宫女骑马到西苑游玩，一边弹奏着清夜游曲，一边饮酒赏月。

隋炀帝奢侈无度，残暴无比，他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也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公元６１１年，反隋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各地响应，反隋的起义风起云涌。公元６１６年，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乘着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把他杀了。在江都隋炀帝醉生梦死，日夜都沉浸在声色酒宴之中。在强大的反隋力量的打击下，隋炀帝自知末日将到。公元６１８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绞死。一代暴君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繁盛一时的隋朝就这样灭亡了。

君和民是舟和水的关系，舟在水上，水载舟行。君要善待臣民，体谅臣民的难处，设身处地为臣民着想，这样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为君者高高在上，一心只想吃喝玩乐，鱼肉百姓，把百姓作为自己私欲的满足者，长久下去，民众积压的愤怒必然会吞噬施暴于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君主。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诸葛亮做丞相的时候，有人认为他不肯实行大赦，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要靠大的德政，而不靠小恩小惠，因此汉代的贤臣匡衡、吴汉不愿实行大赦。先帝也曾说过：‘我与陈元方、郑康成在一起时，常常听他们给我讲述治国之道，但是竟没有一次讲到过赦免政策。像刘表、刘琮父子那样，每年都实行赦免，对于治国又有什么好处？’”因此蜀人极力称赞诸葛亮的贤明，而知道费祎是比不上他的。

从王莽建立新朝政权到刘秀统一全国，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连年战乱，老百姓受苦最重。他们种的庄稼有时被战争破坏得颗粒无收，再加上苛捐杂税，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怨声载道。光武帝刘秀看到这种情况，决定仿效文帝、景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重现生机。

光武帝看到当时的奴婢生活在底层，没有一点自由，和过去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决心解放奴婢，并下了九道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

同时，光武帝也对那些杀害奴婢的官吏严加治罪。有一次，一个地方官杀了一个奴婢，被光武帝知道后，光武帝当即下令杀了那个不称职的地方官。从此，再没有人敢违抗光武帝的命令了。被解放的奴婢也热情地投入了农业生产的大军中。

光武帝看到战争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重，便下令废除王莽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百姓们非常高兴。这时东汉的经济已经缓慢地恢复了。公元３０年，光武帝把田租从十税一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赋税减轻，老百姓手中的余粮也逐渐增多，人们都安心发展农业生产，社会也稳定了下来。看到百姓们过上了好日子，光武帝心中也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他知道百姓是根本，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光武帝废除苛捐杂税，又减轻田租，并很好地控制了财政开支。他提倡节俭，而且他还从自己做起。历史上的很多帝王都嫔妃成群，光武帝却将女色看得很淡，他的后宫只有一名皇后，几名嫔妃。而且他还严格控制她们的开支，规定每天或每月吃穿花销的数量。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出了大量钱财。

光武帝知道官逼民反的道理，所以他特别注意整顿官吏，特别是地方官。有一次他对一个贪官说道：“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我汉朝满朝文武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代表我的形象，你这样肆意搜刮民财，百姓不仅仅对你有怨言，对我们汉朝江山都有怨言。百姓一旦爆发，我们的江山就难保，你知道吗？”这个贪官因此让光武帝给治了罪。

由于光武帝经常派人微服私访，有时候也亲自去察看地方官吏的活动。所以官吏很少有贪脏枉法的。这样一来，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官爱民，民拥官”的新气象。

光武帝知道百姓最痛恨战争。因此，他为了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对用兵十分谨慎。那时，匈奴的势力又有所扩大，但是匈奴不敢直接来犯，而是鼓动别人来侵扰中原。有一个叫卢芳的人，就是匈奴培养出来的“代理者”。他依靠匈奴的力量，出兵占领了北方很多地方。最可气的是，卢芳还在那里宣布称帝。

光武帝忍无可忍，便派兵去攻打。卢芳根本敌不过汉军，向光武帝投降。光武帝出于仁慈之心，把他放了，还让他留下来，管理那些地方。可是卢芳贼心不死，又叛变了。光武帝于是再次出兵，又大败卢芳。卢芳只能逃到匈奴避难去了。

有的大臣建议光武帝乘机消灭匈奴，不然匈奴迟早都会威胁到东汉。光武帝回答说：“依我们现在的实力，大败匈奴没有问题，但是和匈奴开战必然会浪费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我汉朝百姓才刚刚过上安定的日子，农业生产也刚刚恢复，我们不能为了出这口气，让百姓又陷入战火之中。如果匈奴胆敢进犯我们，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将其打败的。”

光武帝的许多措施，都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由于他处处为百姓着想，全国出现了新的景象，社会安定，经济上升，百姓安居乐业。

治理国家要真正为百姓着想，解决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比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只有这些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国家也才能谈得上长治久安，也才可能真正富强起来，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虽雠必赏，虽亲必罚

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革命花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赞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在石厚帮助下，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卫桓公，当了国君。接着，又任意驱使老百姓去打仗，引起国内人民的不满。众人商量派人去洛阳向周天子告州吁的状。州吁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着急，便与石厚研究稳定人心的对策。石厚说：“我父亲在朝中德高望重，如果把他老人家请来为我们说几句话，事情就好办了。”

石厚的父亲石碏本来是卫国的大夫，是卫桓公的重臣。因为不满州吁和石厚的所作所为，自己一时又没有能力除掉他们，因此告老还乡。现在见儿子来问解救的办法，便计上心来。一本正经地对儿子说：“诸侯即位应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只要周天子答应了，问题就解决了。”

石厚又问：“怎样才能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呢？”石碏回答说：“陈桓公目前很受周天子的宠信，陈、卫两国又一向关系很好，假如州吁和你两人亲自去求陈桓公，我想他是会为你们在周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的。只要周王答应正式封州吁为卫侯，人心就可以稳住。”

石厚把石碏的话转告了州吁，州吁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带着礼物到陈国去。

当州吁、石厚往陈国去的时候，石碏暗地里打发人带着密信，赶在前头送给了陈桓公，请求陈桓公将这两个杀死国君的凶手抓起来。

州吁和石厚一到陈国，就被陈桓公派人捉住了。卫国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大夫右宰丑前去杀死了州吁，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不少人都主张从轻发落。但是，石碏却说：“石厚不忠不义，留着有什么用？”即派家臣赴陈把石厚也杀了。

公元２２７年冬，诸葛亮率领大军进入汉中，进行第一次北伐。临行前，诸葛亮给后主上了一道出师表。在文章中，诸葛亮指出南方已经安定，军队经过训练，应当北伐曹魏，夺取中原。他还规劝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否则就会出现东汉桓帝、灵帝的灾祸。

没过多久，蜀军对祁山发动攻击。虽然祁山久攻不下，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脱离曹魏，归降蜀汉。

这时，魏文帝已死，其子魏明帝在位。明帝听说失了三郡，就命令张郃率领一支军队抵挡蜀军。诸葛亮对众将说：“张郃大军来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首当兵冲，谁愿意带兵去那里驻守？”参军马谡说：“我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诸葛亮就派马谡去街亭，让王平做他的副手。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诸葛亮对马谡叮嘱道：“你必须在路口扎营，否则难以抵挡敌军。”

马谡到了街亭，就亲自去察看地形，他对王平说：“街亭有一座高山，非常险要，咱们可在山上扎营。”王平劝阻道：“咱们必须在路口扎营！如果非要驻守高山，—旦魏军来到，将这座孤山团团围住，试问您如何对敌？”马谡说道：“我凭险冲杀，何患敌军不败？”王平又说：“如果魏军切断水源，您怎么办？”马谡说：“如果那样，正好使我军‘置之死地而后生’，更能激发士卒的战斗力。”王平见无法说服马谡，就要求马谡拨给他一千士兵，让他在山下驻守。

张郃到了街亭，见马谡驻守在一座孤山上，觉得有机可乘。他在山下修筑了坚固的营垒，把这座山围了起来。马谡命士兵往外冲杀，士兵不敢向前。马谡大怒，连杀两人，士兵才向魏军冲击。但张郃坚守大营，乱箭齐发。蜀军不但没有破坏敌军的营垒，反而损失了很多士兵。

张郃又将水源切断，蜀军没有水，无法做饭，军心打乱。张郃看到进攻的时机已到，就带兵攻山。蜀军抵抗不住，四散奔逃。马谡没有办法，只得杀出重围逃走。

驻扎在高山西面的王平见马谡吃了败仗，就命令士兵击鼓呐喊。张郃怀疑有蜀国伏兵，不敢轻进，马谡才带着残兵败将逃了回去。街亭失守，使诸葛亮失去了进攻魏军的有利地势。蜀军只好退回汉中，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被魏国占领。

诸葛亮回转汉中后，命人将马谡押了上来，说道：“街亭关系到我军北伐的成败。你竟然不听王平的正确意见，导致街亭失守，三郡失去，我若不将你斩首，叫我如何服众？”马谡非常后悔，流着眼泪说：“我罪该万死！我一直把丞相当父亲看待，丞相也待我恩重如山。我的儿子还小，希望丞相另眼看待。”

诸葛亮说道：“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你不必多说了。”然后诸葛亮摆摆手，让刀斧手将马谡推出行弄。马谡死后，诸葛亮大哭不止。蒋琬对他说：“现在马谡已经明正典刑，丞相为何还哭泣？是不是觉得马谡是个人才，杀了太可惜？”

诸葛亮画像

诸葛亮说：“并非如此。当年先帝爷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曾对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都怪我不听先帝之言，才有今日这场大败！我恨自己为什么遇事不明，用错了人。”于是，诸葛亮封赏王平，给后主上了一份奏章，请求自贬三级。

后主看罢奏章，觉得诸葛亮态度诚恳，就将他连贬三级，降为右将军，但仍执行丞相的职权。不久，诸葛亮带兵包围陈仓，虽然屡攻不克，但退兵时斩杀了魏将王双。公元２２８年，诸葛亮又进行第三次北伐，进驻建威（今甘肃文县西北），前锋部队占领了武都、阴平。后主见诸葛亮立了大功，就恢复了他丞相的职务。

规则是给一定范围内人定的，并不应该因某人而有所变化，否则便谈不上规则。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搞特权，网开一面，那么就很难服众。而如果人心要是不能够统一，那么事情就很难做好了。虽雠必赏，虽亲必罚，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应该成为一条不变的真理。

省官不如省事

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

过去州只设置长吏、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得到诏命后就赴任，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员们的事务不减，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那可能吗？

公元９５４年，后周太祖死，柴荣继承皇位，即后周世宗。

在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的高平之战中，樊爱能、刘徽等将领脱逃，险些导致战斗失败。高平之战结束后，柴荣想诛杀樊爱能、刘徽等人以严肃军纪，但一直下不了决心。

战后的一天，柴荣躺在行宫的床上翻来覆去，思考是否严惩樊爱能等人的事情，正好禁卫部队的将领张永德在旁边，柴荣就问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说：“樊爱能他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的功劳，根本没资格当将军。这些人望敌先逃，就是死也抵不了他们的罪责。况且陛下正想平定天下，如果军法不严，那么就是有勇猛之士、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呢？”柴荣听张永德这么一说，把枕头扔在地上，大声叫好，下令把樊爱能等７０多名临阵脱逃的将领全部拘捕。柴荣训斥他们说：“你们都是历朝老将，不是不能打仗。在高平望风而逃，不是为了别的，是想把我像货物一样卖给敌人。”柴荣下令将樊爱能等７０多人全部斩首。刘徽以前有战功，柴荣本想赦免刘徽，但因为军法必须执行，柴荣就下令将刘徽也一同斩首，然后用车子将刘徽的尸首送回老家安葬。

后周世宗柴荣画像

从此以后，那些向来骄纵不法的士兵和将领知道了军法的严厉，不再敢违法妄为了。后周的军队建立起严明的军纪。同时，柴荣对高平之战中的有功之臣都委以重任，提拔将领只看功绩不看资历，有士兵因为立功而直接被提拔为将军的。

以前，五代的其他朝代对军队的管理都很松，生怕管严了伤了人情。而管理松懈导致军队机构臃肿，老弱病残占了军队的大多数。不仅如此，军队在朝廷的姑息迁就下变得十分骄横，不听指挥，打仗的时候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五代的时候各个朝代灭亡那么快，大多都是由于军队作战不力造成的。

高平之战中，部分军队临阵逃跑差点让后周亡国，柴荣对此痛心疾首，下决心进行改革。柴荣对手下说：“兵在精不在多，现在１００个农民也养不了１个士兵，怎么能用民脂民膏养一些废物呢？再说良莠不分，怎么激励众人？”于是下令各军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挑选活动，精锐的提升到上军，老弱病残逐出军队。因为精锐的士兵大多在地方，又下令地方把精锐的士兵都派到京城参加挑选。柴荣任命禁卫部队将领赵匡胤负责从地方的士兵中挑选最精锐的士兵组成新的禁卫部队，剩下的士兵再由其他将领挑选组成其他各种部队。经过整顿，后周军队士兵素质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是五代十国其他政权所不能比的。

柴荣执政时期，后周政权不仅面临着外部敌人的威胁，内部也有诸多问题急需处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给予人民精神寄托的佛教在中原盛行起来。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的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寺院向来拥有免交赋税的特权，为了逃避赋税，越来越多的人出家为僧为尼，纳税人口减少，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同时，军队的兵源也难以为继。佛教的过度发展已经危及国家政权的存在。为了维护统治，柴荣下达了限制佛教的命令。按柴荣的命令，只有经政府同意开设的寺院才能够存在，其他未经政府同意开设的寺院一律关闭；出家的人必须在祖父母、父母、叔伯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出家；只有京城和另外４个大城市才能举行出家的仪式；禁止僧侣有自杀、自残等违背伦常的行为；各地建立僧侣的档案，僧侣有死亡、还俗的，随时更改。经过整顿，中原地区共有３万多座寺院被关闭，只剩下２０００多座寺院，不到原来的１／１０，中原地区的和尚被削减到４万多人，尼姑为１万多人。

当时因为民众都把铜钱熔化了来做佛像，结果导致铜钱缺乏，商品的流通受到严重影响。柴荣下令：除了官府的必备铜器、武器和寺院的钟磬钹等铜器外，民间的铜器和佛像一律在５０天内交到官府，由官府收购，集中销毁铸造铜钱。过期不交的，藏匿铜５斤以上的判处死刑，５斤以下按藏匿的量分别判刑。柴荣对手下说：“你们不要对销毁佛像有所顾虑，佛教是教人行善的，只要是行善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难道就是佛吗？我听说佛为了他人连自己的眼睛都可以给，如果朕的身子可以用来周济百姓，朕也不会吝惜。”

柴荣的一系列精兵简政的动作增加了纳税人口，对后周的富强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决问题首先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知道它的根本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入手，把问题解决得圆满彻底。省官不如省事就是一个讲究解决问题方式的问题，如果单从表面入手解决问题，不但不会彻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造成人浮于事的弊病，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吉凶由人，不在于地

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

文帝说：“吉凶之事在于人不在于地。北齐后主高纬埋葬他的父亲难道就没有占卜吗？但是北齐很快就亡国了。正如我家的墓地，如果说不吉，我就不应做天子，如果说不凶，我弟弟就不应战死。”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刘邦亲率大军攻打谋反的韩王信，并且大获全胜。韩王信见大势已去，就投靠了匈奴，成了彻彻底底的“汉奸”。

白土（今青海化隆一带）人曼丘臣、王黄等与韩王信狼狈为奸，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做了大王。他们收集自己的残余部队，一起投奔了匈奴，并和匈奴密谋攻打汉军。匈奴单于冒顿见有利可图，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出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等人驻扎在广武（今甘肃省永登县东南）以南，然后一起攻打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刘邦听后气得火冒三丈，马上组织兵马与他们对战。结果，汉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守住了晋阳。

连续两次的胜利使得刘邦有些沾沾自喜，他得知此时的匈奴正把军队驻扎在代谷（今山西大同东北），就想派兵去攻打。为了保险起见，刘邦决定先派探子打探一下，然后再制订作战计划。冒顿吃了一次亏后，变得精明起来。这时，他已经想好了如何编一个大口袋，让刘邦老老实实地钻进来。

几天过去了，刘邦已经派出十几批探子，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匈奴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军中只剩下老弱残兵，就连那些牲畜都瘦得皮包骨。刘邦听后非常高兴，决定攻打匈奴。这时有人说：“陛下，您不是又派刘敬去打探消息了吗？他还没有回来呢，还是等等吧！”

刘邦不以为然地说：“等什么啊？十几批探子回报的都是一个消息，难道那刘敬还能和他们不一样？不管他，大军马上出发。”就这样，刘邦带领着３２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向代谷。当军队刚刚越过句注山时，刘敬突然回来了。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说：“陛下，万万不可贸然进兵啊！否则，我们将会一败涂地。”

刘邦听后很不满意，问道：“怎么？难道你看到的和前面那些人看到的不一样？”

刘敬回答说：“陛下，从表面上看，臣所看到的和那些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可是，两军交战，按常理推算双方都应该显示自己的长处。可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匈奴的短处，这一定是冒顿的诡计。陛下一定要三思啊！”

刘敬本来是一片好意，反倒把刘邦惹火了。刘邦生气地说：“你懂什么用兵打仗。如今我大军还没有开战，你居然在那里说这些丧气话，打击士兵的气势。来人啊！把他给我押下去。”

可怜的刘敬就这样被戴上了枷锁，押回了广武。信心十足的刘邦处置完刘敬之后，带领一部分军队，抢先一步抵达了平城（今山西大同）。结果，还没等刘邦喘过气来，匈奴的４０万骑兵就杀了过来。刘邦一下子慌了神，带兵逃到了白登山。冒顿也不着急，下令军队把白登山围住，想要活活困死汉军。

就这样，刘邦和手下的将士们被困在白登山整整七天七夜，这时的刘邦已经没有往日的威风了，后悔自己没听刘敬的话。刘邦的手下陈平向刘邦献计，让刘邦从冒顿的妻子阏氏那儿想想办法。

刘邦派人偷偷地给阏氏送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大量的金银财宝打动了冒顿的妻子阏氏的心。经过阏氏一阵劝说，冒顿开始有点犹豫了。正巧王黄和赵利的部队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赶到，冒顿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私通汉军，于是他就命人打开了包围圈的一角。

就在匈奴部队刚刚有动静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雾。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刘邦让部队秘密做好准备。匈奴的部队见有大雾，也就放松了警惕。就这样，刘邦带领剩下的人终于冲出了包围圈。

刚刚逃出来的刘邦正要慌慌张张地下令，让部队加快脚步，这时，太仆滕公对他说：“陛下，切不可着急！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匈奴一定会派兵追杀的。我们不如放慢脚步，那样的话匈奴会有所顾忌，害怕中了我们的埋伏。”

刘邦听从了这个建议，命令部队不紧不慢地前进，终于平安地回到了长安。

天时地利固然对决定战争的胜负十分重要，但如果不善于利用，那也是一场空。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中，人和要远比前两者重要得多，天时、地利是死的，是不变的，而人是活的，是变动的，以变应不变，显然变者胜。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应该作为做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天时地利不及人和

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况于手足肱支，岂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其余小忿，或宜容贳。若外难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不亡。

天时、地利也比不上人和，何况弟兄犹如手足股肱，岂可相互损害！现在国家处于危难，蒙受耻辱，创伤巨大，痛苦殊深，我辈只有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发愤救危雪耻，其余的小怨恨，应该能互相谅解才是。如果外难未除，仍然在家族中构祸不止，观今鉴古，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田单是齐国的一位大将军，有一次，他决定去攻打狄国，临行前，去请教鲁仲子。

田单问鲁仲子：“我准备带兵去攻打狄国，先生认为此行会怎么样？”

鲁仲子摇摇头：“恕我直言，此次出击，不会顺利。”

田单心中不快，却依然心平气和地问道：“此话怎讲？”

鲁仲子说：“将军此番一定不能攻克城池。”

田单反问道：“上次攻打即墨，那么大的一个城池，用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尚且能打败千军万马的燕国，收复了齐国的失地。这一次攻打如此小的一个狄国有什么难的呢？”说完，田单也不告辞，拂袖而去。

田单率兵出发攻打狄国，一连苦苦战斗了三个多月，仍不见分晓。田单的队伍人闲马乏，精神萎靡。

田单铜像

有一天，田单坐在帐内，心中烦闷，突然听到帐外传来孩子们唱的童谣。他仔细听来，虽没有听清全部歌词，但歌词的大意却听明白了：“田单的军队，装备很整齐，打仗却不行，长枪如同烧火棍，士兵无用像狗熊……”

田单听了这首歌，心里很纳闷，坐立不安，在帐子里来回踱步，最后还是决定去请教一下鲁仲子。

田单想起当初鲁仲子曾说过一定攻不下狄城的预见，心里惊异鲁仲子的明断。因此，他诚心诚意地对鲁仲子说：“先生请原谅我上次的无礼，你的预见果然不错，请指教这究竟是为什么。”

鲁仲子说：“上次攻打燕国，是为收复家园而背水一战，你和士兵皆士气高昂。此次已不同以往，你金钱封地样样俱全，已习惯高高在上做大将军，如何带动起士兵冲锋陷阵？”

田单心服口服，回到军营后，和士兵同甘共苦，鼓舞士兵，果然很快攻下了城池，打败了狄国。

天时、地利、人和皆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理和天象上的有利态势不如人力的有利态势，这突出表现了人和的巨大力量。人是世界的主宰，是万物的主宰，蕴藏了巨大的能量，因此，以人为本才是做事的出发点和根本。

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

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袄逆乘衅，天下乱矣！

天下有危机，祸福便因此而产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这“机”就是百姓。百姓安定就对活着感到愉快，不安定就对死看得很轻，对死看得很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邪恶叛逆之徒乘机而起，天下也就乱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２０９年），秦国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征发９００名百姓前往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驻守，阳城人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被选为这队人的队长。当时正好是七月，这９００人走到大泽乡的时候（今安徽宿州东南），正好赶上天降暴雨，道路被雨水冲刷得不能前行，没办法他们只好在当地停留，等待雨停。可是老天似乎在捉弄他们，暴雨一连下了几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照这种情形下去，肯定是不可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渔阳了。秦朝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延误了期限，一律斩首。

９００名百姓心中清楚，不管怎么样，都是必死无疑了。因此，他们更加怨恨起秦朝的暴虐。这时，陈胜和吴广两个人趁机杀掉了押送他们的两个将尉，然后把那９００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如今已经延误了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我们都会掉脑袋的。退一步讲，就算朝廷这次发了善心，老天爷保佑了我们，我们赶到渔阳的时候没有被杀头。可那又怎么样呢？结果还不是一样要死，有几个驻守边疆的人能活着回来呢？”

那些被征发的人听完他们的话后，也都表示赞同。陈胜见他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我们都是热血男儿，大丈夫不应该怕死，就算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也要为我们崇高的目标而死。大家想想，我们因为没有生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家，所以才会遭受到这样的苦难。难道那些所谓的王侯将相，他们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吗？我们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和他们一样。”

陈胜的一番话说得那些百姓热血沸腾，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和陈胜吴广一起起义，推翻秦朝的统治。于是，陈胜和吴广就假借公子扶苏和楚国的大将军项燕的名号，自己号称“大楚”。同时，陈胜还把自己立为将军，把吴广封为都尉，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开始了。

陈胜他们是在大泽乡起义的，所以第一个攻打的也是大泽乡。很快，大泽乡就被起义军攻克，很多人加入了起义军。然后，陈胜带领起义军又杀向蕲县，结果蕲县也很快就被起义军攻占。紧接着，陈胜命令葛婴带领一部分人马，沿着蕲县以东，接连攻下了铚、酂、苦、柘、谯等城池。在起义军的号召下，很多人归附了起义军。当起义军杀到陈县（今安徽淮阳）时，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战马１０００多匹，士兵几万余人了。

大泽乡起义

在攻打陈县的时候，起义军并没有费多大力，因为陈县的郡守和郡尉都不在，只有那可怜的郡丞带着人在谯门苦苦地死守。区区一个郡丞，怎么能抵挡得住越战越勇的起义军呢？很快，陈胜就带人攻下了陈县，并把那里作为根据地。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鼓舞了分布在各地的革命力量，他们纷纷举起反秦的义旗，各支起义队伍很快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形成了以陈为中心的全国性伟大农民战争。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六国贵族和中小官吏也纷纷投奔起义队伍。农民军迅速壮大以后，从起义中心陈县出发，兵分三路向秦王朝发起总攻。一路由假王（假为代理的意思）吴广率军沿着黄河向西推进，以打开通往咸阳的大道；另一路由宋留率领，取道南阳扣武关，分散关中敌人的兵力，策应吴广的主力；还有一路由周文带领，进攻关中，直取咸阳。

除此而外，还派武阳、张耳、陈仓攻赵地，周市攻魏地，邓宗攻九江郡，召平取广陵。各路起义军的进攻，使秦王朝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并最终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

人一旦到了山穷水尽，各种生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不怕死的精神就被激发出来了，正所谓民不畏死。历史上官逼民反的事情太多了，很多朝代的更迭也多半是苦难得无法生活下去的百姓自下而上反抗统治者残暴的统治的结果。作为领导者要设身处地地多为下面的人着想，这样才能上下一心，求得发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人们羡慕声名的本性，就像水必然向下流一样，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在下位的人喜欢的程度就一定会超过他们。陛下如果选拔人才，首先考虑道德品行，写作技巧只放在末位，则众多的士人就会雷厉风行地修养德行，四方就会闻风响应。

春秋时期，齐国人竖刁在少年时进宫侍候齐桓公，深得齐桓公的宠爱。在桓公身边，他处处留心观察桓公的生活习性和内心活动，不久就把桓公的各种嗜好摸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事事投其好，满足其欲、迎其欢，使齐桓公非常满意。齐桓公常在众人面前夸赞竖刁，天长日久，竖刁就成了齐桓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了。

竖刁深知齐桓公有两大嗜好，一是喜食美味、奇味；二是喜好女色。于是，竖刁就着力从这两方面下手，投桓公之所好以取悦于他。宫中有一个叫易牙的人，为人奸诈，精于烹调之技。竖刁就设法与他结为朋友。易牙也深羡竖刁显赫的势力，不久两人就成为莫逆之交。

有一天，竖刁向桓公举荐了易牙。齐桓公听说易牙很擅长烹调，就问他：“我对人间的鸟、兽、虫、鱼都吃腻了，只是没吃过人肉，不知人肉的味道如何？”这本是齐桓公的一句戏言，可是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易牙便把这件事牢记在心，回到家里他把自己的儿子烹杀了。

几天后的一次午膳上，齐桓公吃到了一盘嫩如乳羊、鲜美无比、从没吃过的菜。当齐桓公知道这是易牙儿子的肉时，虽然心里感到很恶心，但又觉得易牙杀子是为了自己，可见他爱我胜于爱他的亲骨肉啊。齐桓公同时也觉得推荐易牙的竖刁确有识人之才，此后，齐桓公不仅宠信易牙，对竖刁也更是恩宠有加了。

贤相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看望他，并请教说：“仲父病了，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管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对齐桓公说：“我希望你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伙人远一些，千万不要接近他们。”

管仲画像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肺腑之言”，十分不理解地说：“易牙煮了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这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果他对儿子很残忍，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好？”

齐桓公说：“竖刁阉割自己来侍奉我，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对君主又怎么能好呢？”

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断定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能相信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他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其他人呢！”

齐桓公听了他的这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好，一切照您的话办。”管仲死后，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的话太过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无害于国。”于是又把他们召回朝廷。

有一年齐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术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齐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去，在宫外筑起三丈高的墙，断绝他的饮食，把他活活饿死。齐桓公临死时流着眼泪说：“唉，我今天得到了这样的下场，是我糊涂，没有听仲父的话。仲父实在是圣人，圣人的眼光是很长远的啊！”

居上的人有什么喜好，下面喜欢阿谀奉承的人必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以博得其欢喜。这就提醒为官者，居上者，要慎言慎行，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要进行约束，以免使这种不正当之风盛行，同时，也不要给那些喜好这种逢迎的人以逢迎的机会。

王者无戏言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八月，戊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帅张蚝、慕容垂等人的步、骑兵二十五万人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过去我靠龙骧将军的官位建立了大业，未曾轻易地把这个官位授予别人，你努力干吧！”左将军窦冲说：“君王无戏言，这话是不祥之兆！”苻坚沉默不语。

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使当时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称霸诸侯的强国，为秦国日后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在刚刚推行变法改革的时候并不顺利。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并不容易在一时之间就改变，同时人们对国家也不信任，害怕这又是皇帝没事搞新名堂来愚弄百姓。所以，改革的进度推行得很慢。商鞅作为变法的总负责人，很是着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商鞅画像

一天，他在成阳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人们纷纷围过来看个究竟。商鞅对围观的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１０两。”围观的人纷纷议论。“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给１０两银子，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还有的人说：“说不定是当官的圈套，搬完了木头，又不给钱，这种事情见多了。”人们不住地交头接耳，就是不肯前来搬木头。商鞅见没有人行动，于是说：“你们是不是嫌少啊，这样，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我给５０两银子。”围观的人顿时炸开了锅。“５０两，那么多啊，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那么多银子。够我们花一辈子的了。”围观的人议论道。也有的人按捺不住了，想去试试。但是马上有人拉住他说：“别犯傻了，看看再说，说不定是假的，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啊。”于是，蠢蠢欲动的人也就缩回来了，继续观望。

这时，有个年轻人路过这里，也挤到前面看热闹，他愣头愣脑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便问旁边的人，这是在干什么，旁人告诉他：“把那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５０两。”小伙子听说有５０两银子，不禁动了心。５０两银子够自己盖多少房子，买多少地啊。他不住地盘算着５０两银子能给他带来多少东西，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５０两银子的魅力实在太大了。他走到商鞅面前问：“你说的可是真的？”商鞅回答：“当然。你把它搬到北门，我就给你５０两银子。”话一说完，小伙子就扛起木头，大步向北门走去。围观的人也好奇地跟随着，还有的说：“傻小子，别搬，上当了。”小伙子顾不了那么多，心想：就算白搬也没什么，反正我有的是力气。不一会儿，北门到了，小伙子放下木头，商鞅立刻命人端上赏金给小伙子，小伙子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围观的人都后悔得要命，早知如此，自己搬该多好啊。

秦王听说了这件事，就问商鞅：“搬一根木头竟然给了５０两赏金，是不是太多了？”商鞅回答说：“大王要实行改革，必须先得到百姓的信任。只有百姓信任，改革才能取得成功。现在百姓已经知道大王是守信的，新法才可能推行啊。”

古时候有许多同家，比如晋、秦、齐、宋、郑、楚等，这些国家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因为他们都想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

晋文公重耳是晋国的国王，他也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够称霸。于是，他即位以后尽心尽力地治理同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得国家渐渐地强盛起来。

后来，宋国的国王宋襄公派他的儿子到晋国去寻求帮助，因为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晋国的大臣们都向晋文公提议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其他一些弱小的国家，主公您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成就一番霸业，现在就是时候了。”晋文公也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于是，他扩充队伍，建立了三个军，浩浩荡荡去救宋国。不久，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

楚国的国王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认为自己迟早可以打败宋国，便违背了命令，不肯收兵，并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可以打胜仗，但一定要拼一个死活！”

楚成王很不痛快，但也没有办法，只派了少量兵力给成得臣指挥。

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没想到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一来。真气得他双脚直跳。他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道理？”

大臣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有个理由，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也不迟。”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一步一步紧追。

成得臣又派人向晋军下战书，言辞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么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了。”

在后来的战争中，成得臣骄傲自大，十分轻视敌人，最后中了晋军的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晋文公又下令不再追杀逃兵，把敌人赶跑就可以了。

最后，晋文公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百姓的拥戴，实现了成就霸业的理想。

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不但关乎自身，也关乎到自己所领导的群体，因此，领导者不要轻易许诺，也不要轻易对某事下断言，正所谓君无戏言，领导者的一句戏言，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其后果可能不是领导者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领导者一定要慎言慎行，并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