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国民党实行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战略，胡宗南兴师动众、费尽心机进击延安想立奇功，只占得空城一座，但胡宗南却起了为霸一方、作威作福的恶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便挑起内战，企图消灭日益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胡宗南受命攻打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地区。

此时的胡宗南已有相当的实力，他１９３６年就当上第一军军长，后来又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豫湘桂大溃退后率军东出潼关，获得豫西大捷后顶替丢城失地的汤恩伯，一跃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同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奉命去军事委员会任职，胡便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并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正式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管西北五省军事，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现在，胡宗南手上有装备优良的３４个旅，共计２５万人。控制着西北陕、青、甘、新及宁、晋的部分地区，有四川作后方，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有充足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胡宗南凭着一大把本钱，完全成为蒋介石在大西北的军事支柱。

蒋介石在内战初期把进攻重点放在中原、东北和华北战场的时候，在古城西安的胡宗南并没受到太多的关注。随着这几个月来全国战局的变化，西安的地位迅速凸显出来，胡宗南也在中国内战大棋局中走向了台面。

对于攻略延安一仗，胡宗南预先设想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也是预想中的最好结果，是捣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活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将中共领袖集团一网打尽，以绝后患。不过，胡宗南自己也知道这个设想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或者说是有点自己骗自己吧。当年蒋介石亲提百万大军，从江西一直追到陕北，关山漫道，两万五千里，都没有碰到毛泽东的一根毫毛，岂有在中共更为强大的今天，坐拥延安不走，等着我胡宗南去捕获的道理。以此观之，所谓“上佳结果”，胡宗南自知是“画饼”一块，不作数的。

第二种可能，亦即预想中的次佳结果，这就是中共中央机关虽然逃脱，然而若是能将陕北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于延安附近，亦是空前胜利。盖因解决陕北问题，关键也就是解决陕北的中共武装问题。

第三种可能，也就是最坏的一种结果，这就是消灭共军相当力量，捕获相当数量的俘虏，缴获共军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文件档案等。如此也算是一大胜利了。至于夺取延安一说，这在胡宗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是无须多加考虑的。

根据胡宗南的分析判断：第一种预想结果可能性不大，第三种预想结果不甚过瘾，这样看来，实现第二种预想结果还是有把握的。胡宗南认为：延安是中共中枢，不但事涉国际国内的政治观瞻，而且关涉共｜、产党的团结和军心的稳定，岂会轻易放弃？若延安一失，则中共既失中心，亦失重心，其势必然是不战自乱，不打自倒。中共各区域与军事集团之间必然会形成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小割据”局面，便于中央恩威并施，剿抚并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由是，胡认定中共必死保延安，在延安周围必有一场空前恶战。

攻略延安一战，如果说蒋介石不是倾其全力，那也是倾其“所有”了。为了保证胡部能迅速夺取延安，但凡胡宗南提出的要求，蒋无不恩准。从胡宗南战后第一次呈报攻略延安方案算起，这次行动前后筹划了近一年时间；若是从１９４３年第一次密谋闪击延安算起，这次行动前后筹划了差不多近四年之久。为实施这次攻略行动，仅胡宗南投入正面攻击的精锐大军就达１４万余人，如果加上榆林邓宝珊及青、宁马家军等配合襄助的部队，差不多有２４万余人。其他不谈，仅此次投入的空军作战飞机就已近１００架，共出动飞机达３００架次，从侦察机、战斗机到重型轰炸机等，空军几乎所有最先进的机种都投入了陕北战场。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１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笔直地站在会议桌正中央，按照熊向晖事先拟好的稿子下达作战动员令。“奉委员长命令。”胡宗南说完故意停顿一下，以增强动员令的严肃和庄重，而在座的将领们则迅速起立，立正恭听委员长的命令。“奉委员长命令，我部将立即发起对延安的攻击。延安是共匪老巢，攻占延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意义都非同寻常。委员长把这一光荣使命交给我部，正是我部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希望在座各位努力同行，为党国立功。”

胡宗南讲完话，就由部下薛敏泉通报作战安排。有几位将领脸上露出不屑一顾之色。“共匪”才这么一点点，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几十万的地面部队不说，还派上百架飞机支援。就算消灭“共匪”这几万部队、占领了延安又能怎么样？一个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对全国战局有多大意义？

胡宗南认真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返回西安的时候，蒋介石一再告诫不能轻敌，要有忧患意识，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此时，他已经看出了军师长们的自傲情绪，皱着眉头插话道：“就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来看，我军占据着绝对优势。但诸位并不能以此轻敌。共匪素来狡猾，打仗常出其不意，此为其一；其二，共匪在延安生活十多年，地形熟悉，群众亦被赤化，占据了地利、人和之优势；其三，我军第一次来，地形不熟悉，环境不熟悉，又兵马劳顿，困难会有很多。我这次去南京，委员长教导我，做将领的，要多一些忧思，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委员长还说，与共军打仗不能那么乐观，凡事往坏处想有好处。希望在座各位牢记委员长的教导，不要骄傲，不要轻敌。六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我们要拿战绩来向全会献礼。”

胡宗南拟定了一个自认为十分完满的攻占延安的计划，他将所部编成左右两个兵团，以董钊的整一军编成右兵团，计七个旅，出宜川、越过南泥湾，从东线向延安攻击前进，并以迂回战术，向延安城及其以北地区包抄；以刘戡的整二十九军编成左兵团，计五个旅，出洛川，越过牛武镇，从西线向延安攻击前进，占领延安城西南地区，与右兵团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另有三个旅充总预备队。总兵力计１５个旅，１４万余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陇东兵团，计两个旅，向保安佯攻，以分散中共的注意力。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４日拂晓，胡宗南指挥十多万大军，以正面平行推进的阵式，向中共首府延安发起了全线进攻。按照胡宗南的运筹和想象，所有部队在事先均已定好了逐日攻击到达的控制线，预计在陆空联合闪击的态势下，以七个作战日为准一举攻占延安，并可进抵延安以北的预定到达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左右两兵团分别遭到中共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从早到晚推进不到１０公里，因而不能到达预期的控制线。胡大怒，严责各部队迅速推进。

本来，胡军初期运用的战术为“蛇蜕皮”，即前锋与本队之间，相互交替掩护前进。但如此推进，显然行动缓慢，难以在预期的时间内占领延安，将有负蒋总裁在南京的期望。于是，各部队为迎合“胡帅”的意旨，只得改变攻击方法，改为以团为单位，齐头并进，采用钻隙迂回战法，乘隙渗入中共阻击线的后方，以很快的速度向延安挺进。

然如此一来，胡军固然是“胜利”推进了，亦于１９日准时进入延安。美中不足之处，却放跑了中共军队，不但没有能实现“多多俘获中共军队”的预期目的，就连“少少的”俘获也没有能达到，所谓予共军以重大打击的预设计划自然落空。

３月１９日晨，胡宗南在洛川“前指”坐等大军攻占延安的胜利捷报。７时许，“前指”主任裴昌会在前线用电话向胡报告：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是否向蒋报捷。胡回答：“不！”８时许，裴氏再次报告，整九十师已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准向蒋报捷。

胡的这一反常举动，竟连站在一旁的熊向晖也感到奇怪，弄不懂胡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其时，蒋介石已经从空军方面得到胡部已进入延安的战报，蒋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连忙打电话向范汉杰查询。范也是从空军那里得到消息，因没有得到陆军方面的报告，故不便“欺君罔上”，只好老实回答蒋：“陆军方面的报告还没有来，待我问胡宗南再说。”

而此时的胡宗南也在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他的部队进入延安，这个部队就是第一旅。原来，至１８日晚，东线兵团的整九十师第六十一旅前锋已经到达距延安７．５公里的位置。此时，整一师第一旅尚比六十一旅落后７．５公里。

当天，胡宗南下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１０００万元。”整九十师师长陈武为此兴高采烈，以为此次既可以独占攻略延安的首功，又可以囊括１０００万元的巨额赏金，不啻是名利双收了。哪里知道当天夜半，董钊一道命令下来，指定整九十师于１９日午前９时，才可以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而且攻击的目标只能是延安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以东地区。这道命令只有一个赤裸裸的目的，取消整九十师抢先进入延安城的资格，并且给整一师率先进城让路。

陈武接到这个命令，气得发疯，等到稍稍缓过一点气来，便破口大骂胡宗南和董钊，并给他们上起“大课”：“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宝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１７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这么大，而第一师不过是‘跟屁虫’，既不强攻又行动缓慢。现在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偏袒第一师，让它去夺进攻延安的首功，也欺人太甚了！真他妈岂有此理！”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出于策略考虑，主动撤出延安。

１９日上午１０时左右，第一旅前锋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向蒋报捷，说整一师之第一旅经七日浴血奋战，率先“夺取”延安等等。

３月１９日上午，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个充满着希望与焦虑的日子。自从得到空军的报告，闻讯胡军已攻占延安后，蒋就如秀才待榜那样，始终怀着激动不已与焦虑不安的心情，不断打电话向西安“监军”范汉杰追问战果。蒋最关心的是：“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何在？”把蒋介石这时的心事说白了，就是说捉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中共巨酋没有？如果中共首脑均已漏网，退而求其次，有没有缴获到中共的重要文件？若有，也就多少可以弥补一下缺憾。如果什么都没有，可就要真的遗憾了。

蒋不住声地追问范汉杰，范亦马不停蹄地打电话追问胡宗南，胡则声色俱厉地追问战场指挥官董钊与刘戡，董、刘则满头大汗地再追问第一线的师、旅长。然而，一级级反馈回来的都是一个结局，答不出。

其实，也不是答不出，而是不好答！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没有！缴获了什么重要文件？没有！有没有虏获什么中共首脑人物？更是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哪里？不知道！

根据“前指”主任裴昌会的统计加估计，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说顶了天，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人。这就是胡军激战七昼夜，伤亡５０００人换来的战绩。

这样一次军事行动，也是被蒋介石及国民党大佬们盼望已久、筹划已久，同时亦令海内外瞩目的陆空协同大战，如果仅以毙、伤、俘共军不足１０００人区区战果上报，岂不是令海内外舆论笑掉大牙，何以向翘首以待的蒋介石交代？

在胡部进入延安后，第一次上报战果时，便闹出一个笑话。盛文最初报告国防部：“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整第一旅终于１９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编造这样一个谎言的人，显然水平太低，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就是按胡宗南的判断：陕北共军全部加起来，尚不足五万人。即便全部活捉吧，也就是“五万”这个数了，何来“俘敌五万余”？

胡宗南的水平到底要高出一筹，他很快从战报中看出了问题，延安一战，歼灭陕北共军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以后共军主力出现，何以自圆其说？于是，胡决定迅速调整“战绩”，重新上报。经胡反复推敲，延至１９日午后，才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电讯。国民党中央社西安１９日下午５时的电讯稿是这样说的：“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两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１０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缉流亡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氏始发现原先的希冀与盼望都成了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

不过，话说回来，失望归失望，烦躁归烦躁，总归是“攻下”了延安，这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捷，正像一座海上冰山，深深的遗憾与巨大的失望都成了埋在水下的部分，而浮在水面上的却是一片耀眼的光芒。一时间，国民党举党欢庆，一片闹腾。

尽管胡宗南从毛泽东手中夺到的只是一座中共主动让出的空城，但无论怎么说，蒋对此还是欣慰的，蒋对此的评价是：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

因此，蒋介石收到胡宗南的“捷报”后，还是欣喜若狂，回电赞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勘嘉奖，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尚极艰巨，望弟勉旌。中正。”

不久又电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２０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１０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在日记中，为后人记下了此时的欣慰喜悦心情：“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２０周年（１９２７年３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国民党官方舆论机构更是声言自“解放”延安后，“中共已成流寇”。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４日凌晨，也就是攻占延安之后的第五天，胡宗南由熊向晖及一名卫士陪同，从洛川乘吉普车北驶，近午抵达延安。裴昌会的“前进指挥所”已先期到达，为胡宗南安排的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即边区交际处。胡宗南的生活原则是：重安全而不重“享受”，他嫌住在这里过分招摇，不够隐蔽，于是亲自选定边区银行的窑洞，作为他的“延安官邸”。

可以说，延安本是胡宗南久已向往的“圣地”，当然不是投共，而是要占领，用蒋介石的话说，叫“收复”，用胡宗南的话说，那就叫“解放”了。

现在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这是何等令人快慰的事情。可是，这样一个曾经令无数人魂牵梦萦、令无数人痛骂指斥、令无数人震撼恐惧的神秘地方，现在已经被我胡某人踏在脚下，我胡宗南真正成了这处“革命圣地”、“世界赤都”、“奸党老巢”的无冕之王，这又是何等荣耀而风光的日子。“将军三日克崂山，壮士长歌入延安！”想象一下这种征服者与王者的心境，大概做皇上也不过如此了！

胡宗南到延安的第二天，就指示熊向晖找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同他视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处，计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处。每到一处地方，胡氏都要仔细观察询问一番，想象这里的主人当年在这儿生活的情形，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胡宗南兴致颇高地看了毛泽东给他的留言。毛泽东大概也是算准了胡宗南在占领延安以后，一定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参观他的寝室，所以特意在桌屉里给胡宗南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看后哈哈大笑。

不久，蒋氏根据胡的申报，核准并颁发“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至此，胡宗南更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恰好就在这一天，胡军一个旅被歼，这是胡部自攻占延安以来品尝的第一次败绩，从此以后，胡氏一败再败，竟一蹶不振。

攻下延安，胡宗南又在西安迎娶叶霞翟，但不久西北解放军就收复了延安。胡宗南困守西昌弹丸之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却也只落得个全军覆没，逃到台湾的下场

“延安大捷”以后，胡在陕北的处境急转直下，以至连战连败。其时，蒋在全国的形势亦是大为不妙。胡已看出北京的太和殿是笃定去不成了。若是再不趁“延安大捷”的一点余威向蒋提出结婚的请求，恐怕就要一辈子过“单身贵族”的生活了。

于是，胡于５月２５日向蒋报告结婚一事。得蒋恩准后，于２７日赶到西安，２８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与小情人叶霞翟结婚。其时，胡已经５２岁，叶霞翟比他小了近２０岁。前有“延安大捷”，今又娇妻入怀，真可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让胡宗南着实春风得意了一把。

但是，在西安完婚时陕北战场上已经是两战两败，胡宗南也不敢过于高调。由此，胡在西安结婚一事，不得不对外高度保密，以保持“低姿态”，竟连胡最为“亲信”的盛文与熊向晖，事先都被蒙在鼓里，未能获悉。比较起来，胡的结婚一事，其保密程度竟比攻略延安的作战方案做得还要出色。

观察周刊评论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高兴，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哪晓得当时就有晋南富饶之区的易手，山西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中共中央始终没有离开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在那里呼喊。”

胡宗南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人家说的也是实话，因而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好景不长，胡军即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系列战斗，胡宗南丧师失地，胡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胡宗南两月内完成陕北“剿共”任务的牛皮不攻自破。

正当胡宗南在陕北损兵折将一筹莫展之时，１９４７年８月，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蒋介石为了策应河南作战，保住关中，急令胡宗南由陕北抽调兵力，昼夜开往豫西。胡宗南趁机溜回西安，把陕北的烂摊子交给了刘戡。

胡宗南主力调往豫西不久，留守陕北宜川的整编二十四旅突然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旅长牟汉初惊慌失措，迭电求援。胡宗南急命刘戡率留陕部队两万多人倾巢出动，前往救援。刘戡接到命令后，率部沿洛宜公路疾进，行至瓦子街附近，却被人民解放军部队包围，经过６天激战，刘戡全军覆没，宜川也被攻克，胡军共伤亡２４万余人。

瓦子街惨败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致电胡宗南，大加训斥：“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最无意义的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胡宗南赴京请罪，请求撤职查办，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即撤销。

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０日，胡宗南部守在延安、洛川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不得不仓皇南撤。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１日，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

胡宗南还曾经设想将延安县改为“宗南县”，效当年国民党改金寨县为立煌县的事。从此就可以“英名永垂，百世流芳”了。胡曾授意陕西省参议会提出改名的提案，并派出新婚夫人叶霞翟利用当年军统的老关系，到南京攻关，找到内政部政务次长唐纵及保密局长毛人凤等人帮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正当此举有望成功的时候，谁知延安又被中共夺了回去。事后，连毛人凤都深为惋惜地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吗。”

胡宗南在延安的清梦终难免要灰飞烟灭！

１９４９年４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胡宗南不得不将防线撤回到泾河南岸，企图固守西安。５月１９日，人民解放军又突破了西安泾河南岸的防线。胡宗南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担心华北解放军渡过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将他消灭，便未得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即仓皇撤离了盘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跑到了宝鸡。曾经威风八面的“西北王”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７月份，宝鸡又被解放军攻克了，胡宗南在宝鸡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到汉中，企图凭借秦岭顽固抵抗，但３个兵团的兵力面对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被剿灭只是迟早的问题，胡宗南煞是苦闷。这时，宋希濂给胡宗南送来了希望。宋希濂是胡宗南黄埔一期的同学，他的手下还有２０万人。他来到汉中劝胡宗南跟他一起去云南边境，凭借云南的险恶复杂地形建立根据地，以从长计议。

宋希濂的这个计划无异于是送给胡宗南的一根救命稻草。胡宗南正打算将第一军、第三十八军等主力编为十八兵团，集结川北，以掩护国际补给线为由，开进云南，其他正规部队暂居四川。一有风吹草动，就在十八兵团的掩护下，闯入云南，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

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胡宋二人几番苦求不得结果，蒋介石要他们再坚持抵抗六个月，等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北平、上海就又是我们的了。胡宗南见蒋介石不答应，气得要命，暗地里大骂蒋介石老糊涂。

１９４９年夏秋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先后解放南部诸省，并向西南挺进。蒋介石亲赴重庆指挥，企图固守四川，做最后挣扎。蒋介石没有料到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势不可挡。在解放贵阳后，解放军即西出泸州、毕节，切断了成都国民党军窜往西康、滇西的逃路。同时又攻占涪陵，直逼重庆。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仓皇逃往白市驿机场，并电令胡宗南派第一军前来保驾。

此时，胡宗南正打着个人的小算盘，准备将第一军偷运滇西，打通滇缅路，逃脱被解放军聚歼成都平原的命运。蒋介石要调第一军重庆“勤王”，他自然很不高兴，但又不敢抗旨不遵，只好命令第一军“勤王之师，义无反顾”，星夜驰援。１１月２８日，胡宗南率部由汉中撤往成都。

１２月９日，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昆明等地联名通电起义，成都已经处于夹击之下，形势危在旦夕。蒋介石当天就逃往台湾，抛下胡宗南收拾残局。

胡宗南多次电呈成都突围计划，蒋介石都不予批准，胡无计可施，只好坐以待毙。１２月１８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蒋介石才勉强批准了胡宗南的组成两大兵团、“东打西进”的突围计划，但要求胡宗南亲自指挥突围。但胡宗南为保全性命，已无暇顾及老头子的旨意。他丢下部队，乘飞机逃离了成都，所部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先后被歼。

弃师潜逃的胡宗南本打算直飞西昌，但因天气不好，只好转飞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机场。蒋介石闻听胡宗南独自逃命，极为震怒，当即派顾祝同前往查办。经顾从中周旋，才允许他前往西昌，收容部队，戴罪立功。为笼络胡宗南，使之为蒋家王朝守住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西昌，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又致函加以抚慰，称：“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１２月３０日，胡宗南飞赴西昌，西昌是西康省东南十数公里的一个小盆地，四周多深山高谷，为彝族聚居区。胡宗南飞抵西昌机场时，迎接他的只有其嫡系第一师团长朱光祖部零落的队伍，显得格外凄凉。蒋介石令胡宗南收容川西脱逃部队，加以整编，固守西昌３个月，以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而此时胡宗南能够掌握的军队，不过六七千人。

１９５０年１月底，蒋介石给胡宗南固守西昌３个月的命令已届期满，但国际形势并未发生什么明显变化，而全国大陆已告基本解放。为给胡宗南打气，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蒋经国秘密飞往西昌，以手函指示胡宗南：“云南情况变化之后，西昌当更艰难，最近如将台北军火配运西昌为可能之事，如匪攻台湾，余必与台湾共存亡，而决不出国。”胡宗南在回函中表示：“此间情势至为艰危，但如能在２月１５日以前空运一个师之武装、弹药到西昌，则大陆据点，西昌局势仍在可为。”但蒋介石已无力提供一个师的兵力了。

３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渡过金沙江，向西昌挺进，胡宗南自知力不能敌，开始准备秘密逃跑。３月２６日，解放军兵临城下，将西昌团团包围。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便偕心腹十余人，偷偷乘飞机经海口转逃台湾，留下了参谋长罗列及官兵六千余人，这些残兵败将很快被解放军消灭。

到台湾后胡宗南一直做着反攻大陆梦，没有一件成真。一级上将却为学生李梦彪所欺，被他弹劾。胡宗南曾化名秦东昌到大陈岛去坐镇，指挥窜扰大陆，但无功而返

胡宗南逃到台湾不久，台湾各大报纸登载了一篇惊人的消息，标题为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叙述胡宗南领兵入川以后，不为党国尽力，守牢西南半壁江山，而是临阵脱逃，致使４０万军队和西南疆土尽失。转战西昌后，又不顾部属性命，只身飞往台湾。

后来，由于蒋介石袒护，顾祝同从中周旋，蒋经国帮忙说情，结果“立法”委员中竟有立法委员江一平、张鸿烈、刘暨、幸华铁、黄通、龚顺衡、程烈、徐君佩、赵公鲁、曹俊、余拯、胡维藩、臧元骏、王孝英、陈苍正、许绍棣、周南、徐铨、营尔斌、陈成、荣照、张翰书、达穆林、旺楚克、刘秋芳、刘我英、刘圣斌、胡纯、覃勤、彭善承、骆启莲、刘真、莫萱元、刘实、秦杰、李天民、白如初等１０８人亲自签名上书给“行政院”院长陈诚，为胡宗南评功摆好，要求“行政院”爱惜人才，免其议处。

文中主要提到胡宗南苦心孤诣，忠党爱国，追随领袖：“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丧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氏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明知大军转进山区，不易争取时效，但以抢救政府，护卫总裁均为大义所在，不敢不投箸而兴。此一时期，胡氏因爱护政府，效忠领袖，放弃成谋，移师入蜀，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溯自东北沉沦，平津告急，公卿将帅，相率言和，贪懦之徒，更多变节，以致人民惶惑，战士踌躇，傅作义之卸甲，即其时也。迨华中不守，湘赣随之，政府再迁，川滇迭变，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至胡氏内抚戎行，外应强敌，忠贞之志，百折不挠。所部备历艰危，辗转奋斗，军师团长伤亡至数十员，迄今参加游击者尚有参谋长罗列等人，是其忠诚感召，故能众志同心，劲草疾风，时穷节见，虽无显绩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发扬军魂，求之当今，洵为硕果。”

陈诚也不想加深其与胡宗南的矛盾，同蒋介石商量后，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国防部”则采取“拖”的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答复是四个字：应免议处。

虽然被学生弹劾，胡宗南依然心系“党国”，认为共｜｜产党政权尚未稳固，国民党方面应当建立挺进部队，展开大陆游击，并以此为基点，作为以后的发展核心。１９５０年５月３０日，胡宗南亲拟报告呈送行政院长，指出：“请以现在台湾、香港之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之义民三万人为基础，成立三个野战挺进部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如民众祖训、党务推行、地方行政、经济运用等诸般智能，使就其才能，成为各级优秀干部，为尔后革命武力发展之核心，以破釜沉舟有进无退之精神，深入浙、闽、赣、苏各省境边，建立基地，如滚雪球，如纵野火，逐渐强大，以响应迎接反攻大陆国军。”

１９５１年夏，胡宗南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胡宗南陪同蒋经国在大陈岛与士兵合影

他化名秦东昌，前往大陈岛就任。这时的胡宗南只能控制上下大陈、一江山、积谷山等岛屿，面积不足２０平方公里，所率兵力不过６个突击队，一个海上突击纵队，总人数不足一万人。但他到任后，就指挥部属在祖国大陆沿海地区抢劫渔船，杀人放火，进行骚扰破坏。

１９５３年８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令，在蒋经国亲自迎接下，回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回到台北以后，８月间，胡宗南奉命进入国防大学进修。胡驰骋沙场已大半辈子，现在反倒要坐下来学习，十分别扭、不快，无奈在台岛弹丸之地，自己一无地盘，二无一兵一卒，只能乖乖听从安排，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

１９５４年２月，胡宗南以优异成绩从“国防大学”毕业，以“总统府”战略顾问身份，在台北家中研究军政。名为研究军政，实则长期赋闲，不得重用。胡宗南内心十分苦闷，却无可奈何。

１９５８年８月，胡宗南陪同蒋介石巡视澎湖

１９５５年８月，蒋介石召见了胡宗南几次，胡宗南再三请求“为国效命”，蒋介石便给了他一个澎湖防守司令官的职位。了解内情的人，都以为以其身价威望，绝不会就任小小的防守司令，不料，胡宗南已是今非昔比，他一接到任命，便欣然西渡，到澎湖上任去了。

不久，“国防部”新任参谋总长彭孟缉到澎湖巡视，胡宗南作为防守司令官，亲自前往机场欢迎。作为后生晚辈的彭孟缉连连口称不敢当，实则颇为得意。以胡宗南昔日坐镇西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现在却不得不对一个后生晚辈毕恭毕敬，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胡宗南的澎湖防守司令官任期届满，奉令调回台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１２月，又奉命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每天只是看看报纸，写写文章，消磨时光，台湾许多人已不能从这位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老军人身上，找出往日“西北王”的风采了。

１９６０年，已近６５岁的胡宗南开始感到身体有所不适，并常伴有咳嗽、呕吐，时好时坏，一直吃药治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夫人叶霞翟一直陪伴左右，随着丈夫身体的好坏，时喜时悲，也盼望他早日康复。

胡宗南与夫人叶霞翟合影

１９６２年２月４日是农历除夕。这一天，胡宗南精神格外得好，像往年一样，和几个老朋友在一块吃了年夜饭，打了两小时的桥牌，玩得很开心。客人走后，４个孩子围着父亲讨压岁钱，往年，他只给每人十元新台币，这一次，胡宗南异常高兴，亲自在每个红封套里放了四张五元的红色钞票，孩子们拿到压岁钱，打开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两个小的还跳起来高叫：“爸爸真好，爸爸万岁！”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胡宗南一家早早起床，一大早就出门去向老朋友拜年。路上，碰见几位好友，下车互道恭喜的时候，看着胡宗南一脸高兴，几个人取笑道：“南兄今天气色很好，看样子今年可以反攻了。”胡宗南不觉有些尴尬，多年来，胡宗南一直妄图反攻大陆，重振当年雄心，不料“反攻”之前景越来越渺茫，而自己却已垂垂老矣。这一天晚上，胡宗南的病情急剧恶化，于大年初三进入台北“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这天傍晚，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医院探视。蒋经国恭敬地问候，胡宗南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家乡浙江东部的谚语，说人死是‘翘辫子’，我胡宗南全家福这次恐怕要翘辫子了呀！”蒋经国竭力安慰道：“好好养病，我看您会好起来的。”过了一会儿，蒋经国告退，走前对胡宗南说，蒋介石星期日将亲自来探望他，胡宗南受宠若惊。

２月１０日是星期日，这天早上，胡宗南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叫人扶他去浴室，要洗脸刮胡子。夫人叶霞翟怕他太累，劝他不要刮脸，胡宗南生气地说：“那怎么行，像这样胡子又长，头发也乱，怎么能够见人。”

上午１０点钟，蒋介石带着侍从医官进入胡宗南的病房。胡宗南看到蒋介石后，要挣扎着坐起来，蒋介石示意要他躺下，并且快步走到床前，握了握胡宗南的手，并摸了一下他的额角，看看有没有热度，以显示关怀备至之意。来台后饱受冷落的胡宗南竟万分激动，只说了一句：“总统，您看我来了。”就老泪纵横，说不下去了。

蒋介石安慰了他几句，就离开病房，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主治医生询问详细病情，吩咐医生要用心医治，又叮嘱胡宗南夫人小心看护病人，几分钟后即匆匆离去。

胡宗南遗墨

蒋介石走后，叶霞翟回到病床前，胡宗南急切地询问蒋介石在医院的情形，叶霞翟一一告诉他，胡宗南听后，苍白的脸上竟泛起红润的光泽，一抹欣慰的笑容浮现在唇边眼角。胡宗南为蒋介石卖命三十余年，为蒋介石打击异己、巩固统治立过汗马功劳，当年蒋介石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万分赏识。退台后，胡宗南威风扫地，在蒋介石面前再无往日的一点荣耀了，蒋介石对其不冷不热，全无一点抚慰之意。现在，卧于病榻之上，蒋介石来探视一下，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可怜当年不可一世的“西北王”居然被蒋介石的一番探视感动得涕泪交流，多年来的忧怨不满，顿时化为乌有，心灵得到巨大的安慰。

１１日、１２日两天，胡宗南的精神状态格外好，体温脉搏都转为正常，咳嗽也大为减轻。

１３日晚，胡宗南很早就入睡了，由其老部下袁学善在病房陪伴。晚上１１点多，睡梦中的胡宗南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一双手也向上高高举起。袁学善急呼：“胡先生，胡先生！”却不见胡答应，袁去按他那双高高举起的手臂时，已硬硬的不能弯曲了。医生闻讯赶来，马上为其注射强心针，并给其套上氧气罩。１４日凌晨３点左右，胡宗南停止了呼吸，医生确诊为心脏病突发。

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国军干部会议上，面对满堂高级将领，以极其沉痛的语气宣布：“胡宗南同志已经在今天去世了。他是本党一个忠贞自励，尚气节，负责任，打硬仗，不避劳苦，不计毁誉，革命军人的模范。大陆沦陷前后，他曾屡次写信给我，说至今还没有能够求得一个死所，其意若不胜遗憾者。后来他在大陆调职的时候，又写信给我说，今后我恐怕死无所了！胡宗南同志竟未能如其所愿，使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一个轰轰烈烈光荣战死的死所，实在令人追思不置！但他死已附于正气之列，自不失为正命，亦可瞑目于地下了。”

胡宗南一生为蒋介石卖命，现已重病身亡，蒋介石还替他为没有轰轰烈烈地战死沙场而“追思不置”，胡宗南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慨。

同年６月９日，胡宗南遗体葬于阳明山上的纱帽山麓，依其生前所愿，墓庐依山面海而筑，以便他的灵魂能够望见遥远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