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坏民主力量

在盯紧共｜｜产党员的同时，徐恩曾又把目标锁定在一批进步作家身上。女作家丁玲成为他拉拢的对象。在徐的安排下，中共叛徒汪盛获、顾顺章等逐一到狱中对丁玲“晓以大义”，可就连徐恩曾亲自相劝，也无济于事，其“怀柔”政策以失败告终。

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胡也频、柔石、李求实、殷夫等左翼青年在龙华被中统杀害。

胡也频英勇就义后，丁玲决定继续走爱人的路。她接受上级安排，在上海主办北斗杂志。第二年，她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斗刚出到第五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丁玲也被中统特务盯上了，她几次机智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但最终没能逃出特务的魔爪。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中午，特务钟广英、徐维山等人从叛徒处得知，当日下午中共文人潘梓年与尹树人将往丁玲处，他们大喜，心想此行必可一举多得。于是偕同特务马绍武一行六人驱车风驰电掣般赶到丁玲寓所。

下车后，马绍武右手持枪，上前敲门。丁玲应声开门，特务们凶神恶煞般地夺门而入。潘梓年也已经坐在室中，马绍武立即跳上前去搜潘梓年的衣服，凶巴巴说：“你们两个共匪，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一趟，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边说边把他推至门口，其他两个特务则不由分说地把丁玲往门口推。丁玲镇静地说：“等一下，我要带几件换洗衣服。”她非常从容地披了件长袍，匆匆地收拾了几件洗换衣服，被挟持着推上了车。

丁玲

钟广英与其他四名特务仍留室中，等待尹树人“落网”。

下午４点钟左右，尹树人来到，他目睹房中情形后，脸色陡变，欲夺门而逃，特务们立即跳上前去，把尹团团围住。尹树人英勇地与特务格斗，终因寡不敌众难以脱身。他无奈之下跳窗，壮烈牺牲。这位尹树人，其实是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丁九。

丁玲被捕后，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冯达一起，被中统特务从一个旧“旅馆”押解到另一个旧“旅馆”，这些“旅馆”都很安静，除了这一行人，竟见不到旁人。这旧式的平房墙高进深，空荡荡的，加上几个看守，不阴森也阴森了，真像前清的皇亲贵族败落后深锁的凶宅。这些其实都是中统特务的黑店、秘牢，只住着不幸的“旅客”。这也是特务们从环境上威吓、麻痹进步人士的一种伎俩。

徐恩曾得知丁玲被抓来，中共江苏省委又受到重创，真是喜不自禁，他犒赏了部下一番，又嘱咐顾建中等安排“投诚”的共｜｜产党人士前往劝降，徐恩曾希望他们能把丁玲拉过来。首先出场的是原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

一天，丁玲正躺在床上，汪盛荻忽然造访。

“丁玲，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好谈的！”丁玲没搭理他。

汪盛荻只得对着冯达说：“我那年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是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

丁玲和冯达还是没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摊牌直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

“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丁玲说。

“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

“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

“胡也频是国民党枪杀的！”

针锋相对，直来直去，汪盛荻见一时不能诱降，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丁玲毫不留情地挖苦他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了海口，交不了差？昨天你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明白来了无用又不敢不来！唉，你脖子上给人套上了一个圈儿是吗？”说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汪盛荻不敢发作，只得走了，此后再也没来。之后，接二连三地又来了几个劝降的叛徒，都无功而返。

此时，文化界、妇女界一再发出呼救书，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民权保障同盟”的人物，为人权被践踏而强烈抗议，并发动营救。由于丁玲是在租界被绑架的，租界捕房也抗议当局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惹怒洋大人，自是当局犯忌的事，没办法，当局只得耍赖矢口否认。这期间沈从文找了胡适，胡适又质问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一面“复胡适电亦坚决否认丁被公安局捕去的事实”，一面打电话给徐恩曾，催他尽快想出个妥当的办法，不要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徐恩曾想不通，这个传奇女子丁玲，好端端的夫人小姐不做，正经八百的作家不当，却疯疯癫癫地搞什么思想启蒙。她究竟中了哪门子邪，自己的百般威逼利诱都不管用。“一个女人家，吓唬吓唬她，不信就真的不害怕！”

５月３１日晚上，顾建中进入丁玲的牢房，说有一个“王先生”要见她，就把丁玲押上了车，车门踏板上一边站着一个便衣特务。车子在中山大道往南走，驶过市区，朝雨花台奔驰。绕过了好几条胡同，她被带到了一座深宅大院，里面八仙桌、太师椅，几支蜡烛照得有几个影子在墙上晃动。她前后左右都是一些一脸横肉、一身油光的赤膊大汉，微弱、摇曳的烛光，衬得四周更加漆黑，整个一个催魂夺命的地府。

一个看守鬼鬼祟祟地递过一张纸条，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她摇摇头。

那看守收回这字条又写了“这是国民党音杀机关”几个字递过来，“音杀”之“音”是“暗杀”之“暗”的笔误。那人随之又写上“罗登贤”、“廖承志”两个名字递过来，还悄悄地问：“你认识他们吗？”丁玲摇摇头。

“我同他们原来是一道的。”这人悄悄地又补充一句：“我是工人。”

类似这样的审讯又进行了几次，但丁玲依然不“投诚”。

徐恩曾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了，“这个女人，还真够坚强的，我倒要看看莎菲（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此指代丁玲）到底是何等样人！”

６月２５日，徐恩曾“大驾光临”丁玲被软禁的小院。

丁玲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她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相当悠闲地踱了进来，并没理会她。

徐恩曾径自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

一名看守走到丁玲面前，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丁玲只得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徐恩曾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生活怎么样？”徐恩曾和蔼地问。

“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

“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

“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丁玲说。

徐恩曾又转了个话题。“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他又放慢了声调几乎一字一顿地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早就想好的一句话，以便让自己收放自如，又能减轻丁玲的敌视情绪，为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做个铺垫。

见丁玲不说话，徐恩曾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担心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了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略了他们的什么‘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停住了，眼睛看着丁玲，观察她神色的细微变化。

沉默了一会儿，徐恩曾又微笑着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

停了停，徐恩曾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然后又尽可能诚恳地看着她。

“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谈了。”

徐恩曾对此似乎早有所料，他只静静地看着她，静静地观察她。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

徐恩曾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

“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丁玲说。

“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她有钱，不需要我寄。”丁玲想起曹操赚徐庶的故事来，心想这徐科长可真够厉害的，自己切不可掉以轻心。

双方都沉默了，这也是无声的较量。

“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徐恩曾又语气亲切地说。

丁玲想了想说：“我可以给我的朋友沈从文写封信。”

“好好，我们一定送到沈先生手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如果可能，请给我看一些报纸书籍。”

“没问题，没问题……”徐恩曾连声说，他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引起丁玲的什么反感，这就好，以后有的是机会。他站起来，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她告辞。

他走后不久，丁玲的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改观，铺的盖的，都换了新的，饭桌上满桌的鸡、鸭、鱼、肉，陪吃的牢头也吃得眉开眼笑。

丁玲也是看出了徐恩曾的意图，心想你可真是痴心妄想，不过自己现在已入虎穴，苦无良策，也只得将计就计，再寻机会脱身。

徐恩曾想对付丁玲这样的女作家，现在唯有请顾顺章出马。

一天，顾顺章来到了丁玲面前。他没摆架子，非常随便，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

“许久以来都想来看你，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一定觉得太闷。”见丁玲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他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解解闷，你放心好了。”

顾顺章就这样似乎毫无目的地来过几次。有一次，丁玲对他说：“听说你会催眠术，可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

顾顺章自然明白丁玲话中的意思，“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他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不过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太固执己见，固然可敬，却也失去了一定的人生体验，你执意否决的事，有时也不一定都不可取。”见丁玲不再搭理，他只得又扯了些天气好坏、文学艺术之类的废话，然后悻悻离去。

顾顺章经常回去向徐恩曾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两人都觉得这是件棘手的事，杀了她吧不合算，现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放了吧，既不甘心也怕引来新的难题。经过再三斟酌，徐恩曾决定采取缓兵之计。

于是有一天，顾顺章又来到了丁玲处，对她说：“我个人以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回家养母。实际上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工作，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

丁玲想自己也该与国民党巧妙周旋，骗取他们放松警惕才是，于是答应了。她在顾顺章拿来的一张信纸上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顾顺章挺满意地离开了。

这当然只是国民党耍下的手腕，几天后，丁玲被押往莫干山了，转年春天她又被押回南京城。

这期间，徐恩曾也常常来与丁玲“聊天”。他和她大谈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谈爱国主义，谈文学艺术，等等。

软禁三年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丁玲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徐恩曾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在他的回忆录暗斗中，他写道：

“……１９３５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她的丈夫（指冯达）患了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但发觉她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在谈笑中，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就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秋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二年的丈夫，撇下了亲生的女儿和她的母亲，只身去上海，以后就不再回来。”

徐恩曾的“怀柔”政策终以失败而告终。

中共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引起蒋的忌恨。为分化瓦解这支重要的民主力量，徐受命在学生内部培养学生特务，并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不惜采取一切办法破坏学生运动。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无不义愤填膺。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在中共领导下纷纷举行集会，发通电，做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群众，出兵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一气之下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蒋介石气极败坏，声色俱厉地命令陈立夫好好管教这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陈立夫领命后，将此重任交给了徐恩曾。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迅速在学生运动活跃的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大学院校布置了特务。特务们得到徐恩曾的“手谕”后，动不动就采取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绑架逮捕，结果适得其反，学生运动更如火如荼地高涨起来。其时因顾顺章在上海绑架了８名学生运动领袖，导致上海市市长张群遭到学生队伍的围攻。蒋介石得知情况后，气得大骂陈立夫、徐恩曾愚蠢至极，是一群饭桶。

徐恩曾一看不妙，赶快改弦更张，决定重点采取从内部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的策略。

１１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学礼堂召开。浙江学生界的两千多名学生请愿代表得知情况后，立即冲击中央大学礼堂，要求蒋介石出面接见，并答应他们的三条请愿要求：一是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二是要求蒋介石立即北上指挥抗日；三是要求立即武装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学生们还表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蒋介石无奈，不得不面见学生。他要求学生们“把书读好，学好本领，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强调“现在国家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闹学潮是不好的”，希望学生们能学习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准则，表示晚间会给学生们满意的答复。

蒋介石的话刚完，浙江大学担任三民主义课程的老师一跃跳上主席台，表情庄重地对请愿学生们说：“同学们，蒋先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对蒋先生的讲话完全满意！我看今天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先生还有国家要事要研究，咱们就散会吧！”学生们以为此人是大会执行主席指定的代表，也就各自分散了。事实上，这个家伙是徐恩曾布置在学生中间的一名特务。

当天晚上，张道藩按照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共同研究的方案，代表蒋介石对杭州请愿学生进行了答复。张面带微笑地对学生们说：“政府对你们的答复是：第一，关于要求政府立即抗日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马上对日宣战了；第二，关于要求蒋先生北上指挥抗日的问题，蒋先生已经作出决定，几天后就要北上指挥作战。第三，关于立即武装学生开赴抗战前线的问题，你们的意见很好，爱国之心可歌可泣！只是马上要作战了，军火库里的枪枝弹药都发给军队了，就这还不够用呢，目前武器正在赶造中。首先当然是武装军队，然后才可能考虑武装爱国学生，所以现在还不能发，以后是一定会发的。”

经过张道藩这番“深得民心”的答复，加上徐恩曾又派出一批特务在学生中暗中进行了分化瓦解，第二天就有１０个学校的代表返杭。到了晚上，徐恩曾又派出两名特务，来到请愿学生的驻地金陵大学，对四校的学生代表说：“中央党部通知，南京军情紧急，必须明天一早动身返杭，否则将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由宪兵押走。这是命令，必须执行。”第三天清晨，徐恩曾派特务将这四校的学生代表强行送上开往杭州的直达汽车。至此，杭州请愿学生代表全部离开南京。徐恩曾的手段又得逞了。

“九一八”之后的学潮，让蒋介石领教了中国学生的厉害，所以在他第二次上台后，就把对付学生运动的问题提上日程，命令陈立夫和徐恩曾必须采取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的手段，尽快研究解决，彻底平息学潮。

陈立夫和徐恩曾等开始系统地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使之成为特务“新星”。同时，他们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的方针，组织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共计５６人，到江西参观。目的是要使“学运”的核心分子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战绩，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

徐恩曾亲自主持参观团的活动，参观团从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１日出发，８月２９日回南京，历时４０天。在参观中，国民党反动派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把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所为；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五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

９月１４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ＣＣ骨干共１６７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在成立仪式上特务头子叶秀峰、张道藩亲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徐恩曾作为监誓人做了长篇讲话：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仪式结束后，徐恩曾宣布了五项纪律，即：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诿，不许擅自脱离组织。

为了统一思想，徐恩曾还规定，“同盟”每半月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会议内容主要是：汇报校内外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为了能胜利完成任务，徐恩曾还告诫“同盟”成员要学会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要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要装右，要千方百计打入他们的团体，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

徐恩曾的这套把戏，在破坏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还真“大显神威”。

１９３５年５月之后，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于８月１日，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１１月１８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

１２月９日，学联发动北平五六千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党驻华北当局请愿。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以大刀、水龙、皮鞭等疯狂地镇压学生，以致１００多人受伤，３０多人被捕。

１２月１６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又准备成立。得知这一消息后，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冲破军警封锁，在天桥召开了群众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会后学生们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同样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致使４００多人被打伤，３０多人被捕。

一二·九、一二·一六事件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学生广泛地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纷纷罢课、游行，表示声援。

１２月１７日晚１０点多钟，焦头烂额的徐恩曾正在与心腹爱将、素有“学运专家”之称的项本善商量对策。这时，中央大学的两个学生特务刘伯谦和杨博清慌慌张张地赶来，汇报说：中央大学７个学院３２个科系的学生１８日上午８点在学校礼堂集会，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

徐恩曾要求大家想个良策。南京可是天子脚下，如果不能阻止明天的学生运动，自己的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他们终于想出了一系列应变之策。徐恩曾一面让刘伯谦、杨博清二人火速赶回高校，注意动静；一面命令项本善在中央大学附近大石桥西一家小旅店里租个房间，明天他要亲自坐阵指挥。

１２月１８日一早，许多学生还在宿舍里整理传单、标语，紧急集合钟就响了起来。学生们搞不清状况，以为临时出现了紧急情况，陆续走向礼堂。

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大家互相询问着出了什么问题，乱哄哄一片。这时，“同盟”分子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试了试喇叭，“慷慨激昂”地说：“中华民族现处于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金陵学子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证明我们个个也都是热血青年！”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刘伯谦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只是大家也许还不知道，咱们的学生会中有个别同学利用我们大家的爱国热情，谋一己之私利，多么令人痛心啊，同学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几个家伙，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许多学生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一伙人（大多是“同盟”分子）大声高呼：“把这些野心分子赶走！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新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早已经安排好的“同盟”分子一个一个发言表示响应，要求改造学生代表和主席团。

面对“同盟”分子的突然袭击，学生代表和主席团缺乏应变能力，束手无策。于是特务分子刘伯谦、杨博清和复兴社分子陈清（女）轻易地加入了主席团，指挥下午的示威游行活动。

下午４点多，南京大、中学校学生１３０００多人从各校出发，汇聚到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３０多名主席团成员。翁文灏避重就轻，尽拣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说。学生们很不满意，准备直接到日本使馆游行示威。

当游行队伍快到日本使馆时，走在前边的刘伯谦、杨博清向陈清说：“告诉纠察队，使队伍转保泰街到中央大学去。”纠察队由一帮身强力壮的家伙组成，隶属复兴社，他们也是执行“不准到日本使领馆区”的命令。很多学生虽然不同意返校，但由于事先没有一起商量过，又没有分开行动的准备，还是跟着主席回到了学校。

队伍回校后，大家都觉没有达到目的，再次来到大礼堂商量如何继续斗争。会上有的主张正式成立南京学生联合救国会，有的主张再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有的主张实行全市罢课……大家意见相左，再加上“同盟”分子有意在中间捣乱，一时意见无法统一，刘伯谦等趁机建议明天各校代表会商具体办法。此后虽然各校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再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徐恩曾欢天喜地地庆祝这次成功破坏学生运动。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至１５日，徐恩曾在南京专门办了一期“紫竹林讲习会”，会上徐恩曾眉飞色舞地讲了一整天。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就是同共｜｜产党战斗，就是领袖说的七分政治的一部分。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军队是我们的，宪兵、警察是我们的，他们竟能发动学潮，我们得费很大力气去应付闹事，就像救火一样去扑灭它，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失败了。我们要根本不许他们动弹！如果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干，就是我们不行，这个道理是领袖训示的。”

徐恩曾讲话后，又进行了三天大讨论，研究对付学运、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的方法。此后，徐恩曾又指使学生特务诱骗低年级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大量编辑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生路等等，进行以量胜质的宣传活动，千方百计地往进步组织中派遣特务奸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