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强硬的态度气得按察使“怒不可回，跳叫詈骂，欲行揭参”，当即就要向上级弹劾蓝鼎元。左右的人都劝说蓝鼎元脱帽叩响头，向按察使谢罪。蓝鼎元笑着说：“脱帽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头怎么能响？这种本领我还没有学会。”按察使听后，又好气又好笑，就说：“你暂且再静心审讯，不要固执己见。”蓝鼎元也知道多说无益，就领命回县了。

考虑到限期已近，如果等重审后解送州府，州府审后送臬司，就太慢了，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蓝鼎元带着案卷人犯，赶赴本地府衙进行会审。审案时以知府胡公为主，蓝鼎元只是在旁静听，命吏役在旁重新记录犯人的口供，结果仍与原审相同。蓝鼎元更改了问语，补上新的供词，再把原判写入，带给按察使。按察使阅毕大怒，厉声骂道：“你只是改了问语，供词和判决仍旧，实在是目无上司，把我的命令看成像狗叫一样！”蓝鼎元轩然答道：“下官不敢。问语出自负责审问的官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直接关系着人的生死，岂是负责审问的官员所能改变！口供既然不可改变，判语就更难更改了。今日的案情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请宪台亲审明察，如有差错出入，我愿承担全部罪责。”按察使恨恨地说：“我自然要亲自审问，如果发现别的情况，则弹劾你的决定就不可更改了。”说罢就拂袖而去。蓝鼎元的同僚都替他担忧，但他却淡淡地说：“我自幼贫贱以至今日，一官有无，何足轻重。杀人以媚人，此官尚可为哉？”

过了几天，按察使亲自审问，怀疑李振川等人受人贿赂及托付，要给他们一一上刑。李振川说：“我在县府任职几十年，难道不知道‘杀人者死’这道理！纵然有千金的贿赂而无福享受，得此千金又有什么用呢？我因为舍不得四两银子被人偷掉，误杀一人，现在又把罪责推到无辜的人身上，这样做是我又杀了一个人。此案一点不冤枉，即使夹死也没有别的口供了！”李阿显说：“我杀人不承认，才应当用夹刑，我既然已经招供清楚，再不敢嫁祸于他人了，为什么又要用夹刑呢？”蔡高说：“我今天即使死于夹刑，也不敢代人偿命，使邱阿双含怨九泉。”徐阿丙、林阿雄、吴阿尾也都说以前所招都是事实，今天夹死也不能改变。按察使笑着对书吏说：“他们串供的手段如此高明，我想翻案也无从下手，想要用夹刑也无从夹起。”书吏说：“这是实情，并不是手段高明。暂且把此案和巡抚商量一下好吗？”按察使无奈地点头同意了。巡抚认为应该依原判定刑，于是此案就按蓝鼎元所呈的报告结案，但李振川、李阿显几天之内都先后死于番禺县监狱，没有等到刑法的施行。

云落店案使用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刑具，情节令人发指。如果此案使无辜之人抵命，那么屈死之人千年之后也会有余恨的！贪官污吏不容公正详慎、不畏权宠的蓝鼎元，腐朽的封建社会扼杀刚正的蓝鼎元，但人民敬仰他、怀念他。蓝鼎元去官后，常有百姓自十里、乃至百里之外赶来探望他，皆提筐携榼、悲觑太息，都认为蓝鼎元就是包龙图。

解读

蓝鼎元以其丢官事小，枉杀无辜事大的信条树立了执法者的风范，但是这样一位信念笃定的执法者却仕途坎坷，终因忤逆监司而被革职，前后任县令仅一年有余。有的人劝他做官要学会与上司虚与委蛇以纾解祸患，但蓝鼎元却说：“吾尝涉大海，历澎台，出没惊涛间，冒矢石深入穷箐，触恶瘴毒雾，不稍慑。今肯頫首媚监司哉！”充分坦露了一位不为一己私利而趋炎媚势的刚正执法者的心迹。

不畏强权的张伯行

名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

——英国·培根

故事

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进士。在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张伯行以居官清正闻名于朝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为官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品性，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中叶，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在孔方兄肆虐时，“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的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日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由此，张伯行与噶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称“噶礼贪横，伯行与之迕”。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及提调马逸姿内外勾结，交通关节，大肆舞弊，致使发榜后，士论哗然，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苏州数百名义愤填膺的举子一气之下，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卖完”，还把财神庙里的财神塑像抬到了学宫里，以讽刺考官受贿科场不公，形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

张伯行身为江苏巡抚，不敢隐匿，立即将此事奏报康熙帝。正考官左必审亦上疏陈述“出闱后，舆论喧传”，并检举知县王日俞。方名所荐之吴泌、程光奎“二人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康熙帝极为重视此案，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张伯行及他的上司两江总督噶礼一起审理此案。使人料想不到的是会审结果“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这次科场受贿舞弊案竟牵扯到了苏皖地区的“太上皇”两江总督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之事。

噶礼十分清楚此案的内情，曾宣称“今科举人，一大半是买的，人说都是副主考卖的”，而且他本人也涉嫌受贿，并索要五十万两白银蔽护舞弊者过关。既是满清贵胄，又是康熙的红人的噶礼在当时的确是无人敢碰。主审官相互推诿，不仅月余不得定案，而且张鹏翮和赫寿竟想单单处理赵晋和其他受贿的试官，放过噶礼，将此案草草了结。

张伯行本是以宽厚待人的长者，“平日齮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口头上常说的一句话“已荷保全，敢以私废公乎？”但对此置民愤国法不顾的举动，淳厚的张伯行异常愤慨，不再洵洵，而发威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认为在法律面前不分贵贱，应该一视同仁。既然舞弊案牵涉到噶礼，就应该同样对他进行审查，决不能因为他是总督，就放他过关，因此，次年正月，张伯行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要求停止会审，不让噶礼参加此案的审查，以求得彻底清查科场案，并要求解免噶礼的官职，交付司法部门从严审理。

张伯行在奏章中首先列举了噶礼的索贿及干扰会审正常进行的罪行，“乡试前风闻总督通同监临提调揽卖举人，迨后取中不公，正考官左必审疏中有‘或发督臣严审’语，又风闻总督欲索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及扬州会审，既得副考官赵普和程光奎交通关节实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马逸姿书役家人为吴泌行贿供证，督臣震怒，辄令夹胫箝口。臣谓此或是实话，当细加研究。若动气不许说，将许其说假话耶？督臣始令松夹，即停审散去……自督臣震怒之后，要犯未提一名，确证未得一句。尚书张鹏翮因其子张懋诚现任怀宁知县，系安徽所属，总督得挟制之，恐遭陷害，亦瞻顾掣肘。”

张伯行清醒地认识到，“祗缘督臣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但是，面对如此擅作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贪残暴横之徒，岂能坐视不顾。因此，张伯行知难而进，在奏疏中他慷然说道：“臣不敢顾念身家，虽言出祸随，亦所不惜。况逢圣明在上，督臣虽甚残险，未必能加害无辜，亦何惮而不言？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真情得出矣！”

张伯行既上疏，不待皇帝批示，就移牒噶礼暂停会审。听到了风吹草动，内心不自安的噶礼密购伯行疏稿，阅罢不禁恼羞成怒，不但不肯善罢干休，反而上疏皇帝，七拼八凑地捏造了七条罪状，并指责张伯行逞讦诬陷，还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若果有丝毫情弊，当即伏斧气质”。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的权势，皆曲意阿附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康熙帝无奈，只好降旨：“伯行与噶礼俱解任。”交付张鹏翮及总曹赫寿一并察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