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情面的唐太宗
名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
故事
完备的法律条文与严格的恪守执行是维护法律公正的一对孪生姐妹，缺一不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封建帝王都或多或少地下充修订律令、颁布新法，但能够以身作则、恪守法律的却只有极少数人，唐太宗就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佼佼者。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执法公平的重要性，故能收摄己欲，屈己以从法。他常说：“朕以至公临天下，法之所行，无舍亲昵。”但是唐太宗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而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神仙，身为皇帝也难脱情与义的困扰。为此，在维护法律公正时，太宗也并非是一块寒铁，而是颇费踌躇，但他能最终排除情与义的困扰，不徇私情，成为历史上成绩卓著的守法明君。
贞观三年（６２９年），濮州刺史庞相寿由于贪污罪，被解除了官职。他找到太宗，恳请太宗看在老部下的情面上，法外开恩。太宗一时起怜悯之心，不仅改变决定，准备让庞相寿官复原职，而且别出心裁地对他说：“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魏征当即提出异议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顿时醒悟，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予庞相寿一些财帛，遣他回乡。庞相寿只得流涕而去。
贞观九年（６３５年），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耽误军期，李靖严加追查，高甑生怀恨在心，遂诬告李靖谋反。经过审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高甑生被判处“减死徙边”。有人以高甑生是太宗作秦王时的老部下为由，向太宗求情。接受了贞观三年庞相寿事件教训的太宗断然拒绝道：“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紧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的确，坚持法治必须做到防微杜渐，否则一旦开了破坏法治的口子，以后再想坚持就不容易了。
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年），广州都督党仁弘因勾结当地豪酋，收取金宝，擅赋夷人，贪赃数额高达百余万，犯下死罪。但此人在高祖入关、太宗东征时都立下汗马功劳，且已白发苍苍，年岁已高，因此太宗不愿他伏法而死，便对侍臣说：“吾昨见大理寺奏诛仁弘，哀其自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皇帝屈尊求情，大理寺官也未加坚持，事情算是按太宗的意思办妥了。但这样做后，太宗心里觉得极不踏实。他清楚地知道，“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而赦免党仁弘，岂不正是以个人凌驾于国法之上吗？其后果岂不要应验自己所说的，“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
为了挽回影响，太宗又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到太极殿前，当众宣布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疏食，以谢罪于天三日。”宰相房玄龄等人觉得皇帝自罚太不成体统，劝太宗取消此举。他们说：“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太宗不接受，群臣都跪地顿首，极力劝说太宗，双方僵持了整整一天。直到昃时，太宗才降下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废黜党仁弘为庶人，徙居钦州，而太宗也取消了南郊请罪之举。这件事颇有些戏剧表演的味道，但不得不承认太宗如此做作一番，对维护法律的尊严确有其用！
唐太宗不仅对秦府旧属及功臣如此，即便是宗室贵戚，也不允许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有触犯刑律的，都一概绳之以法，毫不宽贷。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因侵暴百姓，贞观元年被处死。江夏王李道宗亦曾“坐赃下狱”，被免官，削夺封邑。
解读
贞观六年（６３２年），太宗亲自审录在押囚犯，其中被判死刑的有三百九十人。太宗出于怜悯，特意令这些死囚回家与家人团聚，约定次年秋季再来就刑。出人意料的是，“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这是我国古代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贞观年间的司法状况，也是唐太宗取信于下，行法无舍亲昵所获得的丰厚的补偿！
法理人情
——端好法的天平
的确，对执法者来说，天平的一端是法，另一端是情。罗宾逊大法官曾经说过，作为一名法官，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的法律；我们的良心只服从一条，那就是公平与正义；我们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法与情看似是严肃和温情的对立，但实际上，法中有情，那就是人民法官对“法”与“人”和谐相处的不懈追求。
刚正不阿的鲍勖
名言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于利；举国而为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君子之勇也。
——荀子·荣辱
故事
鲍勖（？２２６年），字叔业，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县西北）人，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以“清白有高节”知名于世。
建安二十二年（２１７年），魏王曹操立曹丕为魏国太子，特意遴选鲍勖为东宫中庶子以辅弼太子，但由于鲍勖秉性刚烈正直，处事论道都有极强的原则性，“守正不挠”，对太子本人也从不迁就退让，因而极不得曹丕的赏识。不久，鲍勖就转任黄门侍郎，又出仕魏郡西部都尉。恰巧深得曹丕宠爱的郭夫人的胞弟是鲍勖管辖范围内的曲周县吏，因盗窃官布被判死刑。当时曹操远在谯（今安徽亳县）地，由太子留守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代理庶政，因而他几次三番地给鲍勖写信，要他为郭夫人的弟弟开脱罪责。贵为太子的曹丕几次求情令鲍勖十分为难，一方是法律的尊严，一方是权倾朝野、代理国政的魏国太子。但鲍勖不愧于“守正不挠”这四个字，他没有顺从曹丕的要求，而是将郭夫人胞弟的罪行及据律应予的处罚原原本本地写到奏章上，向魏主曹操作了汇报，最后处死了郭夫人的胞弟。
曹丕眼见自己竟不能通过自己的旧属鲍勖救出爱妻之弟，再联想以前鲍勖冒犯自己的各种事情，心中既怨又恨，“恚望滋甚”。正好魏郡界休兵有未按时到达的，曹丕借机指使执金吾奏免了鲍勖的官职，以泄心中的怨气。
很长时间后，鲍勖才再度出仕，担任侍御史。延康元年（２２０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了魏王之位，鲍勖以驸马都尉兼任侍中。
曹丕移汉祚，受禅登基为帝，即魏文帝。鲍勖数次直言强谏，使文帝更加恚怒在心。一次，文帝要出城游猎，鲍勖冒死拦住文帝的车驾，言辞激烈地劝谏文帝。虽然“勖语殊壮，但不闻谅阴之语，漠无所动”，而且魏文帝还怒气冲冲地将鲍勖的劝谏表撕毁了，径自行猎。行猎休息时，曹丕对周围的侍臣说：“行猎的乐趣比起礼乐来怎么样？”侍中刘晔顺承文帝的意旨奉承说：“行猎当然远远超过欣赏礼了。”在一旁的鲍勖却毫不客气地说：“行猎根本没法与礼乐相提并论。”他还严厉地批评刘晔阿顺皇帝的戏言，纯粹是佞谄不忠，应该交给司法部门审议定罪。文帝一听，怒形于色，狩猎回来就将鲍勖贬为右中郎将。
黄初四年（２２３年），在群臣的极力举荐下，魏文帝不得已而任用鲍勖为宫正，即御史中丞。自此，“百僚严惮，罔不肃然”。黄初六年（２２５年）之秋，文帝欲征伐东吴，听取群臣的意见时，鲍勖又当面进谏，认为不能征伐，惹得文帝很不高兴，将鲍勖贬为治书执法。
文帝征孙权回师，屯驻陈留郡界内。太守孙邕谒见，出来时顺便去拜访鲍勖。当时营垒未成，只立标埒，为图近便，孙邕没从正道而是抄的小路。军营令史刘曜欲追究，但鲍勖认为孙邕此举是因为堑垒未成，就制止刘曜举劾此事。大军返回洛阳后，曜有罪，鲍勖请旨处罚。为了报复，刘曜将鲍勖私自开脱孙邕的事秘奏文帝。文帝特地下诏称“勖指鹿为马，收付廷尉”。在商议应怎样处罚鲍勖时，廷尉认为应判五年髡钳为城旦舂刑，而廷尉正、监、评三官却认为依律只能罚金二斤。
对鲍勖积怨在心的曹丕岂能如此轻易放过这个机会，看到廷尉送来的商议结果后，他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勖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
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一起上奏表，以鲍勖之父信有功于太祖为由，请求文帝宽恕鲍勖，但有功于太祖那比得上得罪过文帝的爱妻郭后啊！文帝执意不从，一定要“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勖”。官为廷尉的高柔拒绝执行诏命，文帝竟不惜耍手腕召柔到尚书台诣见。将高柔调离廷尉府后，文帝就遣带有密旨的使者到廷尉处死了鲍勖，而后才遣柔还寺。
通鉴辑览称“魏文以贷绢宿赚免曹洪，已失予夺之正，至鲍勖守法不阿，方当录用以励群下，乃必欲置之于死，可谓徇私而昧公义矣”。
鲍勖死时，所有知情的人都叹恨不已。而二十余天后，魏文帝曹丕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解读
鲍勖一生守法不阿，从他的境遇而言，鲍勖显然是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危窘的境地，但他虽屡遭贬黜，其志不挠，其刚直可钦，其不挠可佩，堪称封建时代执法官吏中刚正不阿的典范，而魏文帝并不是昏庸无能的残忍的皇帝。陈寿曾评价他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赅。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威，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