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圣祖谕议政大臣等曰：“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征噶尔丹之意，皆噶尔丹所自取。且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尝览经史云：‘惟仁者无敌。’今噶尔丹穷迫已极，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朕意仍抚之。”诸臣奏曰：“此真天地好生之心，实从古所未有也。”圣祖曰：“古之将帅，虽善用兵，多戮已降。或其身不得善终，或子孙不昌，此皆好杀之明戒也。又古之人主，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惟思宇宙雍熙，四海升平，家给人足，各得其生而已。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可仍遣回。”
注解
噶尔丹：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其兄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夺得准噶尔部统治权。噶尔丹统治期间，曾发动多次叛乱，最终被康熙击溃，自杀身亡。仁者无敌：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施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多戮已降：大多杀害俘虏。
译文
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康熙告谕议政大臣等说：“统治天下应当以仁德感化，不可只依靠威权降服。现在朕之所以征讨噶尔丹，都是因为噶尔丹咎由自取。噶尔丹凶暴，朕以宽仁对待；噶尔丹奸狡，朕却示之以诚信。史书上曾说：‘施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现在噶尔丹已经陷入穷途末路，派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求投降，朕的意思是仍以安抚为要。”诸臣上奏说：“这真是天地好生之心，您的仁德从古至今未曾有过。”康熙说：“古代的将帅虽然善于用兵，但大多杀害俘虏。这么做或者导致他自己不得善终，或者导致子孙不昌。这都是喜好杀伐之人的明戒。古代的君主有的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不这么想。朕只希望能够宇宙雍熙，四海升平，家给人足，百姓各得其生。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可以依旧遣回。”
评语
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康熙率领大军深入漠北征讨噶尔丹，取得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噶尔丹众叛亲离、孤木难支，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但他仍然顽抗到底，派遣格垒沽英假意投降，以求拖延时间。康熙将计就计，对格垒沽英友好相待，向他展示清军的实力，希望由他带话感化噶尔丹。康熙所说“古之将帅，虽善用兵，多戮已降”，确是事实。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秦楚巨鹿之战后，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万。就连名将李广，也因为杀害俘虏导致终生不能封侯。康熙特别提到要优待俘虏，一是显示自己的仁德之心，二是暗示噶尔丹只要缴械投降就不会遭到屠杀。在实际行动上，康熙确实做到了不杀投降之人。此前平定三藩和对俄罗斯的雅克萨之战中，康熙多次下令优待俘虏，不得随意屠杀。格垒沽英被康熙感化，回到噶尔丹地盘后竭力劝降，无奈噶尔丹一意孤行，誓要顽抗到底。格垒沽英只得带领亲属投降了清军。
南巡亏空，尽行蠲免
康熙四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江南亏空钱粮，两次命张鹏翮察审，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钱粮，未必多至数十万两。前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内帑预备，未尝丝毫取诸官民。督抚等官，不遵朕旨，肆意挪用，以致亏空。朕若不言，内外诸臣，谁敢言者？但彼任事之人，离任者已多，若将因公挪用，责之新任官赔补，朕心实不忍也。至俸工银两有限，即逐年扣补，也难清理。且官无俸禄，役无工食，必致私派以累民。朕为天下生民计，蠲免各省钱粮，已逾万万，免此四五十万之银，何足惜乎！朕总理机务，垂五十年，事无大小，凡臣下情隐，无不灼知洞鉴。朕屡次南巡，地方官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冀陆续补足，而朕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且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至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即如纤夫一项，虽取用于田亩，而所用既多，伺候日久，势必给与口粮工价，安得无费？至于修造行宫，亦必借用帑银。前者朕巡视溜淮套工程，至彼处见有舍宇三间，虽云俸工银两所造，然必借用库项，后方抵补，尔等岂肯明言其故乎？至欲将三年俸工，抵补亏空，夫三年之内，地方官员，或升迁，或调用，或革退，或亡故，以彼前各官挪用之亏空，而将后来者之俸扣补，于理不顺，朕心实为不忍。至于胥吏贱役，若不给与工食，此辈何所资生？必至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辄议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掩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耳。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时，闻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致累民，曾谕总督阿山令其拆毁。至他处建造行宫，朕皆未知也。总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朕历年蠲免天下钱粮，至数万万有余，今此项亏空，若令补垫，亦不为多，然岂忍以此累地方乎！至于查明款项，亦不难事，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查，隐情岂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今海宇升平，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宫中用度，甚为省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也。”
注解
内帑：皇室的私家财富。蠲免：免除。灼知洞鉴：明白了解。溜淮套工程：由阿山、张鹏翮、桑额等人提议的一项治理淮河的水利工程。康熙南巡时，曾专门考察地势，以为工程不可行，遂罢。阿山（？１７１４）：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盛京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两江总督、刑部尚书等职。
译文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康熙告谕大学士、九卿等说：“江南亏空的钱粮朕两次命张鹏翮审察。朕以为地方虽有不肖之官贪污钱粮，但未必多至数十万两。此前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都用皇室钱财加以预备，未尝丝毫取之于官民。但地方督抚等官不遵守朕的旨意，肆意挪用国库，以致出现亏空。朕如果不说，内外诸臣有谁敢说？但朕南巡时的地方官员多有离任者，若将因公挪用的钱粮责成新任官员赔补，朕实在于心不忍。并且官员的俸禄和劳役人员的口粮钱有限，即使逐年扣补，也难以清理亏空。而官员没有俸禄，劳役人员没有口粮，必会导致私派赋税而使百姓劳累。朕为天下生民考虑，蠲免各省的钱粮已逾万万，再免除这四五十万两白银，有什么可惜！朕处理政事已近五十年，无论事情大小，凡是臣下的隐情，无不明白了解。朕屡次南巡，地方官员要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来都要借用国库帑银。地方官员原本希望陆续补足，而朕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而且又赶上蠲免灾荒，所征收的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所以导致亏空如此之多。你们都明知却不敢奏言。比如纤夫一项，虽然劳役人员由田亩农夫承担，但使用劳工数量又多，时间又长，势必要给予口粮工价，怎会没有花费呢？至于修造行宫，也一定借用国库帑银。上次朕巡视溜淮套工程，看到那里有舍宇三间，虽然说是用俸工银两所造，然而一定是借用了国库帑银，后来才用赋税抵补，你们哪里敢明说呢？如果想用后三年的俸禄口粮抵补亏空，但三年之内地方官员或升迁，或调用，或革退，或亡故，用后来者的俸禄去弥补以前官员留下的亏空，不合情理，朕心里实在不忍。至于官府小吏和劳工，若不给予工食，他们将以何为生？一定会劳累百姓。现在朝廷中每遇一事，动辄下令让地方官员设法料理，都以美名加以掩饰，实际上都由地方财政加以承担。朕不加追究不仅是为百姓考虑，也是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时，听说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怕劳累百姓，曾下令让总督阿山将其拆毁。至于他处建造的行宫，朕都不知道。总之，朕不愿劳累百姓的想法，可以自信做到，也可以见信于天下后世。朕历年蠲免的天下钱粮至数万万有余，现在此项亏空若令地方补垫，也不算多，然而哪里忍心增加地方负担呢？至于查明亏空款项，也不是难事，收支的钱粮册籍都有据可查。地方官员借此次因公挪用之名，贪污国库盈千累百，四处行贿，如果加以严查，其中隐情岂不毕露？朕以为就从宽处理，不再进一步追究。如今海宇升平，国用充足，朕也躬行节俭，宫中的钱财花费非常节省。明朝时宫内一天的开支，足够朕一个月使用。就算因数次巡幸使用四五十万钱粮也不为过。明后年天下的钱粮赋税，按次序全部蠲免，如果留下这个亏空之项，成为地方官民的累赘，也不是朕宽仁爱养、除旧布新的意愿。”
评语
康熙一生共六次南巡，花费十分惊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任江宁织造时，曾四次负责接待康熙。红楼梦中曾隐晦提及康熙南巡之事，据说，贾府一次接驾就“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康熙南巡确实浪费惊人，但并非毫无益处。康熙借南巡之机，了解百姓疾苦，整顿地方吏治，检查治河工程，稳固了对江南的控制。康熙南巡造成了巨额的财政亏空。这些花费除了用于接待御驾，还有不少被地方官员借机贪污，康熙对此了如指掌。但这些钱的花费毕竟由康熙而起，对财政亏空和官员贪腐他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还指出，现在朝廷中每遇一事，动辄下令让地方官员设法料理，都以美名加以掩饰，实际上都由地方财政加以承担，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康熙充分体谅地方难处，知道如果靠地方赋税弥补亏空，势必会增加百姓负担，他心中十分不忍。他下令亏空由国库负担，强调“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显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同时，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
蠲免钱粮，人口加增
康熙五十一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洪恩，并无差徭，并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闻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以来，人民日增，渐次开垦。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亦无弃土，尽皆耕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耳。嗣后督抚等倘不奏明实数，朕于就近直隶地方遣人逐户挨査，即可得实，此时伊等亦复何词耶？”
注解
遭叛逆之变：指三藩叛乱。生齿：指人口增长。
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康熙告谕大学士、九卿等说：“朕观览各省督抚上奏的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现在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益增长，若按照现在的人口增加钱粮征收，实在不可施行。因为人丁虽然增加，地亩却没有增广。朕凡是到地方巡幸都要询问民情。有的地方一户有五、六人丁，只有一人交纳钱粮。或者一户有九丁、十丁，也只有二、三人交纳钱粮。朕询问剩余人丁都干什么，都说：‘承蒙皇上洪恩，剩余人丁并无差徭，都享受安乐，优游闲居。’这是朕访察得很明白的。之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遇三藩叛乱，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叛乱以来，人丁日益增加，田亩逐渐开垦。甚至沙石堆积难于耕种的地方也有人开垦，而山谷崎岖的地方也没有荒地，都被用来耕种。由此来看，人丁的增长确实很多。朕想要知道人丁的实际数量，并不是想要加征钱粮。如今国库帑银充裕，屡次蠲免的钱粮的数量甚至达到千万，而国家的用度所需，并不担心遗误不足。因此将直隶各省钱粮册内目前征收的实际人丁作为定数，此后增加的人丁全部免除其钱粮，但要将人丁实数另行建造清册统计上报，这不仅有益于百姓，也是一大盛事。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员编审人丁时，之所以不敢将实际人丁上报，是因为害怕加增钱粮，因此隐匿人丁，不据实奏闻。岂知朕统计人丁并不为加增赋税，只是想知道人丁的实际数量而已。此后直隶各省督抚等人倘若仍不奏明实数，朕就派人到直隶附近地方逐户挨査，就会得到实数，那时看你们该如何回奏。”
评语
康雍乾三朝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大量开垦，疆域得以开拓，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康熙对赋役制度加以改革，施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命令各省督抚将现行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作为永远定额，不再增减。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对以后新生人丁征收钱粮。这一政策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经济繁盛，国库充裕的事实，也为后来施行“摊丁入亩”制度打下了基础。
赈济民生，刻不容缓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问户部尚书张鹏翮曰：“钱粮之数若何？”张鹏翮奏曰：“此数年因皇上所免钱粮甚多，今见动用至四十九年钱粮。”圣祖曰：“即动至五十年钱粮亦无妨。尔等为户部，故如此奏耳。朕心惟百姓为重。今广东、福建沿海之府州县等处，正青黄不接之时，尚宜酌量免其钱粮。”张鹏翮奏曰：“顷皇上特加殊恩，已令运米赈济矣。”圣祖曰：“米虽运去，但足糊口耳，不能办钱粮也。”张鹏翮奏曰：“至彼时再行请旨。”圣祖曰：“不可迟延，今即其时矣。”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康熙询问户部尚书张鹏翮：“钱粮之数怎么样？”张鹏翮上奏说：“这几年因皇上蠲免钱粮甚多，现在已经动用至四十九年的钱粮了。”康熙说：“即使动用至五十年钱粮也无妨。你为户部尚书，因此如此上奏。朕的心里却只以百姓为重。现在广东、福建沿海的府州县等处，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也应该酌情蠲免其钱粮。”张鹏翮上奏说：“承蒙皇上特加殊恩，已经下令调运米谷赈济。”康熙说：“米谷虽然运去，但仅能够糊口而已，还是难以承担钱粮。”张鹏翮上奏说：“到征收钱粮时再向您请旨。”康熙说：“不可迟延，现在就是蠲免钱粮的时机。”
评语
康熙统治晚期，国库十分充裕。从康熙和张鹏翮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的财政支出才花费到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的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寅吃卯粮，反而卯吃寅粮。这一年春天，广东、福建沿海遭受灾害，青黄不接，康熙命令张鹏翮调拨米谷赈济。此外，康熙还下令酌情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张鹏翮认为此事秋天征收钱粮时再宣布即可，但康熙命令张鹏翮即刻办理，不能延迟。这一举动，可以稳定民心，为灾民解除后顾之忧，也体现出康熙的爱民之心。
登基庆典，坚辞不受
康熙六十年，圣祖谕户部曰：“朕御极六十年，自冲龄时惟以黎庶为重，宵旰图维，勤劳至今。今春朕之子孙，暨六世孙辈，与举国官兵人民请行大庆典礼，在朕固所应受，众亦咸以为宜。朕意昔年辛丑系皇考宾天之岁，今岁又值辛丑，况西陲用兵，事尚未竣，是以坚辞不受。今年朕躬自四月违和，五月初旬又复感寒，遂觉甚病，以至面色稍减，或稍行动，或多言语，便不胜倦乏。目今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麦已无收，民多饥馁。屡令大学士、九卿议奏，茫无头绪。似此尚忍而不言，将来不知作何底止也！诸大臣皆受高爵厚禄，应视万民如一身一家，各抒拯救之法。若必俟朕降谕旨，推诿于朕，则大臣所任何事耶？今朕躬甚弱，心思亦短，易倦善忘，惟诸大臣是赖。救民之策，不可不急为筹画。著大学士、九卿等，速行详议，甚勿轻视。倘再迟时日，被灾之民，不能待矣。”
注解
宵旰图维：日夜谋划。宵旰：日夜。皇考宾天之岁：指顺治帝驾崩之年。皇考：皇帝对亡父的尊称。宾天：帝王去世。西陲用兵：指清军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西藏进行的战争。躬：身体。底止：终至。俟：等待。
译文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康熙告谕户部说：“朕登基六十年，从年幼即位就以百姓为重，日夜谋划，勤劳治国直至今日。今年春天朕的子孙已经有六代，他们与举国官兵人民请求举行登基六十年大庆典礼。对朕来说，举行庆典固所应受，大家也都以为适宜，但朕想到上一个辛丑年是皇考去世之年，今年又到辛丑年，况且西陲正在用兵，战事尚未结束，所以庆典之事朕坚辞不受。今年朕的身体自四月生病，五月初旬又复感冒，感觉病得厉害，以至面色不好。或是稍稍行动，或是多说一会儿话，便感觉不胜倦乏。如今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麦子已经绝收，百姓多有饥馁之苦。朕多次下令大学士、九卿商讨灾情，却都茫无头绪。灾情到这种程度还能忍住沉默不语，将来还不知如何收场。诸位大臣都享受高爵厚禄，应该视万民如一身一家，各自畅言拯救灾民的办法。如果一定等朕降谕旨，凡事都推诿于朕，那要大臣干什么呢？如今朕的身体非常虚弱，精神也日渐消乏，容易疲倦，忽忽善忘，只能依靠诸位大臣。拯救灾民的办法，不可不急为筹画。让大学士、九卿等赶快仔细商讨，千万不要轻视。如果再迟些时日，受灾之民是无法等待的。”
评语
１７２１年，康熙已进入垂暮之年，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年，康熙迎来了自己统治的第六十个年头。在当时来说，康熙已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统治期间励精图治，拓展疆土，经济繁盛，民生安定，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可以说，康熙完全有资格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但康熙考虑到此年还是其父顺治帝的六十年忌日，西边与漠西蒙古的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遭遇严重旱灾，粮食绝产，百姓生活陷入困苦。因此，康熙对六十年庆典坚辞不受，反而要求百官积极献计献策，拯救灾民。因为康熙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所以赈济灾民之事要更多地依靠朝廷和地方官员。他批评大臣遇事推诿、漠视灾情的现象，希望他们提高效率，以灾民为本，尽快拿出救灾策略。
出门在外，不忘母后
康熙二十一年，圣祖诣昭陵行大祭礼，途间屡次奏请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安，至是附奏太皇太后书曰：“臣自山海关至盛京，水土皆佳，兽多鱼鲜。每当食顷，辄念不能驰奉太皇太后圣祖母，甚歉于怀。到盛京后，身亲网获鲢鱼、鲫鱼，设法成段，浸以羊脂者一种，盐腌者一种，星驰递送，心期奉到之日，倘得味仍鲜美，庶可稍见微诚。山中野烧，自落榛实及山核桃，朝鲜所进柿饼、松子、白果、栗子，附候安奏启同往，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欣幸。”
注解
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今辽宁沈阳（盛京）古城北十里，又称作北陵。太皇太后、皇太后：分别指孝庄文皇后和孝惠章皇后。
译文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康熙到清太宗昭陵举行祭祀大礼，旅途期间屡次奏请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安，到达后又致书太皇太后说：“臣自山海关至盛京，一路水土皆佳，兽多鱼鲜。每当用餐时，都感念不能将餐食用驿马奉送至太皇太后圣祖母跟前，心中甚是愧歉。到盛京后，臣亲自网获鲢鱼、鲫鱼，设法切段，一种浸泡羊脂，一种用盐腌制，命驿马星驰递送，期望奉到之日鱼肉仍能味道鲜美，可以略微表示一点臣的诚意。山中放火野烧，有自落的榛实及山核桃，还有朝鲜所进奉的柿饼、松子、白果、栗子等，随书信一起奉送，伏地跪拜乞求，若您能开心一笑，则不胜欣幸。”
评语
作为一国之君、上天之子，皇帝也往往成为一个神性偶像在众人的想象中存在，而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常常被神秘化。从这段圣谕中我们看到康熙与普通人一样，需要尽心侍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日理万机的同时，每日嘘寒问暖，晨昏定省。即使出外祭祀，康熙依然不忘孝道，考虑细心周到，奉献时珍，以表孝心。康熙以身作则侍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不仅是人之常情，同时也具有表率作用，用实际行动让天下万民效仿。
舍身为孝，严厉禁止
康熙二十三年，侍臣请往观舍身崖，圣祖曰：“愚民无知，惑于妄诞之说，以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且父母之爱子，惟疾之忧，子既舍身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处处有之，正宜晓谕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观之何为？”
注解
舍身崖：全国有多处舍身崖。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康熙曾登临泰山，此段所载舍身崖当是泰山舍身崖，位于泰山日观峰南面，三面陡壁，下临深渊，地势险要。据说古时常有人祈求神灵为父母祛除病灾，为显其诚心，常跳崖献身。身体发肤句：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发肤都是父母所赐，不敢毁伤怕伤害父母，这是行孝的开始。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一生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临死前让弟子检查身体是否完好，害怕身体毁伤有损孝道。曾子（前５０５前４３５）：姓曾，名参，字子舆。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提倡孝道，成为后世孝道楷模，被尊为“宗圣”。
译文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侍臣恭请康熙前往舍身崖巡幸，康熙说：“愚民无知，受到妄诞之说蛊惑，以为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曾子一生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临死前让弟子检查身体是否完好，害怕身体毁伤会有损孝道。况且父母疼爱孩子，最担心孩子患病，孩子却舍身而去不能奉养父母，这是不孝。这种事处处都有，正应该通知严格禁止，使百姓不被习俗所误导。去看舍身崖有什么用？”
评语
中国古代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以孝治国甚至作为统治方针被贯彻执行。在这种环境下，孝道被无限放大，孝子被高度褒扬，甚至由有血有肉的道德楷模上升为冰冷的宗教神偶。原本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也被冰冷的家长制度所压制。有些孝道的忠实信徒甚至为救治父母而捐弃自己的身体，期望在拯救父母生命的同时，自己也能够流芳百世。殊不知，这种愚蠢的做法根本没有毫无效果，而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子女平安健康。这种所谓的孝道已经陷入畸形，违背了人伦的本原，应当予以抛弃。康熙担心自己驾临舍身崖会误导社会风习，因此拒绝前往。
诚心居丧，禁止铺张
康熙二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凡人之行，莫先于孝。近者汉军居父母之丧，亲朋聚会，演剧饮酒，呼卢斗牌，俨如筵宴，毫无居丧之礼。至孝服鞍辔等类，所用素帛，皆异常华美。丧礼止当服用粗恶，岂宜华美也？居丧演剧，满洲所无，汉人亦未有，特汉军为然耳。百行以孝为大，如此所行，以为孝道，其他又何足观也！”
注解
凡人之行，莫先于孝：语出孝经·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者，德之本也。”做人之始，最重要的是行孝。汉军：汉军八旗的简称。清代军事组织名称，是清朝旗籍的一种，成员多由明末降清汉人组成。呼卢：用木制骰子五枚，每枚两面，一面涂黑，画牛犊；一面涂白，画雉，一掷五子皆黑者为卢，为最胜采；五子四黑一白者为雉，是次胜采。赌博时为求胜采，往往且掷且喝，故称赌博为“呼卢喝雉”。
译文
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大凡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孝顺。最近看到汉军子弟居父母之丧时，亲朋聚会，演剧饮酒，呼卢斗牌，俨然如同筵宴，毫无居丧之礼。孝服鞍辔等服丧物品所使用的素帛也都异常华美。丧礼只应当服用粗恶之物，怎么能用华美之器？居丧期间搭台唱戏，是满洲所没有的风俗，汉人也未尝有，只是汉军中才这么做。百行以孝为大，如果这种行为都称得上孝道，那么其他行为又怎值得观视呢！”
评语
俗语常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有些人父母生前未必孝顺，父母死后却大办丧事，铺张浪费，以为排场不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孝心。这种所谓的孝顺，其实是大不孝。居丧期间穿着粗布麻服本是表示哀戚之意，但汉军子弟为了讲求排场，却使用华美异常的素帛。为吊丧者准备酒食本是丧主答谢之意，汉军子弟却大办酒席，甚至搭台唱戏，赌博行令。这些做法本末倒置，冲淡了丧礼的哀伤气氛，削弱了丧礼的教化意义。康熙批评了汉军八旗子弟为父母举办丧事中的浪费现象，对演剧饮酒，呼卢斗牌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
褒奖孝子，树立楷模
康熙三十七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兴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为先。节妇应加旌表，孝子尤宜褒奖。八旗岂无孝子，其居官殷实者，行孝乃分内事耳。贫人克尽孝道，诚为非易。如有身处贫寒，能尽孝于父母者，察明奏闻。”
注解
旌表：古代统治者提倡封建道德的一种方式。或赐以匾额，或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
译文
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振兴教化，鼓舞高尚品行，一定以孝道为先。贞洁烈妇自应该旌表，孝子更值得褒奖。八旗之中难道没有孝子吗？那些为官者家底殷实，行孝是分内之事。贫苦之人能够克尽孝道，确实并不容易。如果有身处贫寒又能对父母尽孝之人，应当察明上奏。”
评语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榜样的力量，为孝子烈妇书写匾额、建造牌坊以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倡导向慕贤良的良好社会风尚。孝顺父母要有一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特别是身处贫寒之人，笃奉孝道更加不易。康熙对此也十分重视，要求将八旗中的孝子贤孙上报，准备加以表彰。
读书致用，踊跃建言
康熙四十八年，圣祖谕文武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满汉，一体包容，诸臣当人人感戴自效。乃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与彼之事，即默无一语，如此宁不有愧于举国之清议耶？此后尔等皆当省改。凡人既读书，知义理，即当以其所学，见之于事，非仅作文已也。平时读书，至临大事，竟归无用，则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耶？”
注解
感戴自效：感恩戴德，甘心效力。唯唯：应而不置可否貌。
译文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康熙告谕文武诸臣说：“朕对待大臣一向不分满汉，一视同仁。诸臣当人人感恩戴德、甘心效力。举行九卿会议的时候，只有一二人发言，其余大臣只是应而不答，不置可否。汉族大臣只是在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才会发言，如果事不关己，就沉默无语。这种做法难道不有愧于国家的清议制度吗？今后你们都应当反省改正。一个人既然读书，知晓义理，就应当以其所学进行实践，不是仅将学问用来写作文章。平时读书很多，等大事临头需要学以致用时，竟然派不上用场，那么平时读书学习有什么用呢？”
评语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然是以皇帝的个人权威为中心，但以丞相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对皇权仍有很大制衡。清代虽然进一步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仅凭皇帝一人显然无法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让大臣积极建言、协理国政，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康熙要求大臣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踊跃发言，学以致用，不能成为只会吟诗作赋的书呆子，真正践行修齐治平的儒家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