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作者: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主编   |  字数:3229  |  更新时间:2015-07-23 17:15:36  |  分类:

爱国教育

张伯行任官期间,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君之宠,而有自专之意;不以同行忌妒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是一位孤介已极的人。而噶礼不仅是满清贵胄,官高爵显而且长袖善舞。所辖两省文武属官,逢迎趋附者,虽秽迹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虽廉声素著,难免吹毛求疵。这点,连康熙都有所觉察,因此,主审官们,连素来号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的张鹏翮这次也畏葸了。张鹏翮、赫寿置民意及事实于不顾,向康熙帝上奏案审结果是: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贿通关节,拟罪如律;噶礼劾伯行苛刻,应降一级留任;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索银五十万两,事全虚,应革职赎徒。

康熙帝对张伯行的人品、政绩十分清楚,意识到这个审案的结果是明火执杖的偏袒,因此,康熙帝下谕旨痛责张鹏翮、赫寿为噶礼掩饰,又指命穆和伦、张廷枢再往严审,但由于这案涉及满清最敏感的满汉矛盾,没人敢压噶礼而抬汉人张伯行,而且这两位康熙倚信的大臣也是明哲保身的软骨头,因此,他们也袒护噶礼,复奏噶礼无罪,伯行诬奏督臣,应革职。九卿等集议结果也是按照审案结果拟律。所谓“三人成虎”,几次案审结果都是噶礼无辜,伯行有罪,形势对张伯行来说,真有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趋势。

幸运的是康熙是一位明智的君主,不仅敏锐地体察到其中隐含的满汉之争,而且对张伯行也有体察入微的认识。早在康熙四十六年,他就曾对从臣赞誉伯行说:“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这次,亲下谕旨称:“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才不如守。噶礼虽才见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朕于满汉诸臣毫无异视,一以公正视之。此所议是非颠倒。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矢公据实再议。”第二日,召见九卿等人,当面谕示道:“张伯行居官清廉,其家亦殷实,人所共知。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此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海字长享升平之福矣。”但九卿会议结果,仍不如人意,主张均应革职,纯属各打50板的和稀泥做法。于是,康熙帝对前述议案结果手批不准,降旨:伯行恢复原任,噶礼革职。江苏士民闻此,欢声雷动,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不畏强权,持正守法的张伯行虽号称“持躬清介”,但却赢得了民众的真心拥护。

解读

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而已,可谓荣名非浅。无独有偶的是三人皆是“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清史稿作者论赞此为“君明而臣良”,远绍汉唐的盛举,但另一方面,也隐示了封建社会廉正之官的难能可贵,真可称得上凤毛麟角啊!

嫉恶如仇的宋游道

名言

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

——唐·韩愈

故事

东魏、北齐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相貌极其丑陋、面如猕猴的执法大臣。他为人刚直不阿、重信守诺、古道热肠,尤其是嫉恶如仇,眼中简直容不下半点罪恶,他就是宋游道。

宋游道(?550年),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北魏孝昌年间(525528年),广阳王元深被河北起义军领袖葛荣俘杀,曾与他勾心斗角的元徽却诬陷元深降敌,将他的妻儿老小都抓了起来。曾当过元深府佐的宋游道仗义勇为,替元深家上诉,最终使他们都无罪释放。御史中尉郦道元嘉赏他的气节、胆识,引荐他为殿中侍御史,台中有句俚语说:“见贼能讨,宋游道。”这充分显示了他嫉恶如仇的本色。在御史台任职仅数年时间,宋游道就声誉鹊起,是朝中公认的刚正不屈、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丈夫”。

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在晋阳遥控朝政的高欢奏请孝静帝任命宋游道为御史中尉,而其子高澄坚持起用另一位刚正名臣崔暹,最后任命崔暹为御史中尉,宋游道为尚书左丞。高澄不无得意地对二人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果然,宋游道入省即弹劾太师咸阳王元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以官方的名义送人金银,宋游道亦遣人“催征酬价”,虽然未公开指斥他们犯有贪赃之罪,“终是不避权豪”。紧接着,宋游道又废除了尚书省中的许多陈规陋习及与律文相抵触的条规。他完全抛开个人的利害得失,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荡涤一切。左外兵郎中魏叔道曾牒告宋游道说“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并声称大将军高欢在省内时已经批准了,但宋游道却勃然大怒,喝道:“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将此为例!”甚至直接流露出对把握朝政的高欢的不满,“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他真是桀傲不驯得可以啊!对省中擅权弄势的豪吏王儒之徒也痛恨鞭斥,并且开始恢复旧制,在尚书省立门名,出入早晚都登录在案,使得令、仆以下都对之侧目而视。但北朝政治的特色就是“贪”与“无秩序”,因而宋游道强迫勋戚贵臣遵从约束和秩序,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宋游道矫枉过正,树敌太多,引起诸多勋贵的诋毁诬陷,其中高道隆诬宋游道有不臣之言,就差点致他于死地。

由于魏安平王元黄头畏罪潜逃出东魏,凡是他的近亲,无论是章、武二王,还是诸位王妃及太妃都被训责,朝廷特别指派酷吏——都官郎中毕义云负责审理此案。毕义云在审案时,有的人奏请朝廷批准后收禁,还有的没经朝廷批准就擅自收捕。宋游道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擅用职权,应该交付廷尉治罪。但曾经被宋游道弹骇过的尚书仆射高隆之不同意宋游道的意见,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高隆之乘机诬陷宋游道厉色挫辱自己,并且将诸令史屈打成招证成此事。随即他联合左仆射襄城王元旭、尚书郑述祖等一起上书诬奏宋游道说:“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虽赃污未露,而奸诈如是。举此一隅,余诈可验。今依礼据律处宋游道死罪。”通篇奏状极尽诬陷夸张之能事,搞得朝中人心惶惶,都认为宋游道这次死定了。执掌朝政的高澄听到有关宋游道与高隆之相抗之言的事情后,对杨遵彦不无赞赏地说道:“此真是鲠直大刚恶人!”遵彦乘机劝谏高澄说:“譬如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虽然毫不遮掩地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政设监官、法维秩序的本意无非是畜狗取吠,但也因此保住了宋游道的性命,只是被削职为民而已。

后来,高澄任命宋游道为御史中尉。有一个东莱人王道习不合乎选拔御史的年限标准,却来参加御史选试。宋游道和他有私交,特意嘱咐令史接受他的申请状。高澄听说此事后,认为身为法官却陵侮朝典是不容宽恕的,就下令收捕了宋游道。在狱中,狱吏打算为宋游道脱下枷锁,但宋游道执意不肯,说:“此令公所著,不可辄脱!”此话传到高澄耳中后,特意下诏赦免了他。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宋游道兼任太府卿,发现少府官员监守自盗,数量多达以万钱计算,但奸吏却反诬宋游道下狱。不久真情大白,宋游道出狱就直接到府衙理事,家都顾不上回。不久,宋游道就病死了。

解读

宋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约、士慎等说:“吾执法太刚,数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孙不足以师之。”诸子奉父言,柔和谦逊。

鲠直刚正的宋璟

名言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

——宋·欧阳修

故事

唐王朝三百年的兴衰史中,官至宰相的人为数众多,但“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比焉”,其中的宋即指“善守文以持天下正”的宋璟。他对“开元之治”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璟(663737年),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二十岁即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后,“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居官鲠正,一身正气,深受则天武后的器重。武则天晚年逐渐不理朝政,听任她的亲信幸臣张易之、张昌宗弄权用事。二张由此势焰熏天,屡次遭到弹劾。长安(701704年)末年,武后身染重病,在长生院调养,经常有数月之久不见外朝宰相,而二张见武则天病势日危,“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当时在通衢大道,经常有人张榜公布有关二张谋反的匿名信,但武后都置若罔闻,不加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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