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向身处逆境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开展国民革命，他决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党内合作的原则。
“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在致海外同志书中，非常沉痛地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在孙中山身处逆境的时候，帝国主义或明或暗地采取了落井下石的态度。英帝国主义不但给陈炯明以经济上的援助，而且直接给孙中山制造困难，施加压力。要求孙中山的舰队离开白鹅潭，甚至狂妄地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与美国正在进行中的贷款谈判，也因陈炯明事件而告终。帝国主义对陈炯明的支持，使孙中山大失所望。
在遭到了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之后，孙中山不得不放弃收回广州的愿望，避居上海，他的情绪十分低落。
这时，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早在陈炯明叛变之前，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达林便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谈判关于国共合作和苏孙联盟的问题。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达林及时向孙中山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政府站在孙中山一边，鼓励他坚持斗争，并祝愿他取得成功。
从莫斯科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给了孙中山以诚挚热情的帮助。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５日，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马林劝告孙中山应注重群众运动，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应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广泛发动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以为革命之根基。孙中山欣然接受了马林的开展群众运动的劝告，并请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讲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
马林接着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民族革命，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他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容纳新的力量，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孙中山表示接受马林的建议。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１９２２年９月，国民党改组工作开始启动。中国国民党号称拥有３０万党员，但纪律散漫，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国民党的战斗力。混进国民党内的一批官僚政客和蜕化变质的党员，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来谋取个人私利。这些毫无革命性可言的分子，致使国民党纪律全无，党组织形同虚设。就连孙中山也十分感慨地说：“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丧失殆尽了。”
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的现状已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造，则不但不能发挥革命的领导作用，甚至它自身也会因内部的各种矛盾而垮台。他说：“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方案，其中包括：
目的：要把国民党重新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纲领的政党，并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方法：以俄为师，学习俄国的组织及训练方法。
步骤：先由总理委任９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大会，以资讨论。
任务：首先整顿思想，进一步端正奋斗目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合民众所渴望的”奋斗纲领，使大家皆愿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同时还要整顿组织，改变党员成分，淘汰不良分子，吸收新鲜血液，使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立志牺牲，想做大事。
方案提出后，改组工作提上了日程。９月４日，孙中山在上海首先召集改组国民党会议，商讨改组国民党问题。包括陈独秀等共｜｜产党员在内的５３人出席了大会，马林也应邀参加。孙中山向与会者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也讲了话，大家一致同意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９月６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９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因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４人赴北京参加国会，遂另增补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彭素民４人为起草委员，负责起草党务改进案和国民党章程草案。
１１月５日，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查并修改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党纲和总章。会议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国民党宣言。１２月６日，孙中山第三次召集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党章。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着重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现行计划和政策。宣言重申：民族主义，应力图取消不平等条约；民权主义，应实行普选制度，确保人民自由权；民生主义，应由国家经营铁路、矿山等大企业，并应平均地权，改革货币，改革妇女权利。宣言标志着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是他革命思想的一次飞跃，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１月２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组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党纲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原则；总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经费”、“纪律”、“附则”，共６章。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的演说。
１月１７日，苏俄代表越飞由北京到了上海，直接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双方的秘密接触被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者察觉。他们宣扬孙中山“赤化”，并宣称苏俄准备出兵占领中东铁路等，企图煽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对苏俄的反对运动，并且向孙中山施加压力，破坏孙中山与苏俄结盟。
孙中山此时已将所有压力置之度外。越飞是到那时为止孙中山见到的最有影响力的苏联官员，他的建议对于莫斯科很有分量。后来在谈到军事问题时，越飞就叫他的首席军事顾问葛克上校到上海来参加会谈。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６日，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告孙中山联俄政策正式确立。
宣言中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充分表明了列宁和他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真诚支援。
在得到苏联支持后，孙中山致力恢复根据地。他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发出讨伐陈炯明电，号召参加讨伐陈炯明的各路部队，“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８日，由滇、桂、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占领肇庆，１２日又克三水。陈炯明见大势已去，率部退居惠州，并于１５日通电下野。
２月１５日，孙中山率陈友仁、谭延闿、杨庶堪等人离沪返粤。２１日抵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３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标志着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成功地建立了政权。
广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给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共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天地。１９２３年上半年，国共关系、共产国际苏联同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均得到迅速发展。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６日，苏联政府派遣给孙中山的高级政府顾问鲍罗廷来到广东。鲍罗廷的到来，对进行中的国民党改组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在鲍罗廷的全力协助下，国民党改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１０月２５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９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５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中国国民党章程。
在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下，１０月２８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中国国民党改组事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调查工农群众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等，鲍罗廷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同时，还决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名额６人，孙中山指派３人，各省党员推举３人，海外总支部、支部的代表１２人。
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１１月２５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吾党有见之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
同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召集的这次大会，就是要学习列宁的政党组织方式，来改组国民党，恢复革命精神，以一个革命的、有朝气、有力量的党去推动国家的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强调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决心不再与军阀官僚妥协和调和。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认识到不吸收年轻共｜｜产党员的参加，国民党不可能恢复朝气，因而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从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确立。
１９２４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直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在改组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隅海外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这是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显著成效。
改组后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各省市党支部发展迅速，广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国共合作创立黄埔军校，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策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不但加深了自身的革命化，而且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一大”后，各省市国民党支部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人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夏曦等发展了大批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员数量猛增，仅广东地区，１９２６年底就有党员１８３万人，工人占２５％，农民占４０％，学生占２５％。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于广州偏于南部，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地设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执行中央任务。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４４号，统辖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的党务，是除了广州中央党部之外，全国最大的核心组织。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后补执行委员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等都驻在上海执行部；中央监委和后补监委张继、吴稚晖、谢持等负责监督执行部的工作。
上海执行部又选出了各部部长、秘书，组成党委。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桢；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各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秘书，其中很多干事是共｜｜产党人。上海执行部以民国日报为宣传阵地，“一大”后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的精神，农民部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７月３日开课，目的是培训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干部，共｜｜产党员彭湃任该校主任。
这一时期，妇运工作在妇女部长何香凝的主持下，得到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也有很大进展，不仅举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而且设立了女工学校。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工人、农民、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很迅速。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都投身到革命热潮中来，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广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东南亚许多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都派人到广州来学习，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就是这时来广州的。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广州还成立了“民族解放大同盟”。国民党改组后的广东，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对整个亚洲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国共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建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深感依靠军阀武装是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二次护法斗争期间，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４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定黄埔岛上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成立以蒋介石为委员长，邓演达、王柏龄等７人为委员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他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创建军校。２月上旬，在广州南堤设立军校筹备处。２月２１日蒋介石突然辞职回上海，后返浙江奉化，并发放遣散费，几致军校流产。
２月２３日，孙中山在蒋介石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的函件上批示“不准辞职”。同一天，派廖仲恺代理该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军校。不久，孙中山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介石回校，蒋介石于４月间重返广州。５月上旬，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委派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第一期学员５００人也全部入校。６月１６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指出创办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时合影
两年前的６月１６日，是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日子。两年后，孙中山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军校的开学典礼日，是要人们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为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而无私奉献、努力奋斗。他在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军校成立后，孙中山任校总理，并同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组成校本部。下设机构有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等。军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
军校的学生在孙中山办校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学习和训练，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军校师生参加平定广东商团叛乱，首树军威。１９２５年参加两次东征和南征，先后击溃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动军阀，从而统一广东，巩固了革命根据地。１９２６年又参加北伐战争，连战皆捷，战果辉煌。
孙中山非常关心军校的建设和发展。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１日军校开学两个多月后，孙中山就到军校视察。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军校“海关楼”小住，检查工作，听取汇报。要求师生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特地制定“互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奋斗”三大精神。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为商讨国是北上之前，特来军校检阅学生的演习，赞许学生“忍苦耐劳，努力奋斗”，还叮嘱师生：“不论是国民党员或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
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当他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胜利的消息时，马上电告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生，并对随军东征的学生表示亲切慰问。当军校领导向学生们宣读孙中山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克日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
黄埔军校从１９２４年５月至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止，在黄埔岛办了４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１９２７年以后又办了３期，１９２９年底停办。
冯玉祥借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北京政变，并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孙决定前往。虽在此期间，北京局势发生新变化，段祺瑞出来主政，但他毅然扶病北上，受到民众欢迎。
就在孙中山在南方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施联俄联共政策，准备进行北伐的时候，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微妙变化。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乘机在９月１５日分兵两路向榆次、朝阳进发，讨伐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当时直系的第三实力派，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既厌恶曹锟的贿选窃位，又痛恨吴佩孚的穷兵黩武，更愤于曹锳克扣军饷。他响应孙中山“全国爱国将士……一致讨贼”的号召，于１０月１９日从古北口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
１０月２２日晚９时，冯玉祥部队把守北京各城门，占领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关，包围总统府，把曹锟囚禁在团城，并推倒颜惠庆内阁。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共商国是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与发动政变的将领王承斌（吴佩孚组织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胡景翼（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孙岳（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还有参与密议政变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等，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把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并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他们于１１月２日迫使贿选总统曹锟辞职，１１月３日吴佩孚从大沽口乘运输舰南逃。至此，直系军阀势力土崩瓦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定北上。他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对外政策是“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是“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军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宣言还提出解决当前时局的办法，这就是“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国民会议由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曹吴各军、政党９种团体代表组成。在会议召开之前赦免政治犯，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自由，有提出方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他认为，“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
宣言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１１月１２日，广州各界为孙中山北上召开欢送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说，勉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巩固广东的基础，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要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并说明他此次北上是要“拿革命主义去宣传”。
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及随员２０余人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１７日，孙中山在上海吴淞口登岸。１９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新闻记者，重申了对内以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然而，就在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北京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冯玉祥推翻直系曹、吴政权后，为了联络皖系势力抵御长江直系势力北上，于１１月１５日与张作霖、卢永祥和他的两个将领胡景翼、孙岳联名把在天津的段祺瑞请出来当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暂主政局，美英日法等国对这一局面大为振奋，兴奋不已。本来由冯玉祥等打开的新政治局面，经他们这一驱虎引狼的倒换，北京政府又成了北洋牌的军阀政府，给召开国民会议、谋求和平统一带来困难。冯玉祥也逐渐被排斥，陆军部撤销了他的国民军的名义。不久，他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此时孙中山北上所要面对的已是奉系军阀支持下的段祺瑞了。
孙中山知道这个政情变化后，大失所望地说：“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但是他仍然决定北上，准备“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同时也把它当做“一次极好的宣传机会”。
１１月２１日，孙中山乘上海丸号船由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２３日，抵长崎，他在船上分别接见长崎新闻记者和中国留学生。２４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５０００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据当时的招待员统计，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会见了２００多人，要求会见他的客人达５０００多人。１１月３０日，孙中山转乘日轮北岭丸，由神户启程赴天津，到码头送行的各界人士和群众有５０００多人。
孙中山于１２月４日中午到天津。市民早已搭起牌楼，悬灯结彩，准备欢迎。法国租界当局宣布码头戒严，不许孙中山坐的船靠岸，但在船未进口之前，已有５万多工人、学生、市民、群众举着旗子、标语牌在码头一带等候迎接。面对这样空前热烈的场面，法帝国主义派出的武装巡捕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给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制造声势，在２０多天的行程中，孙中山不断向各界宣传演说，频繁与中外友人会见，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即便稍有余暇，也要阅读报纸，思考统一大业。过度的疲顿和多年的忧愤积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
孙中山在天津患病以来，北京的局势并未出现让他宽慰的好转迹象。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中，段祺瑞政府一意孤行，正在筹备一个既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又能使各派军阀各得其所的善后会议。他乘孙中山在天津患病之机，抢先于１２月２４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四类：“（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根据这个规定，在段祺瑞邀请的１２３人中，除孙中山外，绝大多数是依附于历届北京反动政府的封建官僚、军阀头目、投机政官、革命变节分子，甚至还有正在进攻广州政府的陈炯明。
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抱病乘专车入京。北京人民听到孙中山到京的消息，顿时活跃起来。因为头天晚上下过大雪，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天气寒冷而清澈。虽是朔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各街道已悬旗如林，从车站以北到东长安街，欢迎的群众达１０万多人，车站附近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欢迎群众手上拿着红、绿小旗，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等字样，还有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人群中迎风招展，鲜明耀目。孙中山在北京车站发表了书面讲话，声明此次自己来北京不是来争地位的，而是来做救国大事的。
孙中山北上受到了革命力量和进步群众的声援和支持，孙中山不顾病痛与危险，视死如归，毅然扶病北上的精神，也感染了很多进步群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当时的人们回忆：“中山先生北上的作用和他北上宣言的政治号召，在当时，对全国人民奋起革命，的确具有难以估计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部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了赵世炎的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一文，也谈到：“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既顾忌国民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肯邀请国民革命的领袖北上，则中山先生之北来是可以的，只要站在继续图谋国民革命之完成而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之立场上。……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热诚地表示欢迎并愿谆切报告于大众以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