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斗中失利
徐恩曾是中统局副局长，握有实权，而兼任中统局长却无实权的朱家骅，企图打进中统。二人为此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朱有步骤有计划地“扩张”，徐则针锋相对地“反攻”，双方“狗咬狗，两嘴毛”，终至两败俱伤。
蒋介石在设计中统、军统这两个特工机构的时候，分别任命朱家骅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任命贺耀祖以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身份兼任军统局局长，仅任命徐恩曾和戴笠二人为副局长。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中、军统正局长是有其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副局长掌握人事、经济以及其它各项具体业务等实际权力。平日，在公文往来中蒋介石对两局下达手令，也只提副局长，比如：对中统局的手令，一开头就写着“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
朱家骅是蒋介石浙江籍官僚集团中的红人。在当时，中央秘书长位于中央各部之上，是国民党内仅次于总裁、副总裁的“第三把手”。此外，朱家骅原本是属于ＣＣ集团的人，对于他要过问中统的一些事情，徐恩曾也不好拒绝。朱家骅借着这些有利条件，在中统内大肆抓权、揽权，朱、徐之间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争夺战。
中统是ＣＣ系的核心力量，陈氏兄弟决不会允许他人染指，而且经过徐恩曾多年的苦心经营，中统已经变得相当严实。为了能够打进中统，朱家骅
朱家骅制定了一系列策略，他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以经费换人事。作为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掌握着中央党部系统的经费分配大权，而隶属于中央党部系统的中统局自然就有很大一部分特务经费要从其名下支取。徐恩曾也想着如何利用朱家骅为中统多弄点经费。
朱家骅很明白徐恩曾内心的小九九，便主动投其所好，用金钱作诱饵，向中统安插自己的亲信。１９３９年８月，局本部秘书濮孟九调到侍从室，朱家骅便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此后，又相继推荐李光灼任会计室主任，郑尧柈任统计处处长，陈介生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逸梅任文书科长（后任专员），童世纲、胡祥麟任中统局专员等。这样，在中统局级别较高的特务中，朱派分子几乎占了一半，中统内部形成了一个围着朱家骅转的小圈子。“人穷志短”，徐恩曾对朱家骅的这些小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坚决予以制止。
朱家骅的第一招得手后，便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套策略：多露脸。朱家骅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到中统局视察或讲话。１９３９年秋天，借加强党派调查的名义，朱亲自主持召开局务会议，大唱了一通党派调查很重要的高调。后来，他到西北地区视察，其视察内容与中统局的业务毫无关系，但返回重庆后，他又借故到中统讲演，大讲振兴大西北的希望在于发展畜牧业等等。每到新年团拜的时候，是朱家骅最忙的时候。但无论多忙，他总要抽出时间到中统去与全局特务见见面，说上几句吉利话，再拱手向大家喊上几句：“恭喜！恭喜！”另外，朱家骅还不厌其烦地在需要局长盖章的文件上逐一盖章，以表示中统的事情他也在管，重大问题得有他的盖章才能生效。如此，朱家骅对于中统的内部事务，不但挂上了名，而且亲自参与，其在中统的势力，也在稳步增长。
对于朱家骅的“扩张侵略”，徐恩曾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攻”策略。首先，对于朱家骅安插到中统的亲信大将，徐恩曾利用“紧逼盯人”战术，在每一个朱派分子身边，都安排了一个徐派分子进行严密监视。朱派分子任正职、徐派分子就任副职，朱派分子任副职、徐派分子就任正职，朱派分子很难有所作为。其次，在监视的同时，徐恩曾还在暗中策动大小特务对这批朱派分子施加精神压力。当一个朱派分子进入中统局任职，徐派分子故意公开大发牢骚，制造不满空气，甚至当面指桑骂槐，使其上任伊始便先被打掉了三分锐气。待工作起来后，徐派分子则采取不合作态度，有人抱病假长期不上班，消极怠工，弄得担任主任、处长的朱派分子无兵可派，无人可用，工作无法展开。
有些徐派分子仗着有陈氏兄弟撑腰，竟连朱家骅的面子也不给。有一次，朱家骅突然来了兴致，要到中统局与大家见见面，讲讲话。当徐恩曾向大家介绍朱局长时，台下竟吹起了口哨，明目张胆地起哄。一个特务甚至冲上边喊：“喂，站在徐副局长旁边的那个人是谁呀？”另一个特务紧跟着随声附和道：“我们怎么都不认识呀？”台下随之是一片哄笑声。朱家骅顿时气得满脸通红，嘴唇发青，青筋暴露。可是以他的身份又不便当众发作，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从根本上，徐恩曾并不满足这些小动作，他要将朱家骅赶出中统，以绝后患。陈果夫、徐恩曾决定对朱家骅先采取守势，等待时机成熟再想办法把他撵走。
１９３８年底，汪精卫叛逃河内，朱家骅自认为最有希望成为新的副总裁。毕竟，由“第三把手”成为“第二把手”，仅一步之遥。但他的想法并不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当初同意增设副总裁一职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岂能再设一个副总裁与己分权？况且朱家骅才华出众，智慧甚高，精明干练，作风强悍，权欲极强，让他当副总裁，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汪精卫。
老谋深算的陈果夫很清楚蒋介石的这番心事，于是他利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对党政高层人事及机构进行调整的机会，建议蒋介石：由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任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接替张厉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到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当主任委员。叶楚伧是著名的南社诗人，虽久居高位，但不善弄权，遇事推诿，由他出任中央秘书长自然不会有什么野心，蒋介石定可以高枕无忧。
同时，朱家骅不当中央秘书长了，便不好再兼中统局长，让叶楚伧来兼任中统局局长，必定是不闻不问，由徐恩曾专擅一切，中统又可牢牢掌握在ＣＣ系手中。以朱家骅去夺取张厉生的中央组织部长大权，既不会落一个把张、朱势力同时从中央党部驱逐出去的“独揽大权”的把柄，又可以将ＣＣ系的“叛徒”张厉生彻底赶出中央党部系统。既绝了后患，又稳住了ＣＣ系在中央及各级党部的阵脚。
蒋介石对此建议十分满意，于是一声令下，张、朱、叶三人各换其位，接手新的差事。但蒋为继续实施“以朱制徐”的策略，默许朱家骅继续兼任中统局长。
为搞垮徐恩曾，朱家骅极力分化徐的手下，任用郭紫峻为副局长，清洗教育系统内的“中统特务”，徐恩曾及中统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军统和中统的矛盾中，戴笠略胜一筹，但借助赵理君被杀一事，中统挫了军统的骄横之气。
朱家骅认为自己没能实现“坐三望二”是由于陈、徐这一批ＣＣ系巨头使了坏。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朱家骅索性处处撕开面皮，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党务大权，不问青红皂白地向盘踞在各级党部的ＣＣ分子发起进攻，直打得陈果夫和徐恩曾叫苦不迭。最令徐恩曾不能容忍的是，朱家骅竟然将一些军统特务也引入中统，不啻是引狼入室，给中统造成心腹大患。朱家骅在浙江省政府任民政厅厅长时，曾经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该校一、二期毕业生，都算得上是朱的得意门生。后来浙江警校被戴笠接收，成为培训军统特务的基地。一、二期学生中有不少被戴笠拉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诸如何陪荣、蒋光达、徐光裕等人，朱家骅陆续把他们介绍到中统任职。徐恩曾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朱家骅是存心利用军统来挖中统的墙角，帮助戴笠来搞垮他，以便全面夺取中统权力。陈氏兄弟积极怂恿徐恩曾对朱家骅采取强硬措施。
陈介生是由朱家骅介绍到中统工作的，后担任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这个处主要是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的要求，利用特务手段，一方面搜集沦陷区的日伪经济、财政、交通情报，一方面获取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经济、财政及交通状况，这些情报汇集后经局本部审查加盖印信分送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因此，该处的活动经费由这三个部门分摊，不需要中统局破费。人事安排也是由陈介生提出名来，中统局加以委任，徐恩曾只派了自己的一名亲信、中统局专员霍志澄加入该处，作为监视陈介生活动的眼线。
由于特经处在经费、人事、业务方面相对独立，以及有朱家骅撑腰，所以陈介生一贯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特经处也是自成一系，俨然是中统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对此，徐恩曾耿耿于怀，多次对陈介生发出警告。等到朱、徐关系破裂，陈竟然拒绝接受徐的指令。此时，徐恩曾再也忍无可忍，断然下令免去陈介生的处长职务，改组特经处。但陈拒不移交，双方闹成僵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彻底打击朱派分子，徐恩曾当即派出中统行动队，武装接管特经处，将陈介生一伙驱赶出去，分派中统特务李超英继任处长，重新组建特经处。
“陈介生事件”极大地打击了中统局中朱派分子的锐气。他们原本以为朱家骅位高权重、树大根深，又是蒋介石的红人，而特务出身的徐恩曾位卑言轻，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朱抗衡。可现在徐恩曾仅派出几个武装特务就把朱的亲信陈介生打得落荒而逃，而朱竟然爱莫能助，真是大大地让人失望。朱派分子们开始盘算着如何在朱、徐之争中保住饭碗，不受牵连。或者另谋出路，寻找新的依靠。
朱家骅挨了徐恩曾当头一棒，威风扫地，露出力不从心的颓势。徐恩曾趁机一鼓作气，加大对朱派分子的围剿力度，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两人的争斗，害苦了下面一些办事人员，他们常常既要看朱的脸色、又要受徐的言语。局本部主任秘书朱派分子刘次萧因受不了这种夹板气，便辞职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去了。其他朱派分子或急流勇退，弃中统而去；或安分守己，两派都不得罪；或暂观风向，以决定去留。这时的朱派势力已完全丧失了咄咄逼人的态势。
面对这种颓势，朱家骅及时改弦更张，转变策略，决定挑动徐派内部争斗。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朱家骅选定资格较老的中统特务郭紫峻为自己的策反对象。
郭紫峻虽有长期坐镇西北，独挡一面的经历，但并不为徐恩曾所倚重，只让他担任毫无实权的局本部秘书，但他心比天高，根本不满意这个闲职，多次到徐恩曾那里谋官，结果都没有成功。为此，郭紫峻满怀怨恨。他冷眼旁观，看出了朱、徐之间的矛盾，深感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筹码。于是，朱、郭一拍既合，朱家骅没费什么劲就将中统内部的一名大野心家拉上了自己的“战船”，双方很快组成了“反徐联盟”，开始了新的一轮倒徐活动。
郭紫峻利用自己在中统局内的有利位置，广泛搜集中统内部的种种丑闻和徐恩曾的恶行恶状，暗中向朱家骅汇报。其中，反映最为突出的便是饭桌上的腐败问题了。以徐恩曾的亲信顾建中为首的一大群特务，借口工作需要，终日大吃大喝。徐恩曾本人也为了谋官，经常在家设宴豪饮。郭紫峻将徐恩曾设宴的时间、地点，赴宴者都详细、准确地一一向朱家骅禀报。证据确凿，朱家骅向蒋告“御状”。蒋介石听了这些前所未闻的情况后，不禁大吃一惊，逐渐提高了警惕，曾一度考虑将中统划出中央党部。
朱家骅趁着胜利，开始了又一场战斗——分权战。朱家骅以加强中统局的领导为由，暗中向蒋介石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蒋早就从朱家骅那里知道郭紫峻是一个忠于自己、忠于党国的好同志；另一方面，蒋认为中统在陈氏兄弟与徐恩曾的控制下，几乎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能有一个敢于向自己报告真实情况的人上来，“配合”徐恩曾做事，对党国来说未必是坏事。因此，蒋介石批准郭紫峻为中统局副局长。
徐恩曾从陈布雷口中得到这个消息后，吃惊不小。在此之前，他已经同陈氏兄弟商量，请他们出面，保荐顾建中为中统局副局长，没想到被朱家骅抢了个先。这样一来，不但不好向顾建中交代，威信扫地，而且会使朱、郭在中统局的势力更加嚣张。事出紧急，徐恩曾连夜央求陈氏兄弟出马。陈氏兄弟的签呈送上去后，蒋介石倒也爽快，批准了。这样一来，一夜之间，在中统局有了徐、郭、顾三个副局长，“一国三公”。
郭紫峻当上副局长后，为报答朱的“举贤之恩”，全力向徐恩曾进攻。郭在局中开始公开向各处室发展自己的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寻衅闹事、唯恐不乱，一时间弄得中统局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在朱、郭联手倒徐的后期，“着数”繁多，甚至到了无所不用的地步。
１９４４年５月，陈果夫以ＣＣ系的力量，将朱家骅从组织部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１１月朱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上任伊始，朱家骅为防止徐恩曾在自己部门下面作手脚，便以中统局兼局长的身份，要求徐恩曾开列在教育部及重庆教育界的特务名单。朱家骅这次是带着对ＣＣ系的刻骨仇恨到教育部任职的，新仇旧恨，自然不会给这些特务分子好果子吃。于是徐恩曾便用一个“拖”字来对付。朱家骅见徐恩曾不给，便派郭紫峻向第三组组长王秀春索要，王被逼不过，只好把名单全部交出。结果，这批隐藏在教育界的特务分子几乎被朱家骅全部挖出，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发生后，徐恩曾为痛失这批重要力量而心口痛了好几天，大骂郭紫峻出卖自己人的利益，是中统局的败类。
俗话说：“狗咬狗，两嘴毛”，徐朱争斗的直接结果，便是严重削弱了徐恩曾的权力基础及中统的反共力量。“内忧”与“外患”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徐的下台。
作为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历来矛盾不断。徐恩曾和军统头子戴笠为争功邀宠于蒋介石、提高自身在蒋氏政权中的地位，扩充自己的实力，常常不择手段地互相拆台。
调查科和特务处分别是中统、军统的原始机构。为了协调两者的工作，１９３５年初蒋介石将调查科和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局内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为调查科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为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由丁默邨兼任。
部门虽然统一了，但三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一直是明争暗斗。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陈立夫公然地偏袒一处，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戴笠常常气得直跺脚。
三处最主要的工作是邮电检查，这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三处处长丁默邨是ＣＣ系分子，而且各地邮电检查所所长大都是由第一处委派。加之在战前，一处比二处的地位高一些，许多便宜都给一处占了。徐恩曾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抢尽先机，破获了许多案件，风头远远盖过了戴笠。
戴笠发誓要把邮检处从ＣＣ系手中夺过来。于是，他一方面向ＣＣ系发动攻击，与ＣＣ系争夺邮检处的各项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揭露ＣＣ系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戴笠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终于蒋介石下令邮检处划归戴领导。戴笠控制邮检处后，把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ＣＣ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来，徐恩曾对此恨之入骨。
１９３８年８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在第一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第二处改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戴笠任副局长但掌握实权。
蒋介石对中统和军统的工作范围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直接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用品工厂，一律属于军统局的工作范围，中统局在上列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一概要移交军统局接收。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一律属于中统局工作范围，军统局在上列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也要一概移交中统局接收。对此，中统局将一些已经失去内线作用的名单交给了军统，对有作用的则掩而不交。至于军统方面，就根本没有将任何关系材料移交给中统局。两统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和暗中争斗，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中期以后，中、军统之间的狼啮狗争进一步升级。赵理君杀人一案，使两统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赵理君是戴笠手下著名的心腹杀手，也是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都叫得响的“老枪”。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初期，赵理君就被戴笠网罗到手下，在上海地区负责行动工作。其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每逢有重大行动时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因而深受戴笠赏识。赵理君曾参加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特务处暗杀杨杏佛和史量才的罪恶行动。因这两起成功的血案，赵理君受到戴笠和蒋介石的特别器重。
抗战期间，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在山西实行拥蒋、通日、联共三大政策。特别是联共，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戴笠接到命令后，当即保荐以反共刽子手著称的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地区行政警察专员，让他率领大批特务严密掌握和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严格监视、检查和控制人员往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河到晋南转往延安及华北敌后根据地。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例行检查为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完全是胡作非为。在他指挥下的一班如狼似虎的特务，对来往人员，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掠财物；重则把人打死，然后投入黄河灭迹，黄河渡口变成了鬼门关。
赵理君的到来，使中统在河南的势力受到影响。因此，中统在得到这些传闻后，认为这正是一个打击军统的好机会。于是，洛阳地区的中统特务便数次派人夹在渡河群众中从事特务活动，搜集赵理君谋财害命的真凭实据，有预谋地将赵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整理成有理有据的文字材料，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控诉。结果，赵理君虽然有戴笠为他辩解和力保，仍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严厉训斥。
杀人成性、骄横跋扈的赵理君为此恼羞成怒，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用铁血手段对洛阳地区的ＣＣ分子和中统实行血腥报复。
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５日，中统河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洛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出席完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府会议后，来到洛阳看望一位朋友。晚１０时赵理君派行动队长曹银屏率十来个便衣武装特务，闯入韦的住处，将韦孝儒连其朋友及随从共６人一并架走，推入一口枯井里活埋了。
这桩大案，赵理君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不料几天后，韦孝儒等６人的尸体即被发现。中统特务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弄清了原委，并掌握到了可靠的证据，即以急件分送重庆中统局本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ＣＣ集团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怒不可遏，群情激愤，一些人叫嚷着要找蒋介石评理去。就在这时，徐恩曾得到禀报说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中统和ＣＣ系上下更认为戴笠是这起案件的主谋。于是，中统把赵理君到河南后的所有劣行都整理出来，由徐恩曾送陈立夫转呈蒋阅。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陈立夫要求一定要严惩凶手赵理君，追究主谋戴笠的责任。
蒋介石看完材料后，暴跳如雷，当即把戴笠找来核实，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责令他回去迅速具体查办。闹到这种地步，戴笠也没有胆量再纵容赵理君了。于是，他命令第一战区的军统机构将赵理君逮捕拘押。虽拘捕了赵理君，但戴笠决不会让赵死于非命。于是他发给赵理君一电报，大意为：你绝无意外，尽可安心等待，我是会讲朋友义气的。
迫于舆论的压力，河南地方官员电请蒋介石，要求就地正法赵理君等人。戴笠绞尽脑汁想对策，但爱莫能助。徐恩曾听说戴笠想包庇赵，就数次面见蒋介石，历数戴笠长期纵容手下捕杀中统人员之事。
蒋介石认为军统虽功劳很大，但问题也实在不少。于是向徐恩曾表示此事不会不了了之。戴笠回天无术，只是想方设法为赵多延长了几个月生命。最后，赵理君在洛阳被处决。
中统以血的代价，换来了赵理君的一颗人头，煞了戴笠的威风，挫了军统特务的骄横之气。
为报复徐恩曾，戴笠苦苦寻觅机会，最终利用假钞案、伪钞案和王素卿走私案，给了徐致命一击。徐落了个“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下场。之后，徐转战商海，利用各种关系，大发横财。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由于战事迫近，时间紧张，运输工作十分繁忙。当时，中国银行还有一批巨额钞票没有运走，只好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在车行至湖北某地时，驾驶员和押送人员听说日军将至，为了活命，顾不得将钞票烧掉，稍作外表伪装隐藏后，便弃车逃跑。押运人员辗转到重庆后，自感事关重大，便向中国银行谎报说，汽车出了大故障，排除不了，无法继续行驶，万般无奈，只好将钞票全部烧毁。
当时，前方战事正紧，无法进行核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中国银行就信以为真，认为只要钞票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也就由它去了。于是，银行便把该车所载钞票的票号报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予以注销，并通知了各分支银行。
其实，在运钞人员弃车之后尾随而至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他们发现这辆无主的运钞车后，便立即封存起来，然后向重庆局本部报告。接到报告，见钱眼开的徐恩曾喜上眉梢，立即下令中统湖北省调查室对此车钞票严加保护，等到时机成熟，派专人押运回重庆局本部处理。
１９４３年，徐恩曾想，这笔外财至今无人追查，可能没什么事了，便让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秘密押送至重庆。当车走到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被军统的检查人员拦下来。他们一看车上满载钞票，又是人员押送，便起了疑心，反复检查、盘问，并向负责押运的中统特务索要运钞的手续。中统特务支支吾吾，神情紧张。军统人员更怀疑这批钞票来路不明，其中必有问题，便将人车一起扣留，禀报上级处理。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将钞票送中国银行检验。
中国银行很快得出结论：这批巨额钞票确系中国银行发行，不是伪造，但这批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就已全部注销作废，从而鉴定这批钞票为假钞。听到这个结论，戴笠欣喜若狂，当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为题亲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统特务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抗战大局、影响很坏，等等。蒋介石阅罢报告，怒火中烧，当即批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人员判处死刑，以正法纪。
此时，徐恩曾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请求表哥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斡旋，终于使蒋同意对有关人员从轻发落。
假钞案已经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被动，孰料假钞案才结，伪钞案又发。
抗战中期，徐恩曾打着交通部的名义，成立了利通公司、安源公司，两公司又联合成立了安利办事处，大发国难财。安源公司老板程士范利欲熏心，找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
原来，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中央银行撤离上海时，将印刷１０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再次运到上海，大量仿制１０元面值的法币。因程士范与上海日本特务机关的人素有来往，于是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提出以１元伪储币比４０元赝品新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帮助推销。
程士范看到有如此大的赚头，也没有多想，便以安利办事处的名义，一下子购买了２００万元赝品新法币。可是等到他拿到这批伪钞后，才发现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为了能将这笔钱尽快出手并获取利润，程只好密电中统局本部，请示能否将这批伪币运回重庆，用以收购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银等。徐恩曾接到密电后，即直接密电上海安利办事处高子文，指定了运钞时间、路线、地点，让高等密运重庆交徐恩曾处理。
这件事徐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直接参与办理此事的特务外，在中统局中也只有顾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了解一些情况。但郭紫峻为了搞垮徐恩曾，把持中统局的大权，把这一绝密情报透露给了军统。戴笠得到消息后，急电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处长赵世瑞，令其在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待近期内两条偷运赝品新法币的商船一到，立即将其拿获。赵接到电报后依计而行，果然如期破获，共计截获赝品新法币１９３万元，并当场逮捕了参与押运的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
在对此案的原委全部弄清后，戴笠十分高兴，径直找到蒋介石，状告中统局勾结日本特务机关，贩运伪钞等。
被抗战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他大怒道：“徐恩曾竟是屡教不改，全体押运人员监禁终身，带徐恩曾来见我。娘希匹，也太大胆了。”
虽然蒋介石买二陈面子没有处罚徐恩曾，但终因徐频频点火，对其已有撤职的想法，而且对中统也提出质疑。
无巧不成书。事发不久，国民党中央内部竟然发现四处张贴“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老羞成怒，下令中统澄清此事，说：“这次若不查个水落石出，就滚蛋。”
可徐恩曾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一无所获，“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说法已是人人皆知了。
恰在这生死关头，徐恩曾又后院失火。
徐恩曾的前妻王素卿，借徐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便，私自开设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她打着徐恩曾的旗号，收购贩运中西药材，丝绸物品，甚至粮食布匹等一些战争急需物品，倒买倒卖，大发战争横财。徐恩曾自觉有愧于她，便任其胡作非为。
一心要置徐恩曾于死地的戴笠立即通知星罗密布的军统特务，收罗有关王素卿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切活动信息。王素卿的一应活动都尽入戴笠账簿，待罪上加罪足以致徐于死地时，戴笠便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告“御状”。
蒋介石怒火中烧，国难当头，徐恩曾竟敢一再做这些事。这次决不能再轻饶徐恩曾。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３日，沈怡继徐恩曾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徐正式被逐出政府机构。１月２４日，徐恩曾头上的中统局副局长的帽子也被拿掉，落了个“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下场。５月５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徐恩曾以前任中央执委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中央执委虽是虚衔，但蒋介石还是毫不客气地把他踢出了六届中央执、监委员的名单。至此，除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以外，徐恩曾的本兼职务都被撤销了。
仕途被“判处死刑”后，徐恩曾便转战商海。
徐恩曾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很有经商的天赋。在控制中统的１５年间，他一直是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他的生财之道除了克扣特务津贴、贪污公款之外，就是投资实业。徐恩曾的经济活动多种多样，包括在湖南、安徽等地办农场、在南昌办“中原酿造公司”，在重庆开“流动碾米厂”……
除了以上这些生意，徐恩曾还将部分资金投到一些民营工厂和轮船汽车运输公司中；派特务罗剑雄、沙大馨为他跑印度、缅甸做生意；同上海的杜月笙合作，从沦陷区往后方贩运物资；甚至做黄金、贩毒等生意。只要能赚钱，不论什么生意，不论大钱小钱，他都要去捞一把，到垮台时，早已积累了万贯家财。
１９４６年初春，徐恩曾率领全家老小，千里迢迢从重庆迁到上海。在上海，他是路路通，熟人、朋友、老部下都能帮上忙，有人就好办事。他首先在黄浦滩边的麦加利银行租下一间写字间，办起了“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打着这个招牌，徐恩曾不仅从中国农民银行得到了大笔贷款（当时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是徐的老上司陈果夫，总经理是他的老朋友吴任沧），而且从美国人手里骗了大把美元援助。徐恩曾把这笔贷款和美元放在投机生意中，“鸡生蛋、蛋生鸡”，大发横财，至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则与他徐恩曾毫不相干。
后来，他投资８亿法币购进了一艘大海轮，进行运输活动。当时，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征用私营商轮运输军用物资。他利用旧日关系，疏通了各个环节，他的商轮不仅免于被征用，还受到格外保护。徐恩曾还利用中统在上海的电台了解外地的商业行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徐恩曾的投资生意稳赚不赔。徐恩曾很快成为上海滩商界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虽商场得意，但徐恩曾不甘心从此只是个商人。对于蒋介石那道“永不录用”的“圣旨”，他自有见地。曾扩情和王劲，都是被蒋介石亲批“永不录用”的，可过了一段时间，又都用了起来。比功劳他远远盖过曾扩情、王劲。徐恩曾相信，在合适的时候，自己定能东山再起。１９４７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在徐恩曾的精心安排下，他如愿以偿地当选为中国工程师代表，复出政界。徐恩曾本以为可以卷土重来，大干一场了。只可惜，此时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１９４９年春，徐恩曾夫妇逃往台湾。
逃到台湾后，徐恩曾在政治上没能再起，继续经商，富甲一方。１９８５年，徐恩曾去世。比起老对头戴笠来，他也算是善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