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情报局历任领导人

中央情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是美国各情报机构的协调人，负责改进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保证总统在作出决策时，能充分掌握第一手情况。根据美国１９４７年出台的安全条例，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国内任务，也没有逮捕权，主要有以下五种职能：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情况；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建议；联系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政府内部适当传播情报，在适当的地点提供有用的机构和设施；为现存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共同关心的辅助服务，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关情报的其它职能和义务，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能随时进行指导。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中央情报局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和其他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防止毒品走私等问题。克林顿政府明确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国际新形势下主要有三大使命：努力掌握介入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严密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尽一切努力协助美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中进行公平交易。查清那些为了从美国手中夺走经济合同而进行的一切收买或行贿活动，以保障美国企业在生意场上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中央情报局局长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还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常被称为总统的“耳朵”。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是二战中的战略情报局，后改组为中央情报组。１９４７年，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

第一任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

第二任局长：沃尔特·史密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５３年２月９日）

第三任局长：艾伦·杜勒斯（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６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第四任局长：约翰·Ａ·麦科恩（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８日）

第五任局长：小威廉·雷伯恩（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８日－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

第六任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７３年２月２日）

第七任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１９７３年２月２日－１９７３年７月２日）

第八任局长：威廉·科尔比（１９７３年９月４日－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０日）

第九任局长：乔治·Ｈ·Ｗ·布什（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０日－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

第十任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１９７７年３月９日－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０日）

第十一任局长：威廉·Ｊ·凯西（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８日－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９日）

第十二任局长：威廉·Ｈ·韦伯斯特（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１９９１年８月３１日）

第十三任局长：罗伯特·盖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６日－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

第十四任局长：小罗伯特·詹姆斯·伍尔西（１９９３年２月５日－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日）

第十五任局长：约翰·Ｍ·多伊奇（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０日－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第十六任局长：乔治·特尼特（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６月３日辞职）

第十七任局长：波特·Ｊ·戈斯（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６年５月５日）

第十八任局长：麦可·海登（２００６年５月５日－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

第十九任局长：里昂·帕内塔（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人物之最

（１）中情局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局长——艾伦·杜勒斯（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６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中央情报局成立不久，就受到了种种挫折和失利，因此它的局长换了一个又一个。１９５３年，艾伦·杜勒斯被委任当了局长。从１９５３年上任至１９６１年，一干就长达８个年头，是中情局历任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由于艾伦·杜勒斯任职的８年时间正值冷战期间，其理念和做法，给人们留下深刻烙印。

艾伦·杜勒斯

上任时杜勒斯５６岁，年近花甲，头发灰白，戴着一副眼睛，叼着一只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实际上他却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其实，杜勒斯在任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时就开始他的谍报生涯。１９４３年８月，时任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这位德国客人落座后，开门见山地说：“我带来了１８６份文件。”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１８６份文件，不禁大吃一惊，这些文件包括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

杜勒斯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确实详尽、机密。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两次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这时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１９４４年３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２００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由于科勒提供的材料实在太有价值了，以至于盟军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仍有许多人怀疑科勒是德国人的诱饵，目的是将盟军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直到二战结束，科勒的间谍身份也没有暴露。战后，他继续为在柏林的美国人工作，帮助美军查出隐匿起来的纳粹分子。但是，科勒最终在纽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杜勒斯哥哥）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却因此葬送了自己想回到新的外交部工作的打算。无奈之下，科勒来到美国。

杜勒斯促成“日出行动”成功。１９４５年２月，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来到杜勒斯面前，谈判关于投降的事。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心腹，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

为考察其诚意，杜勒斯提出：有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先释放这两名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回，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伯尔尼，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三件事以示诚意：第一，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第二，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第三，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３５０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

在杜勒斯的要求下，他还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投降，因为他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总部，多诺万极其兴奋，赶紧上报。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谈判并接受投降。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日出”。

不料，这时情况发生了变故，凯塞林元帅被召回柏林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沃尔夫试图说服他，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可是凯塞林不同意，但他也没有去告发。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投降，这个行动就没有意义可言了。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都已经捅到了英美两国的元首那里，被看成是一个既成事实了。一直等到３月２６日，沃尔夫终于带来口信，说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４月１１日还没有新消息，连杜勒斯都忍不住怀疑自己被骗了。

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在４月２０日收到了总部的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杜勒斯心急如焚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只好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作代表与德国人周旋。磨了两天之后，沃尔夫似有察觉，愤然返回意大利，指挥部下顽强抵抗。

４月２６日，杜鲁门终于改变主张，接受沃尔夫在卡塞塔投降。５月６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持续６５天的“日出行动”从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成功经典，杜勒斯也因此获得自由勋章和总统嘉奖。

二战后杜勒斯任中情局长，在他的努力下，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对于中情局来说，反共战争是在杜勒斯１９５３年接任局长以后真正开始的。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勒斯·杜勒斯都极端反共。杜勒斯兄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控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６０年代甚至更远。对于杜勒斯兄弟来说，外交政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遏止共产主义以及尽量不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协商，因为总统总是采取默许的态度。艾伦·杜勒斯作为最强硬的反共派，冷战期间在反华诸事上兴风作浪，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中情局局长。台湾问题、朝鲜战争、和平演变，都是他一手策划的。１９６１年９月杜勒斯因猪湾事件失败被解职。

（２）被判处监禁的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７３年２月２日）

理查德·赫尔姆斯

赫尔姆斯出生于１９１３年３月，中学时有两年随家人生活在德国和瑞士。１９３５年从威廉姆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赫尔姆斯成为联合通讯社驻欧洲记者。１９３６年在报道柏林奥运会期间，他曾经独家采访过希特勒。他１９３７年来到英国，在印地安那波利斯的时代当广告主管。

１９６６年６月，赫尔姆斯成为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人员。虽然是约翰逊提拔的，１９６８年尼克松上台后又保留了他，但他与这两届总统的关系始终因为越南问题而紧张。为防患于未然，他从不参与制定政策，只为政策服务，问题是他对一些政策有保留意见，而他清楚作为不得人心的政策的执行机构，弄得不好，白宫就会嫁祸于人，让他和中情局当替罪羊。为此，凡是他经手的中情局事物都有记录。

１９７０年，尼克松命令中情局全力以赴阻止智利议会确认阿连德在总统大选中的胜利。虽然明知只有１／１０的成功可能性，赫尔姆斯也只能照办，为此一共花掉８００万美元，结果还是惨败。１９７２年，赫尔姆斯拒绝配合白宫组织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这个决定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尼克松要求他辞职。在赫尔姆斯最后离开兰利总部大楼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大楼外的车道上向他告别，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一双眼睛不含泪水。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会举行的数次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坚决否认中情局曾经试图推翻智利政府，也否认曾经资助阿连德的反对派。对国会隐瞒事实是犯罪行为，在受到起诉时，他选择了放弃争辩而又不承认有罪的说法。他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对审判他的地区法官巴林顿·帕克解释说，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必须信守为中情局保守秘密的誓言，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会说实话。帕克罚了他２０００美元，还判了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

（３）与总统关系最疏远的局长——威廉·科尔比（１９７３年９月４日－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０日）

威廉·科尔比

科尔比出生于１９２０年１月，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陆军军官，后又成为大学教授。幼时，随着父亲住地的转移，科尔比到过巴拿马和中国。１６岁时，科尔比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４０年毕业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了一年，然后参军入伍，当了个步兵军官。１９４３年，科尔比应召参加战略服务办公室，在英国南部接受特种游击战短期训练后，先后被空投到纳粹占领的挪威和法国进行游击战和破坏，直到德国投降。战后科尔比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法律学位后，先在老上司多诺万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当了两年半律师，接着到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工作。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科尔比参加了新成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在斯坎的纳维亚和意大利分别执行了２年和５年的秘密任务以后，他在１９５９年担任越南工作站副站长，第二年升为站长。１９６２年科尔比回到华盛顿，担任计划部远东处处长。１９６７年，被越南战争搞得骑虎难下的约翰逊请赫尔姆斯给科尔比放长假，让他到南越担任相当于大使级别的国际开发总署代表，主持“凤凰行动”。１９７２年，科尔比被召回华盛顿，先在赫尔姆斯手下担任总审计长，然后在施莱辛格手下担任行动部部长。施莱辛格走后，他受尼克松委任领导中情局和情报界，是继赫尔姆斯以后第二个从中情局内部提拔上来的中情局局长。

科尔比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面临着最为艰巨的挑战——国会以及新闻界开始调查中情局是否卷入了旨在推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以及中情局自从建立以来大量的违法乱纪活动。然而，由于尼克松对中情局的猜疑和敌意，科尔比与尼克松的关系十分疏远，在任期内一共才单独见过尼克松３次。他与福特的关系也很疏远。

１９７６年初，福特决定由乔治·布什代替科尔比。于是他重返久违的律师旧职，并写了两本回忆他在中情局和越南的经历的书。科尔比在１９９６年５月一次划船时死于心脏病猝发。

（４）年龄最大的局长——威廉·Ｊ·凯西（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８日－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９日）

凯西出生于１９１３年３月，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已经６７岁，是所有局长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威廉·Ｊ·凯西

威廉·Ｊ·凯西在１９３７年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从事律师和商人。二战初期，作为预备役海军中尉，凯西因为视力不好而被分配在海军采购办公室，分工负责登陆舰艇的监造。不满于枯燥的案头工作，凯西利用他在华盛顿律师界的关系，设法转到了战略服务办公室。他在１９４３年９月第一次见到多诺万。当时他２９岁，而多诺万已经６０岁，他俩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罗马天主教徒、华尔街的律师，有着同样的名字，最重要的是情趣相投，所以很快成了忘年交。凯西先在多诺万的秘密处工作，然后去战略服务局在伦敦总部的秘书处。他视察各地，撰写报告，充当多诺万的眼睛和耳朵。当多诺万在１９４４年中决定开展对德国本土的谍报工作时，他任命凯西担任战略服务办公室欧洲行动特别情报处处长，在伦敦招募、训练和组织深入希特勒第三帝国后方的突击队。１９４５年３月，凯西的第一个小组被空投到奥地利的库夫斯泰因。此后的两个月里，凯西陆续派出几十个特工小组。战后，凯西回到华尔街当律师，同时买卖股票，成了百万富翁。他担任过马歇尔计划欧洲总部助理法律顾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进出口银行总裁、安全及情报交换委员会主席、卡特和福特政府的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里根１９８０年竞选班子的总管，在里根的胜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接受中情局局长的任命时，凯西认为自己应该是内阁决策班子的一员，经过里根同意，凯西成了第一个进入内阁的中情局局长，这使他有了破例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从前的中情局局长都是超脱于政党之上的情报提供者，而作为内阁一员，凯西成了里根行政当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不仅支持中情局，向里根提供情报评估，担任里根的情报顾问，而且参与决策，兼任里根的政治顾问。

凯西和里根志同道合，坚信苏联是远比美国政府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狡猾、也更强大的“罪恶帝国”。他要打击苏联的要害，从政治和经济上同苏联争夺东欧和第三世界的阵地。他完全抛弃了中情局只执行而不制定政策的传统，制定了与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进行对抗的一系列措施。许多人认为，除了里根以外，凯西是最直接地造成苏联垮台的人。

鉴于在先前的８年里换了５个中情局局长，凯西认为中情局当时最缺乏的是坚强的领导和自信心。他要改变中情局的面貌，使中情局摆脱官僚和立法机构的束缚，重振当年的雄风。在他上任后的前两年里，他访问了遍布全球的２３个主要工作站，为他的部下打气，其中一次在两个星期内走了１１个工作站，弄得比他年轻得多的助手们气喘吁吁。在６年任期中，凯西设法把情报界的总预算从１００亿美元增加到２４０亿，中情局增加了３０００多雇员，大部分去了行动部，从而扭转了他的前任施莱辛格和特纳造成的衰退趋势。反恐怖活动中心也是在凯西任内建立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日，黎巴嫩的帆船周刊披露了一条震撼美国国会的爆炸性新闻，说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１０００多枚“陶”式反坦克导弹，以换取伊朗政府说服与其关系密切的一个黎巴嫩穆斯林组织释放绑架的美国人质。国会随后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中情局卷入此事，而且将获得的数千万美元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分子。中情局的行为违反了国会禁止政府向伊朗出售武器和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双重法律。一时间，对中情局的各种批评和斥责铺天盖地，凯西也不得不多次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５日，在办公室里接受常规检查时，凯西晕倒，被诊断为脑癌，两个月后去世，结束了其在美国政坛颇有争议的中情局生涯。

（５）受到国会“特别关照”的局长——罗伯特·盖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６日－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日）

１９９１年，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提名罗伯特·盖茨担任第十三任中情局局长

罗伯特·盖茨虽然貌不惊人、语不出众，但多年在政府中任职形成的独特性格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辅佐过７位总统的官员，可以称得上冷战后美国军政界的“活化石”。

１９４３年９月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威廉姆玛丽学院，次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拥有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和乔治敦大学苏联历史学博士学位。１９６６年，盖茨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成为一名苏联问题分析师，１９７３年担任分管战略项目的国家情报干事助理。通过半工半读，他在１９７４年从乔治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俄国和苏联历史方面的。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９年，盖茨主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参加过多次美苏限制核武器及裁军谈判。他在１９７９年回到中情局，１９８１年担任分管苏联和东欧事务的国家情报干事。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盖茨担任中情局副局长。１９８９年１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并在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起主导作用。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罗伯特·盖茨在五角大楼宣誓出任美国第２２任国防部长。前排左一为布什总统，右一为切尼副总统，右二为盖茨夫人。

在中情局，盖茨从一名普通职员开始并逐步得到提升。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出任中情局局长。盖茨上台前不久，１９９１年８月，苏联发生未遂政变，紧接着昔日的庞大帝国土崩瓦解，冷战也在经历了４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落下帷幕。随着头号敌人的消失，中情局一下子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定位，而这时候中情局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国内。冷战结束，美国民众强烈要求分享“和平红利”，再加上当时美国经济状况不佳，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也就在所难免，情报预算自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盖茨认识到美国情报界必须解决纷繁复杂的新问题，他也深知美国的安全目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恐怖组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都是中情局必须关注的内容。因此，他必须向美国公众证明，在冷战后的岁月里，中情局仍然是美国安全的守护神，绝对有继续存在并且发展壮大的必要性。对此，他迅速评估了未来的情报优先目标和需求，确定了情报界可利用的资源，并且根据新的预算和立法建议进行内部改革。到１９９２年２月，盖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改革内容。原来针对苏联的苏联事务分析处被一个新的斯拉夫国家和欧亚大陆事务分析处取代。着眼于密切情报界与国会和美国民众的关系，盖茨宣布中情局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公开政策，让媒体和公众更加容易地接触中情局，增加中情局和学术界的紧密联系，解密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中情局资料。１９９３年１月，随着老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盖茨卸去中情局局长职务。２００２年８月，他出任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校长。盖茨与布什家族关系颇深。

罗伯特·盖茨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初，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后，布什总统提名盖茨接任国防部长。布什评价说，盖茨是美国最有成就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他在国家安全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将给国防部带来活力和新的观念。提名前，盖茨还是负责评估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政策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同年１２月，宣誓就任美国国防部长。２００９年１月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挽留盖茨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盖茨借此成为五角大楼历史上第一位被保留首脑职务的反对党人。

老家在美国堪萨斯州，先后在中央情报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任职的盖茨，在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６日接受一份杂志专访时称，他计划在２０１１年某一时间离职退休，结束届时逾期４年的国防部长生涯。盖茨对外交政策杂志说，到了２０１１年就可知道美国在阿富汗的增兵策略是否奏效，因此在２０１１年的某个时间离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机会”。在２００６年年底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即便在２０１１年离职退休，他的国防部长任期也逾４年，均超过了在他之前的前４任美国国防部长。

（６）受国会批评最多的局长——小罗伯特·詹姆斯·伍尔西（１９９３年２月５日－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日）

伍尔西出生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６３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本科。与特纳和克林顿一样，伍尔西也是个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

伍尔西

伍尔西在１９６５年从剑桥大学获得第二个学士学位。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半工半读，于１９７０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伍尔西于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法律顾问，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担任海军部副部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代表美国参加了欧洲常规武器和裁减美苏战略武器的谈判，１９９１年主持了中情局的未来战略谍报活动研究。他致力于调整情报工作的重点，强调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活动、毒品泛滥、环境污染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鼓吹大力强化经济情报和反击外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他坚决反对解散中情局的言论，声称：“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着各种各样毒蛇的丛林里。”同时他在１９９４年提出计划要削减５０％的侦察卫星以及比例更大的地面接收站。他预计科研部的人员将逐步减少２６％，其他部门的技术支持人员也将减少１７００人，行动部和情报部将分别削减７００人和１０００人，全局总的雇员人数要减少１２％。

伍尔西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底辞职，原因之一是克林顿在执政初期对外交事务和情报工作很不关心。而伍尔西自己的能力也有限，不能称职。他是当时受到国会批评最多的一个内阁级别的官员。一般而言，除非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推动，一个组织越是成熟，越是容易滋长官僚习气，越是不愿意冒险和革新，中情局也不例外。许多人认为，跟从前相比，现在同样的活要更多的人才能完成，而且干得不一定好。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操作程序、与上级的关系、不出岔子。同化的力量太强了，因而把个性或特性都抹煞了。在伍尔西这样的软弱的领导之下，加上他的削减计划，中情局固有的弊端一下子充分表现了出来，以致效率低下、士气涣散。

（７）毁誉参半的局长——乔治·特尼特（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６月３日辞职，７月１１日卸职）

乔治·特尼特

乔治·Ｊ·特尼特１９５３年１月５日出生于纽约，１９７６年获得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学士学位，１９７８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学位。他从１９８２年起为参议员约翰·海因茨工作，分管国家安全和能源事务。他１９８５年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管对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监督，随后担任了４年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对情报界的监督立法活动，同时主持对情报界在转换时期的功能作用的评估。１９９５年７月，特尼特被任命为多伊奇的副手，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任中情局代理局长；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任中情局局长。特尼特作为克林顿政府的第３任中情局局长，既不是职业情报人员出身，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他在职期间经历了克林顿和布什两任总统，是任职时间第二长的中情局局长。

１９９７年上任到２００４年离职的特尼特，整整干满了７年，在位时间仅次于在艾伦·杜勒斯。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特尼特成为克林顿的第三任中情局局长。２００１年１月，布什上台后要求特尼特留任，特尼特成为中情局第一位在变更总统后连任局长职位的人。在特尼特出任中情局局长的前５年，这个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先后换了３任局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情报界人士认为，特尼特在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的最大功劳之一就是使得中情局能够保持长期稳定。

特尼特就是“三明治中间夹着的那块肉”，中情局长为布什“替罪”。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唯一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总统。老布什毫不含糊地告诫小布什要与主管情报组织和监视其他情报部门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老布什认为，作为一个总统，面对面地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交流信息远比看情报部门送来的书面报告有意义得多。当布什还在竞选总统时，就要求手下为他安排与中央情报局局长见面。结果，在小布什与由克林顿提名的４９岁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之间，建立起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最不可能的重要关系。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６日，乔治·布什总统要求他留任该职，他也是中央情报局第一位在总统变更的情况下连任中情局长的人。在布什正式坐上总统宝座之后，特尼特几乎每天早上８时都要去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花半小时向布什通报情况。因此，布什总统每天首先听到的情况汇报就出自特尼特。白宫官员说，布什总统见特尼特的次数要比布什见国务卿鲍威尔多，甚至比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要多。布什也直言不讳地说他喜欢特尼特是因为他不装腔作势。

在与小布什认识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尼特常遇到公众舆论的责难。最能影响他权力的莫过于外界说他在“９·１１”事件前未能提供及时的情报。尽管特尼特领导下的中情局一直在努力寻找支持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证据，身为局长的他也在布什处于危难时刻的当口挺身“护主”，可白宫方面与特尼特之间的裂痕却似乎越来越明显。而“特工门”事件发生后，中情局立刻致信司法部要求其进行调查，白宫虽然不得不承诺全力配合，私下里却对特尼特怀恨在心。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布什的高级顾问对中情局的做法非常愤怒，认为他们的做法羞辱了白宫。然而，据接近特尼特的人士透露，并不是这位局长本人要求发起司法调查的。他们解释说，在发生了泄密事件后，中情局的常规做法是由他们的律师团将案件直接转交司法部，并不需要事先征求局长的意见。在接连出了“情报门”和“特工门”等丑闻后，特尼特曾表示自己就像是“三明治中间夹着的那块肉”。

２００４年６月３日，美国总统布什上午在白宫宣布，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他已接受了特尼特的辞呈，特尼特的副手约翰·麦克劳克林将临时代理中情局长的职务。特尼特是２日晚前往白宫告诉布什他要辞职的决定的，正是在布什离开白宫前往欧洲的前夕。布什在简短的声明中称特尼特是中情局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称赞他“工作杰出”，并对他的辞职表示遗憾。布什说，我告诉他（特尼特）我对他的离开感到很遗憾，他曾为美国人民做了很多。特尼特是一名强有力的，能干的领导者。布什透露特尼特的副手，中情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将暂时接替他的职位。特尼特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