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父张有财是一赌徒，因迷恋赌博，被仇家杀死。其母后改嫁娘家村中兽医，张作霖也开始了兽医生涯，但张并不安于行医为生，不久便落草为寇了。

张作霖，字雨亭，生于１８７５年，奉天海城人。祖籍直隶（河北）省大城。原本姓李，因李家姑奶奶嫁后未育，过李家子为嗣，改姓张。

因生活无着，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携家带口步行两千余里，历时半载，初秋时节，来到山海关外的广宁东界（今属黑山高山子一带）安家落户。

张永贵凭着两只手，或拓荒，或扛活，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到了张发（张作霖的祖父）这一代，已成为一殷实的庄户人家。不仅有房有产，而且人丁兴旺，四子皆长大成人，务农为本。惟独三子张有财（张作霖的父亲）不屑此道。等到张发给四子娶妻之后，便过世了，四子乃分家，各立门户。

张有财娶妻邵氏，生有一女孩。邵氏因病早逝。其后，张有财又娶本村王姓寡妇为妻，王氏曾与前夫生有一子，名作泰，亦即张作霖的同母异父兄长。改嫁到张家后，王氏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名作孚，即张作霖的二哥，另一个儿子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出生不久，张有财迁到驾掌寺。这里离辽河很近，是广宁到田庄台、高坎、营口的交通要道，市面颇为繁华，张有财凑钱开了一间杂货铺子，维持生活。

张有财热衷于赌博，十赌九输，杂货铺子填不了这无底洞，终至赔本关门。张有财于是南走大高坎，在杜家店当了伙计，但他仍不务正业，有时和住店老客耍钱，有时设赌抽头捞外快。

张作霖对其父所作所为，初感到好奇，觉得好玩，时间久了，也开始学着去做，因而小小年纪便开始迷恋于赌博了。后其父因赌被仇家杀死。

张有财死后，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身支撑家业，贫病交加，度日如年。没办法只得变卖了房子还了债，举家迁往广宁南二道沟娘家栖身，当时，张作霖年仅１５岁。在外祖父家时，两个舅舅对张作霖很好。

但因父亲的影响，张作霖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母亲送他去私塾，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肯受先生管束，不到一年即辍学。王氏又怕他学坏，东挪西借几吊钱让他做小买卖，先让他卖包子，他边吃边卖，卖的恐怕没有吃的多，自然赔本。

在这之后张作霖又当货郎，好容易赚了几个辛苦钱，他又送进了赌局，最后把货郎担一并“交”给了赌友。王氏伤心不已，让他学木匠，他嫌辛苦，甩手不干。就这样一个人，干啥啥不成，可却有些小聪明。王氏为生活所迫，改嫁村中的兽医，耳濡目染，张作霖学会了相马医马的本领，而后自己也当了兽医。

张作霖的“聪明”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有一次，因为欠邻居的钱，王氏愁眉不展，张作霖脑子一转计上心来，他故意把邻居的肥猪赶入水池中，猪受惊大叫，张作霖也大叫：“猪落水了。”村人闻声赶来。张作霖奋勇跳下水，托着猪上了岸。邻人感激不尽，对张作霖大加夸奖，并对王氏说，你所欠的钱就不用还了，算是对你们的谢意。

兽医没干多长时间，张作霖嫌待在家里太闷，又跑到附近的大车店当伙计，给客人捧茶倒水，套车卸车。大车店南来北往的给张作霖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情况，辽西巨匪冯麟阁也曾住过这个店，和他谈了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并引诱他入伙。

在大车店干了两三年，张作霖流浪到营口与一班流氓赌棍厮混。甲午战争爆发时，在营口街头游荡的１９岁的张作霖，在熟识的清军小官援引下，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德胜营。由于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然而清军移防关内时，他便开小差回小黑山了。

回家以后张作霖把自己的经历自吹自擂，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中了他，把二女儿许配给他。赵家女张作霖当货郎时就认识，张作霖卖针线，赵家女买针线，两人暗生情愫。结婚后，张作霖搬进了岳父家，他不改旧习，一有钱便去赌局鬼混。赵占元夫妇苦口婆心地劝他谋个职业，张作霖于是重操旧业，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这时，附近一带一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大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张作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小头目和土匪。

一次，张作霖赌输了，没钱还赌债，一群无赖逼着他还钱，没钱则扒衣服。张作霖冒着刺骨的寒风落荒而逃，幸而遇见了豆腐钟三，钟三脱下自己的羊皮背心给他御寒。赌徒们便逼钟三追回背心，钟三没办法，骑着驴赶上张作霖。看见张作霖的狼狈样，钟三恻隐之心大起，不仅没要背心，而且把卖豆腐的钱以及那头驴一起送给了他，张作霖遂得以逃脱。对钟三的情谊，张作霖感激涕零，一直铭记在心，以期厚报，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时，把钟三请到奉天和北京，于是中南海“大元帅”府里便出现了一位常来赴宴的钟三爷。

久赌无好事。由于在赌场和别人吵架，张作霖以及其二哥张作孚被人以“通匪为匪”的罪名告到广宁县，而后被捕，送到省里受审，幸而岳父托人作保，以“查无实据”被释。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方面赌场不得意，一方面在村里又抬不起头，终日闷闷不乐。无聊之极，他毅然离家找到了巨匪冯麟阁，经冯介绍，加入了广宁董大虎匪帮。当了“胡子”以后，张作霖主要充当“蓝把子”，负责“看票”，即看守人质，他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不久便又脱离了土匪队伍。

当时辽河沿岸许多村镇的豪绅地主，为保卫身家财产，勾结土匪，建立了“保险队”之类的地主土匪武装。张作霖受此启发，请求岳父出面联络附近村屯的大户，网罗散兵游勇３０余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而后“保险队”扩大，张作霖移到了北镇中安堡镇。“保险队”名义上维持地方治安，其实是为地方有钱有势的人“保险”，但是所有摊派一律按地亩分派。在坐地抽饷之余，“保险队”还经常去“保险区”外勒捐，倘若不成，便绑人为质，甚至公开抢掳，实是“合法”的土匪。

既然抢掳，就难免和其他“保险队”发生冲突。有沙俄匪军支持的金寿山匪股势力较张作霖大，本想招收张作霖，被张作霖顶了句“我的事你管不着”。于是策划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部，在１９０１年旧历腊月三十日的一天，袭击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窜至台安县八角台镇，受到张景惠的欢迎。

张作霖能说会道，又比旁人多个心眼，张景惠便愿意让出第一把交椅，让他当“大当家”，自己为“二当家”。张作霖为了避“鸠占鹊巢”之嫌，推辞一番。张景惠诚恳地说：“你的才干胜我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不可。”张作霖于是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从此，张景惠成了张作霖的重要伙伴，一直相依为命。

张作霖在八角台安了身，却未安下心，因为周围还有许多匪帮骚扰，他于是联络镇安县红螺砚的汤二虎、汤玉麟，杀了土匪头子项昭子，擒杀海沙子，击败“五大哨”（五帮匪徒），声势大振。而后又吞并其他小股土匪。瓦匠出身，远在锦州的张作相也前来投靠。

张作霖深知自己要生存下去，必须取悦当地土豪劣绅。于是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如举人李雨浓，附生陶允恭、方克猷，贡生张程九，秀才杜泮林等。

出身“绿林”的张作霖绝不是什么杀富济贫、扶危救困的那种“绿林好汉”，相反，他是依附土豪劣绅的土匪。

为了升官发财，张作霖带领手下人用计得到奉天将军增祺夫人信任，主动受抚招安，归顺朝廷，并在日俄战争、剿灭其他土匪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辽西匪患严重，清政府也无可奈何。１９０１年２月，署新民厅抚民同知廖彭向盛京将军增祺建议收编“保险队”，以补官兵不足，加强地方统治。

张作霖和一般土匪不同，一般土匪不过是要钱要财，而张作霖却另有野心。他和张景惠等商量说，我们长期在绿林吃黑饭，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看不如借现有的一点本钱，向官家讨价，张景惠等表示听“当家的”。张作霖接着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自有办法。不过在未实现之前，必须严守秘密，否则事情未成，遭人笑话。

众人问有什么办法，张作霖压低声音说，奉天将军增祺在沙俄入侵之时带家眷逃到锦州、义州一带，后来回到奉天。前些日子听说已派人接他的家眷回奉天，要从我们这儿通过，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到时候大家都得听我的命令行事，违者绝不客气。

不久，增祺夫人和随从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的一条荒僻路径，被张作霖连人带物全部截住，一并押解到新立屯街上。增祺夫人心中恐慌不已，钱财被抢自是意料之事，只恐自己受辱。谁知这股土匪虽不是彬彬有礼，倒也有几分恭敬，增祺夫人和侍女被安置在最好的房舍，所携财物秋毫无损。

张作霖则亲自招待随行中的重要人员，陪他们躺在榻上抽鸦片，等瘾君子们陶陶然之际，张作霖愁眉不展，哀叹道：“我们当土匪的也是被逼上梁山哪！”随行人员本来以为不死即伤，备受凌辱，谁知却受到礼遇，“劫匪”招待颇周，连自己的嗜好也得到满足，有些受宠若惊，于是问这个“当家的”贵姓。张作霖答道：“我就是张作霖。”然后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并表示愿意为国家效力，随行人员便将此事报告给增祺夫人。增祺夫人大为惊奇，决定和张作霖面谈。

张作霖心知机会难得，于是整整衣冠，入室行大礼参拜，恭恭敬敬地说道：“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增祺夫人在说了一番劝降的话之后，许诺道：“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一定向增将军建议收编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张作霖大喜，说道：“假如我张作霖能带众兄弟投到增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掉增太太的大恩大德。”

增祺夫人回到奉天，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增祺，增祺大感诧异，遂命新民府知府曾韫办理此事。１９０１年９月，张作霖经当地士绅陶允恭、张程九等１８屯绅商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手下红人赵经丞引线，晋见曾韫，表示愿接受清政府收编，效忠清廷。为抬高自己身价，张作霖除率原来所部约２００余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其他匪股约１００余人，总计３００余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

这样，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经主动受抚，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当张作霖到奉天“谢委”时，督军署总参议问他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坦率地回答：“我想升官发财。”

１９０３年８月，清政府对地方军队进行整编，张作霖部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游击马队营，人数减至１８５人，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１９０４年，游击马队营由民间筹饷改为政府发饷，张作霖再也不担心被看成“胡子”、“土匪”或“马贼”，而是由清政府发饷的堂堂营官。

１９０４年２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双方都千方百计笼络辽河沿岸“胡子”、“马贼”、“保险队”为其效劳。辽西悍匪金寿山、冯德麟、杜立三甘心附逆，投靠日本主子，张作霖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会儿附俄，一会儿又投日，左右逢源。战争初期，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金钱和枪械，暗地里帮助俄军搜罗粮草，提供情报；随后日本军队逐渐占了上风，他又不惜在日军面前立誓画押，为日军效劳。可以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虽然没有重视这位小小的营官，但日张勾结的萌芽自兹而始。

日俄战争中的投机使张作霖的武力大大增强，１９０５年，游击马队营扩为３个营，１９０６年扩为５个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而后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把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为右路，冯德麟部为左路。可见，后起的张作霖与老前辈冯德麟已经并驾齐驱了。

张作霖的“青云直上”与他善于讨好上司大有关系，得知总办张锡銮爱马，张作霖即赠以良马，新民知府贪利，则馈以金钱；为巴结张锡銮，他还拜其为“义父”。“义父”回奉天，他亲率２５０名骑兵护送，奉天当局财政困窘，他又将白银万两呈给“义父”。这样一个体贴上司的下属，怎能不得到上司的青睐和重用呢？

张作霖在受抚前，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扬言要决一死战。后来经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调解，杜、张结为“金兰之交”。１９０７年５月，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密令发审处委员殷鸿寿会同张作霖设法剿灭杜立三。张作霖颇为踌躇，他倒不是顾着与杜立三的“金兰之交”，而是杜立三手下人马众多，加之又老谋深算，狡诈多疑，强攻不但没有把握，甚至会赔了老本，考虑良久，张作霖决定设计诱杀。

受抚后的张作霖

张作霖先派人以结义兄弟名义向杜立三贺喜，说省里专门派了委员前来招抚，给他的官衔比自己还高，请他速来新民面见委员。杜立三怎会轻易上当，他母亲和弟弟也认为凶多吉少，拒绝前往新民拜会殷委员。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作霖请来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宗叔父，由他劝驾，杜立三不能不掂量掂量。杜泮林轻信了张作霖的花言巧语，又亲见了省里派来的委员，证明确实是招抚，绝非欺骗，于是慨然写信劝杜立三接受招安。杜立三见了堂叔的亲笔信，觉得堂叔讲得很有道理，替他想得很周到，于是做了严密布置后，于１９０７年６月６日，亲率随从１０余人到新民府会见殷鸿寿和张作霖。

随从人员留在招待处，张作霖陪同杜立三晋见殷委员，殷鸿寿本来打算同杜立三一同吸鸦片，乘机捉拿。谁知杜立三机警过人，一直坐在背靠墙、面向大家的地方。张作霖见第一招不成，于是和殷鸿寿起身。殷高声叫道：“送客！”杜立三起身走在前面，刚到门口，便转身请殷委员“留步”。正在这时，有人从背后扑上来将其紧紧抱住，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起来。当晚，杜立三就被枪毙了。

杜泮林得知后，才明白自己上了张作霖的当，责备张作霖“卖友求荣”，张作霖厚颜辩解是为“地方除害”。杜泮林毫无办法，对张作霖说：“你向总督请功去吧！”杜立三死后，其部下有的逃散，有的被张作霖收编，有的则成为辛亥革命党人组织武装的对象，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则怀着复仇之心参加了辛亥革命。

擒杀杜立三，使张作霖不但吞并了杜立三的部分武装，势力大增，而且接收了杜立三的财产，人财两得，并且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蒙赏银两千两”，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真是名利双收！

由于张作霖剿匪有功，又被调到辽源、洮南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族匪帮。

蒙匪陶克陶胡投靠沙俄，扰乱地方，使徐世昌大为忧虑，几次派人剿捕不成。１９０８年，特派张作霖部攻打陶克陶胡。此时，张作霖所部已由５营扩为７营，队伍增至３５００多人。张作霖为了升官发财，在追剿蒙匪中非常卖力，他率领军队在漠北荒原与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死战。有一次，他率军在沙漠中行军８００余里，穷追陶克陶胡。１９０８年，终于击毙白音大赉，并把陶克陶胡逐出内蒙。

然而，张作霖所部军纪败坏，沿途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真是名副其实的“官匪”。在“官匪”剿土匪的过程中，广大蒙汉人民灾难深重。当时有些蒙古族人民，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编成歌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见过红胡子来驻扎。”

辛亥革命之后，奉天成立保安会，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因其“办事得宜”，深得袁世凯的赏识，任２７师师长，在奉天城的地位举足轻重。

张作霖受抚是为了当官发财，辛亥革命则给了他当更大的官、发更多财的机会。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准备以不流血的方式使东北脱离清政府而宣布独立。经过协商，大家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并研究如何迫使赵尔巽出走，谁知会议内幕被叛徒李鹤祥向赵尔巽告密。

赵尔巽立即召集立宪派头子袁金铠等地方士绅商量应对措施，袁金铠跪在赵尔巽面前声泪俱下，愿以身家性命担保，重用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为欺骗群众，赵和袁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１１月１１日晚，他们召开筹备会，推举赵尔巽为总会长。１２日下午在咨议局召开了军、政、农、工、商、学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赵尔巽亲自到会，张作霖紧紧跟随，张景惠等则密带手枪在会场内外警戒。

大会首先由赵尔巽讲话，他说了一些要各界人士各务其业，不要“稍有异动”的话，随即被革命党人赵忠鹄打断，要求他宣布东三省独立，会场立刻紧张起来。张作霖迅即登上讲台，掏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大声嚷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暗藏在会场中的汤玉麟等纷纷掏出手枪，横眉立目。大家被这种土匪式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手无寸铁的代表和革命党人只好散去。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保安会”顺利地成立了，旧官僚充斥其间，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

此次事件后，革命党人抛弃了“和平改革”的幻想，准备武装起义，１１月１７日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张榕为会长，派其他人员分赴各地发动起义，这引起张作霖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注意。

由于张作霖在辛亥革命中“办事得宜”，袁世凯特地致电加以鼓励，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两千金的军需物。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一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了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博得了袁世凯的赏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任命蓝天蔚为北伐军都督。１９１２年１月中旬，北伐军到达山东烟台，准备在东北沿海登陆。为免除后顾之忧，赵尔巽与袁金铠商议，决定由袁世凯和张作霖商定除去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

１月２３日晚，张榕为拉拢张作霖，在奉天平康里德义楼宴请张作霖。酒饭将毕，袁金铠对张作霖说：“荫华（张榕字）在蜚红馆有个新相知，名小桃，雨亭可以看看去。”于是张榕和张作霖边谈边走，进了蜚红馆早已准备好的房间，两人一面抽鸦片，一面恳谈。一会儿，张作霖借口告辞，张榕不疑有他，仍陶醉在云烟雾海之中，突然冲进两个军人，举枪连连射击，张榕当场死亡，血流满床。这两个军人都是张作霖的部下，一个叫高金山，一个叫于文甲。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于文甲随即领人抄了张榕在小北关容光胡同的家，张榕家损失财产共合现银５５３万余两。当晚，联合急进会秘书田亚宾被汤玉麟杀害，家也被抄，张榕的好友宝昆也被金寿山杀害抄家。此后数日，奉天省城血雨腥风，张作霖大肆搜查革命党人，凡他们认为形迹可疑或剪去发辫之人，即行砍头或关押，全城人一夕数惊，张作霖“杀秃子”的恐怖气氛弥漫全城。事后，赵尔巽在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田亚宾、宝昆的呈文上写道：“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

张作霖“杀秃子”有功，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张作霖受宠若惊，在清廷风雨飘零之际，他主张“勤王”保卫小朝廷，甚至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然而一看到清朝气数已尽，加上袁世凯密信许诺重用，张作霖摇身一变，效忠袁世凯，并通电致贺袁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清帝退位后，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东三省都督，东北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发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连张作霖所部巡防营的兵士也有转向革命方面的。

２月１６日晚，各路巡防统领在张作霖公馆打牌，弄得乌烟瘴气。跟随张作霖多年的马弁梁二虎按革命党人的指示，想下手击毙这群民贼。不料在抽手枪时，被金寿山从穿衣镜中发觉。金寿山大喊：“不好，有刺客！”众人慌忙躲藏，梁二虎被卫兵击毙。

张作霖的部下营长刘景双经革命党人介绍与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结婚，夫妇二人率骑兵２００人，时刻准备对张作霖下手，为杜立三报仇。然而由于张作霖在梁二虎事件后防范甚严，终未得手。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即旧历端午节晚上，奉天省城部分官兵在革命党人孙祥夫的鼓动下哗变。张作霖乘机排除异己，大开杀戒，被杀者达２００多人，以后张作霖又陆续遣散“有嫌疑”的官兵两千多人。这样，张作霖部几乎独霸了奉天省城。

９月１１日，袁世凯将张作霖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为中将师长，其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驻防省城。张作霖的部队继从“胡子”变成“巡防营”后，又从“巡防营”一跃升为堂堂正正的“国军”二十七师了。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最凶悍的一支反革命武装，在东北地区成为左右奉天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