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宜参酌事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
注解
因革损益：根据需要选择继承抛弃或者革除。因：沿袭。革：变革，改变。损益：增减。可久：持久，长久。更张：变更；变革。粗识数字：粗通文字。数字：若干字。准：依照，依据。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语出孟子·离娄上。国家没有道德规范以供参考，百姓也没有法律制度遵守。道：义理。揆：度，揣测。法：制度。
译文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之道，要对以往的制度继承抛弃或者革除，以期达到尽善尽美。原本没有数百年都不过时之法。若有的制度果属不可实行，自应该商讨新的办法，统治才会长久。如果制度已经确定，事情可以遵行，就不应议论纷纭，朝更夕改。朕近来审阅奏章，发现有的大臣不考虑事情是否可行，只想要盲目变革。或是粗通文字就好为大言，若依照事理加以考量，所言实在属于茫昧无知。如果只是强逞空言，无补于实用，这有谁不能？明末的一切事务都游移不定，国家没有道德规范以供参考，百姓也没有法律制度遵守，以致国家沦亡。这都是你们所亲眼目睹的，也是大家都知道到常识。今后凡是条奏本章，你们大学士等务必详细商讨。”
评语
一个国家制度的确定，要以自身的实际情况作为根本出发点，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做出调整。康熙认识到“无数百年不敝之法”，强调对祖宗之法要“因革损益，期于尽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就应当加以变革。但康熙又强调，改革要有方向、有目标，要做好制度设计，不能盲目毁弃一切。康熙要求百官牢记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对国家大事要仔细斟酌，详加商讨。
淫祠滥祀，严察禁革
康熙二十五年，江宁巡抚汤斌奏苏州上方山有五通邪鬼祠，应焚毁。圣祖谕礼部曰：“直隶各省淫祠滥祀，诬民惑众，俗尚甚多，有关风化，应行文直隶各省巡抚，严察禁革。违者按律治罪，该管官不行察出隐匿者，照例议处。”
注解
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顺治九年（１６５２）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著有汤子遗书。淫祠滥祀：不合礼制与法典的祭祀场所。五通邪鬼：即“五通神”，是专事奸恶的妖鬼，又称“五猖神”。
译文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江宁巡抚汤斌上奏苏州上方山有五通邪鬼的祠庙，应予以焚毁。圣祖告谕礼部曰：“直隶各省不合礼制与法典的祭祀场所，欺蒙百姓迷惑大众，世俗多有信奉者。此事有关风化，应通告直隶各省巡抚加以严察禁革。对违法者按律治罪，负责官员若包庇纵容、查办不力，也按照法律议处。”
评语
对于淫祠滥祀，历代统治者都深恶痛绝，经常加以整治。但民间信仰自有其底层土壤，虽然历经多次打击，依然充满生机，在世俗大众中有很大影响力，很容易蛊惑人心。这些民间非法祭祀轻则劳民伤财，重则会引起社会骚乱。以白莲教为例，白莲教源自宋代，几经沧桑，遇到穷途末世就会蓬勃兴盛。白莲教借助民间信仰蛊惑大众，威胁统治。在元明清三代的历次战乱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白莲教的身影。康熙从维护自己统治的角度出发，严厉打击邪教，以防止社会骚乱。
限建寺庙，控制规模
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禁止创建寺庙。圣祖曰：“近见直隶各省创建寺庙者甚多。建造寺庙，则占踞百姓田庐。既成之后，愚民又为僧道日用凑集银钱，购买贫人田地给与，以致民田渐少。且游民充为僧道，窝藏逃人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实扰乱地方，大无益于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抚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庙外，其创建增修，永行禁止。”是年，圣祖又曰：“程朱诸贤以辟佛老为一大事。以朕观之，奉之者固非，辟之者益增其澜耳。自古帝王，如梁武不足道，即有禁人为僧尼道士者，未及数年，其教辄复，复则益以披猖。朕惟置之焉能有无之间，斯其气焰，必然销歇矣。”光地曰：“此孟子‘经正民兴’之旨也。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学。六经之道，烂若中天，彼二氏者自可不攻而破矣。”
注解
田庐：田舍。程朱诸贤：指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大儒。辟：驳斥。佛老：佛教和道家。梁武不足道：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数次舍身为僧。这一做法受到历代史家批评。披猖：亦作“披昌”。猖獗，猖狂。经正民兴：语出孟子·尽心下：“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正道的形象树端正了，百姓就会奋发振作；百姓奋发振作，就不会有邪恶了。”乙夜：二更时候，约为夜间十时。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其中乐经已经失传，实际为五经。
译文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禁止创建寺庙。康熙说：“最近发现直隶各省创建了很多寺庙。建造寺庙，就会占据百姓的田舍。建成之后，愚民又为僧侣道士的日常用度凑集银钱，买来贫民百姓的田地赠予他们，从而导致民田越来越少。况且很多游民冒充僧侣道士，窝藏逃犯罪人，犯法行事的很多，实在扰乱地方安全，对民生非常无益。命令各省的督抚和地方官，除原有的寺庙外，永远不许再创建增修。”这一年，康熙又说：“程子朱子等诸位先贤以驳斥佛教道教作为一件大事。以朕看来，信奉佛教道教固然不好，但批驳二者更是推波助澜。自古帝王像梁武帝那样的不值得一提。也有禁止民众为僧尼道士的，但不过几年，佛道二教重又复兴，复兴后则会更加猖獗。朕只有将二教置于有无之间，这样他们的气焰必然就消失停歇了。”李光地说：“这正是孟子‘经正民兴’的要旨所在。圣上表彰程朱理学，二更时间仍勤奋学习。六经的大道灿烂如中天之阳，佛道二教便可不攻而破了。”
评语
中国古代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存的国家。外来的佛教与土生土长的道教占据了古人信仰世界的大半江山。一方面，宗教可以帮助统治者稳定民心、维护教化，另一方面，宗教又会侵吞大量国家财富，甚至成为底层暴动的助推剂。如何处理好于宗教的关系，考验着统治者的治国智慧。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有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一样开展灭佛运动的，也有如梁武帝一样数次舍身寺庙的。康熙一方面在承德修筑外八庙，利用宗教笼络周边游牧民族，另一方面也在中原限制寺庙的过分发展，避免劳民伤财、扰乱民生。康熙希望表彰程朱理学，借助儒学之手抑制佛道的影响力，将其“置之焉能有无之间”，才能销歇其气焰。
崇经尚礼，销毁淫词
康熙五十三年，圣祖谕礼部曰：“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
注解
非圣之书：诋毁圣人之道的书籍。俚鄙：粗俗。游目：游移目光。
译文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康熙告谕礼部说：“朕治理天下以端正人心风俗为根本。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尚经学，严格杜绝诋毁圣人之道的书籍，这是不变的道理。最近发现民间多有小说淫词售卖，荒唐粗俗，实在不是正当的道理。不但诱惑愚民，即使是官宦士人，也难免游目于此而被蛊惑了心智。此事事关风俗，非同小可，应当立即查禁这种书籍。怎么销毁？售卖者如何问罪？让九卿、詹事、科道商议后详细上奏。”
评语
崇尚经学、端正风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倡导正确、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古今政府倡导的社会观念有所不同，但对于淫词艳曲、风月小说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不过，在重视礼教的中国古代，将圣人之道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
辨别等威，崇尚节俭
康熙十一年，圣祖谕礼部曰：“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非细。今应作何分别，务行禁止，著九卿、科道会同，严加确议定例具奏。”
注解
等威：与一定的身份、地位相应的威仪。治化休隆：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实现大治。休隆：美善兴隆。效尤：仿效坏的行为。嚣凌：浮燥混乱。
译文
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康熙告谕礼部说：“帝王实现大治，首要在于维持风化，辨别等级威仪，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所以能使人心淳朴，治化美善兴隆。最近发现朝野内外官员军民，服饰用度奢靡，僭越无度。富人追求华丽，穷人互相仿效，以致于困窘不足而为非作歹，盗窃欺诈弄虚作假，都是由此引起的。人心浮躁混乱，风俗颓倾坍坏，这对于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关系非同小可。现在应当如何区分等级、严行禁令，让九卿、科道会合商议，严格确定定例后详细上奏。”
评语
中国古代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皇帝一人高高在上，皇亲国戚围绕身边，其下是百官公卿和地方乡绅，营营众生则匍匐于金字塔的最低端。车马服饰、日常器用的材质、纹饰、色彩、大小等因素既是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也是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手段。爱慕虚荣是大多数人的通病，社会经济一旦有所恢复和发展，富人就会逐渐奢侈无度，穷人也会竞相效仿，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康熙希望细化等级规定，禁止僭越现象，这样做一是可以维护等级权威，二是可以节俭财用，教化民心。
轸恤满洲，使之脱贫
康熙十二年，圣祖又谕八旗都统、副都统、六部满尚书等曰：“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轸恤。近见满洲贫困，迫于逋负者甚多，赌博之风，禁之不止。皆由都统、副都统、佐领等不加怜悯而训导之，以至于此。且满洲习俗，好为嬉戏，凡嫁娶丧祭之仪，过于糜费，不可枚举。蒙古崇奉喇嘛，罄其家资，不知顾惜。此皆愚夫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此满洲也。其时都统、副都统、佐领诸臣，以今较之，相去何如？彼时行兵出猎诸役，亦未尝少于今时，然而不为逋负所迫，食用饶裕者，人能节俭故也。尔等若能各修厥职，不负委任，禁嬉戏无益之事，劝善惩恶，则自感化矣。”
注解
轸恤：深切顾念和怜悯。逋负：债务。佐领：满洲基层组织首领，战时领兵官，平时为行政官，掌管所属户口、田宅、兵籍、诉讼诸事。其职多为世袭。
译文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康熙又告谕八旗都统、副都统、六部满尚书等大臣说：“满洲是国家的根本，应当深切顾念和怜悯。最近看见满洲百姓贫困，被债务逼迫的人很多，赌博之风屡禁不止。这都是因为都统、副都统、佐领等官员不加以怜悯训导，才到了这种程度。况且满洲的风俗，本就喜好嬉戏，所有婚丧嫁娶祭祀的仪式，都过于奢糜浪费，这样的行为不胜枚举。蒙古尊崇信奉喇嘛，用尽家里的资产，也不知道顾全爱惜。这都是愚民偏信祸福之说，却不知道这终究是无益的。我太祖太宗在世时，也是同样的满洲，但那时都统、副都统、佐领诸大臣，与今相比较，区别在哪呢？那时出兵打猎等事并不比现在少，然而能够不为债务所迫，饮食用度富裕，这是因他们能够节俭的缘故。你们如果能各尽其职，不辜负国家的重任，严禁嬉戏无益之事，奖勉劝励有善行的人，惩戒有恶行的人，那么他们自然就会被感化了。”
评语
满洲原是一个渔猎、游牧民族，八旗子弟也本是骁勇善战的代名词。清代初年，八旗铁骑横扫关内，为满洲在中原迅速站稳脚跟立下汗马功劳。但随着统治的逐渐稳固，八旗子弟凭恃祖宗战功世代食禄，生活日益优裕，“好为嬉戏”，“过于糜费”，于是迅速堕落，以致生活贫困、背负债务。满洲八旗都是康熙的同族，看到八旗同胞生活落魄，康熙自然深加关切。要求满洲基层统治者负起责任，提倡节俭，严禁嬉戏，劝善惩恶，期望能够感化落魄同胞。然而康熙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历史的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清末，八旗子弟彻底沦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社会寄生虫。
移风易俗，积储日丰
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巡幸浙江，自杭州回銮，舟泊石门镇。谕扈从部院诸大臣曰：“朕巡省民生风俗，行次浙江，见省会兵民俱相和辑，生齿蕃庶，闾里乂安。但观民间习尚，好为争讼。争讼一兴，则不肖有司，因缘诈索，势所必至。纵或官员无所朘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无私行勒取之弊，小民之牵连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构成嫌怨。小则损害物力，大则倾陨身家，其为蠹害，不可胜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小衙门官员，亦应各简词讼，劝导闾阎，俾守分息争，共安生业。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懋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尔等可传谕将军、总督等，令家谕户晓，务使敦本兴让，崇俭黜浮。兵民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词讼日益减少，积储日益丰盈，则教洽化行，朕心实嘉赖焉。”
注解
回銮：君王出巡后还宫。和辑：和睦团结。生齿蕃庶：人口繁殖增长。乂安：太平安定。捐：舍弃，抛弃。辐辏：形容人或物的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也作“辐凑”。懋迁：语出尚书·益稷：“懋迁有无化居。”指贸易。敦本兴让：注重根本，提倡礼让。本：多指农业。崇俭黜浮：崇尚节俭，抑制浮华。
译文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圣祖巡幸浙江，从杭州返回，船停泊在石门镇。告谕随行的部院诸大臣说：“朕巡行视察民生风俗，路过浙江，看到省会兵民和睦团结，人口增长，闾里太平安定。但观察民间风俗习尚，发现他们好为争讼。争讼一旦兴起，那么品行不端的官员就会借机敲诈勒索，这是势所必至的。即使官员没有盘剥，官府小吏也会从中作梗，终究不能没有私下勒取之事发生，小民受到牵连苦累的有很多。小的忿恨不抛弃就会构成大的嫌怨。小恨会损害物力，大怨则会倾陨身家。怨恨的蠹害不可胜言，愚蠢小民一定要引以为戒。地方大小衙门官员，也应当各自简省词讼，劝导乡邻，使大家各守本分平息纷争，共同安居乐业。朕又一向听闻东南地方有很多巨商大贾，号称辐辏。现在朕巡行历经吴越州郡，观察在这里进行市肆贸易的大多是山西人，而本地人却很少。这是因为山西民风俭朴，日积月累容易富饶。南方人习俗奢靡，家中没有储蓄，现在的经营规模只能供应眼前，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粮食歉收，则百姓生计将会因而困窘。如果不变易陋俗，怎么会兴起家给人足之风？你们可以传谕给将军、总督等官员，让百姓家谕户晓，一定以农为本，提倡礼让，敦本兴让，崇尚节俭，抑制浮华。官兵百姓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词讼日益减少，积储日益丰盈，就会教化大行，朕的心里也会嘉许和倚赖。”
评语
康熙南巡注重观察民风、体察民情。他巡行浙江，发现这里民风有两个问题，一是好为争讼，一是习俗奢靡。好为争讼会导致百姓互相怨恨，奸诈的官吏也会从中渔利。他希望民众能够捐弃嫌怨，督促地方官员简省词讼，劝导乡邻，使大家安居乐业。习俗奢靡会导致互相攀比、浪费严重，而本地百姓没有储蓄，一旦遇到灾害就会沦为难民。浙江地方虽然号称富庶，但真正的富商大多来自山西。他提出“敦本兴让，崇俭黜浮”的八字方针传达给地方督抚执行，期望浙江社会能达到“兵民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词讼日益减少，积储日益丰盈”的局面，最终达到“教洽化行”的太平盛世。
贪官之罪，断不可宽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谕九卿等曰：“官以清廉为本，如原任侍郎温代、察库，不可谓无才，但以贪污，故凡所行，皆不足取，此皆由不知廉耻耳。”又谕曰：“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循分，不致生事。其专擅好胜之徒，特欲假公事以遂其私意耳，虽有才能，于国家何禆？”是年，九卿会议广东、云南秋审人犯。圣祖曰：“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此等人藐视法纪，贪污不悛者，只以缓决故耳。今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此内贪官耿文明等正法外，其余正犯，俱照尔等所议完结。”
注解
循分：恪守职分。秋审：清代复审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各省于每年四月对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案犯再行审议，然后报送刑部。秋八月，刑部会同大理寺等对上报案件集中审核，提出意见，最后奏请皇帝裁决。
译文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康熙告谕九卿等官员说：“为官应以清正廉洁为根本，像原任侍郎温代、察库，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因为贪污，所以所有的行为都不可取，这都是由于不知廉耻导致的。”又告谕说：“六部和都察院的官员只有勤勉谨慎才能恪守职分，不会引起事端。那些擅自行事好胜之徒，特别希望假借公事以达成自己的私愿，虽有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当年，九卿官员商讨广东、云南上奏的秋审人犯。康熙说：“凡是其他种类的人犯还可以宽恕，贪官的罪行却是万万不可以宽恕的。现在若法律不加以严惩，不肖之徒怎么能知道警戒呢？这些罪犯除耿文明等贪官依法处决外，其余的正犯，都依照你们所商议的完结处置。”
评语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帝王统治天下不可能事必躬亲，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权，必须依靠地方官员才能加以执行。天子只需要有效控制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员阶层，就可以实现对庞大帝国的操控。因此，整顿吏治就成为古代帝王的重要工作。而官吏的清廉则是吏治整顿的重要目标。康熙用“不知廉耻”来批评贪官，也可以看出康熙对贪官的深恶痛绝。为了提醒官员保持警戒，远离贪腐，他采取高压政策，对贪污腐败的官员绝不姑息宽容，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新辟荒地，十年起科
康熙十二年，圣祖谕户部曰：“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见行垦荒定例，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荒地方，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员，原有议叙定例，如新任官自图录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察，题参治罪。”
注解
模：法式，规范。首务：首要事务。盖藏：储藏。聿：文言助词，无义，用于句首或句中。丰亨豫大：形容富足兴盛的太平安乐景象。丰亨：富厚亨通。语出周易·丰卦：“丰亨。王假之。”豫大：人心和乐之象。语出周易·卦：“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起科：对农田计亩征收钱粮。议叙：清代对考绩优异的官员奏请给予奖励，称作“议叙”。录叙：指官位次第升迁。纷更：变乱更易。题参：上本参奏，弹劾。
译文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康熙告谕户部说：“自古以来国家长治久安的标准，没有不以百姓富足为首要事务的。一定要使田野开辟，储藏富余，而且征收赋税又不会耗尽民力，然后就会实现百姓和睦欢乐，成就富足兴盛的太平景象。现在施行的垦荒定例是六年后开始征收钱粮。朕顾念老百姓开荒劳苦，经济窘迫，担心催收租税的期限紧迫，反而导致百姓失业，朕心里深深地顾念。以后各省开荒的地方，全都再加大宽限，总计十年之后再开始征收钱粮。管理这方面的官员，本来有考核加级的定例，若新任官员图谋升迁，掩饰承袭前人的功劳，变乱法则扰民的，各督抚要严行稽察，上本参奏加以治罪。”
评语
康熙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重视农业生产不无关系。康熙认识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百姓的富足，而百姓的富足是以田野开垦、富有余粮为基础的。因此康熙承袭顺治时就已经开始的垦荒政策，减免赋税，鼓励百姓积极开垦荒地。他逐步放宽开荒的起科年限，新垦荒地由原定的三年起科，改为四年、六年，最后又放宽到十年。他还鼓励各省官员对垦荒者给予经济资助，并将整饬吏治与奖励垦荒结合起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全国上下的努力，康熙末年的全国耕田面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丰年储粮，未雨绸缪
康熙十八年，圣祖谕户部曰：“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自古耕九余三，重农贵粟，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比以连年丰稔，粒米充盈，小民不知积粟，恣其狼戾，故去年山东、河南一逢岁歉，即以饥馑流移见告。虽议蠲议赈，加意抚绥，而被灾之民，生计艰遂。良以地方有司各官，平日不以民食为重，未行申明劝谕之故。近据四方奏报，雨泽沾足，可望有年。恐丰熟之后，百姓仍前不加撙节，妄行耗费。著各该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力田节用，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以副朕爱养斯民至意。”
注解
无虞：没有忧患，太平无事。耕九余三：耕种九年，能有三年的余粮。贵粟：以粮食为贵重之物。不匮：不竭，不缺乏。洵：实在，确实。狼戾：散乱堆积。流移：流亡；迁移。劝谕：劝勉晓喻。沾足：雨水充足。撙节：节省；节约。俯仰：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借指养家活口。至意：心意；情意。
译文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康熙告谕户部说：“民生以食为天，一定要储藏丰裕，而后遇到水旱便没有忧患。自古以来，耕种九年会有三年的余粮，重视农业，以粮为贵，所以让老百姓富裕，持续长久而不缺乏，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如果连年庄稼丰熟，粮食充盈，百姓就不知道储存，任其散乱堆积，所以去年山东、河南一旦遭遇歉收，便会有流亡的饥民上报。虽然商议免除租税，救济饥贫，特别注意安抚，然而受灾的老百姓，生计依然困苦难以遂意。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地方官平日不以老百姓的生计为重，没有申明劝谕所致。最近根据各地的奏报，雨水充足，看来有丰收的年景。朕担心粮食丰收之后，老百姓仍不加以节约，恣意耗费。命令各地的地方大员督促率领相关官员告谕百姓，务必努力耕种，节约用度，多多积蓄粮食，以有能力养家糊口和应对灾荒，以体现朕爱恤百姓的心意。
评语
粮食储备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民以食为天，如果百姓没有口粮，生活难以为继，就会造成社会动荡。遇到荒年，即使官府全力救济，也未必能保证受灾百姓的基本需求。而普通百姓很少有长远的规划，遇到丰年不知积储，遇到荒年就会束手无策。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这年虽然雨水充足，丰收在望，但康熙却丝毫不敢松懈，他命令各地官员告谕百姓，要努力耕种，勤俭节约，以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资助贫民，发展生产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谕户部曰：“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农。必东作功勤，然后西成有赖。畿辅地方，去岁荒歉，已经蠲免钱粮，特发帑金，兼支仓粟赈济。虽小民糊口有资，其籽粒牛具，恐多匮乏。今时届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经营措给，将误俶载之期。播种不齐，仓箱何望？直隶被灾州县卫所，穷民有不能自备牛种等项者，该府督率有司劝谕捐输，及时分行助给，务令田畴遍得耕耨，毋致稍有荒芜。八旗官兵皆倚屯庄收获，用以资生，若有被灾贫乏，耕作无力者，该都统等通行各该佐领，酌量佽助牛种。所有庄田，勿致播种后时，以副朕敦本劝农，爱养兵民至意。”
注解
惟：想，思考。阜民：使民富足。东作：春耕生产。西成：秋天收获。畿辅：京都附近的地方。畿，京畿；辅，三辅。首春：农历正月。载：语出诗经·大雅·大田：“载南亩，播厥百谷。”指开始从事某种工作。这里指开始耕种。仓箱：语出诗经·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后以“仓箱”喻丰收。助：帮助。
译文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康熙告谕户部说：“朕以为使百姓富足之道，最重要的是重视农业。只有春天勤恳耕作，然后秋天才会有所收获。京城附近的地方去年遭受荒灾歉收，已经蠲免钱粮，特地下发帑金，并且支取储备粮食加以赈济。虽然百姓得以户口，但他们耕种所需的种子和耕牛等生产工具恐怕还多有匮乏。现在正是正月，春天来临，耕种之事刚刚开始，如果不张罗供给种子、耕牛等物，就会错过耕种的日期。如果不能及时播种，怎么会有丰收呢？直隶地方受灾的州县卫所中，贫民有不能自备耕牛、种子等物品者，该地长官应该督促相关官员劝种农事并加以资助，及时将耕牛、种子等分发下去，务必让田亩都可以耕种，不要有所荒芜。八旗官兵都倚靠屯田的收获资助生计，如果有受灾导致贫乏无力耕作者，相关负责的都统通告该处佐领酌情资助耕牛、种子。所有庄田不要错过播种时机，以体现朕重视农业、爱养兵民的心意。”
评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也被视为立国的根本。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正是农业耕种最重要的时期，然而因为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春天也是最容易发生饥荒的时期。百姓自身难保，自然无法顾及农业生产。这时政府的及时赈济就显得十分重要。政府赈济不仅是让农民有饭吃，更要让他们有粮种。在这段圣谕中，康熙督促受灾地方的政府官员及时向贫民借贷发放耕牛、种子等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早作准备，防范蝗灾
康熙三十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咨访蝗虫始生情状。凡蝗虫未经生子，而天气寒冻，则皆冻毙，来岁可复无患。若既经生子，天气始寒，则虫已冻毙，而遗种在地，来岁势必更生。今年寒冻稍迟，蝗虫已有遗种，朕心预为来岁深虑，宜及早耕耨田亩，使蝗种为覆土所压，则其势不能复孽。设有萌蘖，即时驱捕，亦易为力。可传谕户部移咨被蝗灾各地方巡抚，责令有司晓示百姓，务于今冬明春及早尽力田亩，悉行耕耨，俾来岁更无蝗患。倘或田亩不能尽耕，来岁蝗虫复起，亦须尽力驱捕，无致为灾。”
注解
萌蘖：萌芽，萌生。
译文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朕咨询访问了蝗虫的生长过程。大凡蝗虫没有生子，而天气寒冻，则都会冻毙而亡，来年就不会有祸患。如果已经生子天气才开始寒冷，那么蝗虫虽然已经冻毙，然种卵遗留在地里，来年势必重新再生。今年寒冻稍稍延迟，蝗虫已有遗种在地，朕心中深深为来年忧虑，应当及早耕耨田亩，使蝗虫种卵被土层覆压，这样蝗虫就不会重新再生。如果蝗虫有所萌生，随即加以驱捕，也容易做到。可以传谕给户部将建议下发给遭受蝗灾的各地巡抚，责令有关部门告示百姓，务必于今冬明春及早尽力，将田亩全部耕耨，使来年再没有蝗灾。如果田亩不能尽耕，来年蝗虫复起，也应当尽力驱捕，使其不致于成为灾害。”
评语
中国古代曾遭受过无数次蝗灾的侵袭。蝗虫过境时，遮天蔽日，片草不留，甚至会造成农业绝收。中国历代对防治蝗灾有很多认识，总结出许多方法。灭蝗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汉平帝时遭受蝗灾，曾经下诏派使者到各地督促捕蝗，百姓将捕到的蝗虫上交，还可以得到奖励。据说，唐太宗曾因蝗灾将蝗虫生吞下肚，希望将灾害转移到自己身上，以免使百姓受灾。其爱民之心虽然令人感佩，但其行为却对治蝗毫无用处。相比唐太宗，康熙的做法就显得十分理智。他专门咨询专家商讨治蝗方法，并下发各地宣传执行。此外，康熙还写过一篇捕蝗说，来宣传治蝗策略。他说蝗虫成灾会“飞则蔽天，散则遍野，所至食禾黍，苗尽复移。茕茕小民，何以堪此？”其后又专门提及掘种、火烧等灭蝗方法，他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全力以赴，不要以为蝗灾不足挂齿，否则“虽小灾亦大为民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