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
1921年秋,吕超奉孙中山命赴粤,随孙中山至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吕超赴北京联络冯玉祥,又取道上海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取得联系,直至1923年5月,始返回广州,受到孙中山嘉许,委为大元帅府参军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吕超召集旅、团长开会,提出率部出川参加北伐。其他将领不愿出川,吕超只身来到广州参加北伐。1928年吕超意欲凭借李宗仁的力量图谋四川未果,乃参与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一度遭到蒋的通缉,避居上海租界。1930年吕超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夕,李白拨兵一团及军械一部分交吕超在汉口招集旧部,成立后援军司令部。结果冯、阎大败,吕部也被收编。1931年12月吕超经陈铭枢推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吕超坚持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为蒋所痛恨。1939年10月,吕在成都成立“中国抗建垦殖社”,得到陈铭枢、邓锡侯、孙震、潘文华等人的支持。
1945年,吕超被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此后,他只有专心搞中国抗建垦殖社的开发事业。1947年10月,吕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成都成立监察使署。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吕超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思想有所转变,曾参与策动四川国民党军队起义。1950年吕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20日吕超在重庆病逝。
朱子龙
“辛亥五烈士”之一
朱子龙,原名朱家梃,字松坪,别名元成。1875年生,湖北江陵县人。少从父读书,认为四书五经不实用,便自己攻读数学、天文、地理等新书。成年以后,曾在乡村教私塾,不久便弃馆罢教,改名朱元成,投武昌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不久,官长爱其才能,提拔为营队书记。
在工程营内,朱子龙结识张难先、胡瑛、刘静庵等革命志士,传阅猛回头、黄帝魂等革命读物,时常聚会,议论国事。1904年7月,与张难先、吕大森等组成“科学补习所”,朱负责交际工作兼第八镇工程营代表。“科学补习所”对外宣称学习文化,研究科学,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主旨,联络广大新军士兵、下级官佐和学生,谋求革命。同年10月,以响应湖南“华兴会”起义事泄,“科学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
1906年2月,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联络朱子龙、何季达、冯特民、孙武等人,以美国教会“圣公会”书报阅览室为掩护,组织新的团体“日知会”。在成立大会上,朱子龙发表了激烈的演说,痛陈国家将被列强瓜分的惨祸。会领导机关设议论部和干事部,朱被选为干事部干事,负责向武昌地区的军队和学堂秘密散发黑龙江、警世钟等小册子,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6月19日,孙中山派法人欧吉罗到汉考察,朱子龙与刘静庵、殷子衡等组织数百人欢迎,举行了大规模的演讲会,对武汉军民震动很大。于是朱子龙逐渐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工程营官长处处与他作梗;朱愤而辞职,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改名朱子龙,参加同盟,并筹备编辑陆军杂志,为军事斗争作准备。
1906年11月,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等回汉,响应萍浏醴起义。事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侦知,颁布鄂督札臬司文,分别悬赏五百两银子缉拿朱子龙、刘家运、黄庆武(黄兴)等15人,指朱子龙为“长江一带之匪首”。当时朱子龙本可逃避,但为着革命,仍积极参与筹备武装起义的工作,终于1907年1月7日被叛徒郭尧阶诱至汉口苗家码头“留学生招待所”,为清吏逮捕。之后,清吏又抓捕梁钟汉、胡瑛、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三大党狱之一的“丙午党狱”。
朱被捕后,清吏严刑拷逼,要他说出革命活动情况和党人姓名。朱子龙讥讽、怒骂,拒不招供,清史没法,囚之于一小屋中,给予美衣美食,企图软化。朱子龙毫不动摇说:“我罪罪我,非罪释我,胡纠缠为?”乃转押于江夏监狱,2月5日,由按察使梁鼎芬亲自审讯,朱子龙昂首挺立,说:“我为革命而来,朱元璋的天下,失之胡人,即不还与朱家,也当还与汉人!”会审者,喝令推出斩首,朱毫无惧色,厉声喊道:“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更难;不杀革命党,革命党就不多;革命党不多,革命就不容易成功。革命党人的血就是灌溉汉人自由的肥料。杀,是我求之不得的。”伸颈大呼:“杀!杀!杀!”大义凛然,气凌霄汉。审讯后,清政府决定将朱子龙、刘静庵等九人处以死刑,由于美国公使和吴禄贞等人的营救,得以“从缓处理”。
朱子龙“辛亥五烈士”之一
在狱中,殷子衡以受刑甚重,朱将殷搬到自已的狱室,殷勤照料。不久,殷又患瘟疫,病情严重,殷怕朱受传染,要搬出,朱子龙再三不肯,仍然不离左右,尽心侍候,殷病方痊,而朱已受传染,每天血痢不止,虽经殷仔细护理,终以缺乏医药,于1907年5月6日逝世。垂危之际,写绝命诗一首:“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写完掷笔,口吐鲜血,面色潮红,泪如雨下而殁,遗体由家人领出,归葬于江陵枣树店。朱与后来牺牲的刘静庵、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合称为“辛亥五烈土”。1938年3月,其故人湖北省政府委员张难先到江陵,祭扫墓地并题写碑文。198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追认朱子龙为革命烈士,以表彰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
朱执信
辛亥革命元老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1885年生于广东番禺。
朱执信早年勤奋好学,1904年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法政科。朱执信留学日本的时候,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用“蛰伸”、“县解”作笔名,投稿于民报。返国后,一面在广东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教书,一面在校外进行革命活动。上述两间学堂都是官立学校,由于他公然向学生宣传革命宗旨,因此失去高等学堂教职,转在方言学堂教书,他在这几间学校里培养出不少革命同志。每当下课后,他就跑到秘密地点会合各同志策划斗争,秘密机关设在旗下街,以避免警探的注目,商议常常到深夜。广东地区的重大起义他几乎无一次不参与。清朝末年各省的革命党人多以新军作为灌输革命思想的对象,朱执信很重视对广东新军的运动。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都与朱执信有联络。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突击队员之一,随黄兴攻入督署,在激战中受伤。这次起义失败后,他流亡香港。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广东也于同年独立,朱执信率一部民军到广州,维持秩序。胡汉民被举为粤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朱执信鉴于广东光复时各路民军纷纷进入广州,各自为政,乃从划一编制统一教育着手,计划汰弱留强充实装备,依陆军编制以求划一。正在筹备间,“南北统一”告成,朱执信任广阳军务处(不久改名广阳绥靖处)督办,统率民军,绥靖地方。
1912年,广东省大略平定之后,朱执信和胡汉民、陈炯明商议,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大大裁减军队。他首先把自己手下的民军裁减大半,辞去广阳绥靖处督办职务并将这个机构裁撤。未裁的民军,一概划归陈炯明管辖。第二件是设立大学和扩增中小学。可惜因大学师资不足等原因,未能即刻办到,那年粤省派遣了许多人到东西洋留学,就是为了造就师资。第三件是平衡收支,将当时八折流通在市面的银纸收回。胡汉民于朱执信辞广阳绥靖处督办任后不久,任他做广东核计院院长。他为了平衡收支起见,竭力禁止浮冒的开支。陈炯明的权力虽然倾倒全粤,但执信对他的直属机构的浮冒开支,也审核得很严峻,教育司的数目,被他发见许多弊窦,就大加指斥,粤省的收支,因此渐渐得到平衡。
朱执信辛亥革命元老
1913年,袁世凯丧权辱国,大借外债,革命党人极力反对。袁借得巨款之后,就拿来收买各地军队,进行破坏工作,广东的军队也在收买之列。不久袁贼免去赣省李烈钧、皖省柏文蔚、粤省胡汉民三都督的职,以陈炯明为粤都督。胡汉民临卸任前,批准朱执信辞核计院院长职,给款与他作留学费用,那时袁氏的反动行动已经显著,朱执信督促陈炯明独立讨袁,陈氏不听他又劝陈氏以重兵守西江,防龙济光袭粤,陈氏恃着自己与袁氏暗中妥协,不纳这建议。朱执信见粤事无可为,乃离粤赴沪。适值钮惕生在吴淞起义,朱执信就倾尽所领留学费用资助吴淞防务,且替钮氏策划接济。及吴淞失陷,广东也被龙济光攻占,他才避居日本。这时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都到了东京,朱执信与他们从事宣传活动。
1914年秋,孙中山赞成朱执信的献议,命他返粤讨龙,使邓仲元、李海云相助。他就先赴香港,设机关于香港马里氏山夹道,不久又迁到澳门。同时,又分派同志回广州掷炸弹、散流言以造成恐怖现象,动摇龙济光所属军队的精神。果然使龙济光感到环境紧张,为巩固广州及便利调遣起见,便把出防各地的直系军队纷纷调回广州近郊。于是各路民军乘虚进击,取得不少胜利,但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间不一致以致最终失败。这次失败之后,朱执信赴南洋报告失败情形,并且向各埠同志建议,劝他们贮蓄巨款以待再举。事毕,即赴日本东京谒孙中山,报告粤事失败情况及赴南洋计划集款的经过。就在此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华革命党,旋奉孙中山命返澳门,暗行联络,待机再举。其时,恰值龙济光电请袁世凯派舰南下以资镇慑。袁氏派来肇和、应瑞两艘,泊在黄埔,戴季陶带函到澳门,告知肇和舰在沪起义失败情形及在舰同志的状况,并谓现正准备率领同志来粤图谋再举,嘱执信准备响应。后由于准备不充分,袭击肇和舰的计划失败。是役失败后,朱执信仍在澳门进行准备工作。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激起全国各地的护国运动,朱执信奉孙中山的命令在粤主持石龙、阳江、雷州等地的护国军起义。在护法运动期间,朱执信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那时陆荣廷用莫荣新做广东督军。陆氏自恃桂军势大,指使莫荣新对孙中山阳奉阴违。孙中山想加以惩戒,乃命朱执信联络福、肇两军,进行计划是:孙中山亲自督“同安”舰舰长温树德发炮轰督军署,肇军闻炮声就出动围督军署,缴桂军械,朱执信率福军渡江策应,并于事先调福军两连及炮两门替肇军守大南门城楼以便照应。当朱执信与孙中山定计决策的时候,重要同志都反对,及至他们知道孙中山已经决定后,就用利害来劝实行这计划的朱执信,但他义无反顾地答道:“孙中山是党魁,愿为党死,我是党员,愿随党魁死。其他利害在所不计。”当同安舰发炮后,朱执信就率福军出动。正在渡江间,接到探报,知道肇军无动静,李福林怕孤军难支,请求中止,朱执信不得已而止。海军总司令程壁光为此特开海军会议,打算治温树德未奉命令擅自炮轰督署之罪。朱执信闻知,就告知孙中山,并随孙中山渡江步行到海军司令部,向程壁光说明同安舰发炮是奉大元帅令,海军会议也就不议而散。事后,重要同志都劝朱执信离开粤省,以免危险,朱执信不以为意,仍然奉孙中山的命令,与各方面联络。那时的粤省长朱庆满原本是黎元洪所任命的,到粤之后,每有设施,必被桂系所掣肘。及至黎氏因张勋复辟而退位后,他自知不能再任省长,欲培植兵力为将来计,乃欲任命陈炯明为省长亲军统领。陈曾做过都督兼省长,不愿充任这个职务。朱执信鉴于护法的失败,主要由于无基本部队;于是向孙中山献议,请其令陈氏就职,借此基础,徐徐图谋扩充。陈氏应允。但当时桂军势大,在粤不易扩展。于是他又向孙中山献策,请其派胡汉民西上见陆荣廷,要求陆氏于陈炯明部队缩配之后,给陈氏以援闽名义,以便向闽发展,陆氏应允。这样,才使援闽的计划得到完成。陈氏既带兵入闽,朱执信也就奉命赴漳州襄助陈氏。
1918年,孙中山离粤赴沪。朱执信不久也离漳赴沪,一面襄理各埠华侨筹募的事务,一面往来于福军及漳州与上海之间,担当疏通李福林、陈炯明的责任。为了唤起群众,朱执信又向孙中山建议重新恢复从前规划过而尚未办的建设杂志。因此,民党的言论就靠这杂志与星期评论等的介绍而能再与民众相见。那时孙中山陆续发表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孙文学说等著作,都由朱执信参订。他又鉴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用“前进”做笔名在建设等报刊上大力宣传。
至于联系陈炯明及李福林的方面,由于孙中山见到粤军入漳州后已逐渐扩充完好,乃于19191920年间屡派朱执信赴漳州与陈炯明商议率军回粤驱逐桂军事项。同时,又与在广州的李福林、魏邦平两军联络。及至商议已定,孙中山任陈炯明做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长,许崇智做第二军长,于1920年夏秋之交向广东进军。陈炯明由东路进,五日而得潮汕,许崇智由北路进,大破莫荣新方面号称精锐的李根源部。这样,粤军于发动后半个月就逼近惠州。可是粤军人数还不足桂系军的三分之一,桂军大队一到,粤军被阻不进,而魏邦平、李福林两军又不能应期起义。粤军以寡敌众,难以持久,急须另辟一条战线以为应援。这个时候,虎门要塞肇军统领丘渭南表示欲脱离莫荣新而独立,愿朱执信入虎门主持。朱执信初因同志劝阻而未往,但卒因考虑到粤军难以持久,若不速开新战线做援应,万一粤军果然崩败,一则再难得到逐莫的机会,二则失败了的粤军及其他与革命军有关系的军队,就会埋怨孙中山等。在这样紧张的时节,朱执信认为决不可专顾自己的安全,所以冒着杀身的危险进入虎门。9月21日,伪降的炮台驻军突然来攻,他被执不屈(频呼“要救广东呀”)而遇害。
后来,同志们把他的棺柩运到香港,改用好衣好棺入殓,发见他遇害时中了好几颗子弹,眼球突出,压着所戴的眼镜,满身是血,形状很惨。孙中山听到他的噩耗后痛哭不止,及至由香港运柩返穗举行会葬的时候,孙中山悲痛地说:“今桂贼虽然已经除去,而朱执信已经牺牲,损失惨重,怎样能相偿?”自后,更常举他做榜样来激励同志,并且设立朱执信纪念学校来纪念他。
伍廷芳
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
伍廷芳,号秩庸,字文爵,1842年生,广东新会人。父伍荣彰为新加坡侨商。1861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遂与友人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三年毕业后回香港当律师,后受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自1882年起,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多次参与外交谈判及缔约活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公使。1902年应召回国,授以四品候补京堂衔,历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度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诸国,两年后被召回。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倡议请清帝退位。上海光复,与陈其美、张謇等人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不久,被南方起义各省推为临时外交总代表驻上海,与各国交涉,使其保持中立。旋兼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令。同年2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国后,退居上海。伍廷芳曾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委伍廷芳以外交总长。1917年5月代理国务总理,协助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同年6月坚决反对张勋复辟,赢得政界赞誉。嗣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次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职返沪后,仍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总长。不久因不满桂系军阀独裁,脱离军政府去上海。1920年冬,随同孙中山重返广州。翌年5月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孙中山督师北伐时,一度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受孙中山委任为广东省长。同年6月23日在广州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