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蒋筑英（１９３９—１９８２），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１９５６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精通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生。
１９６５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一书，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生平
今日少年，明朝伟人
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丽的杭州就是蒋筑英的家乡。但是他本应天真烂漫的童年，却伴随着日寇无情地践踏而颠沛流离。
１９３８年冬，杭州遭到日寇敌机的狂轰滥炸，硝烟滚滚，战火弥漫，顷刻间西湖人民平静的生活被打乱，逃难的人呼儿唤女哭声一片。在这其中，一个叫蒋树敏的银行职员，他带着四个女眷——母亲、妹妹以及怀有身孕的妻子和女儿，一家人历经艰辛辗转，通过步行、坐船、搭汽车、挤火车奔往内地，终于在第二年春天到了贵阳。蒋树敏仰仗一位在国民党政府蒋筑英任职的亲戚，谋到了一个职员的差事，还在市内与人合资开了个生产药棉纱布的小作坊，算是把家安顿下了。
阴历七月十三这天，这个在母腹中就饱经战乱之苦的小生命降生了，为了纪念这段躲避战乱的流离生活，父亲为其取名筑英，意为“英雄豪杰”。然而，苦难并没有结束，小筑英还在襁褓中，妈妈就常抱着他到山洞里躲空袭。在一次恐怖的空袭来临时，正在出疹子发高烧的姐姐在防空洞中被又潮又湿的腐气夺去了生命，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不懂事的小筑英惊异地瞪大眼睛，不懂为什么姐姐再也回不来了。
童年的筑英是与小他两岁的妹妹健雄一起度过的，健雄活泼、好动，胆子也大，颇有点“小子气”。筑英呢，文静、寡言，做事细心，声调也有点尖，倒像个小姑娘。所以妈妈常跟人家说，健雄是我家的“大儿子”，筑英是“大女儿”。两人从小就热爱学习，你追我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家里人都很满意。筑英对妹妹很照顾，教她帮助关爱他人。
“努力学习，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集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随着少先队员高声宣誓，队伍中的蒋筑英神情庄重而兴奋。带上红领巾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学习越发努力，参加班级的活动也十分积极。不久，就被选为少儿队的中队长。
在党普及文化开展扫盲的号召下，学校开办了夜校。筑英参加了小先生扫盲班，每天放学后和同学们一起，背起小黑板，为不识字的老幼居民上文化课，教唱解放区的天、您是灯塔等歌曲。后来为了宣传扫盲的意义，蒋筑英还演过夫妻识字中的男主人公，诙谐幽默，深得人心。
幸福平静的生活因为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告一段落，父亲被送往农场审查后被误判劳改，一家七口人断了经济来源，这一年的筑英只有１５岁。他担起了照顾家里的重任，母子试了多种谋生之道，总算是联系到糊火柴盒的活计。千万不要小瞧一个个不起眼的火柴盒，要经过糊里框、粘底、糊外壳、贴商标等四五道工序。糊完以后还要码齐、晾干，才能交货。当时的加工费是每万个两万元钱（合现在两元钱），虽然微薄，但很稳定。于是全家一齐下手，拼命地干，连几岁的小弟弟也帮助晾晒，跑里跑外地忙活。特别是寒暑假，他们早晨一起来就投入紧张的劳动，因为兄妹几个开学时缴的学杂费，要靠自己的双手，在假期里一厘一分地赚出来呢。在困难的时候，蒋筑英并不只顾自己，还将自己并不富裕的纸张文具分给一些家境贫困的同学，令人感动。
捷报纷飞传佳讯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蒋筑英由于品学兼优被招入杭州第一中学，并享受助学金待遇，那时，伟大的祖国正在建设宏伟蓝图，蒋筑英特别喜欢学习无线电知识，尤其是无线电工业，电子管光电管的广泛应用让他确立了成为一名红色工程师的理想。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祖国建设者，蒋筑英在多方面进行着准备。他不仅猛攻数理化等基础知识课程，而且重视思想修养，树立为祖国而学习的思想。
１９５６年８月的一天，碧空如洗，风和日丽，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对于蒋筑英来说这天是神圣而光荣的，他被北大物理系录取了，蒋筑英感到自己翱翔的天空更高了，驰骋的道路更宽了。他憧憬着未来，决心到大学里刻苦学习，努力深造，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尖兵，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北京市西河沿有一座四合院，这家的主人林子扬医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早年留学德国，女主人刘尧厚是筑英母亲中学时的同窗挚友，很少见面，但却一直珍重当年的友情。蒋筑英带着妈妈写来的“介绍信”，找到了两位老人。初次见面，就给两位老人一个踏实好学的印象。林老夫妇待其如亲生儿子，他也把两位老人尊如父母。在长期的交往中，耳濡目染，老一辈人真诚无私的友谊，给筑英以温暖；老一代知识分子秉正爱国的高尚情操，更给筑英以有益的熏陶和教育。三年困难时期，林老医生给孩子们讲旧中国的苦难和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辱，鼓励年轻人要有骨气，做一个热爱中华的铮铮硬汉。
刘阿姨知道筑英家当时正处逆境，生活非常困难，就每月都给他一定的资助。但是蒋筑英从来不拿去改善生活，而是全部用来购买参考书籍，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筑英和林家的孩子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后来林老医生的两个儿子在北京医学院校毕业，先后分配到甘肃的农村工作，筑英还常给他们写信，希望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胸怀大志，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卫生事业干出成绩来。
蒋筑英到了大学后，先后学习了俄语和英语两门外文。毕业前，又利用课余和假期，自行到西语系听课。他学起外语来就像着魔似的，经常口中念念有词。清晨图书馆没开门，蒋筑英就背着书包在外面排队等着，进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寒暑假更有不少人不回家，埋头在图书馆、实验室里拼搏。蒋筑英读了六年大学，只回过一次杭州的家乡。
可是千万不要以为蒋筑英是一个只啃书本的呆子。他的兴趣广泛，爱好摄影，还是北大棒球队的队员，三年困难时期，蒋筑英照样活跃在赛场上。他后来又参加了乐队，成了一个不错的次中音号手。每到五一节、国庆节，乐队白天跟着学校队伍到天安门游行，累了一天，晚上还得给舞会伴奏，但蒋筑英一直兴致不减……
１９５９年，学校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浪潮，北大物理系光学专门化的师生们办工厂、搞科研，承担了研制红外光谱仪的任务。蒋筑英和一位姓游的同学被分配搞热电偶接收器。热电偶工艺性很强，这对于喜欢实验工作，擅长动手的蒋筑英来说，是很合适的。搞热电偶需要点焊机，可学校没有。于是，他们自己动手做了一台点焊机。用点焊机焊白金丝是一项相当细致的工作，稍一疏忽就会焊坏。蒋筑英总是小心翼翼，焊得比较理想，后来他俩终于自制成功了，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编写、刻印了有关热电偶的讲义。
毕业设计开始了，蒋筑英的题目是用转镜照相法研究放电火花光谱。做实验需要一些设备和器材，得自己动手做。如投光反射镜，从粗磨、细磨到抛光，全是手工操作，既单调又费工。可是，这难不住蒋筑英。同学发现他躲在实验室，边磨边背单词，手不停，眼不闲，嘴在念，脑子还在背，把身体各部门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几个星期后，反射镜磨好了，那本英语书也背下来了。因为抛光反射镜要抹一种红粉，所以至今这本书上还印着蒋筑英当年翻书时留下的带有红粉的指纹呢！
鹰击长空万里阔
蒋筑英在北大度过了六个春秋的学习生活，眼看就要毕业了。可是，他却想继续深造，报考了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１９６２年，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王大珩所在的长春光机所地处东北，不仅气候不如南方好，生活条件也较差，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些勇气的。
妈妈知道筑英的话有道理，看出筑英决心已定了。她不愿执拗着改变孩子的想法，就没再说什么。夜深了，妈妈还在灯下为远行的儿子缝缀衣物，尽量缝得结实些、厚实些。针针线线，缝缀着一颗慈母的心！
１９６３年元旦，蒋筑英考取王大珩的研究生。清晨，他早早就到研究大楼攻读，皑皑雪地留下他深深的脚印；夜阑人静，他经常十一二点，才回到宿舍。高粱米饭、窝窝头，对于南方长大的蒋筑英，开始的确不适应。但他坚持吃，决心尽快改变饮食习惯，吃常了也觉得很香甜。他把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五彩斑斓的光学世界里了。
蒋筑英如此清苦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心中自有楷模在。他非常崇拜居里夫人，把她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仰慕居里夫人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高尚情操。连有的生活细节，也常模仿居里夫人，他多么希望能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对科学、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啊。
蒋筑英来到长春光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导师王大珩逐渐发现这个研究生有许多可贵的长处。他朴实、正直、聪颖、勤奋。特别是他对事业有一股执着的追求精神，锲而不舍，不惜汗水，这对科研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王大珩对蒋筑英加意培养，并为他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课题。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蒋筑英潜心钻研，勇敢地敲击着光学传递函数的神秘大门。１９６４年，蒋筑英写出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并被推荐到全国光学会议上宣读。蒋筑英报告后，受到与会专家们的好评，人们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倍加称赞。王大珩却说，这只是起步。叮嘱蒋筑英戒骄戒躁，认真严谨。
蒋筑英在做研究生期间，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研制成功出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十多年来，一直在正常地运转工作着，性能良好。但我国光学技术还是个空白，只有个别人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导师王大珩的提议和指导下，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蒋筑英勇敢地向这个新领域进发了。当时资料很缺乏，有一篇关于光学传递函数的奠基性重要文献，是一位法国科学家写的。没人懂法文，他就日夜攻读法语。他自制了个法文单词本，随身携带，有空就学，甚至在食堂买饭排队时，也掏出来看几眼，终于降伏了语言这个拦路虎，把这份文献全部翻译过来，给课题组的同志共同阅读。他们探讨着，摸索着，试验着，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光源稳定性差，狭缝平行度不够，正弦板曲线不清，移动机构太短，电子自动记录仪跳动太大，曲线无法验证。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又被他们一个又一个地予以解决。寒来暑往，冬去春归。经过７００多个昼夜的奋战，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终于在蒋筑英和他的伙伴手中诞生了！人们赞扬这些年轻人，为祖国“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１９７５年，外贸的商检部门改变“以用代验”的做法，请长春光机所协助检测一部分进口光学器材，其中有一批是日本的玛米亚照相机。蒋筑英接受任务后，使用他们研制成功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认真地逐一进行检验。发现有些镜头质量不符合规定，存在着像散、划伤、有霉点等问题，严重影响成像质量。蒋筑英写出了检测情况的报告，而且把镜头的问题做了放大拍照，提出详细的索赔理由。外贸部门根据蒋筑英同志提出的材料，据理向外商进行交涉。外商没想到中国这次检验得如此严格认真，只好同意对质量不好的镜头全部换货，并赔偿损失。外商赞叹说：“中国有行家！”
“知识在于积累，时间是挤出来的。”这是蒋筑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当你高兴地观看电视时，可曾想到，为了使彩电荧光屏的图像赏心悦目，颜色逼真，科技人员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劳动。首先，彩色复原问题解决不了，人的皮肤就呈猪肝色，衣服像长了一层绿毛。为此蒋筑英参加了王大珩的学习班，奋勇地向色度学的新高峰攀登。白天，他用心听王大珩讲课，贪婪地吸吮着有关理论知识的甘露；晚上，他和光度学专家冯家璋先生一起，反复地用手摇计算机演算，寻找调配红、蓝、绿三色最佳区的数据。这里面，既有颜色光学的问题。显像又有美学问题，而且还需要无线电电子学的先进技术，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登上峰巅。蒋筑英发挥他掌握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长处，根据王大珩提出的一些想法，继续不屈不挠地向复杂险峻的地带挺进。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算出了九个矩阵元，撰写出我国第一篇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论文。并按照这个数据，用电子学的方法，制成了校色矩阵的电路插板。
当用我国自己研制的彩色电视摄像机拍摄了玩具——西藏娃娃后那西藏小姑娘的脸粉红粉红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色彩分明，和实物一模一样。室内顿时响起了欢呼声。这时早有手快的，抓起电话，把喜讯传给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各有关部门。
鹏程万里任崎岖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提到光，除了色彩缤纷的太阳光、灼热的火光、明亮的灯光等可见光。在神秘的大自然里，还有许多不可见光，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不可见光越来越涉入人类的生活，成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需要用到的光学仪器的镜面，要求用非常光滑的光学镜面“超光滑表面”。检查超光滑表面，需要用软Ｘ线散射测量法。这是一种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国家过去没人搞过，蒋筑英知难而进。１９７９年，他到西德地外物理研究所学习这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日夜奋战，刻苦钻研，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掌握了整个测量过程和仪器的操作。出国前，所学术委员会根据蒋筑英的才能和贡献，推荐破格提升他为副研究员，让他填写职称晋升申请表。提升职称，跨入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不仅可以改善物质生活待遇，也是自己的科学水平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这当然是每个科学工作者向往的事。可是，蒋筑英得到消息后，经过一番考虑，却再三表示不同意。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今后要多做铺路的工作，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为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回国后，蒋筑英继续相关的学术文章，在不可见光领域的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刻苦思索中的蒋筑英
蒋筑英的长春光机所实验工厂的冯师傅，参加彩色合成仪的装调工作。彩色合成仪是用于空间摄影的，但好多光学知识不懂，就向他请教。蒋筑英的科研工作很忙，但他肯花心血，帮助一个普通工人提高科学理论水平，实在难得。
北国初冬，寒气袭人。在未送暖气之前，情报室阴面的屋子冷得坐不住人。别人都到朝阳暖和的地方看书去了，只剩下蒋筑英一个人坐在大书案子旁边，埋头于一大堆外文图书资料中，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时间……为了方便科研人员查找资料，情报室打算编一套有关光学机械方面的文献索引，蒋筑英主动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几千张资料卡片提供出来，还日复一日挤时间到情报室义务劳动，逐条逐字帮助审译、核对了７０００多条索引。经过许多天辛勤的劳动，终于完成了三册文献索引的编辑工作。人们称他是情报室不在编的“义务资料员”。经常向领导和同志们介绍国外资料管理的先进经验。
谦虚踏实、待人真诚是人们对蒋筑英的评价。１９８１年，在研究人员的住房问题上，中国科学院领导同志来长春视察时，蒋筑英把迟迟没给老专家房子的事作为例子，当面陈辞，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情况，得到了领导同志的重视。事后，有人赞扬蒋筑英出于公心，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蒋筑英：他的血是热的，心是热的。除此之外，他与助理研究员齐钰谦让论文署名的故事，也在长春光机所已传为佳话。
１９８２年３月，在厦门召开的一个全国光学会议上，有位中年科研人员宣读了一篇有关色度学的论文，题目是摄影物镜的光谱透过率和彩色还原特性的校正。蒋筑英在研究色度学的时候，曾提出用镀膜的方法，解决国产镜头彩色还原不好的问题。齐钰同志根据蒋筑英的想法，做了镀膜实验，获得成功。他俩据此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稿成后，却在署名上发生了矛盾。蒋筑英从来不想得到报答，就是应该得到的荣誉，他也不愿享受。有时别人在他反复修改过的论文上加署他的名字，或者在文章中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只要蒋筑英知道，他总是让删去，或者亲笔勾掉。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蒋筑英因为父亲的问题，在恋爱中有过不如意的事。到长春以后，同学、亲友没少给他介绍对象。有的姑娘对他的学识、才华、长相、为人，样样中意，可是一听说他父亲是个“反革命”、“劳改犯”就告吹了。一次次的挫折，伤了蒋筑英的心。但他是坚强的，并没有为此而沮丧、消沉。虽然爱神到得迟了一些，而立之年终于遇到了独具慧眼的姑娘路长琴，结为幸福的伴侣。
１９６８年３月的一天，碧波万顷，海天一色。大连开往上海的轮船甲板上，站着一对亲密的情侣。男的细高个，穿着平素的灰布对襟罩衣，灰卡其裤子，整洁而朴素，谦和中透着英俊之气。女的上穿墨绿色暗花上衣，下面是一条银灰色新裤，乌黑的短辫，红润的面颊，给人一种青春的健美感。他俩凭栏远望，笑语缠绵，陶醉在天水相连的大海美景中。
看了大海，领略了西湖风光，又和弟弟妹妹等人欢聚了一些时日。４月初，蒋筑英和小路回到了长春，第二天就都上班了。他俩每人捧着一大包上海糖果，请研究室的同志们吃了点“喜糖”，就算办完了这桩人生大事。
当时，结婚摆阔气的风已经开始刮了，像他俩这样啥啥没有，有人可能觉得寒碜。这些事，路长琴也没介意。反正没有给房子，旅行结婚回来各住各的独身宿舍，别说没钱添置东西，就是买了还犯愁没地方搁放呢。
蒋筑英婚后和爱人路长琴分别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里。直到小女儿六个多月了，才得到一间１４平方米的屋子。蒋筑英的家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两屉桌。“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我们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同样也是身居陋室，心怀天下，为祖国而拼搏。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１９６７年年初，蒋筑英的妈妈得了癌症，重病缠身，十分想念儿子。蒋筑英接到家书，请假从长春乘车南下，千里迢迢回到江南老家，探望母亲。
他回到家后，一方面为母亲寻医问药，抽空挎起菜篮子到市场上为母亲选购爱吃的菜肴。他拿回家洗净切好，把各种作料配全，然后用纱布盖好。等妈妈想吃时，立即烧出来。接着他又提水，又收拾屋子。做完这些家务活，他才拿出一本书，守候在母亲身边，听候母亲差遣，总之，他不离开母亲身边。
妹妹健雄看哥哥晚上守半宿，白天又这样操劳，太累了，就劝他去躺一会儿。蒋筑英则认为：“平常日子净你们在家侍候，这次我回家住几天，就让我多干点儿吧，也算我对母亲尽一份孝心。”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回忆起往事：１９５４年父亲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两年后，自己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依靠糊纸盒艰难度日，而自己靠助学金完成了历时六年的学业，他觉得母亲太辛苦了。如今，他回到母亲身边，不仅满足了母亲日夜思儿之情，而且要多多侍奉母亲，以尽孝母之情。蒋筑英假满回单位后，还非常惦着母亲的病，经常给家里写信，了解母亲的病情，要母亲多多保重。不仅母亲有病时如此，就是平常日子，他也总是惦着家里老人和弟妹，每月寄钱给家里。就是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省吃俭用，从每月４０元的助学金中，给妈妈寄回１５元钱，贴补家用。１９６７年母亲去世后，自己又成了家，他与爱人月收入百余元的工资，要维持四口之家，可他每月还给待业的妹妹寄去２０元钱的生活费。１９８２年，他父亲的错案纠正了。他得到了消息，立即提笔给父亲写信。他在信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结局好，就一切都好了。还劝父亲，要向前看，争取美好的未来，而且开导家人，不要有怨气，父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他体谅国家困难，告诉父亲不要向组织要钱，父亲的生活由他和弟妹负责。于是他每月给家里寄钱。用他自己的话说：“孝敬父母，补贴家里生活，是儿女应尽的义务，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美德。”
舐犊情深慈父情
蒋筑英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事业上的同时，也很关心妻子和孩子们。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他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凡是要求孩子做的，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他教育孩子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工作再忙，只要孩子们有问题要问，他都百问不厌，启发孩子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注意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学风，要诚实，要实事求是，不懂就问，不能照抄别人的东西。灯下，蒋筑英细心地翻阅着女儿路平的作业本。给她讲解做错的题目，让她养成严谨的作风。爸爸总是这样循循善诱，通过讲故事、说笑话，把要讲的道理说清楚。小路平记得爸爸常给她和弟弟讲周总理等革命领袖艰苦奋斗的故事，教育他们艰苦朴素。路平和弟弟穿的衣服，大多是妈妈用旧衣改制的，有时膝盖头打个补丁，也照样高兴地穿着去上学。他俩挺小就学着帮妈妈干家务活，争着做扫地、刷碗、倒垃圾等力所能及的活儿。
每次爸爸出差，还经常给他们带回些好看的画报、少年儿童读物，像居里夫人、爱迪生等描写科学家的书，可好看了。
蒋筑英把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思想种子，早早地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后来，他的工作特别忙，不能抽很多的时间辅导孩子，就叮嘱妻子多看些有关少儿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经常和孩子们谈心，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有理想、有知识、懂礼貌、诚实正直的人。
一心为公筑衷心
在１９７９年，蒋筑英发了一笔“洋财”。在西德进修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硬是从嘴里抠出一笔钱来，省下了一笔生活费。原来为了还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去吃饭的礼，他决定充分发挥他“穷知识分子巧当家”练就的特殊本领。自己上街买了几样菜，请来了那些外国朋友。一番煎炒烹炸做了几个地道的中国菜。外国朋友一一品尝后，赞不绝口。这顿“家宴”给他省下了不少钱。在平日，他吃饭更是尽量凑合、对付，能简单就简单，能省事就省事。就这样，短短半年的进修时间，他省下的大部分钱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１９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也都交公了。看着这些仪器、设备，所里的同志们又感动，又兴奋，这些都是他们急需的、渴求的东西啊！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想着科研。他对工作总是倾注全力，工作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乃至忘掉周围的一切，因为他心中永远有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中国贫穷，中国落后，每一个华夏子孙都要改变中国的这种面貌。改革开放，和外国人的交往增多，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在科技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取长补短，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６日，是蒋筑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经过党支部讨论，同意他填写入党志愿书。这张表格对于蒋筑英来说，是来之不易的。蒋筑英读中学、大学都享受人民助学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全靠党的哺育和培养。他说：“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我个人的一切。”他对党对人民的感情是无限的。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夜深了，蒋筑英怀着激动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他深情地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加入党组织是我的归宿……我愿意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生命。”一纸入党申请书，说明了他思想境界的升华。
与君一别泪雨倾盆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２日，是个星期六。和往常一样，蒋筑英又繁忙地工作了一整天。这一天的上午，他和同事们讨论了一项新技术的方案。下午，领导让他们去四川出差验收一个装置，担任验收组副组长的蒋筑英，曾到西德专门学习过这方面的技术，也操作过这类装置。所以，这次去是否能够验收，在技术方面实际上将由他拍板定案。
晚年的蒋筑英
蒋筑英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尽管他这一阵一直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唉，这个老蒋……”同事望着他那张带着疲惫的脸，万分感慨。一听说蒋筑英又要去出差，路长琴心里就不太高兴。一个多月来，他多次说身体不舒服，肚子难受，小路几次催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总是那句话：“这阵子太忙，等忙过去再说吧。”下了飞机到成都分院招待所住下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刚刚吃完晚饭，蒋筑英就不顾疲劳，召集验收组的几位成员，一起开了个情况介绍会，直到深夜１１点半才休息。
第二天上午，他和验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从招待所出发，挤乘了两次公共汽车，又步行了三段路程，用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生产那套装置的成都南光机器厂。为了尽早工作，他在那台７０多米长的装置前走了几个来回，认真、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部位。这次测试整整进行了一上午，他一刻也没有休息。下午，就是否验收和如何验收的问题，验收组的成员又开了个讨论会。蒋筑英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时弯下腰用手按住腹部，他感到一阵阵疼痛向他无情地袭来。就是这样，他还是强忍着。晚饭后，回到招待所，蒋筑英还觉得腹痛难忍，就回到二楼他住的房间，很快躺在床上。深夜１１点半，还没入睡的验收组成员、工程师刘仲元忽然听到蒋筑英在叫：“老赵！老赵！”他马上起来了，接着，老赵他们也起来了。一打开灯，就见蒋筑英蜷缩在床上，满头都是豆大的汗珠，面容极为憔悴。显然，他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一看到这情景，同事们马上就去科学院成都分院找医生，而后又想办法要车送他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了急诊。医生诊断是胆囊炎但不排除阑尾炎，为他打了庆大霉素、阿托品等消炎、止痛针。
回到招待所，蒋筑英的病情没见一点缓解，仍然痛苦万分。因为住不进医院，验收组的同志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几经周折之后，蒋筑英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后，医生带着几个实习学生对他的病史进行了详尽的询问，此时的蒋筑英，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万分，但看到围在他周围的同事，他充满感激地说：“你们为我一宿没睡，快回去休息吧！”又对南光厂的同志说：“谢谢你们，快回去工作吧。”同志们望着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老蒋啊，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面对一瞬间袭来的疾病，蒋筑英用他正在壮年的、但已经累坏了、用垮了的身体奋力搏斗着，耐心地等待着医学的判断与行动。结果出来了，他患有多种疾病，此时此刻，他的色度学知识，五门外语，加上他的顽强意志、责任感，以及对事业和生活的一片挚爱，都已经无能为力了。６月１５日下午３点半，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开始口吐鲜血。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他于下午５时０３分去世，终年４３岁。只有４３岁，正当中年，他对生命、对生活、对事业都充满了希望，唯独没有想到死，没有来得及为这个有妻子、有孩子、有像生命一样宝贵的工作的世界留下一句话……他是带着希望离去的。
长春光机所的同志们含着热泪，整理蒋筑英办公桌上的遗物，办公桌的抽屉里，整齐地放着２１００多张文献资料卡片，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积累。办公桌的上面，摆放着一摞书刊和材料：最上面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书下面是蒋筑英为长春光机所建所３０周年而写的光学检验３０年回顾和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建立光学检验和像质评价实验室规划，既有对过去的总结，又有对未来的设想，蓝图在胸，却不能亲手去实现。办公桌上还有蒋筑英摘译的十多篇文章，有的与他自己工作有关，也有的是别人工作需要的。还有光学学报、光学机械杂志编辑部送来请他审阅的稿件，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求他帮助修改的论文，人们泪流满面地说：蒋筑英废寝忘食地拼搏劳作，他是累死的啊！
蒋筑英同志的追悼会，是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８日举行的。治丧单位是长春光机所，原安排５００人参加，结果来了１０００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
在摆满鲜花和松柏的灵台上，悬挂着蒋筑英的遗像，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大厅里低首垂泪的人们，好像他仍然和大家在一起。会场里摆满花圈，墙上挂满挽幛、挽联，全国各地１００多个单位发来了唁电、唁函。长春光机所党委的挽联，为蒋筑英的一生做了公正的评价：
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
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
蒋筑英的导师、老专家王大珩亲致悼词，没念几句，就声泪俱下。蒋筑英的父亲也寄来了催人泪下的悼词：“作为爸爸来追悼儿子，这心情是沉重悲痛的！但是，你一心为公，忠于科学事业以身殉职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向你学习！”做老师的追悼学生，做爸爸的追悼儿子，这心情该是多么悲痛，人们禁不住失声恸哭。
哀乐低回，泪飞如雨。人们戴着素馨的白花，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这不仅仅是为了一掬哀婉之泪，重要的是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和敬重，对死者高尚人格的景仰和生活道路的肯定，对他开拓业绩的追随。
追悼会中，中共吉林省委根据蒋筑英生前的要求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不久，中国科学院党组、中共吉林省省委又分别发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学习活动的通知和决定。吉林省人民政府追认蒋筑英为特等劳动模范。１９８３年２月，国务院做出决定：授予蒋筑英“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总结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过，你死得太早了。然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以年岁来衡量的。你活着，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存在；你逝去，也像一颗耀眼的新星陨落，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划出一道强烈的闪光。这闪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蒋筑英用他短短４３年的时间，创下了很多后人无法逾越的奇迹。他用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刻苦精神，缔造了光学史上一段奇幻无比的神话。即便是在他逝世的３０多年后，他的名字仍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家淡忘，在我们科学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曾说：“蒋筑英同志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这是何其高的评价，蒋筑英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