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任务时，主要采取人力侦察和技术监视，公开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实物器材开发和寻找行动等手段。情报来源包括间谍、使馆职员、叛逃者、移民和旅游者。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项名为“哈布林克”的行动。间谍们潜入了一个装有“萨姆２”导弹的仓库中，从一颗导弹上卸下了导向系统，并偷运出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展了波兰陆军司令部一位上校为间谍，波兰陆军司令部的所有秘密行动计划全部被上校泄露。
中情局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竟达６５０次之多
只要简单地浏览一下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简历，就会知道他绝对是美国的眼中钉。他从上大学的时候起，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压迫。１９５９年１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古巴起义军最终推翻了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建立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政权。１９６１年４月又击溃了美国的雇佣军，将美国的势力彻底清除出古巴。古巴新政权的建立及其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引起美国不满和反对。遂采取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军事干涉等手段，企图扼杀古巴新政权。在随后的４０余年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古巴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菲德尔·卡斯特罗
对于这样一个“硬骨头”，美国是不会放过他的。中情局使用的是传统的收买内线的办法。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古巴人流亡美国，他们与古巴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情局就是通过他们，买通了卡斯特罗身边一个名叫米勒的医生。１９６０年卡斯特罗正患眼疾，中情局将自制的毒药装进卡斯特罗常用的药瓶中交给米勒，让他伺机下手。米勒内心惶恐不安，几次有机会都没敢动手。最后他终于狠下心来，不料却在慌乱中失手打碎了毒药瓶。他惊异地看到，流出的药液立刻腐蚀了水泥地板！米勒良心发现，主动向古巴安全部门自首。
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暗杀卡斯特罗失败，１９６１年美国对古巴的“猪湾事件”计划又惨败。中情局更是欲除卡斯特罗而后快。他们不惜与芝加哥臭名昭著的黑社会集团合作，开价１５万美元，想通过黑社会之手除掉心头之患。黑社会头子从中情局支取了１１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于１９６２年４月派人潜入古巴，要中情局等待他们的好消息。但中情局等到１０月，等来的却是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卡斯特罗在演讲
使用毒药是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惯用手段。他们曾经试制各种剧毒药丸，通过收买卡斯特罗身边的人下手，试图加进卡斯特罗吸的香烟、喝的咖啡和汤里，还试图使用海蜇毒汁加工过的毒针、带有致命细菌的手帕等，但都没有成功。卡斯特罗也因为有人数度想在他的香烟中放毒，终于戒了烟。最典型的一次行动就是在１９６２年，中情局招募黑手党头目德拉菲坎特对卡斯特罗进行暗杀，他选中了卡斯特罗经常光顾吃冰激凌的“自由哈瓦那”饭店，成功收买了饭店的服务员桑托斯，把装有毒药的胶囊交给桑托斯，藏在冰箱中，等待时机行动。３月的一天，桑托斯终于等到了卡斯特罗来饭店，而卡斯特罗要的正是他喜欢的巧克力冰激凌，这正是一个绝好的“天赐良机”。然而，当桑托斯打开冰箱门时，发现胶囊冻在了冰箱上，怎么也取不下来，慌乱中，胶囊被弄破，毒液随冰水流走，他只好把普通冰激凌送给了卡斯特罗，眼睁睁地看着他吃完后离开。
卡斯特罗终身未婚，中情局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于是将“美人计”作为一项选择。许多被中情局相中的女性的命运都很悲惨，最惨的莫过于卡斯特罗过去的恋人玛丽塔。玛丽塔一家是移民美国的德国人。１９５９年的一天，玛丽塔父亲的游船在哈瓦那停留，随船旅行的玛丽塔因此邂逅了卡斯特罗。两人不久后坠入情网，并且有了一个儿子，但那是一个早产儿。玛丽塔回到美国后，中情局的人找到她，给她看了一张死婴的照片，告诉她卡斯特罗已经杀死了她的儿子。震惊之中的玛丽塔随后被中情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洗脑。中情局让玛丽塔带着对卡斯特罗的仇恨回到古巴。然而一见到卡斯特罗，玛丽塔对他所有的爱立刻重新在心中汹涌。而卡斯特罗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回来杀我的吧？”这次暗杀行动当然没有成功。
年轻时的卡斯特罗
比起上述“传统”手法来，中情局其他一些设想就离奇多了。中情局知道卡斯特罗酷爱游泳和潜水，就在双方谈判交换吉隆滩“猪湾入侵”事件美军战俘问题时，将一套染有致命真菌的潜水服交给美方律师，要他带给卡斯特罗。一旦感染上这种真菌，人的皮肤就会逐渐烂掉，而且无药可救。可是这位蒙在鼓里的律师觉得这套潜水服不上档次，拿不出手，自己另外到商店买了一套更高级的送给卡斯特罗……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被计划暗杀达６５０次之多，居各国领导人之首，中情局的绝密档案都承认：“杀到最后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则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
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随着那些暗杀行动的曝光，美国政府才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于是才有了１９８１年总统行政命令的出台——中情局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行动（２００１年“９·１１”恐怖事件发生后，中情局又恢复了搞暗杀活动）。但是它也公开承认，一旦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实现时，美国就会考虑在某国发动军事政变。这种军事政变的大多数结果，无疑是该国领导人的死亡。多年来，被列入暗杀对象的人在中情局的档案上都没有名字，而以字母编号代替。
让中情局难堪的“猪湾事件”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７日，大约１２００名美国雇佣军从危地马拉的美军基地出发，潜入到距哈瓦那约２５０公里的科奇诺斯湾，趁夜色在海滩登陆，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古巴革命政府的武装入侵。科奇诺斯湾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猪湾”，后来国际上把这次武装入侵称为“猪湾事件”。
１９５９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起新的政权。从那之后，卡斯特罗就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为颠覆其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新计划。新计划要大约１５００人，为了制造二战中诺曼底登陆那样的效果，中情局计划依靠海军和空军的密切配合，在古巴南部沿海即猪湾的吉隆海滩登陆，然后军队挺进岛内，与内部反卡斯特罗的地下势力会合。中情局始终坚信这股力量在古巴分布甚广，振臂一呼，会应者如云，投身到反卡斯特罗的战斗中。
然而不幸的是，对杜勒斯和所有中情局来说，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事情未能如愿以偿。１９６０年年底过渡期间，杜勒斯向肯尼迪详细汇报了中情局对古巴的计划，得到了肯尼迪的默许。但事后肯尼迪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杜勒斯的入侵古巴计划，并且和弟弟鲍比以及其他顾问进行了协商，越来越感觉这里面有问题。对肯尼迪来说，入侵古巴行动看起来太过依赖美国空军和海军，因此难以向世界证明这是一次像危地马拉那样的普通反共产主义起义。而且，一旦这次入侵行动失败，猪湾这个地方就会暴露，成为危险地区，届时美国的船只、部队和飞机要想撤退，就会像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狼狈不堪。在给杜勒斯的备忘录中，肯尼迪收回前面的默许态度。他坚定地表示，一旦入侵开始，要撤出所有美军部队的直接干预和大规模的空军支持。尽管艾伦·杜勤斯向肯尼迪保证说他将遵守这些限制，但为了达到目的，他完全没有理会白宫的指示。他认为，如果“猪湾行动”不顺利的话，这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不可能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袖手旁观，拒绝给予任何援助。从１９６０年起，美国陆续在本土佛罗里达州、多米尼加、危地马拉等国组建、训练雇佣军，企图用武力颠覆古巴政权。１９６１年初，组训完毕的美国雇佣军被编成一个旅，下辖４个步兵营、一个摩托化营、一个空降营、一个重炮营和若干装甲分队。为支援雇佣军入侵古巴，美国派出各种运输机１４架，重型轰炸机２４架、武装运输船５艘、登陆舰１０艘，协助运送和支援作战。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５日拂晓，６架美国Ｂ２６轰炸机分三批同时轰炸哈瓦那、圣安东尼奥和圣地亚哥三个城市。哈瓦那自由城空军基地的两架飞机和一辆装运弹药的卡车被美机击中起火，有７名古巴人在空袭中牺牲。两天后的４月１７日夜间２时，由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士兵组成的潜水队乘夜在古巴拉尔滩地区登陆，与正在巡逻的古巴民警分队发生战斗，古巴民警以寡敌众全部阵亡。随后，雇佣军主力在美军地空火力掩护下，在吉隆滩抢滩登陆。晨６时，为切断古巴军队前沿阵地与后方联系，美军将一批伞兵空投至猪湾沿岸后方，雇佣军主力登陆后由科隆向亚瓜拉马斯和奥斯特拉利亚方向推进。由于古军前沿兵力薄弱，在雇佣军优势兵力压迫下，无法组织就地坚守，被迫撤至亚瓜拉马斯以南地区组织防御，多次击退敌军进攻。１７日下午，得到加强的古军开始反攻，雇佣军在古军猛烈反击下全线退却。１７时晚，美军舰以大口径舰炮轰击古军，在古军进攻路线上形成绵密火制地带，帮助雇佣军改变后撤态势。古军岸防分队和海军不畏牺牲，在关塔那摩美海军基地附近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抗击敌军攻击，封锁敌军登陆地段，使雇佣军无法向登陆部队补充弹药和人员。４月１８日拂晓，古巴军队在援军配合下向敌军展开全面攻势，雇佣军伤亡惨重，被迫向吉隆滩总退却。１８日夜，雇佣军已被压缩在吉隆滩三角地区，在此，雇佣军得到美舰炮火和空中火力的支援，古军进攻遭到美军地空火力杀伤，战况十分激烈。１９日凌晨，古军炮火对吉隆滩雇佣军阵地进行３０分钟火力准备，随即在装甲部队掩护下对残敌发起总攻。投入战斗的古巴空军在美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不惜牺牲，顽强作战，击落美机６架，炸沉运载一营雇佣军的美“豪顿斯”号运输舰。１９日凌晨，古巴空军战斗机驱退准备轰炸古军的美军轰炸机群，保证了总攻歼敌顺利进行。１９日下午，古巴军民向雇佣军发动猛烈进攻，前来支援的美国飞机也被击落。眼看后援无法赶来，雇佣军慌乱地向附近的沼泽地里逃窜，他们的头目想乘坐两艘驳船从海上逃命，结果两艘驳船都被古巴守军的炮火击沉，雇佣军头目圣拉蒙也落入水中。此时，在海上的美国军舰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掉头逃走了。雇佣军被围困在沼泽地里，进退不得，已有数百名雇佣军士兵缴械投降。
１０天后，古巴人民在哈瓦那举行盛大的“五一”庆典活动。从吉隆滩战役前线凯旋的民兵和革命军队，英雄般地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乘坐在缴获的美制卡车上，脖子上围着美国降落伞的碎布片，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我们胜利了！”“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欢呼声像春雷一样在哈瓦那上空回荡震响。
杜勒斯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入侵力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些人有时候自己都立场不稳，而且他们中多数都是极其腐败的巴蒂斯塔政权的左翼拥护者，所以入侵的计划漏洞百出。哈瓦那方面早已作好了准备。此时，杜勒斯打出了自认的一张王牌。他一大早便给肯尼迪打电话，要求总统批准派遣飞机和船只去援助濒临失败的入侵行动。肯尼迪听后大怒，意识到杜勒斯是在公开勒索，于是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中情局支持的古巴人只能借助极少的空军掩护，奋力自救，尽力逃脱。一些理论家说肯尼迪就是有这个时候锁定了自己在达拉斯迪利广场遇刺的厄运。
尽管肯尼迪在电视上承认猪湾失败是他个人的责任，然而私底下他气愤异常。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肯尼迪愤怒地宣称，必要的话他会“把中情局夷为平地，片瓦不留”。肯尼迪感觉自己被陷害了，自己的情报工作网背叛了他。他发誓决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另一方面，中情局却坚信肯尼迪是存心让他们难堪。杜勒斯被换下来之后，中情局有局长私下里抱怨肯尼迪说：“猪湾惨败都是他的错。我认为撤掉空军支持的决定使得肯尼迪整个事业蒙受耻辱，也会影响到其后的每一件事。”
中情局谋杀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虽然不是一国的首脑，但却是中情局暗杀计划的头三号目标之一。他魅力超凡，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位出生于阿根廷的游击战士，是古巴革命的奠基人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左膀右臂。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切·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１９５５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然而，１９６５年３月，格瓦拉在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就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转战南美国家玻利维亚继续战斗。
切·格瓦拉
自卡斯特罗主政以来切·格瓦拉就是中情局的眼中钉。菲利克斯·罗德瑞古兹，美国中情局前特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中情局和镇压革命党的工作。罗德瑞古兹的叔叔在古巴革命之前曾是美国扶持的巴蒂斯塔政权的工程大臣。卡斯特罗掌权之后，罗德瑞古兹家族被驱逐流放。基于这段苦难的经历，罗德瑞古兹来到多米尼加，并加入了中情局支持的反共军团。“猪湾事件”惨败后，罗德瑞古兹又参加了“猫鼬行动”，阴谋策划暗杀卡斯特罗。他的具体任务是深入古巴并成立反革命联合阵线。“猫鼬行动”宣告失败后，他返回到迈阿密基地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受命去玻利维亚追捕切·格瓦拉。
４０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初，罗德瑞古兹首次披露了格瓦拉被捕及处死前的情况。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就是罗德瑞古兹将切·格瓦拉从玻利维亚一个名叫拉·黑古拉的小镇上抓获。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古巴革命前领导人、拉美游击战士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当地军队枪决。他在回忆中说，当他告知格瓦拉将被立即处死的决定时，格瓦拉对他说：“这样更好，我早就应该在战斗中死去。”说完这话后，格瓦拉的脸色变得惨白。罗德瑞古兹说：“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的格瓦拉……我时常会记忆起他，他当时经常会去莫斯科访问，他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他身上的军装几乎全部都成了破布片，也没有穿靴子。将他作为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人来看，我觉得心理非常难受。美国当时曾极力反对玻利维亚立即处死切·格瓦拉，而是希望将他运到巴拿马做进一步的审讯，但是这一要求却遭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格瓦拉被枪决后，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在场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就这样死了。当他们把防腐剂注入他半裸的脏兮兮的遗体，人群叫嚷着要看上一眼时，难以想象这个人曾是拉美了不起的人物之一。”那幅照片流传下来，场面气氛凝重而神秘，许多人说，如同基督受难一样，３９岁的格瓦拉死得纯真无瑕。
格瓦拉被捕后，被关在附近村庄的一所学校里，等待着来自玻利维亚总统奥图诺对其命运的“判决书”。罗德瑞古兹说，“我们当时和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约定好了代号，其中，５００代表切·格瓦拉，６００代表死亡，７００代表活着。就在我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５００６００。’这一暗语表示，格瓦拉必须被立即处死。由于电话中有噪音，我又让他再重复了一遍，这才确信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意思是要杀死格瓦拉。”罗德瑞古兹随后走进格瓦拉被关押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非常对不起，格瓦拉，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１３时左右，美军离开了格瓦拉的关押地，大约在１３时１０分至１３时２０分之间，罗德瑞古兹听到了一声枪响。
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罗德瑞古兹还透露，格瓦拉是被一挺机枪执行枪决的，为的是使他看上去“像是死于一场交战中”。玻利维亚政府军在处决格瓦拉后还指示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用以验证身份，因为玻国政府担心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会否认格瓦拉已死。格瓦拉的遗体则被运往附近城市瓦里格兰德。最后，他的遗体与多具尸体一起被秘密掩埋在当地一个军用飞机场内。直到１９９７年，一具无双手骸骨被重新挖出，经过ＤＮＡ鉴定之后确认是格瓦拉的遗骸，并于当年被运回到古巴。罗德瑞古兹说，有人宣称当时曾剪下格瓦拉的一些头发，并准备以７００万美元的高价进行拍卖，他目前不能肯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
玻利维亚政府担心卡斯特罗会不承认格瓦拉已死，但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否认。罗德瑞古兹说：“恰恰相反，他建造了一个切·格瓦拉的传奇。”在纪念切·格瓦拉遇害４０周年的日子里，８１岁的卡斯特罗在报纸上撰文，他这样写道：“我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这位４０年前倒下的独一无二的战士面前，低下我的头。”
中情局“柏林隧道”案
冷战时期，美苏作为世界曾经的两极，除了冷战中军备竞赛的激烈交锋，在无声的谍报战场也打得硝烟弥漫，上演过无数的经典。其中，中情局“柏林隧道”案就是美苏谍战风云系列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消散，“冷战”的阴云又笼罩在欧洲大地之上，在冷战最前沿——柏林，间谍情报战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是希伦科特，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接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那时候，窃听是最普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间谍手段之一，希伦科特自然不会漠视窃听的作用。于是，著名的“柏林隧道”事件，拉开了美苏在柏林地下秘密较量的序幕。
美苏谍战风云
“潜伏”到柏林地下。早在１９５１年，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就在维也纳联合实施了地下窃听苏军电缆通讯的“白银”行动。１９５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又主演了一场，行动的代号是“黄金”。之所以取名“黄金”，是因为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就在这一年，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立下赫赫功勋的老牌间谍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他对前任的窃听计划很感兴趣，并加快了部署。杜勒斯在了解了“黄金”行动的基本构想后，他把数名间谍专家召集到中情局总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与会专家指出，苏联军事设施里都有地下通信电缆通往东德和东欧各国，中情局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而曾参加过“白银”行动的中情局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提供了更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在通电话时，真实声音在受干扰（加密）后的一瞬间仍然留在电线上，这就是“回波效应”。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从电缆线上把加密的电讯信号回波收集下来，经过技术处理，把它还原成清晰的通讯内容。
杜勒斯仔细听取了纳尔森关于“回波效应”的技术汇报之后，立即认定这项新技术有重要使用价值。别说苏联人对“回波效应”窃听技术毫无所知，就连中情局的英国伙伴也蒙在鼓里。
杜勒斯１９５３１９６１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行动的目标已经确定，剩下就是如何在柏林下手。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最重要的一些通讯线路集中在柏林，因此必须要在柏林的通讯线上安装窃听设备，那么就必须在地下挖出隧道并找到目标通讯线路。
老鼠打洞。杜勒斯批准了“黄金”行动的方案，按计划，中情局准备挖一条长约４５０米的隧道，其中有２７０米在苏军占领区的地下。这条隧道底部离地面６米，顶部离地面４米，通往东柏林郊区的索恩法尔德公路，用以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路。
这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程，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人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因此在挖掘时，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从隧道里挖出的泥土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车运走，隧道的入口处要尽可能建得小一些，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而暴露。
不久，隧道工程正式开始，在柏林的美国工兵部队随后在距两德交界处１００多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半地下的大仓库，目的是容纳从隧道里挖出的３１００多吨泥土。在表面上，美国故意放风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雷达站，观察东柏林机场附近的交通。
同时，在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使人们真以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当苏联人得知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被美国拦截时，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凡是重要的通讯，他们都加了密。在他们看来，只要密码系统没有受到损害，通讯将是安全可靠的，这似乎让“回波效应”有可乘之机。
隧道挖掘是以老鼠打洞的方式小心翼翼进行的。每天向东柏林只推进几英尺，因此地面不会听到噪音。工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在一处遇到了地下水，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军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着防水服去工作。每次工作结束，工兵们脱下胶制防水服时，里面倒出的汗水足足有一碗。
为了精确测量直径只有５厘米的目标电缆线位置，中情局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打棒球，他们故意把球远远地打到民主德国管辖的区域，然而这一把戏却被持友好态度的民主德国卫兵破坏了，他们见有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最后无奈，只好让两名中情局特工化装成美国兵，驱车去东柏林执行公务。他们在预定的地点停车，假装车轮漏气，要换车胎，借此机会，冒着风险把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的位置上，这才使隧道挖掘有了精确的方位。
“地下窃听长城”。确如中情局所料，苏联的电缆线埋设在索恩法尔德公路的一侧，离地面约０５米。这条公路是连接东柏林和苏军司令部所在地卡尔斯霍斯特的主要公路线，交通十分繁忙。隧道和附近的窃听室就建在公路的下面，为了能承受住来往车辆的巨大压力，它们的结构必须非常坚固。除此之外，窃听室的绝缘要求也很高，否则，汽车的隆隆声传到窃听室，就像装在一个大鼓里，四周尽是闷雷般的回响。为克服这些困难，中情局大费周折，但窃听室实际使用时的效果仍不能令人满意，发生过不少次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有一次，由于窃听室内的热量辐射直接引起地面上的冰层融化，幸好天降大雪，掩盖了这一切，没有引起苏联人的怀疑。又一次，一匹马正巧从窃听室的上面走过，马蹄的异样响声传入窃听室，情报人员以为发生了不测事件，引起一场虚惊。还有一次，那一天清晨浓雾弥漫，天气寒冷，窃听室里的传声器连续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正在忙碌工作的人们愕然呆立，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面面相觑，直到迷雾驱散后才知道，原来民主德国警察正好在窃听室的上面设了一个临时检查站，检查来往的机动车辆，“啪、啪”的声音正是值岗的警察跺脚取暖时发出的声音，又是一场虚惊。
从１９５４年８月开始，经过７个多月的努力，秘密隧道终于在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５日竣工。整个隧道网长度达２５公里，直径２米，其中长约４５０米的那段按照计划从雷达站开始，穿过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它沿着公路的两边，接通了苏军总部的地下通讯电缆。
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内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里面设有交换台和４３２个扩音器，它们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一一对应。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
美国人尝到甜头。中情局原先估计，在电缆线上窃听到的通讯量不会很多。后来才发现，这里一共有１路有线、电报线和４路电话线，各条线路上的通讯量都很大。于是，他们在大仓库里安置了６００台录音机，把所有的通讯内容全部录下来，这样，平均每天要使用８００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４０００米长的文传打字带。录音室里非常繁忙，机房工作人员的汗水和录音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增加了录音室里的潮气，墙壁上挂着水珠，有好几次不得不中断录音工作，用空调设备来排除室内的水气。
每个星期，中情局总部派出专机将录音磁带运回华盛顿处理，然后将材料分送到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中情局里有５０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在一间只有约４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人们给这间密室起了个绰号叫“袜厂”，因为在这栋房子的四周看不见窗户，钢板把四面围挡得严严实实，远看起来就像一台织袜机。如此设计这栋房子的目的，是防止室内无线电信号向外扩散，被苏方接收。
同时，翻译人员有着极严格的保密纪律，这里的负责人对每个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反复叮嘱：“不要打听你翻译的材料是从何处来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材料堆积如山，他们只好每隔两周休息一次。后来隧道被苏联人发现了，“黄金”行动不得不终止，然而积压下来的材料花了２７个月才翻译完毕。
“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从一次正常的电讯材料中，他们掌握到苏联夸大了在东德的驻军实力，证实了民主德国的铁路线处于严重失修状态，由此，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排除了苏联会向西柏林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
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这场地下较量才刚刚开始。
打肿脸充胖子。不久，中情局就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因为１９５６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中情局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美国人没猜错，不过真相远远出乎他们的预料。
１９５６年４月３日，在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吃惊地望着手中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这条多出来的“杂散”线路是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这条线路一直通向一条陡直的竖井，竖井尽头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其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总司令命令”。这是当初中情局使用的小伎俩，也是缓兵之计，目的是即使隧道被发现也可以为情报人员撤离赢得时间。通信兵在大门面前迷惑不解，他们隐隐觉察到这扇门背后隐藏着什么，又惶恐于门上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一阵慌乱和争吵，苏军士兵终于得到指示，被批准打开大门。很快，大门上被安上了炸药，随着一声巨响，大门被炸开，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刻冲了进去。“柏林隧道”终于大白于天下。
据民主德国通讯社报道，当时有３个美国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仓皇逃跑时竟忘记将电灯和窃听器关闭，一壶咖啡还在电炉上煮着。中情局在后来的报告中一口咬定，苏联人发现隧道纯属巧合，硬说“柏林隧道的暴露，是无法避免的，它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防备措施。苏联人发现有一根电缆因长期受到雨水的侵蚀，水气渗透到电缆内，使电缆传递信号的功能失灵，于是，他们动手把电缆挖出来检修，这才发现电缆被人搭线窃听了。”
“黄金”行动的决策者们最初断定，即使苏联人发现了秘密隧道，他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将此事掩盖起来。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很自信：苏联人不会公开谴责美国人窃听了他们上层人物的电话和机密通讯，否则的话，只能使他们自己丢丑。隧道曝光后没几天，柏林卫戍区的苏军司令正巧外出，由代理司令主持日常工作。也许这位代理司令还不了解莫斯科方面发来的指示，他竟草率作出决定，向柏林的记者介绍了如何发现隧道的经过，还让记者们参观了隧道及其里面的各种设施。顿时，这成了一条特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
“千里之堤”溃于“鼠”穴。中情局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其实苏联人早就得知秘密隧道之事。只是为了避免暴露安插在英美阵营中的“鼹鼠”，苏联才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安排了一次“偶然”的线路检查维修，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代号“鼹鼠”的，就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国外交部的著名间谍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１９２２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他１３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布莱克前往埃及的姑母家寄居。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前往英国，并报名参加了英国海军。几个月后，他的上级发现了布莱克的语言天赋——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因此将他吸收进了海军情报部门。之后，他又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俄语，毕业后进入外交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被派往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爆发后，布莱克随同英国使馆人员被朝鲜人民军俘虏，后接受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克格勃的间谍。１９５３年３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领事等人返抵英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布莱克被分配到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专门负责窃听和秘密拆封外交邮袋。１９５５年春，布莱克被派往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内秘密情报局工作站，任技术行动部副主任。他的特殊使命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在苏联军官中物色可能的叛徒。就在这时候，布莱克上司发现他与苏联人有联系，但以为他只是为了向苏联人传递假情报，因为布莱克与苏联接触是经过秘密情报局特许的。
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布莱克传送的却是“绝密”。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布莱克就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计划，并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了克格勃。苏联人并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来阻止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密码系统绝对安全可靠。这一点上，苏联倒是低估了中情局的能耐，所以“回波效应”毕竟让他们流失了一些“重要情报”。第二，为了不使“鼹鼠”布莱克暴露。更让中情局郁闷的是，它根本不知道有“鼹鼠”的存在，自然也不知道“柏林隧道”这天大的机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直到１９６１年，布莱克的身份才被拆穿。那年５月３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布莱克４２年徒刑，原因是他导致至少４２名英国情报人员命丧黄泉，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
直到这时，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才大梦初醒，明白了曾被看作功勋工程的“黄金”行动，原来在对手那边一直被当成笑话看。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英国人的铁窗并没有锁住布莱克，５年后，在狱友的帮助下，他成功越狱并逃到了苏联。布莱克抵达莫斯科后，受到苏联当局的热情接待，苏联政府还特意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奖章。而在柏林，这场地下情报大战也并未结束。１９６１年８月，赫鲁晓夫下令筑起柏林墙。建成的柏林墙反倒成了间谍活动的掩体，因为苏联人发现的仅是隧道的一段，其他的地下隧道一直未被发现，它们继续运作，直至柏林墙被推倒。这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也成为“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
中情局豢养纳粹战犯内幕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凌晨，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官员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中情局正式解密１００００页关于１９名纳粹德国战犯的绝密情报档案。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将二战中赫赫有名的纳粹战犯招为自己的“智囊”，“屠夫”巴比受到美国保护逃亡其中包括占领法国里昂的盖世太保头目巴比和灭绝犹太人计划的制定者艾希曼等。
“里昂屠夫”为ＣＩＡ效力。因屠杀了许多法国爱国人士和住在法国的犹太人而出名的“里昂屠夫”盖世太保头目巴比，二战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帮助“里昂屠夫”巴比逃脱战后法国检察官的审判，美国陆军情报部不惜亲自出面为其暗中说情，将其偷偷弄到自己管辖的区域，最后又派人、派专机把他悄悄送到南美。做贼心虚的美国政府非常关心国际社会是如何看待美国陆军情报部帮助巴比逃脱正义审判这桩绝对丑闻的。１９６７年４月５日的绝密情报称：“由于阿尔蒂曼（巴比的化名）面临着战犯指控，启用他作为美国陆军情报人员需要慎重考虑，一旦美国陆军情报部将阿尔蒂曼从德国弄到南美，从而帮他逃脱审判的秘密曝光的话，那么将给美国政府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巴比对美国人感恩戴德，除了提供大量美国情报部门急需的绝密情报外，还继续充当美国情报部门的冷战“勇士”。不过，为了避免丑闻曝光后脸面无光，美国情报机构安排巴比充当玻利维亚的特工，但实际上却让他把大量的情报经由玻利维亚官员之手转交给美国中情局驻当地的情报官手里。
“死亡医生”南美贩毒。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被指控应对集中营数十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的责任。战争结束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门格尔在“神秘机构”的帮助下于１９５１年顺利逃到了巴拉圭，并于１９５９年用他的真名实姓取得了巴拉圭国籍。当有关“死亡医生”现身巴拉圭的传言出现后，门格尔接到某些人的通风报信，离开巴拉圭潜入巴西，换了一个假名沃尔夫冈·吉尔哈德。１９７９年，门格尔游泳时突然中风身亡。
一份标明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８日的档案显示，１９６２年，门格尔与时为美国情报人员的施文德被人看见一起在乌拉圭现身；另一份中情局情报档案则显示，门格尔可能与中情局的一些情报人员干贩卖毒品的勾当。然而，此次解密的情报档案仍然看不出中情局与门格尔之间玩的“猫儿腻”：既没有透露中情局与门格尔之间的任何关系，也没有透露中情局对战后门格尔隐身究竟知道多少。
美国司法部纳粹战犯特别调查办公室的调查官卢森鲍姆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集团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从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西方集团因此不再愿意继续追究那些有情报价值的纳粹战犯，甚至让他们扮起了反共勇士。”
中情局导演齐奥塞斯库丧命内幕
人们至今不会忘记１９８９年发生在罗马尼亚权力更迭时的血腥镜头——被武力推翻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在逃跑途中被擒，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射杀在农庄土墙边。德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由布兰德什塔黛导演的纪录片，首次披露是美国中情局策划了罗马尼亚事变，精心导演了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进程。
导演采访了参与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各国总统、总理、政府部长、情报局长，以及直接策划这一事件的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哈奇逊。据他们披露，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被推翻，完全是在由于中情局直接插手下的一次西方情报部门大合作。直接领导行动的，是中情局驻东欧情报站站长博尔登。
齐奥塞斯库
当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均发生了政权更迭，苏联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加强了全面控制。中情局由此认为，必须像拿掉毒瘤一样铲掉齐奥塞斯库。他们物色了一位能接替齐奥塞斯库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大学同学伊利埃斯库。影片披露，美国人为此还偷偷征询过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据博尔登本人在片中证实，是美国政府亲自批准了“铲除喀尔巴阡山天才的行动计划”。
据行动计划参与者们披露，铲除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行动计划分为三阶段：首先，恶意诽谤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国家政权，破坏他的形象。参与这一阶段行动的有几十名情报人员，他们不断向各国媒体传播小道消息，揭露“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腐败和邪恶”，描绘该政权的“丑恶嘴脸”和“累累罪行”。第二个阶段是宣传炒作能接替“独裁者”的最佳人选，不断渲染和描绘齐奥塞斯库对立面的良好形象和政策主张，即有比齐奥塞斯库更适合担任罗马尼亚领导人、能造福罗马尼亚人民的救星式人物。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的全面铺开，当时选择的主题是通过媒体拼命歪曲发生在罗马尼亚基米绍尔的所谓“血腥镇压惨案”。据当时西方媒体说，当地民众与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发生冲突，政府滥杀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在他们播放的电视片中，反复出现无辜平齐奥塞斯库丧命民“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镜头。据布兰德什塔黛了解，镜头中出现的尸体，大都是从停尸房里收集来的，根本不是在所谓“冲突”中死亡的无辜平民。
恰恰是基米绍尔边境地区的“血腥事件”，成了推翻齐奥塞斯库的导火索。自此之后，罗马尼亚全国开始了向齐奥塞斯库政权“讨还血债”的民主浪潮，最终迫使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丧命荒野。
中情局策划伊拉克政变始末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下台前曾秘密授权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策划推翻萨达姆政府，因为萨达姆在海湾战争后对美国的蔑视态度令布什极为恼火。在克林顿接替（老）布什之后，他和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再次向中情局布置了这项任务。同时，克林顿及其助手希望伊拉克问题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特委会”）前负责人罗尔夫·埃克乌斯回忆说：“莱克那时常对我说，不要再在伊拉克问题上出什么乱子了，这已经不是华盛顿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当时处理伊拉克问题的任务已经交给五角大楼、国防部和中情局的下层官员。”
对伊政策的失败。莱克及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助手乔治·特尼特（他在１９９７年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极力主张在伊拉克问题上速战速决，即通过流血政变除掉萨达姆。他们在各种场合暗示，这种政变要由流亡的伊拉克反对党或萨达姆核心圈子里的人来完成。但白宫没能充分认识到中情局在中东地区开展间谍活动的局限性，例如它的近东司只有少数几个人会讲阿拉伯语。这一失误最终导致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失败，并给联合国特委会制造了大量麻烦。
“通信情报”行动。１９９６年年初，联合国特委会驻巴格达办事处开始实施以色列与联合国的通信情报联合行动（简称“通信情报”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该行动得到有关萨达姆的特别安全机构隐瞒武器计划的证据。在埃克乌斯的首肯下，联合国特委会武器核查小组负责人、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和特委会情报部门的俄罗斯武器控制专家斯米多维奇制订了一套富有进攻性的方案：他们领导一个核查小组对伊拉克的可疑目标进行一系列突击检查，同时监听伊拉克所有频率的广播通讯。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加密频率，截获该频率的信号，然后拿到有关部门进行解密和破译。
里特说，数月以后，联合国特委会收到他们截获的信号，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伊拉克人之间的闲谈，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存在加密频率。里特说，联合国特委会对美国缺乏合作诚意极为不满，并将它截获的情报交给以色列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处理，因为里特同以色列和英国情报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说，埃克乌斯同意他们这样做，但遗憾的是，“通信情报”行动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搜集的情报对联合国特委会要求萨达姆放弃建立核武库的目标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埃克乌斯最初拒绝谈论有关“通信情报”行动的详细情况，只说“里特爱夸大其词”。但他承认“里特所说的大部分还是真实的。我们虽然拥有刺探萨达姆一举一动的技术，而且我们已经在尽力而为，但当我们要求美国帮助处理有关情报时，他们表现得不大热心。我想美国可能不希望因为我们而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中情局秘密介入。在１９９６年的某个时候，中情局近东司在上级的同意下，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单独开展秘密的“通信情报”行动，尽管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中情局人员扮成联合国特委核查人员分批来到伊拉克，在其境内大肆安装旨在获取伊拉克军事情报的窃听设备。
不过，中情局打算在１９９６年夏季挑起伊拉克政变的计划最终夭折。在他们实施该计划之前，一名忠于萨达姆的军官通过本应是绝密的联络通道告诉中情局驻安曼站负责人，萨达姆已经知道政变的详细计划，并已处死数十名涉及此案的伊拉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