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马永顺
马永顺（１９１３—２０００），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先后创造“流水作业法”、“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等先进经验。他一个半月完成一年的工作量，创造了手工伐木年产量１２００立方米的全国最高纪录。１９５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被评为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东北林业总局一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从１９６０年起，利用工余时间义务植树五万余棵。１９９８年荣获联合国环保奖，１９９９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大绿化标兵”称号。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０日逝世，享年８７岁。
生平
１９１３年，马永顺出生在河北宝坻县头沟庄一个普通家庭。１９３３年，２０岁的马永顺从家乡河北省宝坻县头沟庄，来到数千里之外的东北林区谋生，这期间饱受日本监工、林区把头的欺凌和压迫。１９４８年，九死一生的马永顺来到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由旧日的最底层的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他满怀喜悦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新林区的开发建设中，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黑龙江小兴安岭林区，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冬天的小兴安岭气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山坡上的积雪齐腰深。可在马永顺和工友们采伐的林班小号里，“下山倒——”、“顺山倒——”的喊声不时响起。一个采伐期，马永顺就采伐木材１２００立方米，一个人完成了６个人的工作量，创造了全国手工作业伐木之最。当时伐木工都习惯站着作业，造成树根过高。为了多出木材，马永顺就先用手把树根周围的积雪扒开，一条腿跪在地上，把锯紧挨树根采伐，使伐根由过去的六七十公分高降到十公分以下。马永顺的左腿受过伤，跪着采伐，伤口裂开了，疼痛万分，可他一声不响，咬牙坚持。东北林区推广了马永顺的降低伐根做法后，一年中就为国家增加了１４００多万元的财富。
有一年秋天，暴雨倾盆，山洪暴发，通往林场的森林铁路有好几段被冲毁。马永顺当时静脉曲张病复发，小腿肿得碗口粗，正在家中休息治疗。听到消息，他忍着病痛从床上爬起来，冲进抢险队伍，大声喊道：“抢险队员‘小马’报到！”林区的秋天，河水刺骨凉，马永顺全然不顾。他用铁锹挖土堵缺口，用手挖泥块子，搬石头，腿上的伤口一阵阵钻心疼痛。干着干着，突然头昏眼花，一头倒在泥水里……他运沙石、修路、硬是坚持了７天，直到铁路通车。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倾注在本职岗位，倾注在对树木的无限热爱上。
马永顺不仅是个扎实苦干的人，还是个善于琢磨把事情巧干的人。他经过多次试验，把两人使、不安全、效率低的大肚子锯改成单人使的弯把子锯，使工效提高了３倍。他总结创造出的“流水作业法”、“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在全省林区推广以后，使劳动效率普遍提高３５％５０％，并成为全国手工采伐作业的教科书。
１９５１年，马永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干劲更足了。１９５４年，他的工组提前１５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节约木材、工具、工时核价８７万元。马永顺多次被评为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东北林业总局一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并于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两次进京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马永顺一生中获得过许多荣誉称号：“伐木能手”、“林海红旗”、“森林巨子”、“当代愚公”，可是“马小伙”或“小马”，马永顺自己听来最顺耳。如果你要问“马小伙的称号是怎样得来的？”他就会挥动着两只大手，幽默地回答：“来头可不小哇，是周恩来总理‘命名’的。”原来１９５９年全国群英会上，马永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问：“马永顺同志，你今年多大年岁呀？”“总理，我４６岁。”马永顺兴奋地回答。周总理朗声地笑了，说：“４６岁，还是小伙子嘛，你是来自东北林区的劳动模范，你们林业工人是很辛苦的。你们不光要多出木材，出好木材，同时还要多栽树，搞好绿化，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马永顺把周总理这句“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牢牢记在心里。打那以后，马永顺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促进青山常在贡献力量。
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每年春天造林季节，马永顺总是清晨就上山，趁着正式上工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植树造林。中午休息时，他也会抓紧多栽几棵树。论采伐技术，马永顺呱呱叫，可对造林他却是门外汉。他便经常到林业局的苗圃，边帮人家拔草、施肥、洒药、浇水，边虚心求教，以保证栽一棵苗活一棵树，造一片林成一片绿。
１９９１年夏，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直接经济损失５亿元之巨。马永顺感悟到，人类不能总是向自然索取，应该把向自然的索取还给自然，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马永顺后来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不能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啊！”他始终难忘，当年伐木时，漫山遍野都是又高又粗的红松，有四五百年的树龄。“吃饭时，小鸟就围在周围叨大伙儿掉下的大饼渣子。可后来，树砍完了，山空了，鸟也飞走了。”他觉得，自己伐木既是贡献，也是向大山欠下了一笔“账”。有生之年，他的目标就是要向大山还上他多年采伐的３６５００棵树。在３年困难时期，食品短缺，马永顺上山没有干粮带。妻子王继荣就给他带些煮熟的土豆。时间一长，马永顺的胃病犯了，人也明显地消瘦了。场长关心地对马永顺说：“吃不饱，你应该注意身体，不要在业余时间栽树了。”可他忘不了周总理的嘱托，仍然见缝插针多栽树。
１９８２年，马永顺退休了。但辛劳了一辈子的马永顺退休后依然闲不住。一次，一位老工人和马永顺开玩笑说：“以前记者报道你踏遍青山人未老。现在再上山看看吧，你把青山都踏光了。”虽说是一句玩笑话，可马永顺的心却在隐隐作痛。他着急呀！朋友们劝他：“你过去对林区做了那么多贡献，退休了也该好好歇歇了。没事就去钓钓鱼，打打麻将，到工会活动室玩一玩。”可马永顺哪里闲得住。他忘不了自己对大山许下的诺言，他记得自己还差８０００棵树没栽。“不栽完我死不暝目”，他对自己这样讲。
那几年，每到造林季节，年逾古稀的马永顺就回到工作过的林场跟营林工人一起上山义务栽树。林场领导说：“造林现场离林场远，路不好走，你就在林场前后栽些绿化树吧。”马永顺拍着胸脯说：“我在山上跑了一辈子，大伙能去，我就能去。”一次，他和工人们上山造林，路过一座独木桥，不小心掉进河里，全身湿透了，大家都怕冻坏了老人家，劝他回去，可他却说：“没关系，风吹吹衣服就干了”，坚持把这个山坡上的树苗全栽完了。又一次，他刚爬上山坡，就下起了大雨，雨水淋得他睁不开眼，浑身又冷又湿。可下雨正是造林的好时机，他硬是顶着大雨翻过泥泞的山坡，栽下了１００多棵幼苗。
有时，林业局团委组织青少年上山造青年林，只要马永顺听到信儿，就会主动去当技术指导。一次，马永顺去卫星森林经营所办事，犯了牙痛病，疼得一宿也没睡好觉。可第二天早晨，听说学校组织学生上山造少年林，他就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上了山，他又指导学生刨坑，又指导学生栽苗，并亲自给孩子们做示范，一连栽了５棵树苗。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造的少年林合格率达到９５％以上。
马永顺和孩子一起植树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马永顺，不仅积极造林，还认真护林。每当看到树苗受到损坏，马永顺就有一种切肤之痛。１９９１年８月的一天，马永顺途经建设营林所南山，发现林场被挖了一个大坑，５０多棵落叶松小树被毁。马永顺心痛得不得了。晚上到家，马永顺的脸一直阴着。妻子王继荣让他去劈柴，他搬来一块木头左一斧子，右一斧子，一会儿就劈成了碎渣。妻子不高兴了，说：“劈成渣渣咋烧火！”马永顺没好气地说：“木柴劈成渣渣还能看得见，山上树苗被挖掉了，连渣渣也没有了。”老伴问清原委，劝他去找领导反映。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冲到林业局“告状”。一见到领导他就说：“过去重采轻育，造成森林资源逐年减少。如今我们下大力气植树造林。可有的人不注意保护，树苗给毁坏了，你们当领导的可要管一管呀！”在局领导的督促、过问下，建设营林所所长亲自去现场调查，发现树苗被毁是由于修公路时工人取土不小心造成的。他们马上通知修路单位要教育职工爱护幼树，又通知公路附近的场（所）派护林员管好幼树。到了秋天，建设所又派人在被毁的林地上补植了５０多株落叶松树苗。这场“官司”打赢了，马永顺又多了一个称号——“幼树的保护神”。
马永顺在田间
１９９１年，子女们怕已近８０高龄的马永顺累坏了身体，决定全家上山，帮他还完最后１０００棵树的“债”。那年５月５日，星期天，马永顺率领全家１５口人来到２０公里外的一个荒山坡，裁种落叶松。为了把好质量关，马永顺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还兼质量验收员。这一年，他们全家栽下了１５００棵树苗。
３０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但马永顺却不愿就此歇下，他说：“‘账’是还上了，可造林不能停。只要我的身子骨不散花，就还要上山栽树。”从此，每年五一节，他都要率领全家老小上山造林。在马永顺的言传身教下，“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已经在马家后代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马永顺的大儿子马春山说：“过去我们上山栽树，就是想帮父亲了却一桩心愿。现在我们越来越感到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马家第三代有３个人在外地工作或读书。但每年临近造林季节，都会问清全家上山的日子，赶回来参加植树。马永顺还打破春季造林的常规，率领“马家军”搞起了秋季造林试验，并取得成功。到１９９９年年底，马永顺全家已义务植树５万多棵。
１９９８年，马永顺荣获了联合国环保奖，光荣地参加了联合国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５００佳环保奖颁奖大会；１９９９年，他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大绿化标兵”称号，受邀进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
面对荣誉，马永顺觉得自己只是干了一个普通林业工人应该干的事，他想的仍然是：“趁现在我这匹‘马’还不算老，我要多栽树，要给后人留下一片青山。”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０日，马永顺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仍然在他魂牵梦系的小兴安岭继续延伸不灭。３０多年前，他在铁力林业局张家湾地区栽下的落叶松树苗，如今已经成材。在马永顺的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操感召下，铁力林业局乃至整个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掀起了群众性营造劳模林、青年林、少年林以及自费造林的热潮，许多荒山秃岭变绿了。２０多年后，根据国家需要就可以重新开始采伐，真正实现当年周总理提出的“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理想。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７日，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主办、首都１７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的“首都大学生学习林业英雄马永顺先进事迹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会议中心举行。中宣部、国家林业局、团市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分别讲话，使与会者深刻领会到马永顺精神的实质，从而能更好地把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国家的发展需要相结合，在实践中开创自己的辉煌。８所学校的代表纷纷发言，表示要学英雄、当先进，不负时代与社会给予自己的重托。座谈会上，北京市学联执行主席陈首同学代表首都大学生发出了马永顺纪念馆
绿色宣言书，号召首都大学生进一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祖国利益至上，在西部大开发的宏阔背景下，崇尚劳动、艰苦创业、甘于奉献、奋斗不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不平凡业绩。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他被评为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马永顺中学
为了纪念马永顺，人们在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松涛生态园区建造了马永顺纪念馆，纪念馆占地２２０７平方米，设有两个展区，通过５０多幅（件）图片、绘画、雕塑作品以及２００多件实物，翔实地展示了马永顺的光荣一生。
马永顺中学是伊春市重点高中之一，这个学校的前身为铁力林业局第二中学，是以马永顺的名字命名的。２０００年，经伊春市委、市政府批准，更名为马永顺中学。
总结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林业工人，马永顺坚持把命运与大山紧紧连在一起，爱树超过爱人，一生获得的诸多荣誉，都与树有关系：“伐木能手”、“林海红旗”、“森林巨子”、“当代愚公”等。他是我国千千万万林业建设者中的杰出代表。他用毕生的心血描绘出一幅幅绿色画卷，用崇高的精神铸造成一座座绿色丰碑。纵观他的人生路，会发现他走过的道路体现了我国林业建设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历史进程。他崇尚劳动、艰苦创业、甘于奉献、奋斗不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不平凡业绩，集中体现了几代林业职工为国土绿化、建设祖国秀美山川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一代先进农民的代表——李顺达
一代先进农民的代表
——李顺达
简述
李顺达
李顺达（１９１５—１９８３），原籍河南林县，１９３０年逃荒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落户。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农业劳动英雄名震整个太行山区，５０年代又以农业劳动模范名扬全国，是一代先进中国农民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山西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８３年逝世，享年６８岁。
生平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李顺达生于河南省林州市合涧镇东山底村。李顺达的父亲李发泉是个好木匠，他的母亲郭玉枝能纺会织，勤劳俭朴。李顺达兄妹８个，他排行老大，二弟李富达早期参加革命，任太岳区党委机要通讯员，１９４３年在沁源县灵空山被日本鬼子杀害。三弟李贵达１９３８年入党投身革命。四弟李存达任上海空军地勤部队机械长，现转业地方已离休。除被日本鬼子杀害死的妹妹外，兄弟姊妹７个均先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顺达一家人每年很多日子都要靠挖野菜充饥。为了活下去，父亲李发泉背起锯斧，拉上１０岁的顺达出了门。父子俩沿途乞讨走到山西晋城县，在街上碰到一位做木工的王师傅，王师傅邀请李顺达父子俩一起揽些包工活。李顺达因刚满１０岁干不了修房盖屋的活，父亲就给他找了个给地主看小孩的营生。３年过去了，李顺达又同父亲一起学开了木匠。谁知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阎锡山为了做一辈子土皇帝便拨了一大批钱，扩建晋城县城墙，把晋城县的泥、瓦、木工全抓去了，李顺达和父亲也被抓去了。完工的那天，阎锡山的一个手下来验工了，他借口说：“城墙上的方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李发泉说：“不用半头，垒不成方炮眼，这是有尺寸的”。这下触恼了阎锡山这个手下，他大骂李发泉是“破坏垒城墙，应该治罪”！于是就把他关进看守所，扣发了几百个工人的工资。１３岁的顺达万般无奈，晚上住在古庙里，白天讨要点凉水剩饭给父亲送到监里。就这样熬过了５个月，李发泉出监狱正是腊月初。父子俩不敢回家，等到年三十深夜，才偷偷地回了家。
１５岁时，李顺达从家乡逃荒要饭来到了山西省平顺县的西沟村。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唤起了西沟村的广大农民，李顺达也当上了西沟村的民兵队长。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面带领本村农民发展生产，一面组织民兵配合人民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扫荡”。他先后担任了村农民救国会组长、主席、民兵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
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平顺县恰在这时节上又遭了旱灾。战乱加上天灾，形势颇为严峻。李顺达响应边区政府“生产自救”的号召，遵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方针，于１９４３年春天组织起一个６个人的互助组——这是晋冀鲁豫边区的第一个互助组，也是中国现代农村头一批出现的互助组之一，预示了中国农村自那以后数十年变化的雏形。另外，他还组织民兵参战队，先后参加了解放山西长治县和豫北汤阴县等１０多次战斗。
办互助组，第一个难题是有些组员家里揭不开锅。李顺达出自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出自对当时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生存、才可能发展的信念。不只在组内发动互借互济，而且以身作则，拿出自己家中仅有的一点存粮救济困难户，自己全家天天吃糠。很快，李顺达创建的互助组发展到１６户３个小组的联组，开荒１２０亩，秋收山芋千余担，全村借此度过了当年的饥荒。
这以后，李顺达在组内认真贯彻“等价两利，出入自由，组织起来提高技术”等原则，使互助组进一步发展壮大。至１９４７年，西沟村全村２０户，除一户寡妇由亲戚帮助外，其余全加入了他的互助组。
李顺达生产不忘支前，支前不误生产，劳武结合、杀敌保家。１９４５年秋天快要到的时候，阎锡山军队向上党发起了进攻。李顺达领导的武装委员会，接到上级指示，立即调动全村民兵开往前线参战。出发前，李顺达先向民兵们交代了战斗任务，要求他们到前方英勇杀敌。留在家里的妇女老少，把秋收重担挑起来，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夺得了秋收杀敌双胜利。
１９４６年李顺达率领民兵参加了河南汤阴战役。有些人开始不愿意去，李顺达就对民兵说，长治解放了，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汤阴离咱们不远，不能不去。这样一说大家都想通了，百分之八十的强壮人都参加解放汤阴战役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解放了汤阴城。互助组时他们先后参战十七八次，支援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
李顺达总是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心里不只光想着西沟的穷苦农民，而且肚子里还装着全国的老百姓。１９４４年秋天，平顺县的石城村一带遭了蝗虫灾害。抗日民主政府发出了灭蝗总动员令，动员全县民兵到石城剿灭蝗虫。接到命令一动员，全村的几十个民兵都勇敢地灭蝗虫去了。李顺达在家把妇女小孩都组织起来，粮食成熟时按时收回了家，做到了颗粒归仓。
互助组在当时对于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西沟村抗战前有耕地１２１亩（其中１１４亩还是租种外村地主的），村民年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到全国解放前夕，已拥有耕地２２４亩、山地１７５亩，粮食产量由每亩一石二斗增加到二石一斗。全村由过去只有两户勉强够吃、１８户不够温饱，一变为两户够吃、１８户有富裕，一天三顿都能吃上纯粮而不必掺糠。
毛主席接见李顺达
除此而外，李顺达通过互助组把妇女、老人、儿童组织起来尽其力所能及，农时不误，因而村上的男劳动力大部分或参加抗日部队或加入解放军，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党和政府不会忘记这些贡献，尤其不会忘记堪称楷模的人物。李顺达１９４４年荣获太行区第一届劳英会甲等劳动英雄称号，１９４６年又获第二届的一等劳动英雄称号。一时间，李顺达成为太行山农村家喻户晓的人物。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了。中央组织了一个农民参观团，到天津参观农业展览会，山西去了２０多个农民英雄，李顺达是其中的一个。在天津参观了２０多天，又到了北京。参观的人都想见见毛主席，就选李顺达当代表，给毛主席写请求接见的信。毛主席接到信就批准了。一天晚上７点，李顺达等农民英雄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同李顺达握了手，向大家问了好，并对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了，蒋介石赶到台湾了，你们回去要好好搞生产。让南瓜长得大大的，萝卜长得粗粗的，棒子长得长长的。”并问大家行不行？大家齐说：“行！行！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边远地区的各种反动武装力量尚未完全肃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经过连年战争之后，全国人民在获得生活安定的基础上，亟想提高生活水平，这个时候共和国又绘制了一幅实现工农化的雄心勃勃的蓝图。农业是基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建设，都要求农业有个好收成，也即要求中国农民继续做出巨大贡献。
由于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李顺达的干劲更足了。１９５０年秋收完后，李顺达又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工农兵劳模大会，还被选上了主席团，和毛主席坐在一块。毛主席对李顺达说：“你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将来把穷山沟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以后，李顺达就东找山桃，西找山杏，开始在西沟的山上种开了树。李顺达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地建设山区。１９５１年又去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观礼后他又到天津参加了一个展览会剪彩。在天津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政协会，和毛主席同桌吃饭。毛主席端起一杯酒问李顺达：“你叫李顺达？”李顺达赶忙问答：“我叫李顺达。”毛主席接着说：“你在太行山上住，那个地方土薄石厚，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酒。”李顺达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他急急忙忙说：“我可担不起，要不是你老人家领导，我什么也干不成！”就这样李顺达同毛主席碰了杯，喝了一杯永远难忘的酒。这次接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司令。
李顺达连续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对他来讲是莫大的荣耀。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我要不折不扣地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建设山区改变山区面貌。”１９５１年晋东南地区经上级批准办起了１０个农业社，李顺达也报了名，但没批准，平顺只批准了川底村郭玉恩一个社。李顺达报名没批准，但也不灰心，只是认真检查自己的办社条件有哪些不够。从此，他就积极创造条件办社，１９５１年冬季准备，１９５２年春天经上级批准李顺达组织了２６户农民办起了初级社，起名叫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大家选李顺达当社长，申纪兰当副社长。合作社办起之后，男女实行同工同酬和比较合理的“六定一奖”的计酬办法。２６户社员干得挺起劲，秋后总结，粮食产量比互助组时期增产３０多斤，创造了高额丰产和大面积丰产。李顺达获得了中央农业部授予的劳动奖章。从此李顺达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他的模范事迹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合作社由２６户增加到了４０多户。当年除了种好地，还在山上播种了３００亩松树籽。开始，栽种的树苗很难成活，有些人对在干旱的石坡上植树造林缺乏信心。他便以“只要能栽活一棵，就不愁成活一坡”的豪言壮语说服大家，以顽强的精神和毅力，鼓舞大家的斗志。李顺达（右２）和互助组的农民
１９５２年刚刚办起合作社，上级就通知李顺达到苏联参观学习。一接到通知李顺达就积极准备，４月２７日到了苏联莫斯科。在苏联学习了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植树造林、如何治山治水建设山区。
１９５３年春天，合作社扩大了，成了几百户的大社。李顺达组织群众总结一年办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三年、五年建设规划。从山上到山下全面治理，有计划地进行山区建设，发动男女老少在山上种松树，在河沟两岸栽杨柳，在沟沟凹凹打坝匣谷场，在河滩平滩造田。李顺达带领群众到羊井底学习种松树的经验，又到王曲等地找了５０００多株树苗，高的挖二尺深，低的挖尺半深的坑，把树苗栽下，再浇上水，这样成活率就高了。种苹果树也是１９５２年开始的。李顺达１９５２年到苏联参观，学会了种苹果树。当时没有苗木，他们就到平顺的东南山买了几万株秋树苗，经过努力都成活了。
在山上育林的基础上，李顺达又带领广大群众展开了全面治山、治沟、治滩的战斗。全村７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匣了谷坊，打了石坝，锁住了“蛟龙”，堵住了洪水。这时他们又在８里长的乱石滩上造了５００多亩粮田。李顺达就这样４０年如一日，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把一个“光山秃岭乱石沟，庄稼十年九不收，豺狼当道人吃人，穷苦农民人人愁”的穷地方，建设成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１９５４年国家农业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全国一共才４枚，李顺达是荣膺者之一。
然而，李顺达并没躺在功劳簿上。互助组所取得的成绩，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关于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针，在当时形势下的正确性。因此早在１９５２年，他又一次走在别的农民前面，领导建立了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当年入社农民已占全村农户总数的５１％。待到１９５５年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时，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已成为包括２８３户的大社。
在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状态下，合作化的效果一时间内十分明显。西沟乡实行合作化后，劳动力利用率比抗战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１１０６％，比建社前的互助组时期提高７４％。合作社的公共积累，第一年只有１２０元，第三年即猛增至１１万元。社员平均收入粮食比抗战前增加７７％，比建社前增加２５％。
李顺达所做出的成绩，令毛泽东主席感到十分振奋。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在报道李顺达情况的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后加了按语，向全国农民提问道：“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面貌……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１９５８年，全国一度刮起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李顺达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一是一，二是二，咱可不干那种蠢事，那不正是欺上瞒下骗自己吗？”
与其他国家的农民相比，我国农民有其极大特殊之处。要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之路，开初的几步也许特别难。譬如说，山西一带农民有冬季休闲的习惯，当地俗话说：“半年辛苦半年闲”，“吃正月，坐二月，三月头上还可歇一歇”，劳动力浪费惊人。而现代化则要求劳动力合理而有效率地使用，要求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这是千百年之古老观念与时代之要求的矛盾与冲突。
对此，李顺达一贯的解决之道是以身作则，从我做起。
抗日战争时期，敌人的据点离西沟村只有几十里，抗日要担风险。李顺达带领民兵在当地斗争，把二弟送进八路军队伍，后又把三弟送去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又把四弟送上前线。
１９４４年李顺达当上甲等劳动英雄，奖励到一头大犍牛。他把大犍牛换成一条小母牛，多的钱买一头母猪。母牛归互助组，生下的小牛给没牲口的组员。母猪生下的小猪则组员每家一只。
１９４６年根据地政府号召山区群众植树造林，群众因见不到眼前利益而不起劲。李顺达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连续两年自己掏钱买山桃、山杏、核桃树苗栽山上，１９４９年又从几十里外买回杨树和柳树苗种沟里，终于带动了群众。西沟村原本荒山秃岭，望去一片黄土色，但有了种满松、柏、山桃、山杏、核桃、苹果、梨等树苗的山林１５万亩后，满目郁郁葱葱。１９４８年，平顺县人民政府在李顺达家的门楣上，为他悬挂了“劳动英雄”的牌匾。建国后这块牌匾被运往北京，一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
１９５２年，李顺达出访苏联，回来就把自己的出国服装换成布，给合作社的骨干一人分了６尺。
为了改变农民没文化睁眼瞎的现状，合作社又办起五所民校，进行扫盲，并培养出会计员、记工员、读报员、技术员４３人。又建立图书馆、小乐队、卫生所、接生站，还向农民进行日常保健卫生教育。当时的一位农民如此描述自己的变化：“解放前白天地主剥削我们的劳动，黑夜臭虫、跳蚤又吸我们的血。家里不能睡，得搬到院里去过夜。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痛痛快快地劳动了。”
李顺达是一个谦虚谨慎，积极向上的劳动模范，从不保守，勇于创新。他文化水平不高，从小没有念过书，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早在办互助组时，他就很重视先进的操作技术，重视培育与引进优良品种，不断吸取外地先进经验，推广科学种田，大搞温汤浸种，药剂拌种，合理密植等。在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了农、林、牧、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提出“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副”的主张。在治理穷山恶水的持久战中，首先抓住了治山这个根本。他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群众上山育林，打坝淤地。西沟的每一片山林都有他的汗水，西沟的每一个鼓舞人心的规划都有他的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他当走资派拉出来斗，还打破了他的头。他说：“打破我的头，打不破我的心！再斗，我也不是走资派。”在清查“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人给他捏造了几十条罪状。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人就把罪状材料送到中央党校去。这些他都不在意，反正他肚子里有底，共产．党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李顺达一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因而他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新中国成立后，李顺达同志任西沟金星农、林、牧农业社社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平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晋东南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山西省委常委，中共党的八大、九大、十大代表，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山西省四届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李顺达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６８岁。
在李顺达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倪志福、郝建秀、薄一波、刘澜涛等送了花圈。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曰：“金星创业与日同辉，太行青松千载滴翠。”这是人民的评语，也是时代的评语。
总结
李顺达几十年如一日，带领农民在贫瘠的山区躬耕，将往昔“一清二白”的穷山沟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靠的是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信任，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靠的是自己默默的巨大付出。李顺达身上几乎集中了新时代农民的所有优点：勤劳简朴、积极上进、勇于攀登、敢于挑战，不断学习新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