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任官期间，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君之宠，而有自专之意；不以同行忌妒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是一位孤介已极的人。而噶礼不仅是满清贵胄，官高爵显而且长袖善舞。所辖两省文武属官，逢迎趋附者，虽秽迹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虽廉声素著，难免吹毛求疵。这点，连康熙都有所觉察，因此，主审官们，连素来号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的张鹏翮这次也畏葸了。张鹏翮、赫寿置民意及事实于不顾，向康熙帝上奏案审结果是：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贿通关节，拟罪如律；噶礼劾伯行苛刻，应降一级留任；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索银五十万两，事全虚，应革职赎徒。

康熙帝对张伯行的人品、政绩十分清楚，意识到这个审案的结果是明火执杖的偏袒，因此，康熙帝下谕旨痛责张鹏翮、赫寿为噶礼掩饰，又指命穆和伦、张廷枢再往严审，但由于这案涉及满清最敏感的满汉矛盾，没人敢压噶礼而抬汉人张伯行，而且这两位康熙倚信的大臣也是明哲保身的软骨头，因此，他们也袒护噶礼，复奏噶礼无罪，伯行诬奏督臣，应革职。九卿等集议结果也是按照审案结果拟律。所谓“三人成虎”，几次案审结果都是噶礼无辜，伯行有罪，形势对张伯行来说，真有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趋势。

幸运的是康熙是一位明智的君主，不仅敏锐地体察到其中隐含的满汉之争，而且对张伯行也有体察入微的认识。早在康熙四十六年，他就曾对从臣赞誉伯行说：“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这次，亲下谕旨称：“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才不如守。噶礼虽才见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朕于满汉诸臣毫无异视，一以公正视之。此所议是非颠倒。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矢公据实再议。”第二日，召见九卿等人，当面谕示道：“张伯行居官清廉，其家亦殷实，人所共知。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此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海字长享升平之福矣。”但九卿会议结果，仍不如人意，主张均应革职，纯属各打５０板的和稀泥做法。于是，康熙帝对前述议案结果手批不准，降旨：伯行恢复原任，噶礼革职。江苏士民闻此，欢声雷动，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不畏强权，持正守法的张伯行虽号称“持躬清介”，但却赢得了民众的真心拥护。

解读

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而已，可谓荣名非浅。无独有偶的是三人皆是“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清史稿作者论赞此为“君明而臣良”，远绍汉唐的盛举，但另一方面，也隐示了封建社会廉正之官的难能可贵，真可称得上凤毛麟角啊！

嫉恶如仇的宋游道

名言

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

——唐·韩愈

故事

东魏、北齐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相貌极其丑陋、面如猕猴的执法大臣。他为人刚直不阿、重信守诺、古道热肠，尤其是嫉恶如仇，眼中简直容不下半点罪恶，他就是宋游道。

宋游道（？５５０年），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北魏孝昌年间（５２５５２８年），广阳王元深被河北起义军领袖葛荣俘杀，曾与他勾心斗角的元徽却诬陷元深降敌，将他的妻儿老小都抓了起来。曾当过元深府佐的宋游道仗义勇为，替元深家上诉，最终使他们都无罪释放。御史中尉郦道元嘉赏他的气节、胆识，引荐他为殿中侍御史，台中有句俚语说：“见贼能讨，宋游道。”这充分显示了他嫉恶如仇的本色。在御史台任职仅数年时间，宋游道就声誉鹊起，是朝中公认的刚正不屈、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丈夫”。

东魏武定二年（５４４年），在晋阳遥控朝政的高欢奏请孝静帝任命宋游道为御史中尉，而其子高澄坚持起用另一位刚正名臣崔暹，最后任命崔暹为御史中尉，宋游道为尚书左丞。高澄不无得意地对二人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果然，宋游道入省即弹劾太师咸阳王元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以官方的名义送人金银，宋游道亦遣人“催征酬价”，虽然未公开指斥他们犯有贪赃之罪，“终是不避权豪”。紧接着，宋游道又废除了尚书省中的许多陈规陋习及与律文相抵触的条规。他完全抛开个人的利害得失，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荡涤一切。左外兵郎中魏叔道曾牒告宋游道说“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并声称大将军高欢在省内时已经批准了，但宋游道却勃然大怒，喝道：“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将此为例！”甚至直接流露出对把握朝政的高欢的不满，“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他真是桀傲不驯得可以啊！对省中擅权弄势的豪吏王儒之徒也痛恨鞭斥，并且开始恢复旧制，在尚书省立门名，出入早晚都登录在案，使得令、仆以下都对之侧目而视。但北朝政治的特色就是“贪”与“无秩序”，因而宋游道强迫勋戚贵臣遵从约束和秩序，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宋游道矫枉过正，树敌太多，引起诸多勋贵的诋毁诬陷，其中高道隆诬宋游道有不臣之言，就差点致他于死地。

由于魏安平王元黄头畏罪潜逃出东魏，凡是他的近亲，无论是章、武二王，还是诸位王妃及太妃都被训责，朝廷特别指派酷吏——都官郎中毕义云负责审理此案。毕义云在审案时，有的人奏请朝廷批准后收禁，还有的没经朝廷批准就擅自收捕。宋游道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擅用职权，应该交付廷尉治罪。但曾经被宋游道弹骇过的尚书仆射高隆之不同意宋游道的意见，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高隆之乘机诬陷宋游道厉色挫辱自己，并且将诸令史屈打成招证成此事。随即他联合左仆射襄城王元旭、尚书郑述祖等一起上书诬奏宋游道说：“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虽赃污未露，而奸诈如是。举此一隅，余诈可验。今依礼据律处宋游道死罪。”通篇奏状极尽诬陷夸张之能事，搞得朝中人心惶惶，都认为宋游道这次死定了。执掌朝政的高澄听到有关宋游道与高隆之相抗之言的事情后，对杨遵彦不无赞赏地说道：“此真是鲠直大刚恶人！”遵彦乘机劝谏高澄说：“譬如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虽然毫不遮掩地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政设监官、法维秩序的本意无非是畜狗取吠，但也因此保住了宋游道的性命，只是被削职为民而已。

后来，高澄任命宋游道为御史中尉。有一个东莱人王道习不合乎选拔御史的年限标准，却来参加御史选试。宋游道和他有私交，特意嘱咐令史接受他的申请状。高澄听说此事后，认为身为法官却陵侮朝典是不容宽恕的，就下令收捕了宋游道。在狱中，狱吏打算为宋游道脱下枷锁，但宋游道执意不肯，说：“此令公所著，不可辄脱！”此话传到高澄耳中后，特意下诏赦免了他。

北齐天保元年（５５０年），宋游道兼任太府卿，发现少府官员监守自盗，数量多达以万钱计算，但奸吏却反诬宋游道下狱。不久真情大白，宋游道出狱就直接到府衙理事，家都顾不上回。不久，宋游道就病死了。

解读

宋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约、士慎等说：“吾执法太刚，数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孙不足以师之。”诸子奉父言，柔和谦逊。

鲠直刚正的宋璟

名言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

——宋·欧阳修

故事

唐王朝三百年的兴衰史中，官至宰相的人为数众多，但“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比焉”，其中的宋即指“善守文以持天下正”的宋璟。他对“开元之治”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璟（６６３７３７年），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二十岁即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后，“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居官鲠正，一身正气，深受则天武后的器重。武则天晚年逐渐不理朝政，听任她的亲信幸臣张易之、张昌宗弄权用事。二张由此势焰熏天，屡次遭到弹劾。长安（７０１７０４年）末年，武后身染重病，在长生院调养，经常有数月之久不见外朝宰相，而二张见武则天病势日危，“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当时在通衢大道，经常有人张榜公布有关二张谋反的匿名信，但武后都置若罔闻，不加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