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志１０岁中秀才，２１岁中举，可是京城会试却名落孙山。科举废除后，他只好背起行囊，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然而他仍是满脑子封建思想，升官发财、高官厚禄一直是他的梦想。
福建长乐县位于闽江口南岸，号称福州门户。“地名长乐，居者安之。”其地东向东海，背枕福州，江海山野之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则古今兼备。大汉奸梁鸿志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梁鸿志，字仲毅，后改字众异，公元１８８２年（光绪八年）出生在福建长乐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长乐梁氏自明代以降，皆有文名。梁鸿志之祖父梁章钜，历任清朝江苏巡抚、广西巡抚、两江总督，曾配合林则徐禁烟，并亲自督办团练，“使英军不敢妄动”，政声颇著。同时梁章钜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著有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退庵随笔等书。然而祖是英雄，孙却非好汉，力抗外侮的章钜公万没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孙子竟开门揖盗！
梁鸿志自小聪明伶俐，深得家人宠爱。６岁的时候，其父携家赴日本长崎领事馆任职。由于父亲公务繁忙，教书育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肩上，幸好母亲也出自书香家庭，教他读经识字还是绰绰有余。
父亲任满回国后不久就亡故了，家境每况愈下，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肩头。虽然日夜艰辛劳作，但她还是没有忘记督促儿子读书学习。母亲的谆谆教导和督促，加上梁鸿志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使他很快掌握了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四书五经。１０岁的时候，梁鸿志参加县试，得中秀才。
此后，梁鸿志用功更勤。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数载的寒窗苦读使得他学业大进，所作诗词、文章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声名闻于县里。１９０３年，时年２１岁的梁鸿志赶赴省城参加乡试，又高中举人。翌年，他负笈北上，参加三年一度的全国会试。
金榜题名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梁鸿志在考场中竭其所能，将十多年的寒窗心血尽都倾注在数尺考卷上。谁料出榜后，梁鸿志竟然名落孙山。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梁鸿志不免意志消沉。这时候，座师龚心钊特地派人找到他。原来，龚心钊当初看到梁鸿志的试卷的时候，见其文笔流畅，立意新颖，文字清爽，大为叹赏，只可惜举荐后还是没有被录中，但是龚心钊对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惋惜之余，他怕这个年轻人会灰心丧气，于是在发榜后勉励他不要因为一次考试落榜就丧气消沉，希望他能够继续发奋攻读，在三年后登上金榜。他还将随身佩带的一条玉鱼赠送给梁鸿志。座师的关心给了梁鸿志很大的鼓励，他立志继续攻读课业，以待下一次的会试大典。
清朝末期，风雨飘摇，戊戌变法后，革命蜂起。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于１９０５年宣布实行新政，数千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废除。这对一心想走科举之路为官的梁鸿志的打击非常大，眼看这些年的辛苦都将付之东流了，他自然非常伤心。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清朝政府开始设学校培养人才，梁鸿志一介书生，也只能适应历史和政治的变化，背起行囊，进入京师大学堂继续学习。
当时风气既开，大学堂又是汇集全国名师之最高学府，梁鸿志进入大学堂后眼界大开。梁鸿志旧学功底很厚，对古诗骈文很感兴趣，因此在学习规定的课业之余，他拜陈石遗为师，学习作诗。陈石遗名衍，是有名的同光三老之一，功力深厚。在老先生的指点下，梁鸿志的古体诗进步神速，经常得陈老夸奖。
１９０８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梁鸿志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大学堂出来的学生多走仕途，正合梁鸿志之意，他先被分配到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任科长。次年９月被调到奉天优级示范学堂任教。不久以后，又调北京学部任职。其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自顾不暇，梁鸿志在这样的政府中供职再图升官发财已是希望渺茫。文人郁闷之下多以诗酒自娱，梁鸿志此时与一批诗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聊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梁鸿志可不是那种忠心耿耿以死殉职的人，眼看袁世凯在北京策动兵变，吓得他顾不上效忠皇帝，携家奔逃。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他看到北京局势基本已定，又迅速回头，来到北京的唐绍仪政府任职。正好这时薛子奇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亚细亚报，作为诗友的梁鸿志被薛聘到报社做新闻编辑，评论时政。在报社，他结识了丁佛言、刘少少、黄秋岳、黄远生等一批人，颇为投机。梁鸿志有很深厚的文字功底，加之熟读经史，涉猎广泛，所以他的政论博古通今，文笔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梁鸿志古体诗也作得好，在社会的青少年之间逐渐有一定影响，很为一些人所崇拜。
“学而优则仕”，梁鸿志秉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虽然时代变了，但是他的那一套封建思想还没变。升官发财，高官厚禄一直是他的梦想。对他而言，文不是用来载道，而是仕途的敲门砖而已。现在他发现，文章做得好好像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感觉挺心灰意冷的，在他的诗中有言“好花成市愧无钱”，“天公未肯容高瞻，随分消沉已十年”，他自认身负安邦之才，不料现在怀才不遇：“未能击搏似秋鹰，只解吟哦学冻蝇；岁晚伤心谁会得，眼中花市又春灯。”
梁鸿志走了两个同乡的门路，在两人的推荐下，他成了段祺瑞的幕僚，并结识了王揖唐，成为安福俱乐部骨干，当上了参议院议员。他和曾毓隽狼狈为奸，将俱乐部公款中饱私囊。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想推翻共和体制，妄图称帝。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之际，作出这样利令智昏的事情当然遭天下人的反对，护国运动一下子粉碎了袁氏的皇帝梦，６０多天的“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颓然死去。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国之多难依旧如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各自割据，互相攻伐，革命党人在南方也有一定的实力，中央大权名义上虽然在继任总统黎元洪手里，然而黎氏无兵无枪，在这个讲究实力的年代寸步难行，权力完全落在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执掌国府大权，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大肆延揽幕府人才。这为梁鸿志的投机钻营提供了条件。
梁鸿志看到段氏大权在握，便有了投靠之心。正好他的一个同乡曾毓隽是段祺瑞的亲信，另一个同乡陈征宇在国务院做秘书，梁鸿志走了两个同乡的门路，在两人的推荐下，梁鸿志终于成了段祺瑞的幕僚。天生的政治嗅觉和文才使梁鸿志在幕府中很快步步高升，不久就当上了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段芝贵的秘书长。
皖系势力正值鼎盛，控制了北洋政府，然而军阀的作风向来是奢靡无度，追逐声色犬马。每到周末的时候，北京军政要客都会搭乘火车去天津等地度假，尽情享乐。梁鸿志为人处世的一个哲学就是享受，这样奢侈的生活自然正合他意。有一次，在去南京的北宁路快车上，他碰巧遇上了皖系红人王揖唐。
也许是作为文人的爱好，梁鸿志每次出行都带着一些珍奇史料和名人诗集，以解旅途的单调。王揖唐正好坐在他的同座，见到这些珍本，兴趣大增，便借过来翻阅。古诗词素来是王揖唐所好，看到如此珍品，随即赋诗一首，自我欣赏一番后随手夹在书里。梁鸿志回头一翻，发现书中有诗，自诩才子的他自然不甘示弱，立刻依韵和诗一首，呈请王揖唐指教。王氏一见和诗，眼前一亮，知梁鸿志也是此道高手，不由得惺惺相惜起来。自此两人竟以诗文为媒介成了莫逆之交。
王揖唐此时可是大红人。他和徐树铮一起组织了安福俱乐部，为段祺瑞摇旗呐喊。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１９１７年的时候，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９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徐树铮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３月８日，俱乐部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
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王揖唐任主任；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４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９月２９日下令召集，１１月１０日开会。
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７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１６８名，众议院议员４０６名。８月１２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大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王揖唐当上了安福国会议长，声名如日中天。
梁鸿志结识了这位“大人物”，竟成了他飞黄腾达的一步。靠着王氏的提携，梁鸿志加入了安福国会，成了参议院议员。段祺瑞出手豪阔，安福俱乐部里的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３００元的津贴，支票上还盖着“任重道远”章。俱乐部内部都是势利之辈，相互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安福俱乐部下面设有会计、总务、交际等部门。当时徐树铮在库仑，王揖唐在上海，俱乐部的大权都掌握在交际主任曾毓隽之手。梁鸿志在俱乐部的职务是会计部副主任。
会计主任是可以监督俱乐部的财政收支的，但是曾毓隽掌握着收入丰厚的交通部，开支款项根本不受俱乐部控制，常常滥开滥支，会计主任臧荫松根本拿他没有办法。愤然之下，臧当即辞职。此举正中曾氏下怀，也不和徐树铮、王揖唐商量，他迫不及待地任命王郅隆为挂名的会计主任。王郅隆是天津粮店小伙计出身，完全依靠着曾毓隽。于是，安福俱乐部财政大权都落在副主任梁鸿志手中。曾、梁两位福建老乡“志同道合”，狼狈为奸，假借俱乐部开支，将交通部公款中饱私囊。
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梁鸿志被北京政府通缉。段祺瑞再度出山后，他又一次跳了出来，出任执政府秘书长。段祺瑞再次下野，梁鸿志失去了靠山，只得隐居起来以诗歌和游历自娱，等待时机。
１９２０年７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大战，皖军大败。７月１９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安福俱乐部随之垮台。直皖战争爆发时，段芝贵的总司令部里存着３００万大洋军饷，皖系战败后，部队解散，这笔款项就被司令部的高级人员瓜分，梁鸿志作为司令部秘书长也跟着发了一笔横财，独得５０万大洋。
皖系战败后，直系要求惩办祸首。７月２９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梁鸿志等赶忙逃入东郊民巷日本兵营。不久在日本驻华使馆帮助下，乘车逃往天津。
在天津的时候，梁鸿志也没有放弃他发财的想法。凭着自己的手腕，他弄到了一副唐代阎立本的“少夷朝贡图”真迹。他也想过要收藏，但是钱财动人心，他转手就将它卖给了日本富商岩崎，又牟取了一份暴利。在天津待久了，静极思动，手中又不缺盘缠，梁鸿志便觉得应该享受一下人生了。上海、杭州、大连都被他跑了个遍，还回长乐老家光宗耀祖了一回。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１０月２６日，冯玉祥等发出拥护段祺瑞的电报。段祺瑞再度出山，出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梁鸿志在王揖唐的推荐下再次从天津跳了出来，出任执政府的秘书长。梁鸿志本来就没有什么是非之分，一心想的就是升官发财。官瘾十足的他一听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立刻离开天津，走马上任。
梁鸿志在城西赁屋而居，这套房子当年袁世凯的智囊杨度也曾经住过。他得意非凡，在自己的房子上自撰了一副门联：“旁人错认杨雄宅，日暮聊为梁父吟。”将杨、梁两姓氏嵌了进去，还自比“好为梁父吟”的诸葛亮。却不知段氏既无刘备之德，梁自己也无孔明之才。
不久以后，段祺瑞政府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又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革命斗争，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五卅运动更是人民愤怒的大爆发，北京５万多群众在神武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群众包围了执政府，捣毁了梁鸿志的住宅。这时的梁鸿志再也没有心思过官瘾了，性命要紧啊，于是，张皇失措的他赶紧又把家搬回天津。１９２６年４月，国民军鹿钟麟部推翻了段祺瑞政府。４月２０日，段祺瑞通电下野。梁鸿志又没了依靠，只好跟着段祺瑞回到天津，重拾以前的岁月。
其后的几年，梁鸿志一直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在天津居住的日子里，他颇为烦闷。经常连同几个文友南来北往，到上海、南京、青岛、哈尔滨等地旅游散心，吟诗作乐。他还曾跑到日本、朝鲜等地去观光游历。１９２８年，梁鸿志在大连海滨黑石礁建了一座临海的小楼，取名叫“爰居阁”，在里面吟诗作赋。然而这些只是他的表象，骨子里的他怎么也改变不了富贵功名的官梦，他自诩“生平自分能医国”，怎么甘心如此隐没一生？“爰居阁”落成有诗：“盖头茅把卓锥地，一亩儒宫数棱田，犹有少年英气在，乱栽花竹待明年。”意图还是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梁鸿志跟随段祺瑞倒是没有吃苦，国民政府每个月赠送３万元生活费给段氏。段祺瑞除自己留下一部分外，其他都转赠给跟随自己的老部下，梁鸿志每月分得一千元，生活过得挺富阔。“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司菲尔路７６号为公馆，梁鸿志也随段南下，希图有所进益。１９３６年，段祺瑞病死，皖系这时候基本上已经解体了，皖系旧人也都各奔前程。梁鸿志也离开上海，将家安在西子湖畔，段氏死了，每月的津贴也就失去了，加上此时郁郁不得志，梁鸿志自然懊恼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