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曰：明朝十三陵朕往观数次，亦尝祭奠。今未去多年，尔等亦当往观祭奠。遣尔等去一两次，则地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谨。世祖章皇帝初进北京，明朝诸陵一毫未动。收崇祯之尸，特修陵园以礼葬之，厥后亲往奠祭尽哀。至于诸陵亦皆拜礼。观此，则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
译文
明朝的十三陵我前往看过多次，也曾经祭奠过。现在已有好多年没有去了，你们也应当前往观瞻祭奠。派你们去一两次，地方上的官吏、看护陵墓的人等也就知道了谨慎和恭敬。世祖顺治皇帝初进北京，对明朝的各陵寝一点也没有动。收敛崇祯的尸首，专门修了陵园依礼法安葬了他，其后又亲自前往祭奠尽哀。至于明的其他陵寝也都一一拜礼。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清王朝夺得天下之正当，对待前朝之宽厚，可以说超过了往古。
评语
吴三桂开关，满族铁骑入主中原，李自成败退出京，而后被杀。这一段历史错综复杂。清王朝建立初期，对晚明的忠臣孝子大肆杀戮，甚至多次构筑文字狱。但到了康熙中期，却对晚明的忠臣大加赞扬，对投降后为满人入主中原立功的晚明大臣大加排斥，将他们称为“贰臣”。随后，对外大肆宣布，自己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了政权，而不是从明朝皇帝手中夺取的政权，来掩盖政权交替时的血腥，以示正统接替。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朝的帝王对明朝帝王的陵寝经常祭拜。康熙在这篇庭训中告诫后人，明十三陵及其他陵园，应当前往祭奠，以示本朝待前朝的宽厚仁义。
贵为皇子当思保重
训曰：尔等皆系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当思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譬如出外所经行之地，倘遇不祥不吉之物即当遮掩躲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于尔等身为皇子者乎！
注解
垂堂：靠近屋檐处。人在檐下，如有瓦片掉下来，就会受伤，因此比喻有危险的境地。
译文
你们都是皇子王阿哥，富贵的人应考虑保重自己的身体。凡是应当禁忌的地方必须禁忌，凡是肮脏丑恶的地方千万不要去。譬如出外所经过的地方，倘若遇到不吉祥不干净的东西就应当遮掩躲避。古人说：“富贵人家的孩子，不要坐在靠近屋檐的地方。”何况你们这些身为皇子的人呢！
评语
康熙要求后人，一定记住“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等古人的教诲。康熙在这里宣扬的富贵之人的性命最是要紧，富贵之人高人一等的思想，应予以批判。然而，篇中所述“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它合理的地方。
痴呆软弱娇养所致
训曰：父母之于儿女，谁不怜爱？然亦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则痴。尝见王公大臣子弟中每有痴呆软弱者，皆其父母过于娇养之所致也。
译文
父母对于子女，哪有不爱惜的？然而也不可以娇生惯养。如果小孩子过于娇生惯养，不仅饮食方面失去控制，并且经受不了寒暑节气的侵袭，这样长大成人了，不是愚蠢就是痴呆。我曾经见到王公大臣的子弟中多有痴呆软弱的孩子，这都是他们父母对于他们娇生惯养所造成的。
评语
此篇告诫后人，怜爱自己的子女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过于娇养，否则有可能造成下一代的愚蠢、软弱、痴呆。清人宋宗元在诡智典一书中说：“为子孙作马牛之人，必是让子孙成马牛之人。”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某些过于溺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来说，是很值得深思的。
治黄治淮国计民生
训曰：黄淮两河，关系漕运民生，最为重要。故朕不惮勤劳，屡亲巡阅，察其险易之形势，审其疏导之机宜，缓急次第，具有成画。大修工程费以数百万计，岁修帑金亦以数十万计。乃康熙三十七年黄淮并涨，总河董安国不坚筑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垫高，以致倒灌洪泽湖口。湖水从六坝旁泄，由运河入下河，淹没民田。于是罢董安国，而以于成龙代之，授以治河方略。三十八年亲往阅视，驻跸清口河干，面谕于成龙：清口宜筑挑水坝，挑黄河使趋北岸，始免倒灌清口之患。而于成龙未获成功。继用张鹏翮为总河，又令大臣官员往高堰筑堤，坚闭六坝，使洪泽湖水畅出清口。仍谕张鹏翮：清口筑挑水坝尤为紧要。此坝不筑，则黄水顶冲，断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畅流。张鹏融遵奉朕言，坝功筑成，黄流遂直趋陶庄，清水因以畅流。叠经伏秋大泓，并无倒灌之事。又命浚张福口等引河，筑旧仁堤，疏人字、芒稻、泾涧等河，开大通口，皆一一告竣。曩时黄水泛涨，或与岸平，或漫滥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数十余丈。纵遇大涨亦可无虞。此皆由朕深念河工国家大事，夙夜厪怀，未尝少释，且简命河臣，倚任甚切，所属官吏俱听选用。凡在河工大小官员并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务之所致也。此系朕治河始末，特语尔等识之。
注解
漕运：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帑金：国库里的钱财。洪泽湖：在江苏西部，有淮河通过。清口：在今江苏清江北。挑水坝：在黄河上常用的一种护岸丁坝，主要功用是挑开大溜，保护下游堤工。在堵口时，也常在口门的上游建挑水坝，逼流入引河，以减少流向口门的流量。
译文
黄、淮两河关系到漕运和民生，极为重要，所以我不畏辛劳，多次亲自巡视，察看其险恶和变化的情势，研究疏导它们的时机和办法，轻重缓急都有一定的计划。大修工程的费用以数百万计，每年修浚也要用去国库数十万。康熙三十七年，黄、淮两河一起涨水，河道总管董安国不坚筑堤岸，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垫高，以致倒灌洪泽湖口，湖水从六坝旁边排出，由运河进入下河，淹没了农田。于是罢免了董安国，而让于成龙代替，并告知他治理河水的策略。康熙三十八年我亲自前往视察，中途暂停在清口河的河边，面告于成龙：清口河适合建筑挑水坝，使黄河水充趋于北岸，这样才能避免河水倒灌清口的隐患。然而于成龙未能成功。接着，任命张鹏翮为河道总管，又命令大臣官员前往高堰筑堤，坚固六坝，使洪泽湖水能畅通地流出清口。后又命令张鹏翮：在清口建筑挑水坝至关重要，此坝不筑，黄河水迎冲而来，决不能使之流向北岸，湖水肯定不能畅流。张鹏翮遵照我的话，筑坝成功，黄河水于是直接流向陶庄，清口河水因此得以畅流。几经夏秋两季大水，并未发生倒灌之事。又命令疏通张福口等引河，筑旧仁堤，疏通人字、芒稻、泾涧河，开大通口，全都一一宣告竣工。从前黄河发水，或者与岸平，或者四处漫流。如今黄河极为畅通，河岸离水面数十余丈。即使遇到大洪水也可以无所忧虑。这都是我极为重视治河工程及国家大事，日夜操劳，不敢稍有松懈，而且精心挑选任命治河总管，并依靠信任他，所属官吏也都听从选用，所有与治河工程有关的大小官吏一齐全力以赴，共同协助的结果。这就是我治理黄淮的全过程，特此告知你们。
评语
康熙年间治河成绩的取得，是与康熙皇帝的重视和努力密不可分的。首先，康熙皇帝亲自研究和考察河性，以科学的态度求取治河之法。为了找到治河的最佳方案，康熙皇帝很注意研究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实地考察，通过六次南巡，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广泛听取大臣、百姓意见，这在海口之争中有典型表现。而且，康熙皇帝对河道的考察和研究，并不仅仅限于河南以下地段。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他还派侍卫拉锡等探视黄河河源，西至星宿海，详考黄河的来龙去脉；康熙三十六（１６９７年）年亲征厄鲁特时，他又顺道考察河道，由横城乘舟，历河套直至包头。康熙皇帝的目的，是要把握整个黄河水情的规律。正是这种科学的态度，他才制定出了有效的治河方案，因而在治河中，他点拨指画，无不允当。其次，康熙皇帝任用得人。康熙初年，面对河患日棘，康熙皇帝启用了实心任事的靳辅担任河臣，使得河工稍治。靳辅死后，朝野之间已无善于治河之臣。委用一般之人担任总河，又怕不能很好地贯彻已熟于河务的康熙皇帝的意旨，结果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搞糟。于是，康熙皇帝选择了于成龙、张鹏翮先后担任总河。因为他们虽无治河经验，却能听从指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廉正有为。可以说，靳辅之后的河工，基本上是由康熙皇帝设计，由总河落实执行的。正是通过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工程的总结，康熙以实例告诫后人，治理黄淮的始末和经验是什么：一是决心大，“未尝稍释”；二是用人有道，“倚任甚切”，从而使治河获得了成功。其实这两条，不仅治河要这样，做其他的事也同样需要这样。
古今不同不守成规
训曰：言治河者谓宜顺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与之争，此但言其理耳。今河决在七里沟，去海止四十余里，若听其顺流入海，既可不劳人功，亦且永无河患，岂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运道遂成枯渠。国计所关，故不得不使其迂回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时势与古不同也。
译文
谈论治河的人说应该顺着河水奔流入海的特性，不应阻挡堵塞与之相抗持，这只不过是治河的一般道理而已。现在河决发生在七里沟，离海仅四十余里，如果任其自然流入大海，既不废人力，并且永无河患，这不是很便利吗？但是淮河以北二百里处的运河就会干枯。这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不得不使河水迂回流入淮河故道。这是今古形势不同所使然。
评语
通过几十年的治河实践，康熙皇帝提出黄河河道北移的设想，以保清水即淮水通流，既要治河灭患，还要济运通漕，保护民生，变害为利，体现了科学态度和博大胸怀。通过这一事例，康熙皇帝告诫人们，不论治河、漕运还是做别的事情，都应当审时度势，根据真实情况做出正确决策，两害相权取其轻，避免经验主义和一相情愿的错误。
未寒进衣养身之道
训曰：凡人养身，重在衣食。古人云：“慎起居，节饮食。”然而衣服之系于人者亦为最要。如朕冬月衣服宁过于厚，却不用火炉。所以如此者，盖为近火则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与其感寒而加服，何如未寒而先进衣乎？
译文
人保养身体，最重要的莫过于衣服和饮食。古人说：“起居要注意，饮食要节制。”不过衣服对于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比如我在冬天宁可穿得厚一点，也不生火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有了火炉衣服自然就不能多穿，到外边去一定会外感风寒。与其着了风寒再加衣服，哪里如没有着凉时就穿好衣服适合呢？
评语
一个伟大或杰出的历史人物，往往具有一些优良的作风或特有的性格，康熙皇帝也不例外。节俭务实是其诸多优良作风中较为突出的一方面。穿衣吃饭，本是人间小事一桩。身为皇帝的康熙却能抱朴守拙，淡泊处之。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著康熙大帝一书中说道：“除康熙皇帝之外，亚洲的君王们在所到之处，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豪华和奢侈，这种情形在康熙皇帝周围是看不到的。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确信一个帝王的伟大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有高尚的品德……”
风寒雪冷宜常防范
训曰：朕出猎在外，虽遇极寒时，不下帽檐、面庞、耳轮，一次未冻。然而寻常在家衣必厚实。盖出猎在外必预防寒冷，若寻常居家，偶尔出行，忽感寒气者有之，宜常防范。
译文
我出猎在外，虽遇到极为寒冷的时候，并没把帽檐、面庞、耳轮放下，但一次也没有冻着。然而平时在家衣服必须厚实。出猎在外一定要预防寒冷，如果平常在家时偶尔外出，有时会忽然感到寒气袭人，应当常常加以注意防范。
评语
天有不测风云，风寒雪冷，宜常防范。在康熙皇帝看来，与其忘乎所以，病后吃药，不如谨小慎微，处处防范。这种处事方法，由小见大，可谓是康熙皇帝的特性之一。
读书贵精学博致约
训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尽千古之远。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而欲知百世之前；处乎一室之间，而欲悉天下之理，非书曷以致之！书之在天下，五经而下，若传若史，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与物，固无一事之不具，亦无一理之不该。学者诚即事而求之，则可以通三才，而兼备乎万事万物之理矣。虽然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约，果能精而约之，以贯其多与博，合其大而极于无余，会其全而备于有用。圣贤之道岂外是哉？
注解
六合：指天地四方。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即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
译文
圣贤的书所记载的都是天地之间、古今以来万事万物的大道理，能够凭借着圣贤的书了解道理就会有用处。从一个道理的细微之处，就可以窥测天地四方的广大；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了解千万年前发生的事情。世间的读书人生在百代之后，想要知道百代之前的历史；居住在一间房子之中，想要悉知天下的道理，不靠书本，怎么能够得到呢？天下的书籍，五经（易经、尚书、春秋、诗经、礼记）之下，如解释经书的著作，如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上达到天，下达到地，中间的人与事物，没有一种事不涵括在里面，没有一个道理不包含在其中。读书人如果就某件事而求之于书本，那么就可以通晓天、地、人三才，并且能够兼备万物的道理。虽然书籍不贵在多而贵在精，学习也一定要由广博再达到简约，但是假若能真正做到精进而简约，用来融贯于多与博之中，那么就能够综合其大而达到穷尽无遗，汇合其全以备不时之需。圣贤的道理怎么能够超越这些呢？
评语
告诫后人，尤其是告诫自家子弟要多读书，读圣贤的书，这是康熙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在庭训中反复强调、谆谆教诲的。本篇也是这一思想的再一次体现，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圣贤的书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本篇的可贵之处在于康熙提出了一个读书的方法论，就是“学必由博而致约”！博，就是多；约，就是精。在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再以“精”来融贯于多于博之中，那么就可以“合其大而极于无余，会其全而备于有用”，康熙的这一方法论，对现在我们的读书学习也是大有裨益的。
鉴古知今庶可寡过
训曰：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注解
九重：帝王居住的地方。
译文
我从小喜好读书，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在政务繁忙的空暇时间里，还是手不释卷，认真研读。我深切地知道，天下的事务繁杂，每天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去办理，而作为君主，身处宫苑之中，怎么能够了解、穷尽这天下之事呢？因而时常读书以知道古人的行事，或可减少自己治政上的一些错误。所以我自登基执政五十多年来没有出现什么过错，这就是从读书中得到的好处。
评语
“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这是康熙自我吹嘘的话，只要翻开清史稿，就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皇帝“口含天宪”，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圣旨”、都是正确的，当然“无甚差忒”。撇开这些不论，本篇言“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却是很有道理的。知古论今，以史为鉴，对于执政者很有必要，可以减少工作中出现的谬误。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可以提高自身修养，丰富自己的学识，在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本篇庭训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
用人不疑开诚布公
训曰：好疑惑人非好事。我疑彼，彼之疑心益增。前者丹济拉来降之时，众皆谏朕宜防备之。朕心以为丹济拉既已来降，即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即以朕之衣冠赐之，使进朕帐幄内，近坐赐食，傍无一人，与伊刀切肉食。彼时丹济拉因朕之诚心相待，感激涕零，终生奋勉尽力。又先时台湾贼叛朕，欲遣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彼时朕召施琅至，面谕曰：“举国人俱云汝至台湾必叛，朕意汝若不去台湾，断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台湾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验乎？凡事开诚布公为善，防疑无用也。
注解
台湾贼：指当时台湾掌权的郑克、冯锡范。施琅（１６２１－１６９６）：福建晋江人，字尊侯，号琢公。初为郑芝龙部将，降清后隶汉军镶黄旗，任水师提督。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奉命率军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并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以备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为清政府所采纳。封靖海侯。
译文
喜欢怀疑猜测别人不是一件好事。我怀疑对方，对方的疑心就会增加。以前丹济拉来投降时，众人都劝谏我要防备他。我觉得丹济拉既然已来降，就是我的臣子，何必要怀疑他呢？刚到的第一天，我就把我的衣帽赏赐给他，让他进入我的帐幄之内，靠近我坐下，并赐他饮食，旁边没有一个人，我和他用刀切肉吃。当时丹济拉因为我的诚心相待而感激涕零，终身奋勉尽力。又如早些时候台湾叛臣郑克、冯锡范反叛朝廷，我想派施琅进军台湾。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能派他去，派他去必定会反叛。当时我就把施琅召来，当面对他说：“满朝人都说你到台湾一定会反叛朝廷，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不去台湾，也绝不能确定你就不反叛，我极力保举你。”最后还是派他去了，不多久台湾就平定了。这难道不是不要怀疑别人的验证吗？凡事开诚布公最好，防备怀疑是无用的。
评语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古训；“既疑又用”必定坏事。宋代出于对武将的猜忌，派文官随军监督，使得行兵打仗之时，主帅受到牵掣，丧失出兵的良机，其结果就是在对敌斗争中屡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势因此而孱弱。康熙深谙“用人不疑”的道理，本篇中提到对丹济拉以及施琅的任用，就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不疑”到什么程度、“开诚布公”到什么程度，康熙心里是有谱的，其关键是在对待什么人、在把握什么分寸的问题上。在用人疑与否上，康熙是建立在对对方内心世界的洞察的基础上的，其“不疑”是一种用人策略！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康熙五十年执政中何以取得成功的原因的一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