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弥留之际的呼声是：“和平——奋斗——救中国。”立有遗嘱三份：国事一份，家事一份，致苏联国书一份。灵柩暂厝于香山碧云寺，准备以后移葬南京。
孙中山入京后，病情越发严重。他先经协和医科大学医师三人和狄博尔、克利二医师到饭店会诊，后来又由六七位外国医生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诊查和治疗，都认为是肝症。每日诊视一次，试验多种治肝药都不见效。德国医生克利建议他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孙中山却因东交民巷是外国租界而拒绝，德国医院院长于是特派护士何芬到北京饭店为他进行护理。
１９２５年２月，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接受镭放射治疗，共４８小时，但毫无效果。后又改由中医治疗，施今墨大夫用黄芪、党参等药补气，用排水消肿药治疗，也都无效。
在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２月２４日下午３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孙中山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看见众人便问：“你们有什么话可说？”
汪精卫说道：“１月２６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以供以后遵照着去做。如先生之病马上就好了，那自然是最好，万一不能痊愈，那我们仍然能够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虽然知道先生有力量抗病魔，我们也愿意帮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转佳时，留下教诲，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仍然还可以受用。”
孙中山说：“我的病如果能好，那么所说的已经有很多了，如果不幸死去的话，那么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怕调养需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中山叹道：“我若留下话给你们，就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一定会被加害，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那样你们应付环境，可能会比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那你们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像这样的话，我还怎么说呢？”
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以后又会怕什么危险呢？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
孙中山仍然推辞说：“我已经写过很多书了！”
汪精卫诚恳地说：“当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在汪精卫的劝说下，孙中山终于同意，于是由汪精卫代笔。
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孙中山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这是一篇热情磅礴的政治散文，它表达了孙中山对列宁所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无限信赖和殷切希望。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中山立完三个遗嘱，正准备要签字时，听到宋庆龄哭得很伤心，为了不使她和周围的同志过分难过，表示暂时不签字。
２月２４日以后，孙中山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７次后，腹水有加无减。至３月１０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脉搏每分钟达１５６次，呼吸７８次，体温如常。
３月１１日晚９时，孙中山知自己已经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将遗嘱和笔呈上。孙中山手力微弱，颤动得很厉害。宋庆龄含泪托起他的右手腕，在遗嘱上逐一签上“孙文”二字。随后，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戴恩赛、邹鲁、汪精卫、何香凝等也在孙中山遗嘱后签字，以兹证明。宋庆龄当场泪如雨下，大家也都痛哭失声。签字后，护士何芬上前移炕桌时，孙中山怃然向她致意：“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了。”何芬悲酸难语，泪流满面。
众人又走近床前，孙中山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
这时，孙中山连唤两声“廖夫人”，便哽咽舌僵，两眼直视屋顶，时以手抓床前。何香凝听到这沉重的呼唤，掩泪携宋庆龄的手一起走到孙中山的床前，说：“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以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了何香凝的话，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１２日上午９时３０分，这位创立中华民国的一代伟人拼尽最后的力量在不断喃喃自语：“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以后呼吸艰难，不能连续说出完整语言，只能断断续续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
９时３５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孙中山，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终年５９岁。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的逝世，对宋庆龄来讲，是一个无比沉痛的打击，她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从孙中山发病到逝世，中间的３个多月，是她一生中最为悲痛的３个月。她心急如焚，守在病榻前日夜侍候，不曾离开半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对孙中山倾注了全部的爱恋。而孙中山在最后的日子里最挂念的人也是宋庆龄，众人都为他们夫妻俩忠贞崇高的爱情所感动。十多年来，二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既是战友又是伴侣，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他们之间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堪称模范。从孙中山的家事遗嘱和临终给何香凝的嘱托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孙中山的逝世，更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革命顿时失去了领路人。当时有一幅挽联写道：
五千年帝制流毒，赖先生树起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缔造新邦，双手转立黄，创此空前事业；
四百兆民众涂炭，看今日仍知强邻群迫，军阀私争，内外交困，哲人顿萎谢，孰擎此后山河。
孙中山逝世后，其治丧处决定，为长期保留其遗体，首先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防腐手术。入殓时，遗体穿西式衬衣，外罩中华民国大礼服，足登皮鞋，头戴大礼帽，殓具用的是美式楠木玻璃盖的棺材，以供吊唁者瞻仰。本来在３月初已派人去苏联定制水晶棺，因沿途保护不善而破裂，第二次派人赴苏，到３月３０日才运到北京，这是一具镶有花牙子的玻璃盖钢棺。经协和医院专家们检验，认为质料脆薄，外皮为金属质，易于传热，不适于遗体的永久保存，而且尺码过于狭小，与孙中山遗体不相适应。因此，治丧处与其家属联合商定，仍使用原来殓具，苏联政府所赠之棺，暂入铁狮子胡同行辕治丧处的灵堂内（现存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内），供人参观。
由于孙中山是在北京逝世的，因此经治丧处商定，从３月２４日起，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前殿后举行公祭。２５日，北京政府各机关、团体人士及各国外交使节致祭，约有两万余人。２６日，北京各级学校师生致祭者万余人，治丧处于各招待所播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录音。２７日，中央公园开放，任民众至灵前祭奠。
４月２日，孙中山出殡，北洋政府官员全体出动送灵，灵柩暂厝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俟修好陵墓后，再正式奉安。
孙中山生前曾游紫金山，有百年后归葬于此之意。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据其生前的愿望，在南京筹建中山陵园。１９２９年６月１日，正式举行奉安大典。
孙中山去世的第二个月，即１９２５年４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有张静江、汪精卫、叶楚伧、宋子文、林焕廷、陈去病、戴季陶等１２人。筹备处设在上海环龙路４４号弄内４号。委员会根据中山先生生前愿望，决定将陵墓建筑在南京市郊钟山南麓。关于为何移葬紫金山麓，还有一段故事。
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孙中山在解除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后，曾与随从同游南京东郊明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在今中山陵所在地休息时，见其地三峰并峙，蜿蜒如龙；山名紫金，又与他先祖居住的广东东江上游紫金县县名相同，因而笑对随员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片土，以安置躯身。”直到弥留之际，孙中山叮嘱宋庆龄将他安葬在紫金山。
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１日，宋庆龄亲赴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经勘察，择定南京紫金山南麓中茅山南坡为墓地。这里前临平川，后拥青峰，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南达钟汤路，面积约６０００余亩。２０日，宋庆龄为继续勘察孙中山墓址再次赴南京。
１９２５年５月中旬起，以杨杏佛任主任干事的总理葬事筹备处登报悬奖，征求设计图案。４个月中，共收到各地工程师设计的陵园图案４０余份，全部在上海大洲公司三楼公开陈列。从９月１５日至２０日，经宋庆龄等亲属及有关专家、官员讨论评审，远在美国求学的工程师吕彦直的设计图案以第一名膺选。
这一设计图，在紫金山指定的坡地，以高度线１４０米处为起点，由此而上达到１７０米左右，为陵墓之本部，“广五百尺，袤八百尺”，其范界略呈一钟形，象征警世的木棒。宋庆龄等认为，吕彦直的设计，融汇中国古代和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路，别具一格，庄严简朴，寓意深远，实为呕心沥血之作。当即决定授予吕彦直一等奖，奖金２５００元。
中山陵的奠基仪式定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３月４日，宋庆龄从广州经上海赴南京，参加中山陵奠基典礼。１２日，全国各地代表近万人参加中山陵奠基仪式。基石刻有“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为总理孙先生陵墓行奠基礼”２９个字，字作颜体，由谭延闿手书，国民政府拨付３０余万元作为建筑费。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５日，中山陵破土动工，历时３年，于１９２９年春基本完成。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１６米，高１０米，圆顶为穹窿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圹，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枢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种下玉兰、梅等花木。
墓门外是祭堂，宽２７米、深２２米、高２６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１２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扩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刻着孙中山告诫党员演说词全文。堂中间置有孙中山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
祭堂外是大平台，宽１３５米、深３０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石阶，共１９０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趺上立８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在碑亭之外是陵门，高１５米，宽２４米，深８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楣上刻着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入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沿着这个坡道可以直达陵门。
陵园外观具有中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体现着孙中山一生功绩的不朽和浩然正气。
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１公里，其间有道路把三区名胜连为一体。
陵园面积４６万亩，先后施工６年，直至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才全部竣工，所有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４００余万元。
陵园主体修好之后，南京政府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８日成立“总理奉安委员会”，并通电全国，自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１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志哀，何应钦任迎柩指挥部总指挥。北平地区负责奉安安全的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５月上旬，商震将驻扎北平黄寺大楼的河北军政学校第二期学生４０００人组成护灵团，进行训练。５月１８日，孙夫人宋庆龄由苏联回国到北平，直接到西山碧云寺祭灵。
５月２３日，北平行政官员举行公祭。当天北平城内举行社稷坛拜殿改为中山堂的落成典礼，有南京来的迎柩专员、北平护灵负责人员、孙中山家属、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商震、孙科等５００多人参加。即日起北平前往碧云寺致祭的团体、个人络绎不绝。
２４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隆重的送柩大会，中搭主席台，由商震担任主席。东西两侧高搭素彩牌楼，东牌楼上书“天下为公”，西牌楼上书“世界大同”。当日，各团体及学生代表１８００多人，前往西山碧云寺祭灵，并在原停放孙中山灵柩的塔前建立纪念碑，由林森主持奠基典礼。
起灵的前一日，孙中山的家族举行辞灵家奠。
５月２６日，北平３０万人节哀恭送总理孙中山灵柩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殡仪盛大、隆重，极其庄严、敬肃。
在孙科、宋庆龄、吴铁城、林森等人的护送下，孙中山的灵柩自北京车站出发，经过天津、济南、蚌埠，历经４２小时的行程，于２８日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安抵浦口车站。浦口车站早已搭就珠彩牌楼。灵车经过处，均围以翠竹，并在站外设立了休息室。
５月２９日，南京各界开始公祭孙中山，国民政府是日公布公祭总理。
孙中山的灵柩厝于中央党部后，于５月２９日至３０日，南京各界机关、学校、团体、市民数十万人举行公祭。３１日，家属、亲友、外国友人、各国公使及驻华新闻代表分别致祭后，于下午４时４０分，举行封棺典礼。由宋庆龄、孙科、蒋介石、胡汉民、孔祥熙等先将灵柩上的玻璃棺盖移开，换上铜棺盖，拧紧螺丝，并亲手拂拭铜棺，盖上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各复原位，行三鞠躬礼。
６月１日凌晨４时起灵，宋庆龄亲自护灵至紫金山墓地，沿途民众肃立瞻谒者数十万人。由中央党部礼堂至陵墓约３０里，路途过长，因此，各外宾中途即登汽车由太平门至总理陵墓。眷属至迎柩大道，亦改乘马车随行。
１０时１５分，灵柩抵祭堂就位后，举行奉安典礼。由蒋介石主祭，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等五院院长陪祭，蒋介石宣读祭文，胡汉民献花圈。礼毕，由孔祥熙率杠夫２０名，恭移灵柩进墓，随行者除总理家属外，蒋介石代表中央，犬养毅代表总理故旧，荷兰特使欧登科代表１９国专使进墓。１０时５０分，灵柩安位完毕，进墓人员退出。再由日使芳泽率全体专使及海外高级军官；由胡汉民率全体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特任官；由头山满率其他外宾，依次入墓瞻仰。复集合行三鞠躬礼。最后，由宋庆龄、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将灵墓二门关闭，奉安大典遂告结束。
孙中山灵柩南移后，北平碧云寺设中山纪念堂。金刚宝塔座中安葬着初殓的西式礼服，以石碑密封，碑上镌刻着“孙中山先生衣冠冢”８个字，供人凭吊。
奉安典礼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中山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伯承任南京市长时，特地从湘南运来２万棵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紫金山后，数十年来，由于不断整修拓新，整个陵园面积已达３０００多公顷，堪称是盛景冠金陵，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前来瞻仰，其中很多是海外华侨与国际友人。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对孙中山的逝世深感哀痛，中外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孙中山的逝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及世界革命人民的深切哀悼。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的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发去唁电，要求革命阵营内部加强团结，防止敌人的分裂阴谋。电文指出：“内部的统一，是孙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是不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上海申报的评论饱含着对孙中山的深厚感情，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山先生真爱国者也；于为国之外，无其他杂念，可谓纯洁之爱国者。中山先生真实行者也；不顾成败，不问毁誉，可谓勇往之实行者。以中国今日之情形言，人才少，奸佞多；有所措施，每反初愿，不能尽如人意；此乃社会之孽，而非中山之罪也。故以有名于世者，中山先生诚中国一人而已。”
国际工人阶级政党对孙中山的逝世也表示深切的哀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１３日发来唁电，说：“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随着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心中，使中国人民的敌人望而生畏。”
苏联真理报３月１４日刊登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并发表悼念文章，说：“孙氏生命之伟大，在其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好学不倦”，“（他在）一切被压迫人民心中，永不遗忘。”
美国一家报纸，更是将孙中山与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凯末尔、俄国的列宁、美国的威尔逊一道，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
孙中山墓穴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他的逝世也就必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产生广泛的、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毋庸置疑，受孙中山逝世影响最直接者是国民党。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在党内的地位是无人能够代替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在国民党内确实找不到一个拥有足够威望的人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替代孙中山重新整合国民党并继续革命。正如蔡听松所担忧的一般：“且世人之所以重视民党者，非以民党而重视之也，实以先生为民党首领，而重视之耳。令先生一旦长瞑无视，环顾民党，继起者谁？”其实，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国民党内就存在着诸如革命路线、权力纷争等分歧或矛盾。自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发动广东起义，以及此后的惠州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皆因没有找到革命的真谛而不断失败以来，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就一直存在分歧，尤其是“南北议和”的实现暴露了同盟会内部盛行的妥协之风。而当几经困惑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国民党内部更是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党内真正支持孙中山的同志寥寥无几，除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少数左派真正支持外，党内其他较有地位的胡汉民、张继、冯自由、邓泽如等右派人士则公开反对，就连孙中山较为信任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也只是假左派真右派。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生前，国民党就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已经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了。
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从组织层面上来说，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的领导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独树一帜，擅自组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分子的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相当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孙中山逝世后，其“三民主义”思想被歪曲。１９２５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小册子，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肆进行歪曲。总体上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逐步偏离了他之前所设定的发展道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孙中山的逝世对当时的时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日本长崎会见前来欢迎的留日学生的讲话中，孙中山就说到：“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是打破列强的侵犯。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孙中山入京后，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孙中山本人的号召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然而，孙中山的逝世，则使得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前景更为悲观。换句话说，孙中山的逝世，使国内失去了一个整合国民党和全国政治力量的领导者，加剧了时局的动荡。
同样，孙中山的逝世，也使得国共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孙中山逝世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他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控告，孙中山仍力排众议，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特别是到１９２４年底，孙中山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对那些对国共合作持异议的人说：“你们自己不奋斗，却嫉妒别人奋斗，实在是太可耻了。如果他们要破坏纪律，我自有办法对付，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从中不难看出，以孙中山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再加之孙中山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中山突然撒手人寰，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果然，在孙中山逝世两年以后，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枪声和“七·一五”武汉分共会议的召开，国共合作最终走向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