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袁隆平（１９３０—），出生于北京市，１９４９入重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农学系读书。后来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续读三年至毕业。大学毕业服从分配，来到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１９６０年７月，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田中，发现“鹤立鸡群”的特异稻株，开始从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１日，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网定价发行；２０００年８月，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袁隆平科技学院”在湖南成立，袁隆平出任名誉院长。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２００４年５月，获得沃尔夫奖，以色列总统为其颁奖。２００４年９月，获得泰国国王金镰奖。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获得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５日，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生平

动荡流离的童年

袁隆平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日，正是秋高气爽好时节，北平协和医院一个新生命降生了。因为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取名隆津，所以按照家族辈分，父亲为其取名隆平，寓意战乱的岁月早点结束，天下一片太平，乳名二毛。因为出生于马年，看着小小的他，大家称之小马驹。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袁兴列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做过县高等小学校长、督学，抗日战争之后弃笔从戎，为革命摇旗呐喊。母亲华静亦是一位才女，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喜欢哲学，当过老师。做了妈妈的华静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开始专心带孩子，非常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和品德教育。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一方面日本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杀我国民、占我国土，惨无人道；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腐败无能，抗击不力。童年的小马驹开始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四处迁徙。途中他经常看到难民成群——一张张饿得青灰色的脸，一副副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身体，一片片横七竖八的尸体，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他那纯净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他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

１９３６年，袁隆平随父母辗转来到形势相对缓和的汉口。那年初秋，母亲带着他们到汉口郊区的一处果园游玩。初次来到果园的袁隆平惊呆了：挂满枝头的桃子、爬满架子的葡萄、惹人怜爱的西红柿，生机勃勃，仿佛一曲水果的咏叹调，弹奏在袁隆平的心间，优美绵长。他感叹于土地的无穷力量，犹如变戏法一样，从那以后，他对土地有了特殊的感情。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疯狂进攻，不久战火就烧至汉口，父母决定再次转移。１９３８年春，袁隆平随父母从汉口出发，几经周折，历时２０多天到达湖南桃园镇。传说这里就是晋代文学大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地方，当时战火未至，这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派宁静祥和。这对从小就在城市长大的袁隆平来说，无论桃林还是竹丛，无论溪水还是湖边，一切都充满了神奇和幻想，仿佛隐藏着绚烂多姿的另一个世界。

来到这里的袁隆平一家开始了一段仿佛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日本军队还是发现了这片“世外桃源”。于是，轰炸机结队而来，他们无视这人间仙境，上来就狂轰滥炸，不一会儿桃园镇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哭叫声响成一片，死尸遍地，残垣断壁，面目全非。

１９３９年农历的除夕之夜，本该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放着新年的鞭炮，吃着丰盛的年夜饭的时间，可是为了一家人以后的安全，袁隆平的父母再次决定转移。他们全家乘坐一条小木船，走沅水，入洞庭，进长江，逆流而上，逃往重庆……

由于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当时的陪都，山水相依，倒也算繁华。小时候的袁隆平喜欢到嘉陵江游泳，经常为喜爱河流石的母亲捡些好看的石头。有一次母亲看着他带回来的各色石头，认真地对他说：“一颗小小的石子可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世间，绝不可苟且偷生。作为一个人，能够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变得更美好；作为一个人，能够去改造世界，使世界变得更理想。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挥那种创造力，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

母亲接着告诉他，要想改造世界，就得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了，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虽然当时母亲的教导袁隆平并没有深刻领悟，但却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颗种子，等待日后的茁壮成长，支撑起袁隆平的理想和人格。

在成长过程中，袁隆平总是遵循着母亲的教导，以至于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总是努力争取，也勇于放弃，积极地面对人生的任何挫折磨难。

讲台上的袁隆平

１９３９年８月，袁隆平与弟弟隆德一起走进嘉陵江畔的龙门浩中心小学读书。然而大后方也没能幸免于难，日本开始不定期地轰击重庆，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的三年间，小小的山城遭到了近万次的空袭。学生没法正常上课、商铺没法正常营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到处是战火、硝烟，山城的人们活在防空警报的哀鸣之中。少年袁隆平除了上课就是组织同学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回到家后，父亲总是给他讲当时的局势，多灾多难的祖国让这个少年多了一份责任，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

１９４２年８月，袁隆平在龙门浩中心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重庆市复兴初级中学。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也暂时告一段落，袁隆平的学习和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升入中学的袁隆平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时常问一些连老师都无法解答的问题：“老师，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循循善诱的老师也总是表扬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这一切也与他日后的成就息息相关。

两次重大的选择

１９４８年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袁隆平再次随全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中。１９４９年夏天，袁隆平高中毕业，面临着高考的选择，选择哪所大学成为家中的主要议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父母们共同的心愿，父亲希望他能报考南京的中山大学，希望其以后有更大的作为，然而此时的袁隆平却另有打算。

动荡流离的童年让他看到祖国人民的饥饿贫穷，也让他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会时常想起小时候母亲带他去的汉口郊区的农场；想起桃源镇的如诗如画，水牛牧童；想起重庆周家湾长长的石板街，美丽的嘉陵江……他决定要去重庆相辉学院学农，立志学农报国。开明的父母想听听袁隆平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回答得很干脆，很坚决。

父亲很是吃惊，没料到儿子已经想好，且与自己对他的期望相去甚远。“想成为一个身上充满庄稼味的学者吗？”父亲反问道。

“试想一下，这人世间倘若没有庄稼味儿，而是充斥着铁血味儿、硝烟味儿，该是多么可怕！”袁隆平毫不示弱地说。父母都是开明的人，见儿子已经想好，只好尊重他的意见。问他想报考哪所学校，他脱口而出，说要报考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父母觉得也不错，相辉学院算是一所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曾西迁到相辉学院。

专心做实验的农学家

１９４９年８月，袁隆平离开南京，告别父母，来到他一直梦想的地方——重庆相辉学院，开始了生命中新的旅程。由于重庆曾是战时的“陪都”，吸引了大批有志的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虽然当时条件很差，但是热血澎湃的年轻人乐观向上、勤奋好学，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相辉学院与四川省教育学院、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进行了合并，改名为西南农业大学，自此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师资力量更为雄厚。

进入大学的袁隆平，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英语很好。他经常省吃俭用购买英文杂志，同时阅读大量的英文书籍，于是他较早地接触了世界上的知名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并对他们的学说逐一比较和研究，为他以后研究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袁隆平对音乐和乐器情有独钟。有一次，正在宿舍和同学们聊天的他突然听到一曲优雅的小提琴演奏曲飘然而至。他让同学静一静，仔细一听琴声来自隔壁，于是他循着琴声推开了隔壁宿舍的门，发现一位同学正站在窗前，注视窗外陶醉在优美的乐曲中。袁隆平说明来意，希望能拜这位同学为师，同学很高兴地答应了袁隆平的请求。他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从此在同学的鼓励下走上了学琴的道路。袁隆平果然很有天赋，学得快，进步也很快，就在这年的迎新年晚会上，他和那位同学一起演奏了一曲小提琴二重奏，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以后小提琴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现在。

学习之余，袁隆平还会喊上三五好友，一起到嘉陵江戏水，有时候他们还会故意选择水流急湍的地方，感受逆流而上与水流拼搏的力量之美，一直以“浪里白条”自喻的袁隆平得到了大学同学们的认可。１９５１年春天，西南地区第一届运动会开幕了，游泳高手的袁隆平被选为西南农学院的运动员代表，并夺得了西南地区游泳比赛的第四名。

１９５０年，美国侵略者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英勇的中华儿女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高潮，１９５１年夏天重庆市征兵办公室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征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志愿军歌曲飘过大街小巷。这时正值血气方刚的袁隆平想起了抗战时期重庆惨遭日军轰炸的场景，没有国，没有家，又怎么搞研究呢，他决定弃笔从戎，保家卫国。

经常参加游泳活动袁隆平身体素质不错，成为西南农学院被录取的八名飞行员之一。可是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国务院做出决定大学生一律留校，征兵从高中开始。没成为飞行员的袁隆平却成了成就卓越的农学家，真正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

大学四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马上就要毕业了，袁隆平面临着又一次人生的抉择。待了１２年的重庆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深深地眷恋着这片热土，然而这时学校发出号召，希望毕业生们能够深入到基层，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虽然隆平很想留在重庆，但最后在毕业分配志愿上坚决填上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就这样，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省最偏僻的湘西安江农校成为老师，来到了最艰苦的地方。

安江农校来了新成员

从重庆到湖南，历时半个多月，行程１０００多千米，疲惫不堪的袁隆平终于来到了安江农校。踏进校门的那一刻，他惊呆了。他想过贫穷，想过艰苦，可没想到是这么的贫穷和艰苦。

学校是由古老的圣觉寺改建而成，除了可供农校使用的十几间空房之外就剩一口吊钟。学校四周是高高的雪峰，长长的沅江水穿过峡谷，奔流其间；学校里面有几棵古柏，几只乌鸦，寂寞的古寺却不见泥塑菩萨的踪影。教师宿舍也非常的简陋。袁隆平推门走进他的宿舍，一间很小的破旧的老屋，或许这里曾是小和尚的住处。

尽管如此，袁隆平没有退缩，他曾自喻自己为一颗种子，放在哪里都要努力的发芽，在这里也一样可以。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袁隆平显得有些紧张，下面的学生听说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也都充满了好奇地望着他。袁隆平看了看坐得整齐的学生，他轻咳了几声，控制了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开始讲课了。看着这些纯朴的山里孩子，他从心底里喜欢他们，讲着讲着也就不紧张了。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这些山里的农村娃也都听入了神，喜欢上了这个有点像大哥哥的知识渊博的老师。

稻田中的袁隆平

在探索教学的过程中，袁隆平发现只靠在课堂上听课学农是不行的，结合实验会更有效果。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资料，这些都没有难倒袁隆平，他带领着学生开始尝试新的实验教学，他还特意向农民学习一些他们的耕种技巧，经常带领学生与农民们一起劳作。

有一次，他发现很多农民口袋里装着一根小木棍，来到田间地头，便找一块平地把木棍插在中间，然后以木棍为原点，画一个“十”字。当时袁隆平挺纳闷，后来发现在阳光下木棍的影子沿顺时针方向慢慢移动，他这才明白原来聪明的农民们正在用木棍来测定时间。

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皮肤不再白嫩，手上磨起了老茧，袁隆平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讲课的声音常常就在田间地头响起，他最常说的就是劳动创造人类的道理。猛然回头，他才发现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农民、这里的孩子。

有时候，湘西的冬天很冷，可是贫苦的山里娃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御寒的衣服穿，袁隆平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学生就赶紧翻箱倒柜地把自己毛衣、毛裤找出来，命令学生们穿上。学生知道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可是还是拧不过倔强的袁隆平，只好把衣服穿上，把感激带上。

因为穷，袁隆平不得不在放学后到处挖野菜充饥；因为穷，他不得不上山砍柴取暖做饭；还是因为穷，穿不惯草鞋的他只好打赤脚。穷惯了的湘西人对袁隆平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觉得他来这种地方真是委屈了。会心疼学生的老师也自然得到学生的爱戴。有时袁隆平一天到晚工作，没有时间上山砍柴，学生就开始背着袁隆平替他准备。深受感动的袁隆平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讲台上的他更加激情澎湃。

１９５８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偏远的安江农校也未能避免。学校开始经常停课，袁隆平和学生们都卷入了大炼钢铁的浪潮之中。小土炉一座挨着一座，山上的树木砍了一棵又一棵，可结果连一块钢铁也没有炼出来。看着那些化为灰烬的树木，袁隆平感到深深的自责，他觉得自己也负有责任。

在“一边倒，倒向苏联老大哥”的年代，前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无性杂交”在中国大行其道，于是袁隆平也开始带着学生研究无性杂交，开展实验。

一开始他们选择红薯为实验对象，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很快嫁接苗就成活了，但是为了能进行大面积耕种，就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使其结籽。当时，学校里没有任何遮光设施，袁隆平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床单和被罩用墨汁涂黑，代替遮光设备。功夫不负有心人，嫁接苗长势喜人，地上结了种子，地下长出了最大１３５千克的红薯王。在这次成功的激励下，袁隆平开始带着学生进行更广泛的探索，于是培育出了新型西瓜、新型西红柿、新型马铃薯等……在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袁隆平科研成果展台上引人注目，成为记者报道的热点。

可是这种喜悦却戛然而止了。当袁隆平满心期待地把精心培育的种子大面积播种时，他发现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的种子，地上长的依旧是月光花，而地下却寻不见红薯的影子。其他种子一批批地种下去，结果依旧是失望。既然无性杂交的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就没有什么前景可言。

经过仔细研究袁隆平发现上大学时学习的欧美学者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对良种繁育有很大的作用，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却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等帽子。他们甚至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企图以这种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绝对权威的地位。袁隆平没有惧怕，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是非应该分明，不应该和政治挂钩，他决心要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没想到后来这确实给袁隆平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灾难。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政策上的失误，让贫穷落后的新中国雪上加霜，粮食大量减产，全国范围内迎来了饥荒时代，安江农校也未能幸免。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每天只有五六两口粮，食不果腹，饥肠辘辘，无法聚精会神地学习、看书。

当时袁隆平还经常带着学生到农村支援春耕和双抢，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水稻产量很低，农民们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稻米。偶尔吃一次吃的也是双蒸饭，即用水把饭蒸两次，饭粒越来越大，俗称“增量法”，其实根本就不管饱。平时他们主要依靠红薯充饥，但是吃完红薯撑不了多少时间就会饿，而且吃多了还反胃。

回顾那三年自然灾害，自己经过挨饿，特别是看到广大农民都在挨饿，亲眼看到饿死人，还了解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带头节食，“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说得是多么实在，可是哪朝哪代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农学专家感到了自己肩上的重担，要让农民们吃饱饭，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吃饱饭。

１９６０年春，经过深思熟虑袁隆平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杂交水稻。这一年，他３０岁，正值而立之年。当西方国家的专家都在按传统的经典理论进行水稻研究的时候，中国一个偏远山区农业学校的年轻老师袁隆平正在试图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禾下乘凉梦成真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把那么长，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和朋友们走路累了就到水稻底下乘凉。”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确定了目标的袁隆平内心充满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可是真正摆在他前面的的确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

１９６０年春天，袁隆平把学校分配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作为试验田，精心地播种、施肥，没几天秧苗在他的呵护下就露出头，晶莹嫩绿，生机勃勃。从此每天的课余时间他就泡在地里，像看着孩子一样看着它们长大，一待就是几小时，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夏天很快就来了，秧苗由嫩绿转深绿，开花、抽穗、结果，逐渐成熟了。有一天，像平时一样，袁隆平来到稻田观察每一株禾苗的成长。突然他眼前一亮，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它犹如水稻王国里的王子，高大挺拔、颗粒饱满，傲视群雄。看着它，袁隆平激动不已。最终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这株水稻上结出了１７０颗种子，袁隆平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收集了起来。

袁隆平视察水稻田

第二年开春，他满怀希望地把这１７０粒种子种在了瓦罐的培养土里，然后又移栽到了窗前的试验田里，他每一天都那么专注地看着它们，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照看着自己的儿女。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新长出来的水稻并没有继承原来的优势，高矮不齐、穗短粒小。袁隆平失望了，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如果它是纯种的话，它不会分离，我推测它是一个天然杂交稻。”

天然杂交水稻的判断让袁隆平重新拾起了希望，也坚定了他研究杂交水稻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开始对每一株的情况仔细地记录：高的、矮的，早熟的、晚熟的，颗粒大的、颗粒小的，秸秆粗的、细的，经过统计和运算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这些天然杂交水稻竟然和孟德尔学说的分离规律相吻合。

经过这次实践，袁隆平得出一个结论：杂交水稻是有优势的。虽然这次的实验出现了分离，但是袁隆平认为原因在于第一年的选育的那株天然杂交水稻并非纯种。如果按那株杂交水稻的产量来估计，亩产就可以达到６００千克。无疑这个结论在当时具有颠覆性，因为在细胞遗传学一书中，美国著名的遗产学家辛洛特和邓恩曾十分肯定地表示水稻杂交无优势。此外，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也明确地指出：“稻麦等白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难以想象当时袁隆平顶住了多少压力，遭遇了多少嘲讽，可是他没有退缩，也不会迷信权威，他坚信实践出真知。

感到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袁隆平以最快的速度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人工培养杂交水稻方案，主要分成了三步。首先先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在通过“三系”配套进行循环杂交，完成不育系繁殖，最后进行杂交制种并在大田生产中应用。从此，他真正开始走上研究杂交水稻的科研道路，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１９６３年，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风雨交加，农民们在稻田里经常发现袁隆平寻觅雄性不育株的身影。蓝天厚土、碧绿稻田，他的清瘦的身影天然地勾勒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日子也在寻找中划过指尖、淌过稻叶，悄然流逝。

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０日对于袁隆平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经过一年苦苦地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三株雄性不育株。经过长期的研究观察，１９６５年袁隆平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并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的发表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抛下了一块巨石，击起了层层涟漪，有支持者，但更多的是反对者，争论喧嚣中，袁隆平却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可是好景不长，平静之中孕育着更大的灾难。１９６６年５月，暴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江虽然偏僻，但是政治斗争却依然激烈，袁隆平就像箭靶子成了这场政治革命的众矢之的，“罪证”有二：一是“出身”问题，二是“现行问题”。一下子学校里出现了１００多张攻击袁隆平的大字报，他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毒害青年学生”的罪人，他被视为“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可气的是造反派竟然把袁隆平多年来装在瓶瓶罐罐的科研成果全砸了，多亏了几个机灵的学生帮忙藏了几盆。

曾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倾”运动中因“出身问题”被戴上了帽子的袁隆平对蹲牛棚、受批斗已有心理准备。工作组长来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可是结果却有点出人意料。工作组长说：“‘牛棚’你就不要去了，继续搞你的杂交水稻实验，争取在实验中改造好自己，为人民立功。”听到这话，袁隆平内心充满了感恩，他连做梦都想搞好实验，让全国人民吃上饱饭。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原本以为可以风平浪静，没想到再起波澜。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８日，仿佛那一晚的风雨都在哭诉，袁隆平的整个试验田被人彻底摧毁了。

近乎绝望的他四天后在一口井中找到了精心培育了四年的秧苗，让他感到万幸地是在上面漂浮着的几颗经过“抢救”又活了过来。

在那样一个不辨黑白的年代，流言蜚语充斥在耳边，“这是三岁小孩搞的玩意儿，根本没什么名堂！”无论怎样，袁隆平仍然坚持着，他相信噩梦终会醒，好梦会成真。１９６９年，袁隆平被校“革委会”下令调到湖南溆浦煤矿当工人。经历了两个月的矿工生活后，“问题重重”的袁隆平却又神奇般地被调到湖南省农科院，从事他日思夜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业务主持。

历经多次摧残，不育稻种却每每绝处逢生；遭受多次打击，袁隆平却次次转危为安。回首这段岁月，灾难与幸运相互交织共同演绎着杂交水稻问世的一幕一幕，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一直在推动着，直到多年之后，方才真相大白。

原来１９６５年袁隆平发表的论文被原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看到了，他慧眼识珠，发现了这其中蕴涵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于是立即上报至科委党组。当时担任科委党组书记的聂荣臻当即表示全力以赴支持这项研究，早日摆脱中国缺粮的现实。正是这两位领导人特殊时期的保护和支持，才让袁隆平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尚能体会一丝温暖，最终在政治旋涡中得以保全脱身。

１９６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湖南的气候不适合育种，袁隆平只好带着尹华奇、李必湖来到了云南省南部的元江县。滇南和海南都属于热带气候，高温多雨、树木常绿，十分适合育种。

来到滇南的师生三人暂时借住在元江县农技站的一间空平房里，租用农技站的水田，他们开始没白没黑地培育雄性不育系。袁隆平把无花粉型不育株命名为Ｃ系统，把花粉败育和退化型不育株命名为Ｄ系统，它们都是劫后得以重生的孤苗后代，对此袁隆平倍加珍惜。

师生三人开始从早到晚地浸种催芽，为了便于研究和区分，他们按不同的家族系统，把浸过的种子分别装进几个小布袋悬挂起来，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日子过得忙碌单调但却充实快乐。

１９７０年元旦那一天，师生三人小小地休息了一下，吃完当地老乡送来的过桥米线，兴致高昂的袁隆平和学生们杀了几盘棋，不知不觉中已过午夜１２点，袁隆平嘱咐学生们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工作。刚躺下还没有入睡的袁隆平突然感到一阵摇晃，紧接着是一声巨响……滇南地震了，袁隆平赶紧叫起来两个学生，一同冲了出去。冲出房间之后的尹华奇突然意识到种子还在房间里，李必湖也呼喊着：“我们赶快抢种子！”说着两人就往屋里跑，这时袁隆平猛地冲向前去，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严肃地命令道：“你们都给我站住，种子压不坏，保住性命要紧！”话音湮没在巨响中，他们的房屋顷刻间倒了，只剩下滚滚尘烟。一刻钟之前，师生三人还在计划着近期的工作，一刻钟之后，灾难就这样不期而至。

紧接着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只穿着短裤的师生三人被淋成了落汤鸡。四周一片漆黑，孤独无助中他们看到了远处跳跃的灯火，原来是农技站的党支部书记老周担心他们的安危。看到他们三个人落魄的样子，老周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该早些撤离！”

袁隆平语气坚定地说：“稻谷刚刚发芽，我们怎么能够撤离！”

天刚刚亮，在老周的帮助下他们立即投入抢救种子的战斗。从废墟中他们扒出了正在催芽的浸种小布袋、一些衣服和被褥，随后他们又在水泥场上用塑料布搭了个简易的窝棚，暂时避雨。他们没有转移更没有打道回府，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守，继续他们的杂交水稻加代繁育试验。

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整整６年，２１９０个日日夜夜，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在漫长的冬季一直在滇南和海南忙碌，先后用了１０００多个水稻品种，与最初的不育株及后代做了３０００多个实验，但是却始终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这时的袁隆平，周围充斥着各种嘲讽和质疑，他真的困惑了。

袁隆平再次陷入了思索之中，回顾这些年来的探索和实验，似乎一直在原地打转，始终与栽培稻没有脱离关系；对照杂交高粱的有关论著，他发现杂交高粱不育系开始是用西非高粱做母本，南非高粱做父本，回交了几代才成功。突然之间，他似乎意识到问题所在，何不用把亲缘关系拉大尝试一下呢。

兴奋之余，袁隆平尽快重新制定了科研方案，他决定尝试远缘杂交的方案，主要从三条路径突破：一是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栽培稻为父本，野生稻为母本，Ｆ１代再与栽培稻多代回交，直到不育性状稳定；二是籼稻与粳稻杂交，用湖南省的籼稻无花粉不育材料同东北或日本的粳稻杂交，再继续进行回交，利用籼稻的生理不协调来选育雄性不育系；三是地理上远距离品种的杂交，以期能解决当前的困惑。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南的天气依旧温暖晴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恰恰这一天改写了杂交水稻的进程。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了一株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天然野生稻，袁隆平给它取名为“野稗”，杂交水稻的实验顺利展开，然而当年的最后一场台风带来瓢泼大雨，海南成为一片汪洋。试验田的秧苗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病中的袁隆平坚持和大家一起抢救秧苗，差一点昏厥过去。

１９７１年，袁隆平把有关“野稗”的材料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攻关，经过两年的艰难探索和无数次实验。１９７３年，袁隆平终于成功培育了三系杂交水稻，水稻产量从每亩３００千克提高到每亩５００千克以上，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奇迹，被誉为“东方魔稻”。不仅为养活中国人民，同时也为２１世纪可能出现的世界性饥饿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从１９６４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雄株到１９７３年三系配套成功，整整十年的时间。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袁隆平十年光阴终铸成宝剑，禾下乘凉也不再是美梦，农民亲切地称他为“米菩萨”。

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籼型杂交水稻与氢弹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并列为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在袁隆平的书房有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竿头。可谓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生命不止，科研不休。在三系法研究成功以后，袁隆平又取得了两系法的成功，正向超级稻的研究进攻，一期目标已基本实现，平均亩产超过了８００千克。

近几年，杂交水稻的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种植面积达２３亿亩左右，约占水稻总面积的５０％，而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６０％，年增产的稻谷大约可养活６０００万人。同时，杂交水稻也逐步走向了世界，已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得到推广。

谈及愿望，这位朴实的像农民一样的科学家眼睛里充满了期待：“我这一辈子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让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造福全人类；第二个愿望是把超级杂交稻搞成功。”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写道：“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已有２０多个国家引种了杂交水稻。现在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国家培训了很多技术专家。

１９９８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１０万公顷和２０万公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１吨至２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袁隆平在７９岁高龄的时候还坚持下田，他时常说，下田好，看绿色，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因为老师都亲自下田，学生们也从来不敢偷懒，于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田野和太阳雕刻成一种风格：清瘦、黝黑。

总结

２００４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评价袁隆平：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的确，袁隆平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用毕生的经历在田地里耕作，目的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们能吃饱饭。袁隆平做到了，他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上饥饿的人们，拯救了无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

在农学发展史上，袁隆平的名字永远高高地悬挂在最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