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罗健夫
罗健夫（１９３５—１９８２），湖南湘乡人。１９５１年入伍。１９５４年从部队转业。１９５６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１９５９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先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和ＩＩ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６日在西安病逝，时年４７岁。
生平
１９３５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罗健夫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贫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供职，为了生活，也为了合家团聚，３岁的罗健夫不得不跟着母亲跟随父亲随军队四处漂泊。这段漂泊的历程给罗健夫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罗健夫返回故乡湖南省湘乡时８年已经过去了，１１岁的罗健夫开始进入学堂学习。但因为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看一些武侠之类的小说上，还经常幻想着自己以后也会成为像小说里那样无所不能的“大侠”，所以经常旷课，学习当然跟不上，最后被学校以“学习成绩特差”除名。母亲无奈就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外祖父黄骏尔是个在铁路上做过３０年工的老扳道工，淳朴、正直。他一听说外孙因不好好学习被学习除名了，就严厉地批评了他。外祖父的教诲对小罗健夫的触动很大，使他下决心像外祖父说的那样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本事的人”。决定痛改前非的罗健夫选择了到湘江中学插班初中一年级学习。
在这所新的学校里，罗健夫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那个时候，湘乡中学里的进步学生非常活跃。在学习中，罗健夫接触到一个叫江斌的同学。在他们的接触中，江斌经常会给罗健夫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新中国的光辉史使罗健夫感到无限欣喜，好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开始茁壮成长。他写标语，搞宣传，听团课，积极参加了湘乡人民奋起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罗健夫的家乡得到了解放。已经１５岁的罗健夫在学生会主席江斌的介绍下，很快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０年，距离初中毕业还差一个学期，可此时的罗健夫正被一个个冲锋陷阵、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所鼓舞。他怀着男儿要“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披红戴花，奔赴军营的路上，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一个个英雄形象。然而他身临的战场，并非硝烟弥漫的鸭绿江彼岸，而是和平宁静的武汉后勤学校，专业是会计专业。这巨大的心理反差使罗健夫一时间感到很纠结。相关领导知道了罗健夫的思想动态后，及时找他谈心，帮助其思想转变。在这及时雨般的帮助教育下，罗健夫很快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决心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政治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不移地走革命的人生之路。
在校期间，他坚持学习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著作，还阅读了许多介绍英雄模范人物的书籍，革命的理论和英雄的形象，使他感到自己的眼前展现着一片无限辉煌和开阔的人生新天地。罗健夫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五千字的自传，毫不留情地严肃地揭露、批判了旧社会、旧文化、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此时，他心目中的英雄，不再是当年“独闯天下”的剑侠了，而最为敬佩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对我来说，没有比做一名战士更大的幸福了。个人的一切都不会永葆青春，不能像公共事业那样万古长存。在为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斗争中，要做一名永不掉队的战士，这就是最光荣的任务和最崇高的职责！”罗健夫把保尔·柯察金视为做人的楷模，把革命事业摆到了生活的第一位。１９５１年，父亲去世后，家中尚有一个上中学的妹妹，两个上小学的弟弟，全靠母亲缝洗衣服、喂猪、种菜来维持，生活非常困难。母亲希望他能给家里接济一点。为此，罗健夫在给母亲的回信中说：“我参军不是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而是为了革命。家里困难，但国家也很困难，我们应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以后不要再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１９５３年４月，罗健夫从武汉后勤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大西北祁连山下的山丹军马场工作。此时，正值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罗健夫浑身充满了力量。在军马场的３年时间里，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就是靠着这种顽强拼命的学习精神，在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基础上，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自学完成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此外，还养成了顽强刻苦学习的习惯，并把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罗健夫在部队的５年期间，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会计业务工作，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思想境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牢固地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罗建夫曾多次说是党给了他生命。
１９５６年７月，罗健夫考入西北大学电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８月底，他兴冲冲地来到了古城西安的西北大学。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校图书馆里的浩瀚书海让他目不暇接，从此罗建夫便经常遨游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由于罗健夫是自学的高中课程，基础知识相对其他学员来说薄弱很多，这对他的大学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笨鸟先飞，罗健夫几乎每天学习到三更半夜，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常常要查阅很多资料，往往弄到深夜。晚上学习，他像打游击似的，图书馆闭馆了就转到教室，老师查夜教室要上锁，他就回宿舍。由于他回到宿舍时，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所以每次他都是轻轻走进去，先给这个同学掖掖被子，给那个同学垫垫枕头，然后打开自己床头自制的遮光小灯，又精神抖擞地学起来。为了多学一种语言，掌握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他爱惜时间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他常说：“我愿用金钱来买时间。”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他也仍然坚持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操场，一面踱步，一面高声地朗读外语。凭着这股顽强、刻苦的精神，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已可以借助字典阅读普通物理的俄文书了。大学毕业时，他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课成绩，已由初入校时的中下等水平变为全班最好的成绩，被同学们誉为“全年级最用功的人”！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罗健夫和班里几个同学，就学习中的有些问题到校党委书记刘副校长家求教。刘副校长见同学们很认真，便高兴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问：“你们物理系研究过牛顿吗？研究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吗？”罗健夫和同学们都说，知道一点，从没有研究过。刘副校长说：“你们搞物理的，不但要研究他们的发明和理论，还要研究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历史。物理学史，物理学家史，都是应该研究的。”“你们研究了牛顿、爱因斯坦，就要想法超过他们。学生超过先生，这才是历史。”
刘副校长的这次谈话，给了罗健夫和同学们很大的启发。他们把能找到的这些科学家的传记都读了一遍，还收集了一些科学家如何成才的资料，组织了几次有意义的讨论。在讨论会上，罗健夫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活动，使我打破了迷信。研究了牛顿，才发现没有开普勒的工作，就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前人的天文观测资料，也就没有开普勒的贡献。一切都是发展的。我们也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罗健夫的发言，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健夫一生最重要的日子来到了。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６日，罗健夫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他的人生来说是崭新的一页。他立志严格地按照一名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他在入党志愿书上这样写道：“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使自己永远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人。我还要用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工作，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本领，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胜任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从此，罗健夫便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和道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毕业那年，罗健夫因德、智、体全面发展，被评为全校“三好”标兵。
大学毕业后，学校没有按他所学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分配工作，而是让他做了无线电电工的实验老师。
１９６３年，罗健夫被调到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从事电子管交流稳压电源的研究工作。６０年代初，我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然而他总是充满着乐观情绪和战斗精神，忘我地为党工作。２７岁那年他与陈显万结婚。当时，他们两人结婚，把两张单人床一并，两床被子一合，买了点水果糖，就算把喜事办了。
１９６５年７月，罗健夫被调到中国科学院１５６工程处工作，并担任半导体非标准设备组组长。第二年，罗健夫领导的科研小组承担了超声压焊机的研制任务。这对于罗健夫，是一个新课题，向来不认输的拼劲让他没有半点退缩，而是更增添了一股子钻劲。
罗健夫总是把学习和工作结合在一起，既重视书本，又重视实践，既有高度的热情，又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他们搞超声压焊机所用的锆钛酸铅压电陶瓷换能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协作试制的。声学所不仅提供了两批不同配方的换能器，还介绍了设计公式和频率特性。罗建夫对频率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并绘出４０多张特性曲线图。由于做了这项工作，使大家对这种器件有了较深的认识，人们赞叹地说：“这才叫搞科学研究，严格、严肃、严密，我们都应该学习老罗这种科学态度、科学作风。”
对于家庭，对于妻子，罗健夫总有一种歉疚感。这次来北京工作，他是独身一人来的。其实这次调动，本来他的妻子是可以一起调到北京的；但当时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会给组织带来麻烦，因此就决定自己只身前往。没想到这一决定，两人开始了１２年的分居生活。罗健夫到北京以后，书信便成了他们夫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工作一忙，有时连信也顾不上写了。可为什么陈显万偏偏爱上了罗健夫呢？就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罗健夫是一个正直、朴实、有事业心的人。这样的人，是她理想的人。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个正直、朴实的人，有着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强烈事业心。在他们看来，爱情并非是花好月圆、卿卿我我，而是两颗志同道合的心之间自然地相连相通。
在罗健夫率领自己的科研小组刻苦攻关研发超声压焊机的第二年，罗健夫接到妻子陈显万的来信，妻子出差要路过北京，有一天的停留时间。她高兴坏了，心想一定要看看自己的丈夫，两人好好说说话。可当她见到丈夫时，才发现他为什么很少给家里写信，他简直太忙了。陈万显从罗健夫见到她发亮的眼神中，能感觉得到他是多么高兴，但两人只说了一会儿话，罗健夫就又去忙工作了。罗健夫的同事都觉得他有些不像话，人家大老远地来看他了，不见热情接待，也不多陪陪，而是把妻子丢在一边；而且还不让人家多来信，这不免有些不近人情。罗健夫何尝不知道这些，但总是以那句“没关系，她会理解我的”的话来搪塞同事们的责问。这样的事不止一次。１９６８年春节，妻子陈显万到北京探亲，她看到丈夫还是整天忙于工作中，不仅自己到食堂买饭吃，而且还把一个多月的探亲时间改成了整天为罗健夫抄写资料。这期间，罗健夫没有陪妻子逛过一次北京城，只是在她回去坐火车站前，两人才匆匆忙忙到天安门广场合了个影。
经过近３年的苦战，到１９６８年年底，罗健夫负责研制的超声压焊机进入了总装调试阶段。当时他们是在排除武斗、停产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困难真是大极了。由于他们忘我地努力工作，国家急需的超声压焊机终于研制成功了。罗健夫在几年中，从超声材料，压电陶瓷换能器到超声压焊机的总装调试过程中，积累了厚厚的一本资料笔记。其中，不仅有公式、推导数据、实验曲线、草图、工艺规范、工艺流程，还有经验体会，十分宝贵。表现了他对祖国科研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１９６９年年底，罗健夫领导的科研小组又承担了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一种自动制版设备。没有它，就很难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我国在这个技术领域还是一项空白。而研制这种设备，不仅需要电子、机械、光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还需要精通电子计算机。这对在大学学的是原子核物理专业的罗健夫来说，困难很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当时处在一个动荡的年月……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填补空白，为了发展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罗健夫还是勇敢地接收了这项重要的科研课题。从此，他便艰难地踏上了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
学习是为了工作。为了早日拿出这项国家急需的设备，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促使他以比过去付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忘我地拼搏。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没有出来。饿了，吃冷馍夹咸菜，喝开水；困极了，在地上铺一块塑料板，便是床铺，和衣躺一会儿，或者用冷水淋淋头，吸一支烟提提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钻劲，终于很快熟悉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当同志们知道他一直在工作室加班时，都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称赞他真是一个“铁人”！
动荡的社会不可避免地给罗健夫的研发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干扰。就在研制小组刚投入工作不久，麻烦就不约而至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突然决定要抽走科研小组里专门负责计算机的技术员。罗健夫一听，着急了：“一铆钉一楔的活儿，没人搞计算机，还研制什么发生器？简直是釜底抽薪！”于是他去找革命委员会主任申辩。结果，问题更严重了。连续一两个月，罗健夫被大会点名、中会批评、小会勒令检查；此外，还被戴上的许多莫须有的罪状，“打倒独立王国国王罗健夫”的大字报、漫画糊满了院墙。从此，“独立王国国王”的名声，在全公司无人不晓。革委会还勒令罗健夫写出深刻的检查。面对这无以辩驳的冤屈，罗健夫很苦闷，一时有些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反复思索着。就在人们一致认为研制图形发生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罗健夫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想不到的举动，他诚恳地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检讨”时，他抛开“独立王国”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检讨说：“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一场风波就这样在罗健夫委曲求全中总算过去了，科研小组又开始了研制工作。这次突发的问题，让罗健夫更清楚了作为研制组的组长，自己应该怎么做。既然不能改变大的环境，只能让自己更强大起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比以前更忘我地工作。他不仅要承担了图形发生器电子电路的设计、计算机等工作，还要搞明白一些机械制造等一些专业知识。他视时间为生命般珍贵，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研究上。
就是凭着这一股执着劲和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罗健夫在有关的业务知识掌握和业务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健夫带领全组同志经过几年的苦战，终于在１９７２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微电子学领域的一项空白。罗健夫继续攻关，１９７５年型图形发生器又问世了，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１９７６年秋，北京大学设计出了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ｎ沟ＭＯＳ４０９６动态随机存贮器的版图。他们走遍北京有关单位，无人承接做版，只好赶到骊山脚下求援。此时，正在预报地震，又盛传临潼附近是“震中”，许多人不安心工作。可罗健夫一听，一口答应下来了。为早日满足兄弟单位的工作需要，他和几个战友，顾不上搭防震棚、考虑个人安危和家属的安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９月底，他们终于为北京大学成功地制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ｎ沟ＭＯＳ４０９６随机存贮器的中间版。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１９７８年，图形发生器这一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当人们赞美罗健夫作为科研小组组长，为研制图形发生器立下了汗马功劳时，罗健夫总是谦虚地说工作都是组里的同事干的，某部分是哪位同事设计的，哪部分是另一位同事设计的，功劳薄上唯独没有他自己。上级奖励的几千元奖金中他应得的那份，也分文不取。因为罗健夫在电子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决定收他为学会成员时，他却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其他同志。就连领导安排他去香港考察的机会，他也诚恳地提出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邀请骊山公司一位有学识的同志参加学术指导活动，领导决定让他参加，他婉言谢绝，又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别人。这期间，一位同志到外单位搞协作，忘记了一个设计公式，写信向罗健夫请教，罗健夫不只告诉他几个公式，而且把自己呕尽心血，积累多年的全部技术资料通通寄去。想起社会上存在的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那位同志捧着厚厚的资料，嘴角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１９７８年年底，罗健夫和两个同志一起去日本实习。谁都清楚，出国、去港，是难得的机会。他是实习小组组长，不仅自己严格执行出国的有关规定，还告诫同行人员，不要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迷惑。就这样，实习期间他带领的这个小组，为国家节省了４２％的外汇开支。
为了国家的需要，罗健夫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１９８１年，他独立完成了型图形发生器的全套电控设计，这是他对党的事业满腔赤诚，在忘我工作的过程中，自修和钻研的结果。同志们敬佩地称他为“罗铁人”，人们觉得他拥有那种一心装着工作，唯独忘了自己“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
罗健夫是一位十分热情、诚恳的人。他对待同志总像兄长一样关心、爱护。有一次他替别人探望渭南农村的家属。中途下车，他步行近二十里路，赶到王家，带去了亲人的问候，还送上了自己的礼物，并把自己的几十斤粮票送给他们解决困难。
单位里搞基建，组织大家义务劳动，搬运石头。罗健夫一个人使一辆架子车，趟趟满载，顺着坡道，穿梭般地上下奔跑。就在他拉着一辆满载石头的架子车沿坡路向下跑时，忽然从路边蹦出个小孩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健夫扭转车把，一个斜刺停靠在路旁另一辆石头车上。孩子得救了，但他却双腿受了伤。事后他拒绝了宣传科的采访。罗健夫以自己赤诚的感情和行动，温暖了许多人的心，维护着党的威信，他事事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
“文革”期间，一些人上班迟到、早退，甚至无故缺勤，习以为常。然而罗健夫却总是下班铃响后才走，上班铃响，他已搞好了室内卫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些事儿教育了很多与他共同工作的年轻人。
罗健夫还是个公而忘私的人，他从工作伊始就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中，而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经常提醒自己：“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崇高的。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做的，按照‘奋斗终生’的誓言，自己做得还不够，还应该加倍努力！”
在单位要对一部分有贡献的人提高工资待遇时，罗健夫完全具备升级调工资的条件，但他却一再找领导，诚恳地要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求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有成绩、生活上却很困难的同志。”但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同意罗健夫的这个要求。公示榜单时，榜上出现了罗健夫的名字。罗健夫不干了，跑到党委找书记，焦急地请求说：“这次就不要给我涨了，把名额留给其他的同志。”最后经过党委的再次认真研究，最后批准了罗健夫等５位共产．党员让出涨工资的名额。这５个人中，４名是领导干部，只有罗健夫一个“兵”。
罗健夫是因为家里生活还比较宽裕、不需要钱，而让出涨工资的名额吗？实际上，到过罗健夫家的人都知道，他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屋里摆着旧床、旧书架、旧柜子，一张窄小的两屉桌上，放着一个旧花瓶，瓶口倒插着一个灯头，纸糊个罩子，就成了他的台灯。然而，就在这盏灯下，他写出了多少有价值的论文！他常说：“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次要，那么渺小！”当时罗健夫夫妻每个月加起来的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几元钱，而且妻子还要拿出一点钱救济自己家里，加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拮据。并且就在这一年，家里还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罗健夫的弟弟病故后，也留下了两个孩子。他就给弟媳妇写信，并嘱咐她，最好不要向国家伸手要救济，他会把弟媳当成亲妹妹，会每个月寄点钱补贴她们的生活。这样一来，罗健夫自己家中的生活就更困难了。但几次组织提出给他升级涨工资时，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单位在１９７８年新建了宿舍楼。按罗健夫当时的资历和条件，他应该排在前面，可以首先挑选房子，而且还完全可以选到格局、朝向、采光、楼层都好的房子。可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挑选了一处人们都不愿意要的一个边角的一间半的房子。有人实在想不通，就问：“老罗呀，我实在弄不懂，有那么多各方面都不错的好房子，您为什么非挑选这处房子呢？”
罗健夫抿嘴笑笑，反问道：“怎么？你觉得房子不好吗？”
“这还用问，当然不好！”
罗健夫故作神秘地说：“看来你没有眼光了，我挑的这可是好房子。角落里多安静呀！还有楼高了，看得多远呀！”
１９８０年，第一次晋升高级工程师报名，罗健夫看到周围的同事都露出欣喜企盼的目光，积极准备参加报名。凭罗健夫当时的成绩和所做的贡献，是理所当然作为高级工程师的首位人选，而且是百分百地可以晋升高级工程师。可罗健夫却又一次地放弃了。罗健夫的这个举动又让人们感到不理解，因为这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一个证明呀！有人就问罗健夫：“老罗，您怎么能放弃晋升高级工程师呢？您这么多年的拼命苦干是为了什么？这可是对您最好的一个证明呀！再说就凭您带头成功研制出了图形发生器，当高级工程师也是理所当然的。”
罗健夫没等同事说完，就说：“晋升高级工程师，按我现在的水平还不行，我还得努力学习和钻研呀！”为了让他能够报名参加晋升高级工程师，领导还专门派总工程师到家里动员罗健夫报名。但最终罗健夫还是婉言谢绝了，并说很感谢组织对他的信任，等自己有更大的成绩，再考虑吧！”罗健夫的妻子陈万显看他如此固执，在家劝他：“别让领导左一趟右一趟作难了，你就挂个名吧。”罗健夫却说：“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我想通了，就会答应，答应了就会实干，当挂名领导，有啥必要？”
等第二次晋升高级工程师，罗健夫同样把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这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干脆避开了，投入到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中。对此，有人不理解，心说，罗健夫连晋升高级工程师都不感兴趣，是不是想当领导呀！用这种狭隘的眼光看罗健夫，就更大错特错了。其实他对组织上多次想提拔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决定，都婉言谢绝了，并说他不是不服从组织的安排，是想把全部的精力和集中力都投入到从事的研制工作中去。
有很多人对罗健夫这种“犯傻”精神感到“不可理解”，他却笑笑说：“有啥不可理解的，不专心致志地考虑党的事业，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要当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人无完人，罗健夫也不是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但是，他在有了缺点、错误后，总是严于解剖自己，不怕丢面子。一旦认识了，就认真地加以改正。
有一次，他去食堂买饭，炊事员扔给了他超过一分钱的咸菜，他觉得很浪费，为此，两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事后，罗健夫很懊悔，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应该为这件小事和群众争执。他利用星期天，认真地写了一份检查，第二天一上班，就主动找室领导，并在全室大会上做了诚恳的检讨。他还主动找那位炊事员赔礼道歉，使那个炊事员很受感动，也检查了自己，以后改进了工作。
罗健夫对自己孩子的严格教育，在认识他们的人中也是出了名的。他告诉孩子做人要正直、勤劳，做一个不给国家添麻烦、自立的人。虽然他平时不在孩子身边，但他会嘱托妻子教育和引导好孩子，只要有机会和孩子见面，他就会教育孩子做人行事的道理和规矩，告诉孩子要做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看到两个孩子慢慢都长大了，一天，他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郑重地说：“爸爸和妈妈都很忙，尤其我平时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现在的升学和以后的工作，都要靠你们自己去勤奋努力。你们也知道，爸爸是不会去找人托关系的，所以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奋斗。”
罗健夫不仅从思想上，还从行动上具体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去北京出差，那样繁忙，身体又不好，他仍然要他的小女儿涛淘每周给他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并批改孩子寄来的作业。他在送给小女儿的一本字典上题过这样的话：“凡是事业上的成功，总是来源于扎扎实实的努力。”平常，罗健夫从不放过孩子身上流露出来的一丝半点毛病。有一次，他发现上小学的女儿为一件小事撒谎，便对孩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责令孩子写出检讨，贴在床头，经常看到，记住这个教训。在罗健夫的严格要求和学校老师的辛勤培育下，大女儿寒英学习十分刻苦、努力。小学、中学都跳级，１５岁就以渭南地区高考预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
罗健夫经常让孩子们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看一看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老共青团员们是怎样战斗、生活的。他告诉孩子，这本书，５０年代曾鼓舞了他，鼓舞了成千上万个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罗健夫不仅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思想，而且还注意孩子的身体，他常带着孩子跑步，夏天教孩子游泳，还教孩子唱英文歌……
罗健夫是个性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爱唱歌，还会拉手风琴，在晚会上演唱、伴奏；他研讨过书法，能写一手好字；他喜爱文学，博览过许多中外名著；他多次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他爱好滑冰、游泳、下棋……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清晨长跑，冷水浴。但是，当革命事业需要他倾注全部心血去战斗、去拼搏时，他就把自己的爱好和健康都抛开了。在他看来，生命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和人民。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献身精神！
罗健夫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入党时写下的“牺牲个人的一切，忘我无私地工作”的誓言。他为了研制工作，有时在工作室一待就是几天，饿了随便吃点东西，喝点白开水，困了就趴着小睡一会儿。多年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感觉到了由于经常夜以继日、劳累的工作，自己的胸部经常会出现隐隐的痛，而且这种疼痛有时让他难以忍受。但他为了抓紧一分一秒的研制工作，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也没有对任何人讲。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看到罗健夫因痛苦而极力掩饰的并不自然的扭曲的表情，就劝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应该到医院看一下。而他都会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依然每天超负荷地工作。这个时候，正需要他去北京做一段时间的协作研究工作，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罗健夫刚到北京，就进入了忙碌紧张的工作中。一起工作的同志看到他有时疼得很厉害，而且经常用手顶住胸部来缓解，就多次劝他去看医生。他总是笑笑说自己没关系，现在的工作离不开他，等有时间了一定去医院。
为了使型图形发生器尽早研制成功，罗健夫以超出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病置之不理。同志们看到罗健夫日渐消瘦和倦意的面容，都很心疼，都极力劝他回家休息一下。就这样，罗健夫在同志们的一再催促下，在春节前夕才回老家与家人相聚。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罗健夫就早早来到工作室，又一头埋进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上。当同事们陆续来到工作室，看到罗健夫用手顶着胸部，仍顽强地工作，就都停下手里的工作，劝他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罗健夫故作轻松地说：“我这病不算什么，吃点药就好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尽快完成任务呀！”这次大家没有再听他的，看到他极力掩饰着因痛苦而有些扭曲的脸，强行拉着他到医院做了检查。任何人不会想到，罗健夫得的竟是癌症。陪他的同事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的事实，立即报告给领导。领导立即派了车，并专门安排人陪送罗健夫去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医院给出了同样的诊断：癌症。单位领导和医院商定，决定不把真实病情告诉他，免得罗健夫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打击，而影响身体抵抗力。还有，大家也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还是想多去几家医院进行会诊，从而确定最好的治疗方案。就在大家着急他的病情，联系更好的治疗医院时，罗健夫倒是表现出异常的平静，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到医院，哪怕是空出一点时间，他都会投入到工作中，晚上仍然如往日，加班到深夜。
这天，罗健夫从医院看病后，简单吃了碗面条，又投入到工作中。公司的门诊部医生想约罗健夫第二天再去检查，结果到他家找了几次都没见到他。医生就找到车间主任家里商量罗健夫治病的事。没想到刚坐下，就见罗健夫一手抱着图纸和资料，一手按着胸口，满头大汗地推开门，像没看到医生存在一样，对车间主任说：“这份图纸要尽快进行审核，我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可以送到北京了。”说着就把图纸打开。
医生和车间主任看到罗健夫虚弱的身子，像风一刮就倒的样子，心里非常难过，不禁眼里噙满了泪水。其实，罗健夫从第一次到医院检查后，看到公司领导和医生的表情及各方面对自己病情的关注，就知道了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所以，他望着眼前关心他的两个人，平静且风趣地说：“你们可要多关心我呀，有什么情况一定和我说实话……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呢，需要安排呢……”
这次，罗健夫倒是很配合，痛快地跟着医生去做了检查。医院给出的诊断是：癌症晚期，建议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领导和同事们对这个噩耗都十分心痛。罗健夫终于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而且到了晚期。罗健夫拿过诊断书，慢慢走出诊断室，来到光线暗淡的走廊。他走到窗前，又看了看诊断书，望着窗外默默地伫立着……此刻，他并不畏惧死亡，而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向死亡挑战，仍然像一个战士一样，勇敢地迎上前去，奋力拼搏！陪同的领导和同志们惴惴不安地走过来，罗健夫转过身，神态一如往常，镇定自若地对曹大夫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希望医生能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还能有多少时间。让我争取时间多做一些工作。罗健夫还嘱咐身边的同志：“别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试验了。现在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工作量还很大，每分每秒对我都很宝贵，我要抓紧修改图纸，还要……”
一个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打住的人，不是哀叹人生的短暂，不是眷恋小家庭的温暖，而是首先想到未竟的事业，想到要做最后的贡献，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呵！
这次领导和医院决定，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治疗，并告诉罗健夫真实的病情。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罗健夫异常镇定，他问医生：“我相信唯物主义，对癌症并不畏惧。请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他嘱咐同去的同志：“不要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是宝贵的！”在罗健夫的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生死观、公私观，体现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决心。此情此景，使他身边的同志无不热泪盈眶。
领导对罗健夫的病情十分重视和关心，他们没有放弃对罗健夫病的治疗，并专门派人去北京和上海等地咨询专家并联系治疗。
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终于联系好了一家上海医院，决定送罗健夫去做手术。那天晚上，寒风呜咽，人们心情低沉。大家听说公司派人陪罗健夫去上海治疗，霎时间，一二百人自动出来送行。罗健夫笑吟吟地与大家话别，在大家为他送行时，和罗健夫共事多年的尉副经理看着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罗健夫，强忍着心中的悲伤，对他说：“老罗，其他的不多说了，以后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你去做，你一定要安心治病，我相信你能渡过这一难关……”
罗健夫说：“老蔚，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安心治病的，这样才能回来继续工作呀。”他嘘了一口气，放低了声音说，“如果，我说如果，我回不来了……”
两个人的双手长时间地握着，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切，眼里都充满了眼花。有的同志担心罗健夫会一去回不来了，都想着多看他一眼，罗健夫也和大家挥手告别。他充满深情地说：“谢谢了，谢谢大家了，天这么冷，大家都回去吧，我治好了病还会回来的，还会和你们一起工作呢……”
到上海后，罗健夫住进了医院。他那从容不迫的举止，安详镇静的神态，好像不是一个面临着死亡威胁的癌病患者，而像是—个将要出征的战士，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考验。可是，不久他的行动已很艰难了，只能勉强支撑着一根拐杖，由亲友扶着，慢慢地向前挪动着双腿。他默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顽强地与癌抗挣，生怕给别人增添一点麻烦。
罗健夫在上海治疗期间，虽然不能和同事们一样亲自投入到工作中，但他仍然坚持业务知识的学习，并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当他听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版中心时，就有些不踏实了。他对前来探望的公司领导说：“人家上海都搞出来了，我们的制版搞得比较早，设备也不错，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公司的制版要形成拳头啊！不然我们就会落后了。”此时罗健夫的心里十分焦急，他想尽快把病治好，早日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可是，事实上，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做手术已经很困难了。于是他又返回了西安，领导安排他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床位十分紧张。但是，医院听说罗健夫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专家，立即决定：有了病床，首先安排罗健夫。罗健夫知道后，反而生了气：“有那么多人等床位，把我安排在前头，影响多不好，我不能做那种事。请转告医生，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按病情、按顺序安排住院。”因为不能立即入院，公司每天派救护车接送他看病。开始，罗健夫执意不肯，一定要骑自行车跑上七八里路去治疗。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直到他手扶不住车把、腿跨不上车，才不得不坐车。晚期癌症使他的后背已经溃烂，无法躺卧，组织上派人从办公室搬去一只沙发。罗健夫也生气，认为自己坐了别人就没得坐了。他想得太远了，太细了。在这生死的关头，他脑子里仍然想着国家，想着集体，想着他人，唯独忘了自己的生命！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８日，罗健夫作为垂危患者住了院。
１９８２年５月下旬，罗健夫病情开始恶化，一个多月光景，他的头部、颈部、牙龈、胳臂、小腹、小腿等部位，都隆起一串串红枣大的肿块，胸部的肿块像扣了个大碗，后背大面积溃烂，而且，扩散部位不断破坏着周围的骨组织。罗健夫只有让人扶着并还要拄着拐杖才能挪动脚步。尽管这样，他依然顽强地坚持每天到室外去散步。进入６月以后，罗健夫的病情已十分危急了。他意识到：生命终结的时刻随时都会降临。他曾含着热泪对人讲：“可惜，我看不到２０００年了，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是，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直到最后，我都属于革命！”一位和罗健夫共同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同事要出差去，特意向罗健夫道别。这时，罗健夫的呼吸已相当困难，说话吃力，痰中有血，体质极虚。可他硬撑起身子，拼足气力，气喘吁吁地和这位同志谈了两个多小时，从型图形发生器的设计逻辑，到调试中可能出现的麻烦，以及怎样处理这些难题，讲得那么详细，思考得那么缜密。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工作任务在身的垂危患者，却对党的事业那么尽心，那么认真！罗健夫每天需要完成的艰巨和痛苦的任务，就是进餐，每吃下一口饭，他都会如在伤口上撒盐般的痛苦，一口流食他都会花上几十分钟的时间才能吃进去。虽然这样，但罗健夫早已下定决心，在疾病面前绝不低头、决不服输，一定与病魔斗争到底。所以，就是再痛苦、再艰难，每顿进食他都坚持自己吃。病情的恶化，使他身体里的癌细胞也逐渐转移，造成了肠道阻塞，排泄成了问题。一般的通便方法已经不起作用，无奈之下，罗健夫就让照料自己的弟弟用手压按他的腹部往下使劲推，生愣愣地把大便推压出来。罗健夫每次通过这种的排便方式后，都会累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即便是这样，弟弟也没有听到哥哥吭过一声。不是罗健夫不痛苦，是他的一贯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给别人添麻烦的生活态度，支撑着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实际上当初领导考虑到罗健夫病情的情况，决定安排让罗健夫的爱人陈万显专门照顾他时，罗健夫说什么都不同意。他对妻子说：“我现在的病情不允许我到工作室工作，肯定会给单位造成损失，我已经很伤心了，但你不能不工作……”妻子顺从地点点头，回到单位上班了。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一次由于她们单位组织体检，体检后，离下班的时间很近了，同事就劝她，回到单位也快到下班时间了，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丈夫在家生病，还是早点回家照顾丈夫。等陈万显回到家，刚推开门，罗健夫就问怎么回来早了，陈万显就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没想到罗健夫责怪她，提前跑回家，是不遵守劳动纪律的行为，并让她返回单位去上班。妻子按照罗健夫的要求，流着眼泪，返身去单位上班。
这次住院，罗健夫被病痛折磨得已经不成样子了，还不忘嘱咐妻子陈显万说：“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遵循能给别人少添麻烦就少添麻烦的原则。”罗健夫属于重症患者，只要他需要帮助时按一下床头的信号灯，就会有专门的护士来帮忙。可是罗健夫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这个信号灯。偶尔会精神好上一两天时，他就会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癌症患者，面对同病室里唉声叹气、没有生活勇气的病友，去做安慰劝说工作。一个和他一样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只要有亲人、朋友来探望他，这位患者就掉眼泪。罗健夫看到这种情况，就安慰他要鼓足生活的勇气。谁都不愿意得这种病，但既然得了，也不能害怕，得病就是你越害怕它，它就越欺负你。通过罗健夫时常的开导，这位患者阴郁的脸上终于偶尔会见到了些笑意。罗健夫为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亲自展现自己与癌症抗争的顽强精神，他总是尽量向患者们展现自己的微笑。即使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医生查房时问他，身体感觉怎么样时，他都会乐观地回答，很好！患者们看到罗健夫在病友中的病情是最重的，但他是生活态度最乐观、最积极的一个，大家逐渐地也在无形中受到感染，情绪也都变得乐观起来。大家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和罗健夫交流，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就连医生护士们也都喜欢这位有些“特殊的患者”。
一次，一个实习的小护士给罗健夫输液，本来就紧张，结果扎了几次，针头都没有扎进静脉血管，小护士就显得更紧张了。罗健夫看到这一切，和蔼地对她说：“没事的，不用紧张，干什么工作都是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你不用担心，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你可以多试试。”这个实习的小护士紧张的心放松了一些，深呼了一口气，鼓足了勇气，又将针头扎在罗健夫的手背上，这一次成功地将针头扎进了血管。
罗健夫知道医生对他的治疗准备采用两种药物：甲基卡肼和甲氯芳芥。当他听说因这两种药物很烈性，而且副作用相当大，所以医生有些犹豫，迟迟没有使用这两种药。他马上对医生说：“你们完全可以在我身上大胆地使用甲基卡肼和甲氯芳芥。治疗疾病使用的药物最初都要在人身上使用，不使用怎么会知道真正的疗效呢？你们就大胆地在我身上实验吧。就是我死了，尸体也会给你们解剖，这样你们可以探讨一下，这药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起到作用的原因，这会对以后救治和我同样的病人会有借鉴和帮助作用。”病房在场的医生和病友们被罗健夫真挚的话语感动了，更为他时刻想得是只要对别人有益的事，哪怕牺牲自己都无怨无悔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１９８２年５月下旬，罗健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消瘦得也十分厉害。他感觉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能继续进行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了。当接替他工作的同事到医院探望他时，罗健夫强忍病痛，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在型图形发生器图纸上修改过的、还没来得及修改的和自己认为疑难的等等问题都详细地告诉了同事。这位同事每次想到这件事，都激动地告诉人们，他本来就是有些问题要向老罗请教的，但见面时看到老罗被疾病折磨得虚脱的身体，实在张不了口。好像老罗明白他的心思一样，把他想知道的想问的想搞明白的问题全部告诉了他。这位同事深深被老罗的精神所感动。他立志在研制型图形发生器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克服，把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不辜负罗健夫的期望。
５月底，机械工业部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西安看望罗健夫。这时，罗健夫病情急剧恶化，说话已经变得很吃力了。见到专门从北京来的同志，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非常高兴。他先问了型图形发生器在北京的进展情况，接着又对调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械振动的问题，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和在调机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在场的人看到罗健夫谈起工作，好像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并且思路清晰，眼光也放出了平时不多见的亮光时，都感到很震惊。这个时候的罗健夫只有一个想法，他留下来的东西，哪怕对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有一点点贡献，他都会感到欣慰。
就在罗健夫临终的前几天，一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起一台进口设备因磁盘工作不正常，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错误码，但怎么也查不清什么原因。当时，罗健夫已经处于病危之中，可他一听这位同事说起工作，眼睛似乎又闪过一丝亮光。他示意来人靠近他，因为他的说话声音已经极其微弱了。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告诉来人，他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有相关的资料，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位同事眼里含着眼泪，一个劲儿地点着头，激动地说：“听明白了，老罗，您放心吧！”罗健夫的被病痛折磨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同年６月１０日，罗健夫向党交了自己最后一次党费，并嘱咐领导和医生，他死后，丧事一定要从简，遗体献给医学研究用。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垂危病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仍是奉献。
罗健夫去世的前一天，他让他的弟弟最后一次给他擦洗了身子，刮了胡须。傍晚，让弟弟搀扶着他，走到病房外的阳台上。他望着落日的金色霞光，看着祖国的大地，眺望工作的单位，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他是在思念着公司的领导和同志们，思念着亲人，想着还未完成的工作……
死神终于没有因罗健夫是一个好人而离去，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６日１０点３５分，罗健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妻子遵照他的遗愿，为他穿上了那件曾缝补过的衬衣和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棉毛裤。医院按照他生前的遗愿，进行了遗体解剖。现场的医生们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他的整个身体布满了癌瘤，尤其是胸腔室的肿瘤比他的心脏还要大；胸骨已经被癌细胞吞噬得酥脆，一碰就碎了。经过化验，罗健夫得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是最凶猛的癌症之一，而且潜伏期已经有两年以上了。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继而眼泪禁不住流淌了下来。医护人员都哭了，并用最凝练的语言评价了这个患者：“很少见这样的病，更少见罗健夫这样的人，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罗健夫去世的消息传到骊山公司，领导和同志们十分悲痛，许多同志都泣不成声。妻子陈显万遵照罗健夫的生前遗嘱，谢绝了组织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更是努力工作。罗健夫临终仍穿着他生前用过的衣物，火化后只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罗健夫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纯粹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对于罗健夫的逝世，党和人民都进行了沉痛的哀悼和怀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极为关注和重视，做出决议、决定，发出通知，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的活动，各种报刊、广播、会议，表彰宣传他的模范事迹。１９８３年，国务院追授罗健夫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称誉为“中国式的保尔”。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罗健夫被评为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总结
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罗健夫身上具备了诸多的优点，他吃苦耐劳，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勇于攀登；他乐于助人，好事总是先人后己；他为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罗健夫的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全国上下展开了向他学习的活动。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他的事迹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